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真的走上回頭路了嗎？_風聞

©️資本偵探原創

作者 | 丁直仁

1864年是英國税務史上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英國取消了拿破崙戰爭時代設置的穀物進口税。

穀物進口税又稱“玉米法”（Corn Laws，指英國政府向所有進口食品和穀物徵税）是19世紀初英國政治鬥爭的核心所在，它代表了農村利益和城市利益之間的搏鬥——地主們想保持關税以提高自己的收入，但隨着工業革命不斷壯大的城市製造商，則希望廢除關税以降低生活成本。

一場曠日持久的圍繞玉米法的辯論展開了，表面上看，支持還是反對玉米法只是一場關於進口税的鬥爭，但實質上，這場鬥爭要決定的是英國的未來由誰掌控，誰又會因此飛黃騰達。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又譯作《經濟學家》，英國經濟學人集團出版的雜誌）便是在此時應運而生：它的主要創辦人是玉米法的反對派，他們要通過雜誌來宣傳、普及自由貿易的觀點。直到今天，《經濟學人》依然肩負着這個使命。而圍繞玉米法的爭論最後以日益強大的製造商大獲全勝而結束。

這是丹尼•羅德里克在其2011年出版的著作《全球化的悖論》（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一書中描述的一幕。

作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經濟學人》《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等頂級財經媒體的長期撰稿人，羅德里克是研究全球經濟的著名專家，《全球化的悖論》則是其系統闡述有關全球化思考的著作。

近年來，在全球化思潮成長下的80後、90後可能面臨着一場對既有世界觀的強烈衝擊：英國脱歐、特朗普掌權等事件，將全球化似乎帶到了回頭路上。當下大部分年輕人都是在推進全球化的思維和浪潮中成長起來的——從愈加繁榮的出境遊市場就可見一斑——當時代猝不及防的調轉船頭，所有人都不免發出疑問：世界到底怎麼？

在長期研究全球化的羅德里克看來，全球化今日遭遇的變局並不是難以預測的現實。

儘管《全球化的悖論》國內版是在近十年前出版的，但羅德里克彼時就已經指出了全球化浪潮下可能藴藏的風險——從全球化近兩年遭遇的變數來看，羅德里克的擔憂很有先見之明。

對全球化的批判性思考並不意味着羅德里克是一位反全球化的學者，恰恰相反，羅德里克是推動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只是，在實現怎樣的全球化、怎樣實現全球化上，羅德里克有着自己的堅持和主張，而這些堅持和主張在變量不斷增多的當下，依然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全球化的N次迭代

時至今日，全球化遭遇波折會讓人們大感異常，其背後體現的是全球化浪潮的深度滲透。但回溯歷史，全球化並不是理所當然存在的，貫穿人類近代史和當代史的全球化，實質上經歷過多次迭代。

發生於19世紀初的英國“玉米法”鬥爭，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典型代表。

根據史學家的通常判定，1914年之前100年的全球化是第一波全球化。這一波全球化出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汽船、鐵路、電報等新科技徹底改變了國際運輸和通信，大大降低了貿易成本。亞當·斯密、大衞·李嘉圖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影響不斷擴大，經濟學的理論傾向發生了變化，主要國家的政府大大放鬆了對貿易的限制，降低了關税，解除了貿易禁令。從1870年開始實施的金本位制，使得大家不再擔憂匯率隨時變動的問題，資本在各國間自由流動成為可能。與此同時，當時的主要經濟決策者的信念體系逐漸趨同，資本主義制度也制定和實施了不少推動貿易發展的法規。

在“玉米法”之爭以城市製造商大獲全勝結束後，英國商業貿易突飛猛進，經濟產能劇增，英國的成功讓歐洲大陸的其他國家豔羨不已。為了推動自由貿易，當權者選擇走政治捷徑：為了讓另一個國家降低貿易壁壘，自己先降低本國的，然後跟反對派説這是為了打進外國市場而做出的必要“讓步”。

1860年的科布登條約就是這樣產生的，條約規定英國降低法國烈酒的關税，交換的條件是法國降低英國工業製品的關税，在這之後，英國跟其他歐陸國家簽訂了一連串類似條約。

科布登條約最重要的創新之舉是最惠國待遇條款。該條款要求籤訂條約的其中一方自動得到另一方隨後給任何第三國的關税優惠。這樣形成的貿易條約網絡成了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歐洲國家降低關税的一個重要工具。

得益於種種因素的推動，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很快興起。而當亞當·斯密、大衞·李嘉圖的理論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時，英國等國家就會藉助國家機器強行將彼時的全球化邏輯在當地貫徹下去——這正是19世紀中國所遭遇的事情。

但是，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世紀中後期遇到了危機，導火索是始於1870年的經濟衰退。這次經濟衰退持續的時間很長，對農民的打擊尤其大，為此，提高農業關税的保護主義逐漸抬頭。而這一次經濟衰退同樣暴露了金本位制的弊端，反金本位制的呼聲漸起。多重變量的出現共同將第一次全球化浪潮送入低谷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設置的高關税為保護主義開了頭——斯穆特-霍利關税（Smoot-Hawley Tariff）被推出台，歐洲國家也想求助於貿易壁壘來擺脱相似的經濟困境，美國的做法成為了藉口和導火索，英國很快同流合污。保護主義的風潮也蔓延到了發展中地區。同時，英國海軍此時元氣大傷，也無法在這些邊緣地區強制施行自由貿易。最終的結果是，1929-1937年，世界貿易量減少了一半。

在第一次浪潮之後，全球化元氣恢復的重要標誌是1944年7月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佈雷頓森林舉行的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

各國代表團團長在佈雷頓森林合影

著名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和美國財政部長助理懷特用了大概三週時間給世界經濟帶來了一套新的經濟哲學，創建了兩個新的國際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關税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作為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的補充，連同佈雷頓森林會議通過的各項協定，統稱為“佈雷頓森林體系”，即以外匯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多邊經濟制度，構成資本主義集團的核心內容。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促進了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頭30年，在布雷頓達成的協議控制了世界經濟。但因美元危機與美國經濟危機的頻繁爆發，以及制度本身不可解脱的矛盾性，該體系於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松政府宣告結束。

儘管佈雷頓森林體系已經解體，但在羅德里克看來，佈雷頓森林體系一直在提醒世人，我們渴望的全球性集體議事還是有可能的。這主要是因為，佈雷頓森林體系有一個微妙的平衡：

有充分的國際制約和貿易開放來保證世界商業繁榮，同時各國政府也有足夠的政策空間來應對國內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求。國際經濟政策和國內政策目標(充分就業、 經濟增長、公平分配、社會保險以及國家福利等)相比處於次要地位，以達到温和的全球化，而不是超級全球化。

其中，關税及貿易總協定的設計初衷是：在一個相對鬆散的國際合作框架裏，給各個貿易國留有足夠的空間來追求各自的社會和經濟目標，不要過多地受到外部規則的制約。當貿易威脅到國內已達成的分配協議時，貿易就要讓步。

正因關税及貿易總協定從來沒有以自由貿易最大化為目標，因此，在部分人看來，關税及貿易總協定未能更好的推進全球化。1986年，在烏拉圭的埃斯特角城舉行了關貿總協定部長級會議，決定進行一場旨在全面改革多邊貿易體制的新一輪談判，又稱“烏拉圭回合”。

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次貿易談判，經過將近8年的談判，作為1995年烏拉圭回合(也是關税及貿易總協定最後一輪談判)的高潮部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成立了，世界貿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而對這個由WTO引領的全球化新階段，羅德里克感到憂慮重重。

無法並存的三角

要理解羅德里克為何對新階段的全球化感到擔憂，需要從其對全球化的理解説起。

長期以來，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帶來的閉塞、落後，與國門打開後對經濟、國力發展的推動的對比，使得對全球化的擁抱與認可深深紮根在國人心中。國際貿易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結論固然不錯，但這個結論並未完整概括國際貿易方方面面的影響，以及要實現正向結果需要齊備的附屬條件。

對於全球化少為人知的“B”面，羅德里克進行了系統闡述。

首先，羅德里克認為，從英國“玉米法”之爭的例子中闡明的一個重要道理是：貿易政策對收入分配有着重大影響。

直白一點説：貿易經濟效益的另一面是收入重新分配。如果要取得貿易的全部經濟效益，一定是縮小某些商業活動，擴大另外一些商業活動——因為經濟改革可以提高效率，有相對優勢的行業會擴張，其他行業就會萎縮。縮小了的行業的所有參與者都會遭受損失。這種損失不是暫時的。

經濟利益重新分配是取得貿易效益的必要基礎。現實情況很簡單:有得必有失。

書中舉例道：我有製衣的專長，雖然我在別的行業找到了工作沒有失業，我的收入損失卻是永久的。在美國，這種損失應該是改行前的收入的8%~25%。經濟學家沃爾夫岡·斯托爾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羅·薩繆爾森的一大重要發現表明某些團體一定會因為自由貿易而長期收入受損。並且，貿易和科技發展截然不同，它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傷害同一羣人。如果你沒有什麼技術，也沒受什麼教育，流動性也不高，自由貿易就會一輩子都跟你過不去。我們就很難説你這次受到傷害了，下次就會得益。

而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有得有失，就很難説這個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是得了還是失了。

同時，與貿易有關的行為可能違反本國廣為接受的社會習俗或契約，如僱用童工、違反勞工權益或者對環境造成破壞。最後，隨着貿易變得越來越自由，廢除貿易壁壘的經濟效益也變得越來越小，重新分配的效果卻越來越大，貿易經濟存在自我消耗的問題。

以上三個問題是貿易經濟存在的內生問題，始終困擾的經濟學家們。而在底層邏輯上，貿易經濟也存在需要克服的巨大矛盾。

羅德里克闡釋道，任何貿易得以進行都是依賴於信任和了解，但是由於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社會制度、文化習俗、經濟體系等存在巨大差別，如何彌補交易鴻溝就成為了全球化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市場對上層建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國際市場更是如此。在小社區裏，每個人都互相認識，大家交往頻繁，在這樣的環境下進行糧食以及其他必需品的交易就不需要上層建築的支持。如果一小撮商人和金融家有着共同的信念，他們之間的交易也能夠順利進行。但是，規模更大、地域範圍更廣的商業活動要持續發展牽涉的面就會更為複雜：

需要社會制度的支持；需要產權法來確定所有權；需要法庭來保證合同得以執行；需要交易規則來保護買賣雙方；需要警察隊伍來懲罰違法亂紀者；需要宏觀經濟政策來管理經濟週期，降低週期性；需要合理的標準和監管來維持金融穩定；需要貸款人來防止恐慌；需要健康、安全、勞工及環境等方面的標準，使大家有法可依；需要有補償計劃，來對在市場上遭受慘重損失的人進行賠償(市場常常是很殘酷的)；還需要社會保險，來降低市場風險帶來的傷害；需要賦税來為這些職能提供資金。

簡而言之，市場不能自我監管、自我穩定、自我合法化，它需要把自由放任和政府幹預結合起來。同時，正是因為政府對本國市場的運作不可或缺，它們才成為了國際市場發展的絆腳石。

因此，在羅德里克看來，全球市場面臨着雙重問題：它不像本國市場那樣，有國內上層建築的支持，而只能在各國社會制度的夾縫中生存。就算各國對跨國貿易和國際金融沒有直接限制，這種雙重魔咒也使得全球化非常脆弱，國際貿易成本高昂。全球化問題的根本在於：沒有政府不行，有了政府也不行。

關税及貿易總協定成功的原因就在於，設計它的初衷是，在一個相對鬆散的國際合作框架裏，給各個貿易國留有足夠的空間來追求各自的社會和經濟目標，不要過多地受到外部規則的制約。當貿易威脅到國內已達成的分配協議時，貿易就要讓步。

但是，烏拉圭回合的點睛之筆、取代了關税及貿易總協定的WTO的關鍵，在於建立了一套新的糾紛處理程序。在專家小組裁決中失利的一方可以通過一個新的上訴法庭要求重新裁決。不管判決有利於原告還是被告，上訴法庭做的決定一般是不可改變的，只有這個機構的每一個成員一致同意才能將其推翻。

在關税及貿易總協定時代，告到國際法庭的都是關税和配額的案件。配額逐漸淘汰了，關税又降下來了，而WTO的目標轉變為要降低所有阻礙國際商務發展的交易成本，包括不同國家的監管制度和標準。WTO時代的貿易糾紛觸動了國內政策領域，這些領域以前是不會受到國外壓力威脅的。而現在，賦税體系、食物安全規則、環保條例、促進工業政策等，都會受到貿易伙伴的挑戰。

換句話説，在WTO的規則下，缺少一條清晰的界限將國內權利和國外責任完全分開，這也成為很多矛盾的來源。其實，WTO越來越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源自這個基本原則的不明確性。同時，WTO還在推動農業、服務業等以前未被納入的領域納入全球化的範疇，這進一步增加了全球化面臨的風險。羅德里克總結道，“實際情況是我們用沒有必要的國內、國際策略來應付全球化造成的破壞。結果是我們會面臨以下風險：貿易的社會成本遠高於它狹隘的經濟效益，對全球化的反抗會越演越烈。”

從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後引發的系列事件和變化可以看出，羅德里克的預言不幸言中。

如何解決問題？在書中，羅德里克給讀者提供了三個選擇：

選擇限制國內民主，對全球經濟不時帶來的社會、經濟衝擊置之不理，只求降低國際貿易交易成本。選擇限制全球化，希望在國內建立合法的民主制度。選擇以犧牲國家主權為代價的民主全球化。

從三個選擇可以看出：世界經濟在政治上難以三全其美。

對此，羅德里克用精彩的語言進行了闡述：“我們不能在擁有超級全球化的同時擁有民主制度和國家自主權。我們最多能在三者中取二。如果我們想要超級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們就要放棄國家主權。如果我們想要保住國家主權，也想要超級全球化，我們就必須放棄民主制度。如果我們想要將民主制度和國家主權結合在一起，我們就要和超級全球化説再見。”

不可能三角似乎為全球化的下一步發展投下了悲觀的預測，但是，事實並非真正無解。

成為刺蝟還是狐狸？

雖然做出了世界經濟在政治上難以三全其美的悲觀判斷，但羅德里克也給出瞭解法，他提出了七條常識性的基本綱領，認為綜合運用它們能給世界經濟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繁榮的基礎。

市場一定要植根於治理體系。民主制度和政治社區基本上都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來組織的，而且，在不久的將來都會如此。通向繁榮的路不止一條。國家有權保護它們的社會秩序，監管制度和政治基礎。貿易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貿易本身不是目的。任何國家都無權將自己的上層建築強加給別國。國際經濟協定的目的就是要制定各國上層建築交界處的交通規則。在這樣一個國際經濟秩序裏，非民主國家和民主國家同樣享有這些權利和特權。

圍繞這七條綱領，羅德里克在書中對每一條都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不過要理解它們，最好的辦法是結合具體實例。在羅德里克看來，中國的全球化實踐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典範。

羅德里克在書中這樣説道：全球化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引擎？東亞國家與地區就是最好的例子。全球化需要有所控制？東亞國家與地區也是最好的例子。

20世紀80年代早期和中期，中國推行了許多試行法規。決策者們希望通過試驗找到的辦法能克服他們面臨的侷限，而且更加適合當地條件。中國的上層建築創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國採取的解決方法是，從計劃體系逐步過渡到市場體系。公社取消了，分田到户了，但是土地所有權還是國家的。農民還是要按規定上繳國家定價收購的糧食，但是完成國家任務後，農民可以自由地將剩餘的農作物以市場決定的價格出售。這種雙軌制讓市場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又保持了政府的税收，也保住了城裏工人的低成本食品消費。農業生產率大幅提高，掀起了1978年後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而鄉鎮企業的成功也印證着經濟學家錢穎一曾強調的觀點：有企業家和當地政府組成的聯合陣營的支持，產權比在一般私人財產製度下更有保障。

2001年，中國加入了WTO，那時中國已經建立了強大的工業基礎，很多行業不再需要保護和培養。

為了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做準備，中國關税從20世紀90年代的高位大幅下降到2001年的個位數水平。很多工業政策也被逐步淘汰。為此，中國越來越多地使用極具競爭力的匯率來對工業進行實質性的補貼。通過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阻止熱錢流入，中國政府控制了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升值本來就應該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自然結果）。

羅德里克總結道：總而言之，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市場，同時調動私有企業積極性，也迎合了國內經濟現實。中國在全球化這個遊戲中，選擇的遊戲規則是佈雷頓森林體系20世紀90年代後深度一體化的規則。

中國追求經濟多元化發展的做法非常值得讚揚，因為：生產的產品決定了命運，這是哪個國家都逃不過的定律。

“只生產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你就永遠停留在世界經濟的邊緣。你將完全受制於國際市場價格的上下浮動，飽受國內一小撮精英的統治之苦。如果你能強行打入製造業和其他現代交易品行業，你才有可能向世界上的富裕國家靠攏。你會增強抵抗世界市場波動的能力，一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會要求一個代表廣大羣眾利益的上層建築，這比符合少數精英統治需要的專制政權好得多。”

但是，在當前的全球化遊戲規則下，中國的成功很難被複制。因為，隨着全球化發展到現在， 它的規定使得這些國家很難被模仿。WTO的規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慣例以及西方政策顧問的建議集中起來造成的後果是，各國設計和實施國家政策的空間縮小了，諷刺的是：這一切都是為了傳播全球化的福祉。

回顧全球化的發展歷程，遊戲規則之所以發展到今天這步，也與經濟學家片面追求單一答案的做法密不可分。

20世紀80年代，是里根-撒切爾革命十週年，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佔了上風，被稱為華盛頓共識、市場原教旨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應運而生。在作者看來，這個新觀點抬高了簡單化的貿易理論，貶低了有附加條件的那套貿易理論。它認為任何給自由貿易設置的障礙都令人反感，必須被清除，那些前提條件也應該被打進十八層地獄。

學術界的風氣、國家層面的需求共同推動全球化走向了下一步，進而釀成了如今的局面。

從羅德里克的系統闡述中可以看出，其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但不是當前全球化規則的支持者。其所奉行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在尊重國家內部需求的前提下推進全球化，而這並不意味着背棄傳統。

在書中，羅德里克並未對全球化面臨的問題給出一個標準答案，而是提倡對多重綱領的組合運用。而對於全球化這個極為複雜的議題而言，羅德里克的觀點也未必意味着絕對正確。

但正如其在書中引述希臘詩人阿奇羅庫斯（Archilochus）的一句老話説的那樣：狐狸知道的事情很多，但是刺蝟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刺蝟認為開放市場是解決任何問題的正確答案，而狐狸總是認為魔鬼就隱藏在細節裏。雖然關於全球化的解法在短時間內未必能探討出一個完美的方案，但一個道理卻始終值得銘記：尊重事務的複雜性，保持謹慎，弄清來龍去脈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比固執、單一的追求所謂“正確答案”，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