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姆被害的真正痛點: 家暴, 為何仍被視為私事? | 文化縱橫_風聞

✪宋少鵬 | 中國人民大學

【導讀】據媒體報道，近日藏族姑娘拉姆被前夫縱火焚燒而遇害，引發輿論強烈關注。善良自立的拉姆一直在反抗家庭暴力，多次報警無果，最終未能逃出被毆打乃至被殺害的厄運，這與近年來家暴、殺妻等惡性事件的邏輯頗為相似。輿論的關切在於，當女性受欺時，社會和執法部門習慣性地按“家庭內部的私事”處理，一定程度上縱容了家暴，乃至發生慘劇，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邏輯？

本文作者指出，從儒家秩序中延續下來的中國家庭，儘管以“愛”的名義轉化為私人領域，卸掉了家國結構的政治功能，但是傳統的婦女職能卻被保留。儘管近現代以來，女性與男性一起從父權制中解放出來，成為獨立個體，但結果是，用新的性道德重構出來的、以兩性為軸心的新社會秩序，仍是男性中心的性別化的社會秩序。當男性遊刃有餘地穿梭於公私兩個領域，女性卻事實上面臨兩個領域、兩種衝突性原則的擠壓和煎熬。

作者指出，**女性所面臨的“個體人”與“家庭人”的角色衝突，並不是其個人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結構性壓迫無法僅靠婦女個人解決，也無法通過召喚女性個人強大的承受力或是崇高的德性，去適應社會支配原則的衝突，這本身就是一種壓迫。

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15年第1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中國女性身份認同的歷史與現實——從“女德館”事件談起

2014年6月，@新媒體女性網絡發表《葉二孃東莞手記：女德館的日與夜》；9月，《南方週末》發表《女德班：教現代女性守婦道》，使“女德”教育浮現為公共話題。迫於各方壓力，蒙正國學館停辦。蒙正版的女德教育中，福報災殃、摸手聊病，學理上自不值一駁，但荒謬中所折射出修習女德的女性們的焦慮和無助，卻無法在“偽國學”或“封建主義糟粕”的定性中煙消雲散。精英看客們嘲諷此類女德教育的荒唐，卻不願俯身問問這些女人為什麼要上女德班？同時，又暗暗悲嘆這些女人的蠢、弱——無力調適現實生活中的矛盾，總是訴諸於旁門左道的軟弱和愚昧，似乎女人面臨的問題只是雞毛蒜皮的“婦女問題”，而無關制度性或結構性的根本問題。

**“婦女問題”的最終解決真的只能依靠婦女自己的心理調適和角色調整，或者期待國家父愛主義的福利政策嗎？**另外，不管是貨真價實的儒生們推介的“傳統女德”，還是官方力促的“慈母”、“孝女”、“賢妻”的家庭角色定位，能不能成為當代婦女的指路明燈，教化婦女以高貴的精神贖買現實生活中的焦慮？

▍“個體人”與“家庭人”的女性角色衝突

女德班，看似傳統，實則極具現代性。七天的女德班，有兩天是學員們趨之若鶩的“摸手聊病”。這個環節的重要性，是“摸手聊病”承認並試圖解決女性的傳統角色與現代身份之間的衝突：女性作為“個體人”與作為“家庭人”的衝突，並試圖提供合理解釋和解決方案。病是個體性的，致禍的原因卻是女人在家內人倫秩序中的行為欠缺，大多是女強人因家外成就而輕視了丈夫或是虧了孝道。反之，兩位典範的福報都源於其在家內順從的女德：以丈夫為天，勤勉家內職事。女德，雖具化為家庭中的細瑣家務和照料責任，最終目標卻是上升為個人的德性，迴歸到個人，反映為個人的福報：祛病或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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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作為“個體人”與作為“家庭人”的結構性衝突，在外表現為女性在家內、家外兩個角色的緊張。普通婦女走進女德館求助的同時，如何處理職業和家庭雙重負擔的問題也是學院派婦女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現代女子在家庭內外兩個領域疲於奔命，最大的痛苦還是家庭內外兩種生活原則的根本性衝突帶來的心理焦慮和無以宣泄的不滿：支配家外領域的原則是“男女都一樣”的現代平等觀念；家內領域卻仍按“男女不一樣”的原則運行：性別化的家務分工、永無止境的奉獻且不被承認。

若説現代社會中兩性不平等在公領域中經常需要以隱性方式存在，但是**這種不平等在私領域中卻經常是以赤裸裸的方式展現。**比如，照料養育責任的不公平分配、性秩序中的雙重標準（男人的性自由與女人的性貞潔）、甚至家庭暴力。面對赤裸裸的性別不平等，女德班的解決方法是用女人的順從和忍耐來維持既存秩序，給予的回報是女人個人的福報。不管丈夫是何等荒唐，哺乳期出軌抑或是犯強姦罪，總之都是妻子的錯，且不能離婚。最終要接受“不被丈夫休，已是自己的福氣”。

女德班開出的藥方，引起輿論一片譁然。經歷了平等觀念百年洗禮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已無法接受如此赤裸裸的男權復辟。但是，女德班揭示的“婦女問題”依然存在，否則“為什麼會吸引大批的女性，從老至幼，前仆後繼湧來”（葉二孃問）。

有需求必然有供應。不管是出於公益還是公益幌子下的創收，女德班只是需求驅動下的產物。在市場經濟下，製造需求的問題不解決，各種類型的供應必會源源不斷地產生。甚至可以預見，職業化的心理治療師、婚姻輔導專家，作為市場化的解決方案，將來會大量合法地存在。與女德館的解決方案相比，這類看似現代的解決方案，本質上仍是把女人的問題歸咎於女人，把婦女本身作為“問題”來處理。

**我們首先必須要追問，現代婦女家內家外的雙重角色是怎麼形成的？如何看待這兩重角色？**文化保守主義者可能會認為是中國女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太過超前。女權主義者可能會認為女權運動不夠徹底，男/父權制的遺毒太深。要避免似是而非的論斷式爭論，最好的方法是回到歷史情境。通過觀念邏輯和歷史實踐的梳理，明瞭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只有明瞭今天的問題與過去的關聯，檢視歷史留給當代人的歷史遺產，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我們才能從當下歷史的起點出發，繼續探尋各種可能的未來。

▍女權與國家聯盟反父權家庭

女權是尋求維新的中國知識分子從西方引入中國的現代性方案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現代性方案包括政治上民主/民族國家、經濟上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由獨立自主個體組成的社會。這個方案想象了一個與家國同構的儒家秩序完全不同的社會秩序：國民-國家、個人-社會。在進化史觀中，前者被冠於“傳統”，後者被冠於“現代”。而勾聯傳統與現代的關鍵要素就是“婦女”和“性別關係”。**因為在西方文明論中，“女人為教化之表記”，性別是識別一個國家或人羣文明與野蠻、現代與傳統的一個判斷標準。纏足、幽閉婦女、不學無術、娶妾、溺女、三從等女俗都是中國野蠻未開化的象徵。反之，女性權利——在清末主要體現為女學——既是文明的象徵，也是邁向文明的手段。所以，廢舊俗、興女性權利，成為中國告別野蠻走向文明的必經之路。這是女性權利在近代中國興起的大的時代背景，也是那個時代先進的男性知識分子願意談論女性權利的背景。女性權利，不僅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符號性象徵，更是近代社會建設和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觀念上的內在邏輯關聯，也有實踐上的工具作用。

清末民初，女性權利，取代女德，成為言説女性行為規範的新名詞，不僅表徵着性別觀念的變化，實則是人的觀念、社會觀念、國家觀念的一系列質的轉變。婦德，是女子在家庭人倫秩序中與各種名位相匹配的行為規範，側重責任。女性權利**，側重於權利/權力，女權的正當性來自於女人自身，脱嵌於人倫關係。不僅意味着承認女性作為“個體人”的存在，同時也承認女性作為“類羣體”的存在。**

女性，也是近代新出現的名詞。這個名詞的出現，意味着生物“人觀”逐漸取代儒家“人觀”，成為中國人認知自己和他人的觀念性框架。傳統儒家秩序中沒有“個體人”的觀念，是在各種人倫關係中確立“已”。作為女子，未嫁為女，出嫁為婦。相對父母為女，相對弟妹為姊，相對舅姑為媳，相對丈夫為妻，相對子女為母，夫家中還有叔嫂、妯娌、姑嫂關係。伴隨近代生物進化論傳入中國，現代生物人觀逐步建立起來，人本身成為動物中的一類，人類。**生物性（sex）注入“人”，成為“人”的本體規定，從而“人”得以從儒家人倫秩序中脱嵌出來，成為獨立個體。**而人類按性屬（sex）分成兩類：男性與女性。生物人觀的確立，為“人人平等”、“天賦人權”、“女權”提供了知識上的正當性，也成為近代國家觀念和社會觀念的基礎。個人，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集人為國，家庭不再是社會的基本單位。由此，支撐儒家秩序的家--國結構失去了觀念基礎。在觀念邏輯上，脱離家庭人倫秩序的個體（女）人的確立與近代國家觀念的確立，不僅是同一個歷史進程，且是同一硬幣的兩面。

馬君武所譯的斯賓塞和約翰·彌勒的兩種女權論述，奠定了清末民初自由主義女權的理論基礎。馬君武為中國描繪的女權運動路線圖中，女性在家內的不平等地位不僅被用來證明東方專制國家的罪惡，而且專制國家成為婦女受壓迫的原因。由此，女權運動被收納進推翻專制國家的運動中。女性正是在國族主義的框架下，通過訴諸“女國民”的身份，要求盡與男子同等的義務，通過義務平等尋求權利平等。

簡言之，在觀念上，近代女性身份和女權運動都是訴諸於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以超越家庭，在家外的公共領域中踐行平等，從而獲得女性個體的獨立和自主。這是中國女權運動的歷史語境所決定的。在實踐上，女性追求權利/權力的運動是近代國家建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從清末民初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百年婦女解放運動的主旋律，從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到集體主義時期，女性一直大規模的參與到救國與建國的運動中。同時，通過這種參與，女性在公共領域中成為革命的主體、生產的主體、國家的主人，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在公共領域中贏得尊重和尊嚴。**女性在公共領域中參與的廣度與深度，成為中國婦女解放最光輝的一面。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婦女的解放總是體現在公共領域中。

**但是，當女性與黨/國家結盟，逃離私人父權時，卻又面臨組織化的公共父權的新問題——成為國家的人，從組織包辦婚姻到服從國家的各類安排。**丁玲的《三八節有感》正是表達了一個懷揣性別平等夢想的新女性面對組織化新父權時的無措，革命事業（職業女性）與家庭生活衝突卻無法解決的苦悶。正是主流婦女解放運動與國家結盟的這一歷史背景，1980年代以來，大陸的女權運動出現了擺脱國家主導、尋求獨立的一種努力和一種趨勢。

▍國家父權與私人男權的合謀

如果説，近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從家—國結構向國民—國家轉型的過程。從傳統儒家秩序中逃離出來成為國民的過程，也是一個弒父的過程。

從觀念上看，這個過程早已在清末民初維新派輸入現代性方案時就已內在展開了，新文化運動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峯，父權的衰落是不爭的事實。巴金的《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攻擊父權家庭的代表性作品。有意思的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原本是逃離丈夫之家的妻子，在新文化運動中“娜拉”卻成了反抗父權的象徵，表明推翻父權制（父權是撬動家--國結構的鍥子）是那個時代的頭號任務。

當這些出走的“女娜拉”和“男娜拉”聯合起來殺死父親以後，成為社會的主體。那麼，另一個新的問題就浮現出來，**成為社會主體的“女娜拉”和“男娜拉”該如何組建一個全新的社會秩序？**開始掌握話語權的新型男性知識分子，一方面為摧毀以父子為主軸的儒家秩序不遺餘力的鞭韃父權制，另一方面努力為兩性關係為主軸的新社會提供新的道德基礎。這個新的道德基礎就是“新性道德”。新性道德，並不只是關於情慾的性道德，更多的是討論支配兩性關係的新道德。1920年代“性”與“戀愛”成為時代主題、變得重要和彰顯，就是因為1920年代是舊秩序走向解體、新秩序尚在建立的時期。性/戀愛問題的實質是以由男女兩性組成的新社會的社會秩序的根本問題。

“性”與“愛”開始成為討論兩性之間關係的基礎，不同的論者依據自己所信奉的理想的社會秩序，選擇了不同的組合方式。光譜的一極是“非戀愛”（有性無愛）的杯水主義，較具代表性的乃是1927年，章錫琛等在《新女性》上與無政府主義者展開的討論；稍向中間移動的是戀愛基礎上的合意結合，卻有可能超出一對一的關係，代表是1924年，章錫琛與周建人在《婦女雜誌》上提倡新性道德，引發陳百年《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的質疑；光譜的另一極是有愛無性的戀愛至上主義。處於光譜中間的是一夫一妻制核心小家庭制度，理想的狀態是愛情成為婚姻的基礎。論者所使用的理據不再是儒家的倫理語言，而是基於生物性的現代科學話語。這些討論實則都未脱離“性”與“愛”的觀念框架，表明性/愛作為兩性結合的道德基礎已經確立。結“兩姓之好”的傳統家庭觀念已被拋棄，最起碼在這批先進新青年的頭腦中已完成了觀念的更替。

四次新性道德討論，也揭示了家庭在個人—國家的社會秩序中的尷尬處境。在觀念邏輯上，完全可以不需要家庭作為基本社會制度。

首先，性/生育與婚姻家庭是分離的。在國民--國家的社會秩序裏，女性的身體和生育能力，被國家從父權家庭裏拯救出來之後，就被國家父權徵用了。從清末的“善種”到今天“優生優育優教、利國利民利家”的計生口號，都是這種徵用的證明。女性首先是國民之母，而不是某男人之妻。孩子首先是未來的國民、種族的傳承。其次，個人層面上，身心分離式的兩性交往成為可能。結兩性之好，未必就需要婚姻家庭。第三，從女性的角度出發，要避免“子君之死”和解決“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的問題，在個人--國家的社會秩序裏，**職業與結社為女性提供了擺脱父權/男權家庭的可能性。**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女性逃離父親/丈夫之家提供了經濟上的支持。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空間裏，女作家、女教師、女招待、女工等女性職業的出現，為女性獨立提供了可能性，相伴隨的是獨身女性的增加。當今社會的“剩女”實質也是職業提供了女子不需要婚姻家庭的獨立性。

在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理論中，家庭也不過是特定歷史階段的過渡性制度安排。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一夫一妻制家庭是通過控制女人的性、保證（男性）私有財產延續的機制。若在未來的社會中，兒童公育、家務勞動全部實現社會化，婦女參與到所有的社會化大生產中，男權制的家庭制度就沒有存在必要了。從功能主義的角度理解家庭制度，而不是對家庭進行自由主義的浪漫主義理解，即家庭是愛的港灣、抵制國家專制權力入侵的最後的自由堡壘、是個人習得正義的第一所學校等，家庭在個人--國家的社會秩序中還有存在的必要，是因為家庭還有功能性價值，特別是經濟價值，不僅僅是維持傳統慣習和社會穩定的需要。

從革命根據地到建國，從集體主義時期到市場經濟時期，一方面，家庭制度的根基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特別是家庭內部人倫關係受到國家的侵蝕，這也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激烈批評所在。另一方面，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從沒有消失過，一直承擔着各種社會職能，特別是再生產方面的職能。前者，最典型的體現莫過於在各種社會運動中家庭成員間互相揭發檢舉以向國家表忠心，實質上這不過是國民-國家結構下的極端表現而已。後者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婚姻法，婚姻法規定着家庭內部各種人倫關係中的權責關係：夫妻之間的扶助義務、對上代的贍養責任，對下代的撫養義務。法律規定了這些責任首先是屬於家庭的。

按照恩格斯的人的兩種生產理論，任何一種社會大生產都要處理物的生產和人的生產。馬恩性別理論指導下的國家政策，注重國家責任，卻無視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因為國家在道義上需要承擔再生產方面的責任，所以在集體主義時期，單位提供了再生產方面的一些設施。**但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高積累低消費的發展策略，仍把大量的再生產勞動留在家庭、留給婦女。**我們兒時的鞋襪衣服大多是母親做的。優先發展重工業使男性成為工人階級的主體，這意味着大量女性成為工人家屬，因為女工招錄一般優先選擇城市女性。高積累低消費的發展策略，使國家儘可能壓縮再生產方面的資金而投入到生產領域，再生產方面的職責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廣大婦女——包括女工——的家內無酬勞動、副業勞動來完成。所以，**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工業化積累有婦女家內勞動的貢獻。**儘管在集體主義時期，國家承認家庭婦女的家內勞動是社會主義勞動的一部分，模範家屬是作為勞模被國家表彰，但這類勞動仍是無酬，且認為社會價值低於生產勞動。家庭婦女在集體主義社會體制和生產體制中的地位和角色，只不過是再現了國民--國家結構下婦女與國家的關係。作為前綴的“家庭”的存在，表明“家庭”作為處於個人--國家之間的功能性制度安排，承載了很大一部分“個人”不能、“國家”不願承擔的功能。這個功能就是所謂的“社會”功能。

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啓動市場化改革，提出“企業不再辦社會”，實施公私分離。國家把再生產方面的職能從企業中剝離出來，美名曰“社會化”，實則是私人化和市場化。對於絕大多數無法通過市場來解決家務勞動和養育職能的下層階級和中產階級，只能通過夫妻之間的性別化分工或代際之間的分工來承擔這部分職能。“私人化”不同於“個人化”，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再生產方面的勞動很難由個人獨立完成，它需要合作。**再生產職能的“私人化”只是意味着是由私人化的家庭來承擔，家庭在資本主義體制裏開始被建構為私人領域。**高昂的養育費用、一代人無法承受的房價，很大程度上“復活”了暫時性擴展式家庭。暫時，是因為孩子上幼兒園了之後，老人就離開小家庭。與其説這種暫時的擴展式家庭是向傳統儒家秩序下的父系家庭的迴歸，不如説是資本對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利用。更準確地説，家庭是普通中國人在殘酷的資本主義市場社會里的生存需要。這種需要，恰是因為個體是資本主義體制運作的基本單位。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個人（往往是男人）在公共領域中的職業表現，需要私人領域中親情的無償支持。比如，性別化的分工（妻子承擔的照料勞動和情感勞動）和代際分工（分擔照料責任、甚至負擔房屋等生活資料的開支）。

這種表象背後的實質是資本主義體制需要家庭這種制度，為資本積累服務。按市場邏輯，再生產職責、甚至情感勞動，都可以通過市場解決，譬如收費式陪聊，但是家庭仍是一種便宜地處理再生產職責的制度安排。這些勞動在“愛”與“私人”的名義下無酬化，有助於資本積累。中國這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拆分式家庭——把再生產職責私人化，很大程度上是婦女化——製造出勞動力的廉價。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呈現出一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個人主義盛行、家庭制度趨向崩解：不婚不育（職業女性佔很大一部分）的人羣快速增加、離婚率上升（離婚主要的糾結是財產分割）、性自由；另一方面社會充斥着迴歸家庭、對婦女家內美德的呼喚。這種張力凸顯的正是在個人—社會的資本主義秩序裏，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培育了個人化的社會主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需要個體的自由勞動力），另一方面，家庭作為一種功能性制度仍有存在的需要，只是以“私人領域”的身份繼續存在着。

綜上分析，從觀念邏輯上，在個人—國家、個人—社會的秩序裏，家庭並不是一個理論上必須的社會制度。但是，如果我們暫時不考慮家庭的其他功能，如情感功能、道德功能等則可發現，在歷史實踐中，**家庭因其功能性價值——特別是在再生產方面的特定功能——被國家/資本繼續保留着，只是這種特定功能事實上由婦女承擔着。**這是婦女作為“家庭人”的實質內容和結構性的原因。

▍小結

從儒家社會秩序中繼承下來的家庭制度，儘管經歷了從宗法大家庭向一夫一妻制核心小家庭、從縱向的父子結構向橫向的夫妻結構的轉變。家庭以“愛”的名義轉化為私人領域。家庭卸掉了家國結構儒家秩序裏的政治功能，作為倫理單位得到彰顯。但是，在家庭這個道德空間和情感空間裏，傳統的婦女職事被保留，並被自然化。去道德化的婦女職事被理解為平等主體之間的性別分工，並被現代生物學知識賦予“科學”的理由。所以，當近代中國社會從家—國秩序向個人—國家秩序轉變的過程中，女性與現代國家結盟，與男性一起，從父權家庭中脱嵌出來，成為獨立的個體，獲得了現代主體身份。但是當“男娜拉”和“女娜拉”共同推翻父親之後，用新性道德重構以兩性為軸心的新社會秩序，卻仍是男性中心的性別化的社會秩序。於是，當男性能遊刃有餘地穿梭於公私兩個領域，而女性，卻不得不承受兩個領域兩種衝突性原則的擠壓和煎熬。這既是女德班存在的土壤，也是國家一方面支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另一方面提倡“慈母”、“孝女”、“賢妻”的原因，因為這兩個原則分別適用公私兩個不同的領域。

女性面臨的“個體人”與“家庭人”的角色衝突，並不是婦女個人的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結構性壓迫不能依靠婦女個人去解決，更不能通過召喚婦女個人強大的承受力或是崇高的德性，去“完美”適應公私領域兩種支配原則的衝突，這本身就是一種壓迫。而是，我們在思考社會基本制度安排時，必須帶入性別平等的視角，充分考慮再生產職責的社會性特徵。

在當代中國，赤裸裸的男權復辟估計已很難被接受，**但是我們要警惕文化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偷情中，家庭轉化為私人領域而偷渡最保守的性別觀念。**在“愛”和“科學”（生物決定論）的名義下剝削婦女，壓制婦女。如果我們認同平等是一種值得珍視的現代價值，那麼，家庭，寬泛意義上的親密關係，不應是女權的邊界。這個曾經是現代國家止步的地方，更應接受平等和正義原則的考察。

結構性問題不能通過個人私德來救贖。從個人的德性修為去理解女德教育，會落入批評的盲區。在自由主義公私框架下，作為私德，個人可以選擇自己所信仰的“善”。從私德角度來講，儒家強調個人修身，注重在各種社會交往中培養自己的德性，父（母）慈子（女）孝、兄弟姊妹間悌敬、朋友間守信、夫妻間互相尊敬、勤儉持家、以德義廉遜教導子女、親仁泛愛眾，作為一種倫理價值不能全盤否定。在以個人為核心的自私自利的市場社會，也是一劑警世良藥。但是，這劑良藥不能只用於女子，而且服從於男性/國家之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德不能成為壓迫和剝削的遮羞布。

—  2020年10月新刊目錄  —

▍域外

美歐跨大西洋關係的中國挑戰

任希鵬

▍封面選題：美國的百年未有之變局

在試圖理解中美關係的變化及未來走向的同時，我們也驚異地發現，我們自以為熟悉的美國彷彿變得陌生了——美國不僅成為當前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並且隱藏在其社會內部的階級、族羣、政治意識等不同類型的矛盾，也在疫情蔓延之時不斷湧現為各種激烈的社會衝突。顯然，美國正在同世界一起，經歷一場百年未遇的變局。

01 中美衝突：國際經濟層級體系的裂變

封凱棟

02 尋找新的“敵人” ：美國對華戰略加速調整的國內根源

潘亞玲

03 從“帝國”到“國家”：美國國家能力轉型進行時 

歐樹軍

04 里根政體的衰敗與美國重建的特朗普道路

左亦魯

05 疫情後大國關係新格局

紀明葵

▍城市政治經濟學

06 全球化時代城市的轉型發展

周偉林

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已有一兩百年曆史，要了解其城市演化，需要讀書、看博物館。而今天，我們非常幸運地經歷着一個“濃縮版”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變化過程，可以通過持續的觀察，編織動態畫卷和邏輯鏈條，藉助一些觀察點（村、鎮、縣區、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新區新城，老街古城），觀察空間、功能、權力（利）等結構的變化。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07 美國國家構建過程中的科學公益

牛 可

現代美國公益不能和美國社會歷史環境割裂開來加以觀察，它連帶、匯合了現代美國曆史的諸多重大潮流和事態，呈現、張揚了美國資本主義、美國公民社會、美國精英生態的關鍵特性，是現代美國曆史的樞紐性事物，也是“美國世紀”的重要篇章。

▍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遷

近年來，新的信息技術工具正日益深刻地捲入國家治理之中，為治理過程提供了更高效的信息收集、認證和流通機制。對此，許多意見往往擔憂新技術將賦予國家更加強大而不可控的權力，因此可能會帶來侵犯隱私、加劇歧視等負面後果。本期“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遷”專欄刊登的兩篇文章，則以更樂觀的態度和客觀的分析，觀察、思考和想象了新的技術工具為個人和社會福利與國家治理帶來的積極變化。

08 “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實踐及其理念 

戴 昕

09 區塊鏈與國家治理的融合重構 

李雯佳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10 進行中的開創：華為實踐的工業史意義 

宋 磊

完全在當下的國際關係之中理解華為實踐，可能會低估華為實踐的意義；過於強調具有排他性的技術進步，則可能會掩蓋具有公共性的組織形態創新。

▍社會結構變遷

11 精細分層社會與中產焦慮症 

熊易寒

中產階級的焦慮症與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從扁平社會到精細分層社會，社會階梯變得越來越長，社會不平等加劇了人們的競爭心態和焦慮心理。

12 當小農户邁向大市場 

譚同學

在邁向大市場的過程中，小農户的生活經歷了從工作、經濟收入的變化，到社會關係網絡的重構，再到價值觀念的不斷重塑，較之過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狀態，不確定性急劇增加。

▍學術評論

13 文科為什麼要交叉——兼論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 

錢乘旦

文科交叉已經是大勢所需。雖説死守原有的學科邊界，在研究課題上繼續深究，仍然可以做出成績；然而，要使文科獲得質的發展、更符合時代的需要，交叉就是舍其不可的。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14 拉丁美洲的未竟工業化 

程文君 鄭 宇

要想擺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國家不僅需要經濟改革來重新找到經濟增長動力，更需要綜合的政治解決方案以突破既得利益羣體的限制。只有在強大的新興利益聯盟的支持下，持續性的產業轉型和升級政策才可能推行。而在許多拉美國家，這種解決方案是無法靠政府更替來獲得的。

15 “弱國家”困境和埃及的再工業化前景 

段九州

埃及的工業化進程之所以緩慢，正是因為國家能力建設的不足以及國家自主性的缺失，制約了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15年2月刊，原標題為“中國女性身份認同的歷史與現實——從‘女德館’事件談起”，限於篇幅，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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