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上慟哭的香港富豪_風聞

　　霍英東曾説：“如果人生的滿分是100分，我要給自己打100多分。”

　　他對自己的稱讚，不止於此。

　　在人生最後的時刻，霍英東還曾如此感嘆：“回首往事，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我敢説，我從來沒有負任何人。“

　　一個人“自負”到什麼程度，才會做出這樣的自我評價？

　　客觀來説，他一生的榮譽已經夠多了。

　　一個香港人，擔任一屆政協副主席已經難得，連續擔任三屆的，當真是鳳毛麟角。

　　能登上天安門城樓，參與一次國慶閲兵，已經是終生榮耀。

　　然而，霍英東一生曾三次登上天安門觀禮，每一次都是觀禮台上的重量級嘉賓。

　　2006年10月28日，霍英東在北京去世，有關部門以最高規格操辦其葬禮：靈柩覆蓋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扶靈者盡是政商翹楚。

　　他的事蹟流傳到坊間，大家更願意稱之為“國葬”待遇。

　　01

　　瞭解霍英東出身的人，都很難想象，他的一生竟會做出如此的選擇。

　　早前的香港有這樣一個族羣：他們被稱為疍（dàn）民，擅長游泳和捕魚，也常被叫作遊艇子或連家船民。

　　“曲蹄（疍民）爬上岸，打死不見官。”

　　疍民們的社會地位有多麼卑微呢？

　　不得和岸上居民通婚，不能讀書考功名，更荒誕的是不準穿鞋上岸。

　　直到1841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時候，香港仍有2000多疍民，其中就包括了霍英東的祖先。

　　所以霍英東從出生起，就和父母、兄妹7人，一起生活在舢板上。這也是為什麼，新聞報道都曾記錄霍英東六歲前沒穿過鞋。

　　7歲那年，霍英東的人生慘遭重擊，不幸喪父喪兄，從此與母親和兩個妹妹相依為命。

　　生活所迫、飢寒交迫。

　　一個母親帶着3個孩子，在滿是老鼠、蟑螂、飢餓和腐臭的貧民窟里居住，生活不知盡頭。

　　那時候的香港，在經歷了1919年五四運動，和1925年五卅運動的大規模罷工後，有大批華人和難民湧入，社會動盪不安。

　　自日軍入侵香港以來，日子更難了。

　　日軍除了在香港虐待平民和戰俘，還強制推行皇民教育，強迫羣眾使用日文，並且九龍的主要街道和地區名稱，都被佔領地政府換成了日式地名。

　　與此同時，殘暴的日軍不斷在香港掠奪物資，以支撐他們日後繼續作戰。

　　可以説，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港市民完全失去了自由權，飽受摧殘。

　　面臨港英制度，普通百姓還能公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日軍奴役之下，民眾的家國情懷也進一步被瓦解，

　　而此時，憑藉優異成績，考入全港最著名中學皇仁學院的三年級學生霍英東，將這一切都看在眼裏。

　　他看到了香港是怎樣一步步被外來入侵者統治，羣眾怎樣失去了生存自由。同時，因為這場戰爭，霍英東也被迫告別學生生涯，不得不走向社會。

　　所以我大膽猜想，或許霍英東的愛國情懷，從少時起就奠定了基礎。

　　兩年時間，霍英東因為身體贏弱、不堪重負，前前後後換了7份工作，且都無一例外被辭退。

　　在經歷接連失敗的打工生涯後，霍英東突然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打工，開始起了做生意的念頭。

　　就這一個念頭，徹底改變了霍英東的一生。

　　為了支持兒子做生意，霍母賣了唯一的金首飾，幫助霍英東開了間“有如”雜貨鋪，生意不錯，掙了點小錢。

　　後又在戰爭結束後，偶然看到新聞上刊登的，二戰遺留下來的廢舊機器。

　　霍英東憑着試試看的念頭，向已婚的妹妹、各方朋友借錢做本，幸運的是，他中標了。

　　他第一次中標，倒手就掙了1萬多塊錢。這在當時，已經是一筆巨資。

　　在多次參與物品競標後，霍英東逐漸積累了原始財富。他的人生，也迎來天翻地覆的轉折，他也終於不再被人視為“廢物”。

　　生意漸入佳境，霍英東開始在香港商業界展露頭角，並且進入新興的地產行業。他迎來了屬於自己的黃金時代。

　　香港從不缺有能力的商人，但能和“香港四大家族”媲美的卻不多，霍英東算是其中一個。

　　如果霍英東選擇做李嘉誠，他也更有實力打造一個更龐大的商業帝國。

　　事實上，霍英東並沒有選擇這條路。儘管他歷盡艱辛很多年，好不容易才改寫了自己的人生。

　　霍英東選擇了一條，一般富豪難以理解的道路。這一選擇的契機，同樣是因為一場戰爭。

　　50年代，抗美援朝爆發。

　　美國操縱聯合國，通過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禁運的決議，對中國進行了海上封鎖。

　　在禁運協議後，國內的物資十分緊缺。

　　當時中國政府的對應策略之一，就是將貿易重心轉向華南，以香港為跳板，將物資運到香港再運往內陸。

　　當時不少香港商人抓住商機，往內地銷售物資，更有甚者靠此來牟取鉅額暴利。

　　其他商人巴不得挑利潤大的物資來做，但霍英東挑的卻都是內地急需物品。

　　並且，霍英東卻加價極少，利潤僅僅能夠覆蓋工人的勞酬。

　　一次內地急需一批油桶，但因為油桶體積太大，幾乎沒人願意來送。

　　一船運不了多少貨不説，還賺不了幾個錢，這等苦差事只有“傻子”才願意做。

　　但霍英東偏偏就是那個不怕吃虧的“傻子”。

　　當時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美國聯合多個國家對中國實施海上封鎖，而英國和美國同穿一條褲子。為了順利給內地運送物資，霍英東幾次差點被英軍的炮火擊中，每一次都是死裏逃生。

　　不僅如此，他還面臨着英國在香港的港督當局，和台灣國民政府的監控，但他還是衝破了禁運，冒着隨時可能喪命的風險，日復一日地為內地整整運了三年。

　　其實因為早些時候創業，霍英東已經有了原始的財富積累，用現在的話説，他那時已經是個了不起的成功人士。

　　但他仍堅持衝鋒在第一線，即使受到港督當局的打壓，被親英商人孤立，公司的電被無故切斷……

　　若不是因為霍英東的這番“虧本”的選擇，他的財富也不會亞於李嘉誠。

　　這也是為什麼，在2000年抗美援朝勝利五十週年的紀念會上，霍英東作為當時唯一受邀的香港人，光榮的坐在了主席台上。

02

　　霍英東，大概是香港商人中，最沒有地域身份概念的人。

　　前半生，他以貿易推動了香港本地的發展，也為李嘉誠等人的內地投資牽線搭橋，幫助內地發展，同時也幫助香港富豪分享內地發展紅利。

　　後半生，他眼裏是整個國家的經濟。

　　和所有擁有“落葉歸根”傳統思想的中國人一樣，霍英東“回國”的第一站也是自己的故鄉——廣東番禺。

　　改革開放初期的廣東，有句俗語“粵道難，難在過渡口”。

　　那時的珠江口岸，還只有海珠橋、舊瀾石大橋、中山橋等屈指可數的橋樑。

　　在珠三角地區，人們往來主要依靠輪渡，全省的國道省道上的幾十個出渡口，卻只是將僅有的13條公路幹線分割成了無數個小段。

　　即便是省會廣州，珠江上也只有海珠橋和人民橋，陸上交通極為不便。

　　1978年，霍英東帶着家人回到家鄉番禺縣。

　　下午5點就已經從香港到達番禺市橋，卻因大石和洛溪兩個渡口的阻隔，直到晚上九點才走完剩下的三十公里。

　　好不容易到了老家，迎接霍英東的卻是，家鄉泥濘、髒亂、坑坑窪窪的小路。旁邊偶爾的幾個過路車經過，也都是滿車的泥點子，就連廣東政府派來迎接自己的紅旗轎車，也已滿是斑駁。

　　更讓霍英東感到震驚的，是村民們對外部世界的一無所知。

　　問村裏人洗手間在哪兒，他們卻認真的端來一盆洗手水，這讓霍英東心裏感到特別不是滋味。

　　不久後，他就聯合其他港澳商人，為家鄉捐資建設了一座番禺賓館。

　　回鄉之行，也讓霍英東認識到，故鄉比自己想象中發展的還要慢。而中國還有千千萬萬個番禺，一個人霍英東是遠遠不夠的。

　　霍英東認識到必須通過招商引資，“借”全世界的錢來發展中國。

　　但當時的國內，連一個像樣的賓館都沒有，真的招來了商，引來了資，投資者連個像樣的落腳地方都沒有。

　　於是，霍英東決定在廣州白鵝潭附近，建設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家中外合作興建的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

　　更重要的是，霍英東想通過這一舉動，向全國甚至全球傳達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

　　一個賓館，和改革開放有什麼關係？

　　要知道，建賓館這事兒現在聽上去很普通。但在當時，中國的情況卻是，即使在首都北京，最高級的酒店，洗手間的浴缸也是沒有活塞、房間裏沒有冰箱、沒有熱水，只能喝自來水的。

　　規格一旦超出北京，就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霍英東要乾的就是遠超北京規格的大手筆：白天鵝每一根柱子都是從菲律賓運過來；設計師他堅持用英國的；設備、傢俱、建材全部都是進口……

　　“發展是硬道理”要真正落地實施，只有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超過意識形態，人民才能放手去幹。

　　霍英東的想法雖好，建設過程卻困難重重，每個步驟都至少需要跑十幾個部門蓋公章。

　　最後，北京方面直接給當地僑辦主任打了電話，明確下達指令，説霍英東對國家有重大貢獻，此次行為是支援國家的，需要上面多照顧，步驟才精簡又精簡。

　　1983年白天鵝正式開業。光是第一年，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就三次參觀白天鵝。

　　英國女王、美國總統、德國總理、瑞典國王都曾先後到過此處。

　　中國因有了白天鵝，無論是外商來，還是接見各國領導，都有了讓全球投資者近距離考察中國發展潛力的“瞭望台”。

　　其實在籌建白天鵝時，霍英東的心裏就已經打好了下一個算盤。

　　他仍記得回番禺時，曾被洛溪的路所阻隔。

　　雖然洛溪只有不到四千村民，周圍也都是樹林和稻田，別看它貌似不起眼，可它恰恰是澳門、珠海、中山、佛山等較發達城市，和廣州間客貨運的必經之地。

　　作為過路口，沒有過路橋怎麼行？

　　於是霍英東又開始積極謀劃。在1981年全國兩會中，他和同樣也是番禺老鄉的澳門中華總商會副主席和絃一拍即合，決定共同為家鄉捐資造橋。

　　同樣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座合資興建的跨江大橋，洛溪大橋可以説是全國先例，幾乎沒有可參考的工程樣板，這也讓總設計師傷透了腦筋，硬是摸着石頭過河，各種模型不斷推翻、重建。

　　最終施工花了4年時間，最大跨境為180米，達到了世界第二、亞洲第一水平的洛溪大橋，終於落成。並且榮獲“亞洲第一橋”的美稱。

　　建成大橋是何等的好事，但沒曾想，霍英東的無私付出卻變成了吃力不討好。

　　隨後的很多年，這座大橋的收費問題，都給市民帶來了數不清的煩惱。

　　通車當天，番禺政府就在橋頭設置了收費站，以“償還貸款”為由，向過往車輛收取過路費。

　　當時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在200元左右，但每輛車的過橋費是5塊。也就是説，按這樣的收費標準來看，大橋竣工決算投資的10295萬元，到1993年底就可以還清本息並開始盈利了。

　　而且省政府此前早有規定：非經營性公路項目，還清投資本息後，應停止收費、撤銷收費站。

　　但番禺政府卻在即將停止收費時，以當初建橋時，為洛溪大橋配套了8項工程為由，想要繼續收費，甚至想一直收到2028年。

　　這一做法讓珠江兩岸人民十分不滿。是否要收費的決定，根本不是霍英東能夠左右。但“黑心商人”的罵名，卻落在了他身上。

　　事實上，在1996年，大橋年收費總額就已經超過了億元，回了本。但直到2000年底，仍有42949萬元的未償債資金。

　　因此，各界的質疑就產生了，這錢是不是都被你霍英東給拿走了？

　　當時市民羣眾個個對霍英東心懷不滿，霍英東本人也沒想明白這事兒，頂着罵名在本地媒體發文，點名“始作俑者”：

　　“憑什麼我無償捐款建橋，你卻來收買路線？我本人從沒有拿過一分錢的過橋費，以後也不會拿！”

　　他遭受的委屈不止這一件，另一件發生在霍英東建設南沙的時候。

　　南沙地處珠三角的核心位置，距離香港38海里、澳門41海里，周身有深圳、東莞、中山、珠海等14個大中城市。

　　霍英東在南沙考察時，看中了這片海岸線。

　　九十年代開始，他就與番禺縣政府合作開發南沙，先後投資了22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霍英東雖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卻在開發南沙過程中受到“地頭蛇”梁柏楠的刁難。

　　梁柏楠曾任南沙開發區第一任黨委書記、番禺區委書記、區政協主席等職，當時已從番禺調任南沙開發區。

　　國家轉型期間，各種地方、社會關係魚龍複雜，所以即使是帶着400億來建設南沙的霍英東，也處處被梁柏楠花樣盤剝。

　　比如，梁柏楠手下的港口主管人，利用南沙走私，違反了外匯管理條例。明明錯的人在梁柏楠，但懲罰的卻是霍英東。

　　像這樣的情況不勝枚舉，當然其中的各種事情紛繁複雜，為了發展，能忍的霍英東都忍了。

　　這種“敲詐”、“吃拿卡要”一直持續了十幾年，直到梁柏楠事發。後來，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何銘思説道：“如果不是梁柏楠因涉嫌受賄案發被捕，恐怕霍英東還要忍。”

　　但不管怎麼説，無論是因洛溪大橋收費被誤解，還是建設南沙被地頭蛇陷害，霍英東不計回報、即使被誣陷也堅持投資的決心，從未動搖。

　　因為他捫心自問，自始至終“沒有負過任何人”。

　　第一家中外合資的酒店，第一個高爾夫球場，第一家完全由中國人設計、建造與管理的五星級賓館……

　　光是霍英東一個人，就創造了大陸的眾多“第一”，讓億萬中國人至今受用。

03

　　白天鵝的壯舉，讓一部分具有超前眼光的外國投資者看到了中國發展的潛力和決心。

　　然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每五年、每十年一個全新的面貌，這一變化，更應該讓全球看到。人到晚年，霍英東又將這當成了自己的任務。

　　2008年以前，西方國家不少節目中提到中國，鏡頭裏滿是黃土高原，北京交通工具主要靠二八大槓自行車，甚至還在用清朝時期留辮子的形象……

　　所以在世界舞台展露頭角的機會，對中國來説顯得格外重要。

　　奧運會，就是這樣的機會！

　　霍英東自己就是足球健將，一生熱愛足球，也是國際足聯的執委。

　　曾經的中國毫無發言權，一些國際體育組織的席位，也都被國民政府所佔有。

　　眼看中國沒有自主權利，霍英東就開始利用香港當時的國際地位，大範圍向國際體育組織展開遊説，先後幫助中國加入國際足聯、籃球等體育組織。

　　1974年，霍震霆（霍英東長子）隨父親一同參加亞足協年會。

　　提前獲得伊朗等國家政府的支持後，霍震霆在席間極力周旋，為中國加入國際奧委會爭取到了寶貴的支持票比例，最終獲得通過。

　　之後的各類國際會議上，霍震霆又繼續以香港代表的身份“舌戰羣儒”，提議中國入會……

　　加入國際足聯、籃球等組織只是一個過渡的跳板，霍家父子的真正想做的是：儘快****讓中國舉辦奧運會。

　　1984年，中國重返國際奧委會後，第一次參加奧運會。

　　霍英東帶着全家人前往美國洛杉磯，親眼見證許海峯、李寧一舉奪冠的歷史時刻。

　　這是新中國在奧運歷史舞台上獲得的第一個金牌，也是中國體育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國旗升起、奏響國歌。

　　霍英東情難自已，淚流滿面。

　　他説：那是他一生最難忘的時刻之一。

　　親眼看到奧運健兒奪冠，也更加堅定了霍英東幫助中國申奧的決心。他想讓全球看到中國和中國人的全新面貌。

　　1990年代，為了幫助中國申奧成功，他不斷在私下與當時包括主席薩馬蘭奇在內的奧委會委員洽談，邀請他們到中國各地參觀，向他們展示中國當下的發展狀況。

　　霍英東還以中國奧委會的名義捐贈一百萬美元，給國際奧委會修建奧林匹克博物館。

　　除此之外，他還承諾給奧委會歐洲委員許多經濟項目，和非洲委員的各種福利，並且承諾在申奧成功之後，繼續出資十億修建奧運主體育館。

　　連續三次申奧，霍英東光是在中國國內就花了十幾個億，捐贈了五個多億港幣的體育基金。

　　總之，奧委會有什麼要求，他都力所能及地進行滿足。

　　終於！

　　2001年7月13日，國際奧委會在莫斯科舉行全會，投票選舉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

　　當薩馬蘭奇口中喊出“Beijing”的一剎那，全場已是哭聲一片。

　　中國代表團團員跳起歡呼，奮力擁抱。

　　在現場的霍震霆，更是第一時間就給父親打了電話，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悦，激動地吶喊道：“我們贏了！北京贏了！中國贏了！”

　　同時，消息一出，舉國歡騰。

　　無數國人走上街頭，手中拿着旗幟，臉上貼着國旗，狂呼不止。

　　那一年，全國人民都在感謝薩馬蘭奇，春晚節目也在向他致敬。

　　而為中國申奧默默付出的霍英東，卻鮮為人知。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1990年，在北京舉辦亞運會，他出資一億港幣修建了當時亞洲最大的游泳館——英東館，和接待外賓的北京貴賓樓。

　　修建水立方的錢，他更是一個人出了四分之一。這也是2008年奧運會中，唯一一個允許大陸之外的投資者參與的奧運場館。

　　不僅如此，他對為國爭光的中國奧運健兒們，也極其偏愛。

　　鄧亞萍曾經就説過，當年拿到奧運冠軍後，霍英東直接獎勵了一公斤黃金。

　　前中國奧委會名譽主席何振梁，在《重返五環》一書裏由衷地寫道：“在亞洲，出力最多的是香港朋友霍英東。”

　　雖然霍英東2006年去世，沒能看到兩年後中國成功舉辦的北京奧運會。

　　而中國也如他所願，08年奧運會，中國金牌數量世界第一。

　　同時也在世界面前證明，我們已經足夠強大！

　　再也不是外國人眼中那個扎着辮子的國家了！

尾聲

　　1984年10月，霍英東登上了天安門觀禮台。

　　眼中是國慶35週年的慶祝儀式，心中卻翻過年輕時捨命為內地送物資、家鄉番禺坑坑窪窪的泥濘小路、第一次改變了國人的生活觀念、中國有了第一個奧運冠軍的一幕幕畫面……

　　而他自己，也從赤貧的疍民一步步改變命運，身上濃縮了中國幾十年發展史，以及對外開放的縮影。

　　當時在天安門觀禮台上，記者採訪他，問他此刻想説什麼。一輩子沒流過幾次眼淚的霍英東，突然淚流滿面，一句話也説不出來。

　　2006年的10月28日，八十三歲的霍英東在北京去世，成為香港第一個享受國葬待遇的人。

　　扶靈的10個人卻都是來自政界、商界、教育界的大人物，好友何鴻燊也在其中。

　　他的財富，甚至從來都沒有排進香港富豪榜前十。

　　但人生的價值，不只是體現在擁有的財富數量。就像霍英東自己説的：

　　“我這80年，見證了香港從被英國殖民統治到迴歸祖國懷抱，見證了祖國從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世紀。”

　　並且，還親自見證了中國申奧成功的時刻，“即使生命終結，也並沒有什麼遺憾了。”

　　參考文獻

　　土衞六，新週刊，《30年造橋往事：把珠江縫起來》

　　 陳光，華商韜略，《他在舢板上出生，在“國葬”中離世》，《天安門上痛哭流涕的霍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