張肖陽 肖巍｜面對全球化時代的疫情，沒有誰可以獨善其身_風聞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正在全球蔓延。在這一全球公共健康危機的緊要關頭，倫理學責無旁貸地需要擔負起凝聚全球公共健康共識、保護全球健康、協調多元文化、超越意識形態分歧、推動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的歷史重任。然而，在國內外倫理領域，圍繞着“全球倫理”等問題卻一直爭論不休。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全球公共健康困境，超越已有的爭論和分歧，我們需要使用新的概念工具分析問題。“全球公共健康倫理”（global public health ethics）或許可以成為這樣的新工具。

圖源：澎湃新聞

既有文獻在提及全球健康問題時，通常使用諸如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全球公共健康（global public health）、國際健康（international health）、人口健康（population health）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健康（health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等概念，當人們試圖從倫理角度討論這些問題時，常用的概念主要有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全球健康倫理（global health ethics）、全球生命倫理（global bioethics），所討論的問題大致包括：全球健康不平等（global health inequalities）和全球健康公正（global health justice）,以及從全球倫理視域對於易受傷害性（vulnerability）、健康責任、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流行病監測、健康大數據等問題的分析，尚未見到“全球公共健康倫理”的提法。本文認為，這一新概念不僅有助於從理論上超越既有關於“全球倫理”和“全球生命倫理”等問題的爭論，從全球公共健康視角整合既有研究，亦可更具針對性地鎖定研究“靶點”，以一種倫理新視角思考如何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團結國際社會共同抗疫。為此，本文試圖探討全球公共健康倫理概念，並基於這一概念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實踐進行三個維度的思考——倫理目標、價值觀和倫理原則，期待着這些思考有助於促進關於全球團結抗疫倫理共識問題的研究。

概念界定：全球公共健康倫理

在倫理理論中，概念至關重要。人們需要用概念概括、提煉和分析意欲研究的問題。廓清和建構概念不僅包含着人們對於問題的概括、認知和解決的期盼，也體現着對不同方法論的選擇。因而，每個概念都應具有三個功能——揭示出問題的本質、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達到所期待的結果。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什麼是“全球倫理”？什麼是“全球生命倫理”？“全球倫理/全球生命倫理”是否可能？這些都是在當代倫理學領域有爭議的問題，提出“全球公共健康倫理”概念必須首先面對這些爭論。

（一）從“全球倫理”到“全球生命倫理”

“全球倫理”是一個有爭議的概念。1990年，德國神學家孔漢思在《全球責任》一書中率先提出這一概念。在他看來，全球倫理便是達成對於一些有約束性的價值觀、一些不可取消的標準和人格態度的一種基本共識。“在這樣一種急劇變化的全球形勢下，人類需要有一種遠見預想和平地共同生活，預想不論人種、倫理羣體和宗教如何都能共同地分擔照看地球的責任”。然而，這一概念一經提出便引發了一場持續30年的爭論。贊成者認為，全球倫理形成的原因在於全球化趨勢和由此產生的人類共同利益，以及人類的共同人性、理性和邏輯思維法則。這一概念及其理論有助於應對西方社會現代性的道德危機。西方社會現代性主要有三重內涵：個人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支撐這三者的核心理念便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人權觀念。它們不僅導致西方現代社會和文化的內在分化和價值衝突，也形成了人類自我中心主義。全球倫理是解決這些分化和衝突的唯一方法。而反對者認為，“全球倫理”無法形成，其理由在於：其一，全球倫理的客觀條件是人類共同體形態的形成，但由於道德的多樣性和政治的多極化，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其二，全球倫理作為普遍的價值體系，本身就存在着對於這種普遍性是否“合理”的追問，而對於“誰的正義”“何種合理性”等問題始終不存在統一的或者唯一的答案；其三，由於利益主體和價值觀念不同，全球倫理在實踐中也難以推廣；其四，全球倫理隱含着文化霸權的可能性。

德國神學家孔漢思

圖源：華文網報

為了避免上述分歧，近年來，國內外一些學者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廓清“全球倫理”的內涵方面，並形成四種不同理解：其一，全球倫理是為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所需的共同的或者普遍的倫理規範，如生態倫理、核倫理和國際關係倫理等；其二，全球倫理主要指不同倫理之間具有共性的普遍價值，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東西方文化中都有相似的表達；其三，應當以“全球意識倫理”來取代“全球倫理”，前者是人類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為維持全球社會生態系統的平衡、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全球性問題、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種時代需要；其四，應當以“人類共同倫理”（human common ethic）來替代“全球倫理”，而且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前者的建構具有可能性和現實性，如儒家倫理在這一理論的形成中便具有重要意義。

可以説，上述關於“全球倫理”內涵和可能性問題的爭論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在全球化時代，人類的命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聯繫起來，需要共同避免和應對各種來自自然和人類社會自身的災難和危機。這就表明，關於“全球倫理”的探討不能僅停留在抽象的哲學概念演繹中，而應在具體歷史背景下，針對不同的和緊迫的現實問題，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所導致的全球公共健康危機背景下討論。面對人類與病毒、人類與疾病的生死較量，人類社會應當從全球視角思考自身安全和命運問題，“全球倫理”這一概念也應更具包容性與整合性，因為它無論意味着普遍道德規範和倫理原則、不同倫理道德中的普遍價值，還是意指“全球意識倫理”和“人類共同倫理”，都易於以“全球生命倫理”概念在生命倫理領域形成共識。

生命倫理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主要有四條經典原則——公正原則(principle of justice)、尊重自主性原則（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不傷害原則(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 和仁慈原則（principle of beneficence）。中外倫理思想史上的不同學説都可以成為生命倫理論證人的尊嚴、自由、權利、醫療保健制度改革、醫療資源公正分配、醫患關係等問題的理論資源。儘管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不同文化中的生命倫理會有不同的特色和規範，這四條經典原則卻被普遍奉行。在生命倫理領域，全球倫理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全球生命倫理意味着在生命倫理學領域，為維護全人類利益所需要的共同的或者普遍的倫理原則——可以約束整個人類的最起碼的、最大普遍化原則，也包括不同文化和道德價值觀之間所共同具有的普遍價值，是為了人類共同利益而產生的一種整體意識和具有普遍性的話語。與其説它是一種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化的全球倫理體系，不如説它在意欲尋求人類社會在生命倫理問題上達成某些基本共識。

（二）從“全球生命倫理”到“全球公共健康倫理”

從“全球生命倫理”似乎可以自然地拓展到“全球公共健康倫理”。各種流行病和傳染病在全球的傳播和蔓延，愈發凸顯出在“全球生命倫理”中加入“全球公共健康倫理”維度的意義。這一看似簡單的概念轉換卻帶來研究視角和“靶點”上的變化，使之能更具針對性地把握研究對象、揭示所研究問題的本質、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以便達到人們所期待的結果。

公共健康也是一個有爭議的概念，它通常被定義為“通過社會有組織的努力來實現的預防疾病，延長生命和保護健康的科學和藝術”；“是指導、維持和改進所有人健康的科學、實際技能和信念的綜合”；“是地方、國家、民族和國際資源的組織形式，旨在強調影響各個社會重要的健康問題”。儘管存在着爭議，但從哲學層面可以一言以蔽之：公共健康就是公眾或者人口的健康。公共健康倫理便是對公共健康問題的倫理學研究，包括解決這些問題所應奉行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規範。

從概念和研究範圍來看，公共健康倫理是生命倫理的當代拓展，寬泛地説，前者亦可歸屬到生命倫理概念和範圍中來，但二者研究的側重點卻有所不同。2017年11月，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丹尼爾·維克勒（Daniel Wikler）在“南京生命倫理學暨老年生命倫理國際會議”上討論了生命倫理的兩大層面：醫療層面的生命倫理和人口層面的生命倫理，前者側重於研究臨牀醫學實踐中的倫理困惑，後者旨在研究公共健康領域出現的倫理問題。他認為這兩個層面的生命倫理主要有五點不同：其一，前者重點研究健康保健,而後者集中討論健康問題；其二，前者側重於研究健康的醫學決定因素，如分析患者的既往病史和家族病史，後者則側重於研究影響人們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如社會經濟地位、生存和工作環境以及社會排斥對於健康的影響等；其三，前者的範圍侷限於國家與地區，而後者則關注全球健康，例如分析在全球範圍內，何時何地正在受到何種疾病的威脅，哪個國家或地區健康負擔最重等問題；其四，前者側重於解決今天的問題，後者則關注和解決今天、明天以及長遠的未來問題，並在這三個時間維度中進行價值權衡；其五，前者的核心價值在討論醫德、病人權利和醫患關係等問題，而後者的價值考量則集中在增進福利和社會公正等問題。可以説，維克勒主要是基於臨牀醫學與公共健康學科做出這些區分：“公共健康識別和測量對於人口健康的威脅，以制定政府政策來作出反應，試圖確保某些關於健康和與健康相關的服務。相反，醫療保健則試圖關注個人——診斷、治療、解除痛苦和恢復健康。”

因而，既然生命倫理與公共健康倫理在研究側重點上有所差異，也有必要把“全球生命倫理”與“全球公共健康倫理”區分開來，以便使各自的研究更具針對性、更精準地概括和解決問題。倘若以“全球公共健康倫理”概念分析全球流行病和傳染病傳播產生的倫理問題，便有可能發現以往人們以“全球生命倫理”視角進行研究時容易忽略的現象和問題。例如，英國學者安格斯·J.道森（Angus J. Dawson）在反思“埃博拉”疫情防治的教訓時指出：“好的醫學倫理學應當更關注公共健康倫理資源，應用更多的社會、人口或者社羣的價值觀與視角，而不是應用在主流討論中人們通常預設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埃博拉”是一種威脅到全球公共健康的流行病，然而，國際社會在應對埃博拉疫情時卻留下價值錯位的遺憾。這主要表現在人們只關注個體治療而沒有把公共健康置於優先地位,而且也並未充分意識到埃博拉疫情實際上是全球不公正問題的反映。倘若道森能夠以“全球公共健康倫理”概念分析這些問題，便更能凸顯這一概念優於“醫學倫理”“生命倫理”和“全球生命倫理”之處。因為當埃博拉疫情在全球爆發時，在以人體作為受試者進行藥物試驗或治療實驗時，從生命倫理層面的確應當提出治療護理的透明性、知情同意、選擇自由、保密、尊重人、捍衞人的尊嚴以及社會參與等問題，而從“全球公共健康倫理”視角則需要考慮更多和更大範圍的問題，例如各方、各國之間的相互信任、各國所需要承擔的全球公共健康責任、短缺資源的公正分配，以及如何促進國際合作和全球團結等問題。然而，這並非意味着在公共健康危機時刻，應當摒棄生命倫理/全球生命倫理考量，而是主張把生命倫理和公共健康倫理思維整合起來，從不同側面觀察和研究問題，及時有效地提出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方案。

全球公共健康倫理是為了保護全球公共健康，為研究和解決遍及全球的公共健康倫理問題所應奉行的普遍倫理原則和道德規範。它不僅關注到健康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決定因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健康保健資源分配方面的不公正，也致力於為消除這些不公正而努力。在不同的流行病、瘟疫和傳染病在全球傳播和蔓延時，在全球公共健康危機的緊要關頭呼籲各國政府和人民團結一致，通力合作把病毒和疾病的風險降至最低水平。 

圖源：浙江新聞

全球公共健康倫理：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為例的思考

如果把全球公共健康倫理概念應用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實踐，可以啓發人們從三個維度進行思考：倫理目標、價值觀及倫理原則。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對於這一概念的需求實際上來自全球團結抗疫需要有倫理上的共同目標、價值觀和指導原則，而這些一併構成全球一致行動的倫理共識和保障。

（一）倫理目標：保護全球健康和生命安全

依據福柯的理論，病毒和疾病也是一個物種，上帝在製造它們時也遵循培養其他生命的法則。病毒和疾病也如同其他生命一樣有其自身的發展方式：生長、開花和凋謝。在與病毒和疾病較量的歷史上，人類常常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面對新冠肺炎引發的疫情，在缺乏疫苗和特效藥的狀態下，人類更應當從防控方面做努力，這便需要國際社會樹立一個共同的倫理目標——保護全球健康和生命安全。

公共健康學科的根本目標就是保護羣體、全球健康與生命安全。因而，同臨牀醫學相比，公共健康主要有四個特點：其一，重視公眾和人口的健康，強調羣體，而不是個體的健康，它是為了社會，也包括國際社會而不是個體組織和發展起來的。其二，以預防為主。公共健康資源分配的有效性在於“以一盎司的預防換取一磅的治療”。公共健康針對“社會”而不是“個人”來強調預防疾病和促進健康，如果説它也像個體醫學那樣擁有患者的話，這個患者就是“社會”。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説，公共健康是那些“挽救人口統計學意義上的生命和減少患病率的方法”。其三，涵蓋面大，包括所有與公眾和人口健康相關的問題，如流行病學、健康促進與教育、公共健康管理、國際健康、母嬰健康、生物統計學、環境健康與營養學等。其四，它是一種社會公共產品，需要以羣體、社會力量和政府，以及國際行為來促進。然而，儘管公共健康如此重要，人們卻往往在危機到來之時才意識到它存在的意義。而且，在世界範圍內，有一種普遍現象：公共健康預防工作做得越好，這一學科就越得不到重視，因為許多傳染性疾病都通過疫苗等方式得到控制，人們便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疾病或者病毒已經消失。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一直被説成是“現代醫學的奇蹟時代”，但事實上人類社會今天所擁有的健康狀態絕大部分歸功於公共健康的進步——清潔飲水、宜居住房、免疫、天花的消滅和預期壽命的延長，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選擇。為此，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到公共健康與倫理不僅在目標上是一致的，而且有着天然的內在關聯。疫情中更凸顯出兩種關聯：一是“關口前移”，以“預防”行為防止災難發生，或者降低風險程度，以“預警”機制提醒公眾、國家和國際社會提前採取保護措施，做好應對各種危機的準備工作；二是“社會/全球動員”，既然公共健康保護羣體、社會、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健康，便需要動員公眾、社會和各國政府，以及國際社會聯防聯治，“公共健康屬於倫理領域是因為它不僅關係到對於社會中疾病出現的解釋，也關係這一狀況的改善。除了工具目的之外，公共健康也涉及整體性的目標，表達了全體人民精誠團結面對死亡和疾病的承諾”。公共健康與倫理都意在“防範”，尤其是羣體性的“防範”，因而也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更強的動員力量，儘管倫理也與法律相似，倡導通過道德評價和追責譴責違背倫理規範和突破倫理底線者，以他律喚醒和維持自律，但此時災難性的結果已經出現，這並非倫理存在的本意。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向人類社會敲響警鐘：不僅要在戰“疫”時意識到公共健康和公共健康倫理的存在，也要警鐘長鳴，始終爭取主動阻擊任何病毒和疫情的全球蔓延，銘記保護全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倫理目標。

圖源：人民網

（二）價值觀：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在一個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的時代，各國政府都在根據自己的國情、政治價值觀、醫療保健體系、疫情發展階段以及醫療保健資源儲備，殫精竭慮地思考如何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不免有一些國家抱着一種“只顧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關緊門户、封鎖邊界，以為防住了國門和邊界，便會把病毒隔離在外。美國《經濟學人》雜誌曾對此評論説：“在這種不確定的局面下，政府必須選擇如何嚴格地應對，必須由科學來指引。國際旅行的禁令看上去具有決定意義，但實際上卻很少起到保護作用，因為人們總能想方設法地流動。他們認為‘別人’會傳染‘我們’，而沒有意識到傳染就存在於‘我們’中間。”而且，面對這一狡猾而無國界的病毒，閉門鎖户僅僅是一種隔離手段，相信它能最終解決問題便是一種掩耳盜鈴式的自欺欺人。相反，國際社會亟待樹立一種“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價值觀，團結抗疫。2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給美國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回信時指出：“我一直講，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戰勝關乎各國人民安危的疫病，團結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3月21日，在致電法國總統馬克龍時，他又進一步強調全球抗疫需要打造“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這一提法不僅有利於推動全球團結抗疫的行動，也是當代社會全球公共健康倫理的價值觀支撐。

共同體的英文表達是community，社會學家通常把它譯為“社區”或者“社羣”。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解釋説，共同體便是基於主客觀兩方面的共同特徵，例如種族、觀念、地位、境遇和身份等組成的各種層次的團體，規模大小不一，從社區到民族和國家共同體。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認為，共同體來自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這種理解保證能夠有一種根本性的團結，理解是所有和睦相處的起點，是一種如同海德格爾所説的“內在於本體而存在”，它並非來自我外部的社會邏輯，也不是源於任何經濟成本和收益的分析。顯而易見，在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中，共同體已經成為不同羣體尋找和建立身份認同、追求和平相處和人類大同的一種夢想。嚴格地説來，共同體與共識是不同概念，但共識卻是共同體的基礎和保障，“共識只是由思想見解根本不同的人們達成的一致，它是艱難談判和妥協的產物，是經歷多次爭吵，許多次反對和偶爾的對抗後的結果”。因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國際社會首先需要的是在“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價值觀指引下達成全球團結抗疫的倫理共識。

從理性和道德層面，“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價值觀主要緣於三點認知：其一，共同面臨風險。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導致全球公共健康、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巨大風險。2020年1月，《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論文指出：“冠狀病毒是一種具有包膜的RNA病毒，廣泛存在於人類、哺乳動物和鳥類宿主，可以導致呼吸道、腸道、肝臟和神經系統疾病。基於冠狀病毒的高流行率和廣泛分佈，其基因組的巨大遺傳多樣性和頻繁重組，以及人－動物間接觸活動的增加，加之頻繁的跨物種感染和偶爾的動物傳人事件，新的冠狀病毒可能會週期性地出現在人類面前。”目前，人類對於這種新冠肺炎的認知和應對手段還相當的有限，故此已經深陷到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Ulrich Beck）所説的“風險社會”中。貝克認為，“與早期的工業社會不同，當代的核武器、化學、生態和生物威脅是：沒有侷限的，既是社會的也是暫時的；是無法依據先前的因果、犯罪和責任準則加以説明的;既無法補償也無法得到保障的。”新冠肺炎疫情風險已經在客觀上使人類成為命運的共同體，國際社會也必須從主觀上對這一事實有清醒的認知。其二，需要聯合應對風險。公共健康歷來都是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全球性的，也需要國際社會的聯合應對。2020年1月12日，世衞組織正式將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2 月 11 日，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博士宣佈把由“2019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疾病正式命名為“COVID-19”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這兩次命名揭示了全球公共健康倫理的深刻內涵——這是一種未知的、新型的、需要全球或者人類社會共同應對的冠狀病毒。其三，沒有全球團結抗疫，任何國家都無法保證自己的安全。儘管目前各國的疫情發展階段不同，所採取的應對策略也各有差異，從某些意義上説，保護本國人民生命健康就是保護全球健康，但如前所述，病毒是無國界的，國土邊界的封鎖無法鎖住病毒的傳播，“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在疫情遍及世界時，只有全球戰勝了疫情，每一個國家才能最終獲得自身的安全。

（三）倫理原則：公正與關懷

依據生命倫理學經典原則精神，從全球公共健康倫理角度進行思考，疫情中需要以公正和關懷作為基本倫理原則來保護全球健康。

“正義的概念就是由它的原則在分配權利和義務、決定社會利益的適當劃分方面的作用所確定的。”英語有兩個詞——“equality”與“equity”，認真分析，它們所承載的價值並不相同。“equality”意味着平等，“equity”則意在“公平”與“公正”，前者相當於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第一個公正原則——平等原則，即每一個人都有平等權利最大限度地享有與其他人的相似自由不相沖突的基本自由。後者相當於羅爾斯的第二個公正原則——差異原則，即主張對最少受益者提供最大的補償。“所有的社會價值——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以及基於社會獲得的自尊都應當被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或者所有這些價值的不平等分配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獲利。”在一個人與人、地域與地域、國與國之間存在巨大經濟社會發展差異，社會價值分配嚴重不公正的時代，羅爾斯所説的“讓每個人都能獲利”便意味着主張對社會中最少受益者、最貧困的國家給予最大的補償。儘管這會導致一定程度的經濟分配“不平等”，但卻體現出倫理上的公平與公正，因而，這種不平等是完全可以得到倫理辯護的。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國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應急醫療資源短缺的局面，突發的疫情會伴隨着遠遠超出現有人力和物力的醫療資源需求，而且新冠肺炎病毒也會自由地漫遊，對於任何人都會平等相待——每個人，無論貧富貴賤都會面臨同樣的被感染和失去生命、失去親人的風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需要面對相似的公共健康危機。儘管如此，為了形成全球團結抗疫的局面，根據equity原則，國際社會的緊急抗疫醫療資源分配也應當適當地向發展中國家，或者不同國家的貧困人口和病毒易感人羣傾斜，補齊短板。從理性上説，病毒已經把人類置於同一艘生命之舟上; 而從人性來説，這是人類仁慈本性對文明世界提出的道德要求。此外，equity原則也可用於思考新冠肺炎疫苗公正分配問題。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的形勢讓全世界人民都在矚目和期待着救命的疫苗。3月20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VERSOblog著文專門討論這一問題。她設想：假如新冠病毒疫苗試驗成功，它會不會跨越國界、跨越種族、跨越性別、跨越貧富，跨越所有由人類社會設置的邊界和障礙，讓每一個需要的人都能僅僅由於“人”的身份而獲得它和使用它呢？她擔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會由於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以及對於老人和其他弱勢羣體的冷漠讓需要的人得不到疫苗的保護。

女性主義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圖源：豆瓣網

女性主義“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所提出的“關懷原則”也可以成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倫理原則。關懷理論試圖批評主流生命倫理僅僅關注利己主義、個人主義以及抽象原則和權利的傾向，代之以強調人與人、人類社會之間的聯繫、關係和關懷。把道德視為一種關係存在，把道德問題看成關係問題，關係需要聯繫，關懷便是一條把人們聯繫起來的紐帶。關懷意味着人們在身心上對他人或者他物所承擔的責任，是關懷方把握他人的現實性，儘可能地滿足他人需求，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實現的，並能夠得到被關懷方回應的一種關係行為。關懷既是一種利他主義能力，也是一種互惠的行為。關懷方和被關懷方之間的關係也是互惠的，關懷方及時識別被關懷方的需求，並以實際行動作出反應，同樣被關懷方也需要不斷對自己所接受的關懷作出積極反應，並不斷地轉變身份成為關懷方，使關懷關係能夠形成一個網絡和循環鏈條在人間擴大和延續。病毒本身是一個冷麪殺手，但關懷卻在温暖着人類和世界。加拿大學者弗朗索瓦·貝利斯等人曾強調將關懷作為公共健康倫理的基礎，認為人們必須擺脱個人利益與羣體利益、個人自由與公共安全的分離和對立，在理解人的社會本質基礎上拓展自主、公正、團結等概念的內涵。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國一直本着對於國際社會的“關懷原則”，體現出大國的擔當，例如為遏制病毒的全球傳播和防控提供各種醫療設備支持。世衞組織也不斷向各國介紹中國的防控經驗。儘管不同國家和地區都需要有自己的防控策略控制疫情，中國經驗對於其他國家未必完全適合，但傳染病最本質的東西是相同的，這就是如何控制傳染源，如何切斷傳播途徑，以及如何保護易感人羣。

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帶來的影響是立體的和多方面的，它會讓一些正在經歷自然災害、貧窮和飢餓，以及其他病毒感染的發展中國家“雪上加霜”。目前許多非洲國家正處在“疫情碰撞”的艱難時刻，由於“社會隔離”(social distancing)和國際旅行及藥物運輸物流的中斷，這些國家感染新冠肺炎的艾滋病或結核病患者的生命危在旦夕。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國際艾滋病協會等國際組織已經對這些國家和地區提出如何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指導建議，全球抗擊艾滋病毒、結核病和瘧疾基金會也建議被資助者把剩餘資金轉向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然而，這不僅意味着會嚴重影響到對其他傳染性流行病的治療，也使本來就捉襟見肘的資金更為匱乏。因此，這些國際組織呼籲國際社會和非政府組織能夠遵循“關懷原則”，對這些國家和地區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結語

著名國際生命倫理學家、曾任美國《醫學與哲學》雜誌主編的恩格爾哈特（H. Tristram Engelhardt）對“全球生命倫理”表示過失望的態度。他看到“生命倫理思考已成為一種基於棘手的人類道德多樣性的不同黨派陣營之間的文化戰爭。人們不僅在與人類生命相關的所有重大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從人類的性、生育、人類的早期生命，稀缺資源的分配以及政府權威的本質到苦難，瀕死和死亡的意義，而且也看不到解決這些爭議的方案”。或許，循着原有的“全球生命倫理”思維路徑，他的這些看法是正確的。而如今，人類應當在各種不可預料的自然和社會災難、疾病和死亡面前警醒，生命健康權是無國界、無種族、無關於社會發展水平的，人類已經乘坐上同一艘不知駛向何方的生命之舟，在全球公共健康的危機關頭，國際社會團結抗疫才是戰勝疫情的關鍵。 大自然正在通過新冠肺炎疫情催促人類意識到保護全球健康和生命安全、樹立“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價值觀，以及堅持公正和關懷原則對於凝聚全球團結抗疫倫理共識，並最終取得戰“疫”勝利的必要性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