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農業的粗淺認識_風聞

國內很多經濟和金融話題很多粗淺認識，我基本上來自當初的暢銷作品《貨幣戰爭》，就是內個後來傳聞斷了腿的宋鴻兵所寫的。

不談他吹銀本位和後來泛亞的事情，他的很多內容確實給了我對金融和經濟的興趣，也是我後來準備學習相關知識的啓蒙吧。

不論這本書裏面多少內容對對錯錯，但是諸如廣場協議陰謀論，其實都是見仁見智的東西。

事實上廣場協議是多國共同簽署，但是也反映了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美國的主導地位，這並不是自由市場所設想的那樣，而是美國在當時大而不能倒，各國在利弊權衡中選擇對策的無奈。

同理，中國在次貸危機中選擇4萬億國內刺激和購買美國國債一樣，其實都是被迫對策。

所以回到一個基礎的問題上，市場是什麼。

市場本身是自帶風險的，這個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主流經濟學只用微觀的企業自由進出（創業和破產）簡單的略過了市場自身的不穩定性，然後靠着一般均衡大講特講如何實現自由貿易的穩定性。

金融學，起碼我學的課本里面，是完全默認存在經濟的系統風險的，也就是金融本質上就是風險-收益為核心的研究。

金融學就是研究如何在風險中尋找獲利機會和適時轉移風險的學説。

信用和風險在金融領域才是事實上的反義詞。

流動性越高，意味着越可以及時轉嫁風險，越接近於貨幣，但是這種流動性本身的風險，以及創造出這種流動性的金融工具帶來的風險，都是要央行和財政部最終兜底的。

信用等級越高，是因為抗風險能力強，最強的就是主權信用，也就是風險越大，信用才越有影響力。在各種主權信用中，各個國家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順次也決定了主權信用的排名。

亞洲金融危機就給亞洲各經濟體做了一個主權信用排名。而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美國的主權信用是最高的。

金融體系並不是無政府的自由市場。美國歷史上，中央銀行並不是一開始就有，遍地的小銀行，限制銀行跨州經營，小銀行有發鈔權導致鈔票種類極多，中央銀行是這種金融體系出現大規模擠兑情況下才被迫成立的，因為當時美國政界普遍不信任中央銀行，也就是美國金融體系自美聯儲成立，就已經不是自由市場，而是由美國國家主權信用兜底由中央銀行執行的體系。

金融機構創新其實是在不斷的把系統的經濟和金融風險轉嫁，創造更多的流動性金融工具方便轉移，但是導致了國家對於金融和經濟風險的把控。因為金融體系並不可能真的完全意義上消除系統風險，這也是國內為什麼要講脱虛向實。

次貸危機中，美國各大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其實綁架了美國國家財政，強行由國家財政兜底。

這和中國選擇在次貸危機中選擇購買美國國債一樣，因為當時而言，美國確實也是大到不能倒。直到新冠疫情重創經濟，導致了全球經濟都弱不禁風，美國能多抗住一年算一年，畢竟一個平緩的經濟衰退總比雪崩式的經濟崩潰對中國影響小，但是美國已經不是大到不能倒，而是倒到救不動了。

所以國內肯定要面對一輪大的持久性的國際經濟和金融衰退衝擊。

主流經濟學基本上回避了上述討論是為了塑造一個經濟和金融的信心預期。

傳統政治經濟學容易過於從長期化入手分析問題，一是因為需要解決市場經濟中的政治問題，比如貧富分化，環境污染，這些都是市場經濟的政治問題，有些可以靠市場手段調整，但是為什麼要解決，要達到什麼效果，其實這是政治問題。二是，結合歷史，想要從龐雜的經濟現象和歷史中找到某些規律，容易變得很長週期，可能會降低結論的時效性。因為跨度越大，市場本身其實變化也很大了，這個結論的有效性和時效性都是成問題的。中國五年就一個樣，現在有很多問題沒有歷史答案，就是需要開拓，沒人真知道第四次工業革命後社會會變成啥樣，更無法提前佈局。

但是不管咋説，國家財政和主權信用要給經濟和金融兜底，這也是政治經濟學努力要解決的問題。

如果認為社會文化是可以塑造的，那麼市場經濟和市場運行模式也是可以塑造的。

國內經濟發展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提高人民生活，預防和化解系統的經濟風險。

所以按着金融學的投資者風險偏好來説，金融學者是忍受風險能力強的，而國內的經濟管理是厭惡風險的。

市場規模越大，事實上提高了容錯率，比如中國農業，中國幅員遼闊，一地一省遇到自然災害減產或者停產，並不意味着全國崩潰，其他省份依舊可以供應，依靠着儲備糧系統可以賑災供其渡過短期危機。這個制度算是有歷史年頭了。

這就是當初概率論裏面，並聯電路每個出問題的概率，算整個系統故障率的習題，也就是規模越大，越容錯率越高。

但是並不代表規模過大降低了系統風險，因為在一個細分工的經濟體系中，規模越大的產業帶來的經濟管理難度和管理壓力都不是幾何倍數提高的。

也就是規模越大越難管，越容易把整個問題集中到經濟中樞，如果沒有足夠的儲備來對沖危機，那麼危機可能會蔓延。

 也就是規模越大出了問題越説不準後果多嚴重。

所謂全球化產業大分工，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東西。早期英國殖民體系就是這玩意，美國的全球貿易體系不也被稱之為新經濟殖民體系麼。

有個模擬遊戲叫anno1404，就是模擬殖民經濟的。殖民地僅僅只是為了宗主國經濟而存在，殖民地的種植園裏的奴隸並不算人，而南北戰爭後，香蕉共和國的破產農民並不是列強的政治包袱。

也就是事實上農業不走日韓的帶有奢侈品路線的方式，也就是農產品價格偏高，而且農民也更加團結的參與進日韓本國的政治生活，也就是美國地廣人稀的大規模農場賺錢，畢竟農場主不是上述情況裏的小農，而是農業資本。

中國糧價偏低是客觀事實，中國如果現在就走日韓的路線，中國很多經濟不發達的城市居民可能就會淪為城市貧民，落後城市貧民窟化也難解決。但是當前農業就是收入偏低，在當前的收入分配體系下，就成了變相的徭役。

那麼這問題我想到的，簡單説就倆去向。

一，糧價不變利潤不變，減少農業從業人口，比如規模化經營，然後規模經營的利潤補貼非規模化的地區。

二，糧價提高，提高利潤。

第一個事實上是需要城市擴張提供更多就業來承載減少的農業人口的，而且很難説這部分就業提供的收入會提高，進而可以容忍農產品價格上漲。

第二個則就是需要城市人均收入實質性提高，進而可以讓利給農業。

這還是封閉體系下，如果構建在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中，中國農業優勢真心不大。

中國農業土地的自然狀況差異很大，有大平原的地方真心不多，真可以走大規模機械化的地方並不多。

比如東北我就是支持發展規模化經營的，因為東北在國內事實上就成了發展成本高的地區，也就是相比日韓來説，發展成本低一些，人口又在持續的淨流出，這也就是為啥我支持中日韓自貿區，東北失去了重工業的經濟分工優勢之後，就跟俄羅斯的遠東對於俄羅斯西部主要經濟區一樣，經濟發展必然緩慢。

而不適合大規模農業的地方，類比就是荷蘭至於整個歐洲市場，荷蘭的農業教育制度和土地經營方式是完全嵌入市場經濟進行迭代發展的，而中國短期不太可能實現荷蘭模式。

中國國土面積大，發展程度不均衡，我習慣於拿中國和歐盟對比。但是中國也有中國的問題，比如我們的人口遠比歐盟多。

在中國這種可耕種土地少，人口多的國家，農產品的流轉環節問題也很大。

2019年上半年的水果漲價，部分大宗經銷商囤貨居奇炒期貨掙錢的新聞現在還能百度到。

通過互聯網扁平化的物流渠道賣農產品，在今年疫情期間也算是搶眼的新聞。

也就是説，農民事實上參與了經濟作物的種植，但在農產品到達消費者手中的最終價格裏，農民能分到多少錢，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對三農問題沒多少研究，但是我認為，三農問題是市場經濟裏的政治問題，農業和土地的市場遊戲，中國有上千年的歷史來説這些，土地戰爭為了解決問題才要確保土地為國家所有，但是城市的土地使用權可以估價流轉間接導致了農業土地也被連帶估值，城市的商業發展推高了城市土地使用權的估值變相降低了農業土地的估值。

而當前市場化體系，尤其是在國際貿易格局當中，中國農業就是一個弱勢地位，而且有劣勢擴大的趨勢， 所以對於農業進行更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未必真的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惡化問題。

因為三農問題是市場化經濟帶來的政治問題，可以依靠市場經濟手段來解決問題，也可以依靠行政的政策干預來解決問題。但説到底，三農問題是政治問題，絕不是經濟問題。

我個人偏向支持因地制宜的各種組織形式嘗試，事實上三農問題無法和當前市場完全脱鈎，畢竟全國糧價擺在那裏，那是十四億人的問題，但是需要更多明確的產業政策和貿易保護手段來扶持來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