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統治史五千年來的啓示_風聞

清醒與侷限

(學習《統治史》抄來或想到的)

英國人芬納寫的《統治史》，共三冊，原英文版1700多頁，中文譯本由華東師大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我把三卷的全部目錄看了幾次，又把90多頁原概念性序言重點部分細看了一次，並有選擇的粗覽了中文譯序，還看了一些案例的關鍵詞。

我以為，這一鉅著時空跨幅太大。以統治體系和方式為核心，從5000年前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城邦開始，經過對埃及、猶太、希臘、中國、羅馬、印度、阿拉伯、中世紀歐洲、日本、奧斯曼帝國等政治史的闡釋，然後，討論近、現、當代政治制度的發展與困惑。時間跨度五千餘年，空間跨度亞歐美洲，內容跨度各種有創意的統治理念、統治方法和統治體系中的共時比較和錯時比較。且不論成果如何，只是這種跨時空、跨體制、跨文明的貫通性思考，就是一種政治歷史學的革命。

大師芬納寫此鉅著面對的是，西方主流政治學非常現實，因而也十分短視，他們甚至認為“只有歷史能為現實服務時，我們才會服務於歷史"。像《統治史》這種橫貫全球五千年統治史的鉅著，也許是西方政治學領域的絕唱。芬納為寫此書，曾申請科研經費被拒就是證據之一，由此，可見大師芬納寫此書時的艱難。

有人認為，如果政治學有諾獎，芬納肯定會贏得此殊榮。也有人認為，寫《統治史》需要的知識面、想像力、對歷史現象的綜合力、貫通力，遠非已技術化的諾獎所能比擬。

在概念性序言中，芬納寫到：

1、確定所選政體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佈，將每種政體置於具體歷史和地理環境中，按照常規模式對每一種政體進行分析，根據一套標準化的評價準則，評價其總體特徵、優勢和弊端。

2、根據標準化的類型，尋找不同政體之間的異同；確定反覆出現的主題；藉助這些類型，確定不同政體中可以稱得上是發明創造的因素。

在讀《統治史》時，有人得到的印象是：決定一個政治建構成功的條件，隨着時間的推移會不復存在。後人會利用某一政治建構的一些特性去為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羣體謀特殊利益，從而使一個本來運轉良好的制度走向低效和腐敗。因此，任何政治建構，即使是在一定時期內被看作很完美的建構，都會走向衰敗。

芬納認為，18世紀時，“世界上的其它文明都已經發展到相當自我滿足的狀態，不願做出改變。實際上，這些國家的政府，竭力抵制他們認為會打破其寶貴的平衡狀態的任何影響"。而同時期的歐洲，在經受着文藝復興、啓蒙運動、蒸汽機等多種衝擊和推動。

芬納對統治結構的分析，是從四個要素的關係與排列組合的變化開始的。這四個要素分別是：宮廷、教會、貴族、廣場。這四個詞都是轉喻，宮廷指專制政治，教會指神權政治，貴族指精英政治，廣場指大眾政治。在歷史事實中，這四個要素中任何一個都難以完成統治，需要按比例混合。如宮教、宮貴、宮廣，或宮廣貴、廣宮教等。

我理解，芬納在思考《統治史》結構時，先是提出概念性的序言，建立概念體系。如發現統治實踐中反覆出現的主體、政體類型、決策者與執行者、評判標準、沒有終極與需要探索。在近百頁的概念性序言之後，按時間順序分析各種政體統治的不同案例，進行利弊評價。

這種先建立概念體系、然後再進行案例分析的結構法，在西方現當代一些經典寫作中也許屬一種手法。法國人阿隆的《和平與戰爭》也類似這種思維結構。我的疑問是，這種概念體系是怎麼來的？是什麼樣的事實促成大師要建立這種概念體系？如果這些概念中有的站不穩，會不會影響全部結構？

芬納是清醒的。比如，他對廣場式政體的利弊認識很深刻。他説，廣場式政體的過程不在於命令，而在於説服。但是，在操作中，演説會變成蠱惑，説服會變成腐敗、施壓和恐嚇，選舉會變成派系操縱和篡改結果，集會會變成騷動和暴亂……

統治實踐，是客觀存在的；統治創新，也是客觀需要的；這應該是一種無終極論的運行。近現代發源於西方的制度，正在把西方引向衰退，這種衰退過程也是漫長而充滿矛盾的。而來自中華大地的探索，正顯示出勃勃生機，特別是頂層若干份珍貴而遠見的重要決定，指明現代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的方向。事實將證明，中國的方案與中國的探索，將譜寫新的人類文明創新史。

芬納的侷限，是未能看到來自中國對現代治理的理論與實踐的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