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立場才能有敍事邏輯——國慶觀影有感_風聞

  9月30日帶女兒觀影，妻子説去看《八佰》，我説不愛看為國民黨歌功頌德的片子，於是只看了《奪冠》。    

           

     關於國民黨抗戰，一些人與我爭論過。他們總以為我不瞭解“國軍”抗戰的歷史，其實這方面別説影視劇紀錄片（包括台灣拍的）我不知看過多少，就説有關的書籍，從歷史著作、研究論文、文檔選編到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錄，不少我都整本整本地讀過。衡陽保衞戰紀念館我從初中時開始也不知參觀了多少次。沒人否認國民黨廣大愛國將士的抗戰事蹟和民族精神，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其實有他們的位置（“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與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甚至在中國大陸的城市裏也一直有“張自忠路”、“佟麟閣路”、“趙登禹路”這樣以國民黨抗戰殉國將領命名的街道。如果説有例外的話，這例外是在中國的台灣省。在這個省，各路政客熙熙然背祖忘宗，做盡了勾結外敵圖謀分裂的勾當，對無論國共的抗日英烈自然是隻有敵意與仇視。這些年來，我們對國民黨抗戰進行了很多宣傳以至美化，毋庸諱言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想以此喚起對岸那個仍打着“中國”招牌的反動政黨的最後一點民族意識，但這個政黨“日暮途窮，倒行逆施”，已經朝着媚外投敵賣國求榮的方向一往不返地墮落下去，不值得再寄任何期望了。      

     何況一個反人民的政黨，“抗戰”的實況究竟是如何呢？    

               

     在蘆溝橋事變前的華北局部抗戰中，魯迅先生曾摘錄記者對一位在前線的國民黨軍排長的採訪。這位心直口快的下級軍官直接説自己和弟兄們雖然修了很多工事，化了幾十萬大洋，但“冷口失陷，一令傳出，即行後退，血汗金錢所合併成立之陣地，多未重用，棄若敝屣，至堪痛心; 不抵抗將軍下台，上峯易人，我士兵莫不額手相慶……結果心與願背。”這位有心殺賊的排長憤而感嘆：“不幸生為中國人!尤不幸生為有名無實之抗日軍人!”

     “八年烽火起蘆溝”之後呢？“抗日軍人”就“有名有實”了嗎？

      據《劍橋中國史》和其它書籍記載：

     在國民黨統治區，大量新兵都被虐待至死，不少生病的壯丁被軍官槍殺以致活埋於道路，能活着到達軍營的新兵十無一二。蔣介石聞訊也大為震驚，但他毫無辦法，因為這就是那個政黨及其代表的反動剝削階級的本性。

     到達軍營之後呢？     

     美國軍官曾經目睹國民黨軍隊因為各級軍官剋扣糧餉，士兵營養不良身體衰弱，許多士兵無力完成一小段行軍。負責訓練中國遠征軍的美軍官，認為中國士兵很強的戰鬥力完全被浪費了，而在這些美國人看來解決的辦法很簡單：“給士兵吃的，給士兵武器，給士兵訓練！”——問題是這些起碼的要求，對被“果粉”捧上天的那個政黨來説竟是“難於上青天”。

      上了戰場之後又是如何呢？

      “晉軍則望風而逃，十五萬人現只兩三萬，餘均把槍帶回家了。這種殘餘軍閥的可惡，真正是太無人心到極點了。”

    “因為劉汝明、萬福麟、李服膺這些傢伙，使敵人把中國軍隊看得一個錢不值。它很少部隊硬和我們幹不稀奇，它連後方都不要，還是一往前進，向着一點攻擊。它認為中國軍隊只要突破一點，全線都會潰退。所以在忻口的敵人，它的聯絡雖被紅軍截斷，卻仍然向我不斷攻擊。可恨這些軍隊都是私人的工具，都無協同作戰的精神，所以才使敵人驕傲自信到這樣子。”

   “封建勢力和軍閥的總崩潰，自然是最近將來即可看見的事！可恨的這種殘餘和新興的[軍閥]勢力，不剷除於民眾手裏而剷除於敵人。坐使我們幾千萬無辜民眾，也隨他們而斷送。這種痛心，真不能往下説了。”

    “漢奸之多，出乎意外。自然是政治不良民生凋敝的必然結果。細想起來，也無足怪。”

    ………

    這是川軍122師參謀長趙渭濱將軍1937年10月在山西前線寫給兒子的家書，信中所記就是他在前線所見的“國軍”抗戰實況。那還是在抗戰初期國民黨對日作戰較積極的時期，之後就更是不問可知了。或許很多同學不知道這封信，這可能是由於此信對“國軍”打臉太重，有關部門為統戰計，給對岸某黨留面子，讓他們能有臉在那島上説“我當年堅持抗戰，如今當然還是要愛我中華”——雖是吹牛，但總還是句人話，有點血性——所以一直沒有大力宣傳。那時我們誤以為某黨還要臉，現在看來他們是自己不要這個臉了，那就開誠佈公，宣之天下吧。

     但希望在哪裏呢？

     據《張自忠將軍傳》記載，張自忠將軍在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採訪時曾高度評價共產黨游擊隊，駁斥對游擊隊的誣衊。將軍的心腹好友李九思旅長回憶説，張將軍曾對他感嘆：“國民黨不是真心打日本”，甚至問他：“我們去投共產黨，人家要不要我們呢？跟國民黨早晚完蛋！”

     張將軍終究沒有走出這一步，而是英勇殉國於襄東戰場。很多人都説，將軍本可以不死，他是想以死喚起“國軍”將領們去“真心打日本”。但後來“國軍”的表現能讓將軍瞑目嗎？

     正是因為看到這一點，不少國民黨官兵都在抗日前線認清了跟着國民黨打贏不了日本，張學思、萬毅、呂正操等都陸續加入了八路軍，成為敵後戰場屢建奇功威震敵膽的抗日名將。

     他們走的正是張將軍沒有或沒來得及走出的那一步。

     趙渭濱將軍在上述家書中也寫道：

     “紅軍之善戰，紅軍之努力，真使東北軍、晉綏軍、陝軍愧死！老百姓有三句話説，紅軍又會打仗又不擾民，中央軍會打仗但是擾民，晉陝軍又不打仗可擾民，就可見一斑了。”

    “同時紅軍在民族抗戰中的一切一切，也就是共產黨在中國民眾心理上所建立的很大基礎，未來的成功，未來的抗戰，恐怕還是要靠共產黨吧！”    

    他認為自己是共產黨的同路人，還希望自己的兒子“準備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能夠當一個優良的技師！能夠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服務！能夠在復興民族，恢復失地的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貢獻！”

     寫這封信後不到半年，趙將軍殉國於山東滕縣。

    但他對共產黨的期望——“未來的成功，未來的抗戰”、“社會主義國家”、“復興民族”——全部已經實現，或者正在實現。

    台灣政論作家黃智賢女士為聲援在大陸演唱《我的祖國》而在台灣被圍攻的歐陽娜娜和張韶涵，在自己的節目中播放了歌曲《歌唱祖國》，但沒有播第三段。

    網友提了意見，她立即加上了第三段：

    “東方太陽，正在升起，

     人民共和國正在成長。

     我們領袖毛澤東，

     指引着前進的方向。

     我們的生活天天向上，

     我們的前途方丈光芒！”

     這説明了什麼？

     這説明一切真誠的愛國者（包括黃女士這樣曾對國民黨情深意篤的人——直到現在她對毛主席還有些成見），現在必然和抗戰時期的趙將軍他們一樣，認同中國共產黨，而與倒行逆施的反動集團徹底決裂，原因很簡單：

     非此不能免薰蕕同器之譏；

     非此不能遂富民強國之志。

     現在反而是我們自己的某些人搞不清或不願面對這個歷史的邏輯。

     這是為什麼？

     一言以蔽之，有些人忘記了共產黨的本色、初心、使命，脱離了人民羣眾，看不到人民羣眾的力量。這樣的思想折射到歷史觀上，就會對當年紮根羣眾發動全民抗戰的共產黨視而不見，甚至冷嘲熱諷，而對“德式裝備”、“威風帥氣”的“國軍”仰之彌高，頂禮膜拜。

     國慶前夕，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同志到香港底層市民家中慰問探望，這才是趙將軍當年讚佩的八路軍深入民眾扶助民眾的作風。

     在1975年的電影《沸騰的羣山》裏，解放初期接管鐵礦的解放軍焦政委不住工頭安排的洋樓，而到工棚裏和礦工一起住。在礦工家吃飯時，他發現全力待客的礦工也只拿得出幾個黑窩頭，而就這麼幾個黑窩頭，也讓悄悄跟着自己進屋的一個小女孩眼饞得直咽口水。     

            

     跟着焦政委的警衞員小趙抱起小女孩望着政委。政委一邊把窩頭喂到孩子嘴裏，一邊聽工人告訴：女孩是後院的，爸爸死於礦難，媽媽也因病去世了，孩子成了孤兒，就這樣各家轉悠，吃了上頓沒下頓。焦政委這才瞭解到：解放前夕，鐵礦不但生產設備遭到破壞，礦工的生活也瀕臨絕境，眼下要恢復生產，最要緊的就是解決糧食問題。    

       焦政委一面動員部隊把隨身攜帶的乾糧讓給工人們以解燃眉之急，一面請求上級調拔糧食。

      由於礦上特務出賣，押運糧食的火車受到土匪伏擊。警衞員小趙在戰鬥中獻出了生命，臨犧牲前他還在用身體堵住被子彈打穿的糧食包——毫無疑問，這位戰士在年輕生命的最後一刻，沒有忘記那個連黑窩頭都眼饞的小妹妹，沒有忘記剛剛沐浴到新社會的陽光卻還在舊時代遺留的苦難與飢餓中掙扎和等待的老百姓。     

      歡呼救命糧運到的礦工和家屬的男女老幼們得知小趙犧牲，都沉默了——用生命換來的糧食，見證了我們的黨和軍隊對人民的無限熱爰與忠誠，也揭示了我們打敗一切侵略者、破壞者，打垮那個反動集團的最根本原因。

     不是有不少人説那個年代的電影只有“假大空”的政治説教嗎？

      但我們偏偏在其中能找到很多這樣簡簡單單卻真切鮮活到了極致的細節。

      所以問題不在於有沒有説教，而在於你是不是真的有什麼值得説教的東西，你想不想讓你的説教被人理解，你想它被什麼人理解。      

         

      看了《奪冠》之後，我有些失望。

      中國女排的故事本身是壯麗而跌宕的史詩，演員們也都盡心盡力。

      問題在編導。

      編導不會講故事。

      而這不是敍事技巧問題，而是編導們沒有立場，沒有中心思想，前半部的愛國主義和後半部的“為自己打球”統一不起來，結果編導一直給不出一條連貫有力的邏輯來推進情節，影片幾乎成了訓練和比賽片斷的堆砌。

       實際上，那兩條線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問題從來不在於要不要“為自己”，而在於怎樣“為自己”。當你為了祖國榮譽而英勇拼搏，讓國旗升起國歌奏響，代表全國人民走上最高的領獎台，這正是成就了一個偉大的、完美的自己。這樣的自己決不是孤芳自賞的，而是會激勵無數和你一樣的普通人奮發努力，創造新的輝煌業績。

     應該正面表現中國女排對全國人民的鼓舞，也應該正面表現中國人民對這些優秀女兒的關心和支持——據我所知，女排五連冠時有球迷寫信坦率指出她們的缺點，袁指導還拿來教育大家；女排陷入低谷時，有球迷寄去禮物，送去祝福，建言獻策——郎平的歸來，就與此有關。     

     為什麼不把這些情節集中到某一個球迷或某一家幾代看女排打球的人身上呢？——據我瞭解，有個波蘭老爺爺是中國女排的骨灰級鐵粉，難道中國不更有多得多的這樣的人嗎？女排隊長周蘇紅不是到“硬骨頭六連”交流過，感動於自己有這樣一羣鋼鐵硬漢的粉絲而深受鼓舞嗎？雅典和里約的決戰中，我們的姑娘多像那支無堅不摧的軍隊。

    為什麼不讓教練把這些人帶到隊員面前，讓大家明白女排精神的來源在哪裏，明白怎樣打球才真正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心底那種最神聖的感情呢？

      但這樣拍就需要立場，需要把女排不是當作孤芳自賞的一羣精英，而是當作和祖國息息相通，與人民血肉相連，代表着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的先進羣體、英雄團隊。

       問題是，編導和當前很多主旋律影片的主創一樣，為了標榜不搞“政治説教”，而沒有了立場，也就沒有了靈魂，沒有了視野，沒有了人物性格和敍事邏輯，很多素材他們視而不見或無力駕馭，眼裏只有他們預計的幾個“淚點”、“笑點”，呈現出的東西在技術上是精緻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感染力卻遠不如《沙鷗》以及更早的《女跳水隊員》、《女籃五號》。

     應該正視這個問題了：

     和老一輩電影藝術家相比，我們到底缺少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