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露：中亞早期城址形制演變初論———從青銅時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_風聞

內容提要：本文以中亞馬爾吉亞那和巴克特里亞地區為重點，兼及索格底亞那地區，對這一地理範圍內發現的從青銅時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的主要城址進行了初步考察，勾勒出中亞早期城址形制演變的階段性特徵。

本文“中亞”的地理範圍主要集中於馬爾吉亞那（Margiana）、巴克特里亞（Bactria）地區，兼及索格底亞那（Sogdiana）地區。這一區域是中亞綠洲文明的發源地帶，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城市文化。本文擬對從青銅時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的代表性城址進行考察，討論其形制特點和演變過程。需要説明的是，目前學術界對於史前時期設防聚落的功能、性質等研究並不均衡，認識參差不齊、差異較大，因而本文使用“城址”一詞來限定討論材料的範圍，指的是在考古學上能夠觀察到有牆體環繞的聚落遺址，與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存在差別。

一、青銅時代的原始城市

中亞地區最早的類似城市形態的遺址出現於青銅時代早期的土庫曼斯坦南部科佩特塔格山麓地帶，大約相當於公元前三千紀下半葉。典型遺址以阿爾丁特佩（Altyn tepe）、納馬茲加特佩（Namazga tepe）遺址為代表，均為平面呈圓形的大型聚落，二者分別佔地26公頃和70公頃，聚落內部已經發展出較為複雜的結構，有了不同的功能分區，被稱為原始城市（proto-urban）。這些原始城市的出現是植根於本地的農業灌溉經濟基礎上、適應社會組織結構自然發展分化的結果。以阿爾丁遺址（見圖一）為例，該遺址可分為神廟區、貴族居住區、平民居住區、不同的手工業生產生活區、農業區等，表明該遺址已經出現了不同社會階層和人羣集團的差別，成為一個複雜的社會有機體，而不再僅僅是一個大型農業生產中心，但尚未進入城邦國家的階段。遺址不同區域修築有防禦牆，並以矩形塔加固，南部第8、11號發掘區還修築有高大的塔門（見圖二），門道比遺址內部街道更寬，一方面具有防禦功能，另一方面表明已出現能夠組織較大規模人力的上層人羣。宗教建築羣集中在遺址的東南部，規模不小，由此推測這裏的神權與世俗權力可能相互有所牽制。

至青銅時代中期，阿姆河上游地區出現了高度發達、獨具特色的文化，其分佈範圍東到阿姆河南北、塔吉克斯坦南部、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亞綠洲、西到土庫曼斯坦南部的馬爾吉亞那綠洲，因此學術界稱之為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那文化聯合體，簡稱BMAC，又稱阿姆河文明（Oxus Civilization），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200～前1800年。相較於青銅時代早期，這一時期的灌溉農業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綠洲規模和麪積大幅增加、種植多種農作物，同時維持着一定的畜牧業，並與周邊的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甚至兩河流域、歐亞草原都維持着廣泛的聯繫。在物質文化上，該文明表現為高質量的輪製陶器、幾何紋及動物紋青銅印章、小型滑石人像與石柱等，在聚落形態上則以設防聚落（fortified settlement）為突出特色。

穆爾加布河三角洲的馬爾吉亞那地區，由數個次級綠洲組成，每個綠洲上都發現了大量BMAC遺存，遺址十分密集。根據陶片的分佈範圍判斷，這些遺址的規模主要在5～15公頃之間，其中最大的是古諾爾特佩（Gonur tepe）遺址，達到了40公頃。

古諾爾特佩由南北兩個土丘組成，兩丘均有城牆環繞，內部建築的性質功能存在差別，表現出較為複雜的社會結構。北丘（見圖三）佔地約15公頃，從內到外共三重城牆：內城每邊約長120米，牆上開有三角形射擊孔，四邊和轉角處均有方形瞭望塔，牆內修出連接各塔的走廊；中牆亦有方塔，內、中兩重牆之間密集地修建了各種宗教性建築；中、外牆之間的建築集中在南北兩處，北部為生活區，南部有水塘、高等級墓地和另兩座神廟；最外層城牆大體呈橢圓形，防禦性略弱，僅有拱壁而沒有修建方塔。南丘規模小於北丘，共有內外兩重城牆，牆上均修築有圓形塔樓，內城可能是宮殿；內外牆之間有神廟、平民住宅等建築。

古諾爾北丘表現出高度的規劃性、設計性，三重城牆從內向外井然有序地分佈，城內宮殿、宗教性建築及各種生活設施等錯落有致地共存為一體，顯示出該文明的社會組織形式已經十分發達，很可能已經出現了國家這一級別的政治形態，同時神權也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與此一致的是，厚重的牆體和牆上大量密集的防禦塔樓表現出強烈的軍事色彩，鄰近綠洲也大多建有多重牆垣的設防建築，這一特點無疑與當地的綠洲灌溉農業經濟和對水源的管理與爭奪密切相關。

除古諾爾遺址外，馬爾吉亞那地區鄰近的凱萊利（Kelleli）、託格洛克（Togolok）、阿吉庫伊（Adji Kui）等綠洲都發現有設防聚落，規模均小於古諾爾。如託格洛克21號遺址和阿吉庫伊9號遺址，平面呈長方形或平行四邊形，形制特點與古諾爾十分相近，均從內向外分為2～3重牆垣。這些設防聚落，每一處可能代表着一個次一級的單元，功能較為單一。如阿吉庫伊1號遺址和9號遺址就分別被髮掘者認為是農業中心（farm）和大型驛站（caravanserai）。相較之下，古諾爾不僅規模面積最大，而且平面佈局複雜，城內包括多種類型和性質的建築以及蓄水池等設施，承擔着多樣化的社會功能，顯然是高一級別的管理中心，凌駕於次級遺址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古諾爾南丘（見圖四）與北丘兩座遺址、託格洛克21號遺址（見圖五）、阿吉庫伊9號遺址（見圖六）的多重城牆中，均以內城城牆最厚，牆體上均加築有方塔或圓塔，顯然表明內城等級較高，可能是該遺址的高等級居民區或管理機構所在。古諾爾北丘的發掘者直接將其稱之為“宮殿”。還有研究者將阿吉庫伊9號遺址的內城與中亞地區歷史時期流行的“卡拉（Qala/Kala）”聯繫起來，認為前者是後者的初期形態，並且可能是當地中世紀政治經濟制度中的封建領主形式的萌芽。

巴克特里亞地區的青銅時代遺存又被稱為“薩帕利（Sapalli）文化”，年代約在公元前二千紀前期，遺址形態亦以設防聚落為特徵，以烏茲別克斯坦南部的薩帕利遺址（見圖七）為典型代表。該遺址總佔地面積約4公頃，中部有一座82米見方的城堡，無疑是當地的權力中心所在。遺址最外圍由數個長條形房間環繞一週，每個房間內側建有通道通向內城。這種在城堡外側佈置的長條形房間無疑是為了軍事防禦，在功能上與厚重的城牆相似。馬爾吉亞那綠洲的凱萊利4號遺址（見圖八）、阿吉庫伊9號遺址均在遺址最外側以兩道牆垣構築長廊，長廊內又隔成若干個房間，與薩帕利遺址結構相似。這種做法在阿富汗北部的達希利（Dashly）3號遺址也能見到。

達希利遺址（見圖九）位於阿富汗朱茲詹（Jowzjan）省阿姆河南岸，範圍很大，在100平方公里內分佈着41處遺址，年代上至青銅時代、下到貴霜時期。其中1號和3號遺址屬於青銅時代，大約相當於公元前三千紀晚期到二千紀中葉，均為設防聚落，而3號遺址的兩座大型建築又尤為特別。一座略呈長方形，建築範圍長88米、寬84米，中間由長廊圍成長38米、寬40米的內庭；內庭中有幾組房間，四邊外又各建一組平面呈T和L形的長廊，平面構成一個複雜的幾何圖形，無疑是一次性規劃建成的；外牆還裝飾有壁柱；發掘者認為其性質是宮殿。另一座建築平面呈圓形，直徑40米，外圍為兩道牆垣組成的長廊、並隔出大小不同的空間，牆外加築9座方塔。牆內有若干房間，但不見生活用品，有些房間建有火壇，一些火壇還建在磚砌高台上，有些甚至保留着火燒灰燼。圓形建築之外呈放射狀密集地分佈着大量居址，有道路與其聯通。這些居址中還修有兩道圓形圍牆，與中心建築形成同心圓，整個建築羣之外又有方形圍牆與壕溝環繞。發掘者認為中心的圓形建築是一座火神廟，周圍居民由宗教權力管理和統領。這兩座建築的平面形制十分奇特，尤其是方形宮殿的T形走廊十分狹窄、幾乎無法通過，而且幾乎沒有出土物和使用痕跡，發掘者將它們與當地出土的一些幾何形青銅印章聯繫起來，認為它們可能都具有宗教上的象徵意義。

到了青銅時代晚期，絕對年代約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阿姆河文明發生了較大變化，前一階段的原始城市中心有縮小的趨勢甚至被放棄，大型設防聚落和建築幾乎消失不見，長距離貿易也顯著衰落。至此，中亞這一波原始城市的興建運動逐漸落下帷幕。

二、早期鐵器時代的城市化浪潮

從現有材料來看，大約公元前二千紀中葉，中亞諸綠洲逐漸進入鐵器時代，這一時期的考古學文化中，最強大的是雅茲（Yaz）文化，分為三期。其中，雅茲一期約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考古學文化面貌表現出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陶器發生了較大變化，原來的輪制、素面陶器變為粗糙的手製陶器，很多陶器器表還繪製幾何形紋飾；另一方面，整體的文化面貌與青銅時代存在強烈的延續性，很多遺址是持續使用的，並無明顯的斷裂。對於如何認識青銅時代與鐵器時代這一轉換時期，研究者曾一度將其與北方草原地帶的人羣移動和文化滲透聯繫起來，但最終通過細緻的田野工作和地層學研究證明，陶器上的這一變化是在青銅時代基礎上自然緩慢發生的，並非北方安德羅諾沃文化入侵帶來的新因素，後者此前與中亞居民已有長期交往、而非新移民。雅茲文化後兩期的絕對年代大致分別為公元前1000/900年到公元前600/550年、公元前600/550年到公元前300年，已進入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

從雅茲一期開始，中亞陸續新出現了大量中小型城址，很多就位於青銅時代各綠洲的原有大型聚落附近，尤以在人工高平台上修築居高臨下、形制規整、牆體厚重的城堡為突出特色，平面延續了青銅時代建築的設防佈局，規模變得小一些，但數量更多、分佈更為分散，如馬爾吉亞那的雅茲特佩（Yaz tepe）和阿拉瓦利特佩（Aravalli tepe）、土庫曼斯坦南部的厄爾肯特佩（Elken tepe）和烏魯格特佩（Ulug tepe）、巴克特里亞北部的庫楚克特佩（Kuchuk tepe）和南部的提利亞特佩（Tillya tepe）等遺址。在地域上，雅茲一期文化幾乎涵蓋了青銅時代BMAC佔據的所有綠洲，從伊朗東北部到土庫曼斯坦、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都有分佈，設防城堡也廣為興建。

這些城址的出現，無疑是灌溉農業擴張並推動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每座城址管轄的地域一般不超過一個綠洲，但它們已由最初的專門從事農業演變為手工業中心，擁有踞於高台上的堅固城堡，政治形態顯然更為複雜。除雅茲文化分佈區外，中亞這一時期其他考古學文化也均發現類似的城址，如費爾幹納盆地屬於楚斯特文化的達爾弗津特佩（Dalverzin tepe）、米斯里安平原屬於達希斯坦文化的伊札特庫利（Izatkuli）和馬道特佩（Madau tepe）等。

雅茲特佩即最初命名和揭示雅茲文化編年序列的遺址（見圖十），位於穆爾加布河下游西部、東北距青銅時代遺址古諾爾特佩約50公里處。遺址範圍約40公頃，中心有一座城堡，坐落在8米高的土坯高台上，總高達12米。城堡南部為一組長方形房間，其上有二層建築，可能是塔樓，拱頂由日曬土坯砌築；這組房間北側是中央大廳，約26×7米，可能是神廟或宮殿所在。城堡內出土了約200件石球，表明城堡在最後使用階段也有軍事戍堡的功能。城堡居高臨下，無疑是當地顯貴的居所，同時城堡周圍也發現了大量平民的居址，外圍還有工匠的商店和陶窯發現。總體上，該遺址佈局與青銅時代城址類似、但規模偏小，居民有明顯階層分化。

坐落於科佩特塔格山麓、阿爾丁與納馬茲加遺址中間的烏魯格特佩，是中亞鐵器時代最具代表性、發掘工作開展得較多的城址（見圖十一）。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學者曾在這裏開了幾條探溝，建立了一個初步的年代框架；自2001年起，法國—土庫曼斯坦聯合考古隊在此進行了長期的發掘工作，對遺址有了較深入的認識。該遺址經歷了三個使用時期：銅石並用時期（公元前5000～前4800年）、青銅時代早中期（公元前3000～前2200年）和鐵器時代（公元前1500～前1000年）。青銅時代早期遺存主要分佈在台地北部，地層厚達七八米，表明人們在此長期定居；發現了土坯砌築、2米多寬的防禦牆和城門，門道與阿爾丁遺址十分類似。該遺址未發現青銅時代晚期的遺存，與整個中亞這一時期情況一致。此後，到了早期鐵器時代，該遺址又被重新利用：遺址東北部和東部發現有雅茲一期的生活設施，出土了手制彩繪陶器和一些輪製陶器；雅茲二、三期時期又興建了街道、城牆及一些建築。

發掘者對遺址北部制高點的城堡進行了全面發掘。該城堡平面呈正方形，邊長約60米，修建於土坯平台上；外圍有兩圈城牆，牆體十分厚重、表面密佈長方形護壁，兩道牆中間形成走廊，走廊鋪有卵石和陶土兩層地面；南側開門，門內有台階通向中央建築的二層。中央建築二層已無存，一層對稱地分為8個小房間。房間內和外圍走廊發現大量存儲容器，很多容器封口處和通往走廊的門上還發現有封泥，表明一層的房間無疑是倉庫，有着嚴格的管理。根據碳十四測年數據和出土器物判斷，倉庫的始建年代約在公元前1000年前後，約公元前800年毀於一場火災，稍後被重建和再次利用，至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已完全被廢棄。

從城堡平面佈局的規整程度和一層倉庫的嚴格管理來看，雅茲二期時期烏魯格特佩顯然已經出現了政治權力機構。因此，發掘者判定，這一時期興建的一些大型建築，性質應是宮殿、神廟等，它們共同組成一座中小型城市。城堡沿襲了中亞青銅時代建築的傳統，以防禦性雙層外牆構成走廊、環繞着中心建築，這與古諾爾、達希利三號遺址等佈局形式完全一致，只是規模小得多。同時，將中心建築一層倉庫分割成數個長條形小房間的做法，又與伊朗西部米底時期建築十分接近，如盧里斯坦的努什伊佔特佩（Nush-i Jan tepe）、戈丁特佩（Godin tepe）遺址（見圖十二）等都有類似建築佈局，無疑存在一定淵源關係。

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巴克特里亞鐵爾梅茲地區的庫楚克特佩（Kuchuk tepe）遺址（見圖十三），坐落在一處平坦的圓形台地上，台地高約8米，面積約0.5公頃。台地中心有一座城堡，整體建在一個4米高的平台上，由四層防禦牆組成，其中內側三層均屬青銅時代晚期，從內向外依次修築。城堡最初佈局較為簡單，可能僅有比較單一的管理或軍事功能。修築第三層牆時，外壁略向外弧，第二、三層牆之間成為生活區域，東側開門。此後遺址一度被廢棄，大致在早期鐵器時代又被重新啓用，並加築了最外側第四道牆，同時牆內修建了大量建築，除生活居住外，還有進行經濟活動的場所。

此外，阿富汗北部的提利亞特佩（Tillya tepe）城堡亦屬這一時期巴克特里亞地區的代表建築。與庫楚克特佩類似，該城堡也修建在一座高6米的平台上，平面呈平行四邊形，長36、寬28米。外牆十分厚重，約建於公元前二千紀中葉，四角和每邊中部各建有圓形塔樓。城堡中心最初是一座方形建築，大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被拆除，新建了兩個彼此相連的立柱大廳，其中北側廳較大，面積約400平米，由9根立柱支撐，中間還修建了一座火壇，因此發掘者認為該建築是一座火神廟（見圖十四）。此後，神廟又經過幾次修築和改建，但基本格局保持不變。

中亞東部澤拉夫善河流域，也發現有這一時期的城址。撒馬爾罕以北約30公里的考克特佩（Kok tepe）遺址（見圖十五），是該地區早期鐵器時代的重要遺址。法國—烏茲別克斯坦聯合索格底亞那考古隊1994～2008年在此實施了連續的考古發掘，揭示出遺址的主要使用年代為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300年，與雅茲文化年代相當。該遺址位於一處平面大致呈五邊形的自然台地上，佔地約17公頃，台地上有兩個人工土丘。遺址所見最早的遺存被髮掘者稱為考克一期，地層厚2～4米，在台地和兩個土丘上均有分佈，出土了與雅茲一期相似的彩繪陶器。其中台地A東南角發現了損毀嚴重的圓形建築遺存，被認為屬於帶管理性質的建築；台地B東側探溝2d則發現了防禦性牆體遺蹟。儘管保存並不完整，從現有材料來看，該遺址應是周邊地區的一個經濟中心，與澤拉夫善河流域的灌溉農業、水資源管理無疑有着密切的關係。據意大利—烏茲別克斯坦聯合考古隊調查，索格底亞那地區發現的灌渠總長已超過100公里，其始建年代與城址大致同時。

三、中亞古典城市的形成

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那等地區在公元前8～前7世紀逐漸出現了中央集權制國家。這些國家管理着面積廣闊、規模巨大、結構複雜的灌溉系統，並建造居高臨下、擁有堅固城牆的都城，延續了前一時期城址的特點。到公元前6世紀時期，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中亞綠洲後，這些城市又成為了帝國管理中亞的據點，並且大多在此基礎上，成為後來歷史時期中亞的名城重鎮。因此，蘇聯考古學家李特文斯基稱這一時期為“中亞古典城市”的形成時期。

希臘古典作家克泰西亞斯（Ctesias）、色諾芬（Xenophon）、狄奧多羅斯（Diodorus Siculus）、希羅多德（Herodotus）等均在著作中提到，巴克特里亞在被波斯人征服之前已有很多城，由本地君主統治；它們十分富庶，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曾一度抵禦住亞述王尼努斯的入侵，但後又被佔領。在米底和巴比倫聯合推翻亞述的過程中，巴克特里亞也發揮了作用。甚至在阿契美尼德王朝開疆拓土時，巴克特里亞也被與巴比倫、塞人和埃及並列為其最強的敵手。從這些文獻看來，儘管它們舛誤矛盾之處甚多，但這一時期巴克特里亞無疑已建立了王權國家。蘇聯考古學家認為其影響可能已經擴展到了馬爾吉亞那、索格底亞那和伊朗東部的阿里亞。

公元前6世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魯士大帝征服米底、巴比倫、呂底亞等地，開始稱雄伊朗高原，其後的岡比西斯和大流士進一步東征西討，將帝國推向頂峯，使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地跨亞、歐、非三洲的帝國。公元前518年前後，大流士一世在位於今伊朗克爾曼沙汗省札格羅斯山貝希斯敦崖面上刻石紀功，史稱“貝希斯敦銘文”。銘文列舉了波斯人在東方佔領的地區，包括馬爾吉亞那、巴克特里亞、中亞其他國家和犍陀羅等地，表明從居魯士統治之時起，阿契美尼德王朝就已經擴張到了中亞地區。大流士一世對波斯帝國實行了有效的管理並徵收賦税，將帝國劃分為20個行省，任命總督為行政長官。大的行省之內也有若干比較小的國家，它們一般享有自治權。特別是邊遠的省份，波斯行政機構很少干預其內部事務，而是通過當地的土著王公進行治理，後者也負責替波斯人徵税。

考古學文化面貌特點與此完全一致。如前所述，這一時期中亞的考古學文化是以雅茲文化第二、三期為代表。而雅茲二、三期的文化面貌表現出非常強的連續性，並未看到外來因素進入帶來的突然轉折或巨大變革。這表明，波斯對中亞的統治可能僅限於政治、軍事、經濟等政策方面，並未更多改變當地的日常生活和物質文化，各級管理機構無疑也是利用原有城市來設置的。

位於阿富汗北部城市巴爾赫以北、阿姆河以南22公里處的阿爾丁迪爾亞特佩（Altyn Dilyar Tepe）遺址（見圖十六），平面略成圓形，直徑約670米，佔地面積約15公頃，四周環繞圍牆，保存最高處約8米，遺址中間方形城堡高達28米、四邊均有突出的半圓形塔樓。該遺址西南約30公里的阿爾丁（Altyn）遺址，由一系列土墩組成，其中最大的兩處建築編號為1號和10號（見圖十七），分別被稱為冬宮和夏宮。1號建築平面方形，邊長約36米，中間為庭院和水塘，四邊排列窄長房間，其前部以一條長走廊相連，四角房間呈正方形，其中兩間還有立柱支撐，所有建築牆壁都有雪花石膏層裝飾。這種窄長房間佈局與烏魯格特佩類似，應是伊朗西部建築傳統的餘緒。10號建築總長80米、寬55米，中間由一組長條形石質建築分隔為兩個院落，內側有柱廊，四角還裝飾壁龕。阿爾丁迪爾亞特佩和阿爾丁兩處遺址出土陶器表明，其年代應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建築規模宏大，證明巴克特里亞已出現了王權國家。

馬爾吉亞那的埃爾克卡拉（Erk Kala）古城（見圖十八），位於今土庫曼斯坦馬雷市東北約25公里，被認為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馬爾吉亞那興建的行政中心。該城平面呈橢圓形，東西長約400米、南北約500米，佔地面積20公頃，南部開門，周圍環繞的防禦牆高達23～27米。城北部較低窪，中間略偏西南的高顯土丘上建有一城堡（citadel），直徑約50米、高在25米以上。中央土丘南部的地層堆積厚達17米，延續使用了約1500年，其中最早的地層疊壓於生土之上，厚達2.5米，年代約在公元前8～前7世紀，出土物中最早可見雅茲一期文化的陶片；中央土丘北側的斜坡則發現有高約15米的人工平台，由長方形土坯壘砌而成。在人工平台上構築城堡，這是早期鐵器時代城址的顯著特色，由此推測，埃爾克卡拉城址在成為阿契美尼德行政機構之前已存在了相當長時間。

最早的地層之上即疊壓着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的地層，出土有兩類銅鏃：第一類為本地風格的雙刃鏃，年代在公元前7～前6世紀；第二類則與波斯波利斯王宮出土的大流士一世時期銅鏃形制相仿。此外還發現了雅茲二、三期文化過渡時期和大量雅茲三期文化的陶片。

根據貝希斯敦銘文的記載，大流士一世在巴克特里亞設置了總督，並曾命令其鎮壓馬爾吉亞那的叛亂，叛亂平定後馬爾吉亞那被併入巴克特里亞。由此推測，馬爾吉亞那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應該也出現了王權國家，後臣服於波斯帝國。埃爾克卡拉的地層堆積反映了這一政權更迭的過程，波斯類型的銅鏃雖有發現，但考古學文化主體仍是雅茲文化。

研究者在大規模田野調查基礎上，對穆爾加布河流域遺址規模的長期變化曲線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鐵器時代該區域儘管受水源、風沙等影響聚落遺址不斷南移、人口規模時有振盪，但總體上表現出明顯的向心式發展趨勢，雅茲三期文化時期該區域北部邊緣還出現了大量戍堡組成的防禦線，表明存在一個區域外的國家形態政權管理着穆爾加布河流域，而這個區域外的管理中心則指向埃爾克卡拉遺址。

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的遺存在中亞許多主要城市都有發現，如巴爾赫（Balkh）、老坎大哈舊城（Old Kandahar）等，有些還發現有波斯文書，證明古波斯帝國已經選擇這些城市來對中亞進行統治。不過，由於這些名城大多為以後的歷史時期沿用，早期遺存保存得較少，兼之發掘規模有限，我們難以對其早期形制佈局建立完整認識。相較之下，坐落於巴克特里亞北部、蘇爾漢河北岸的克孜勒捷帕（Kyzyltepa）遺址（見圖十九），年代較為單純，為我們瞭解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城址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克孜勒捷帕是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規模最大的鐵器時代遺址，面積約20公頃，周邊還有十幾個同時期的小型遺址。蘇聯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調查後認為，克孜勒捷帕始建於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使用年代約為公元前一千紀上半葉，周邊小遺址試掘出的大型房址則是富裕居民的莊園。2010～2011年，美國—烏茲別克斯坦聯合考古隊對克孜勒捷帕進行了兩個季度的發掘，指出該遺址始建於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在希臘化時代早期被廢棄。

整個遺址分為城堡（citadel）和下城（lower town）兩部分。地層學信息表明，城堡與下城的佈局並非一次性規劃建造，而是逐漸形成的。發掘者將遺址形成過程分為五期（見圖二十）。第一期僅可見現城堡西南角的高台建築，規模很大，面積約120平方米，表面除炭灰之外別無他物，應是具有宗教性質的火壇。第二期緊鄰火壇外側修建起城堡，平面呈六邊形，東西長100、南北寬75米，南北各開一門，堡內中部較低，兩側較高，東牆內側以土坯壘砌兩層階地。第三期城堡外利用自然水道修建了壕溝，東牆內台地上修建了一些生活設施，同時北門外出現了青銅冶煉作坊。城堡在第三期末遭受一場大火，嚴重毀壞。火災之後不久在城堡之外修建了下城，即遺址的第四期。下城約呈平行四邊形，城牆隨自然地勢而建，東西長400米，南北寬300～325米，面積約13～14公頃，北部和西部被河水沖毀，東牆和東南角仍可見土坯砌築的牆體仍高達3米，外部修有向外突出的半圓形塔樓。城牆為雙層，外牆較薄、約0.7～1米厚，內牆厚約2米，內外牆之間留有2米左右寬的走廊。這種雙層牆是中亞青銅時代城址就形成的傳統。下城整體地勢較為低平，文化堆積豐富，發現了不少灰坑，但除了一些牆體和柱洞遺蹟，基本不見大型、結構複雜個人住宅或人口集中的生活街區等城市常見因素。第五期城堡和下城都未見有大的修築活動，遺蹟分佈範圍擴大，有些灰坑打破了城堡的牆體和地層，以及下城的外牆及塔樓。地表調查和試掘出土了大量石質鐮刀等生產工具和石磨、石杵、石臼等穀物加工工具，並通過浮選發現了小麥、燕麥、小米等植物樣本，表明該遺址是一處農業生產中心。城堡北門外的青銅作坊在第四期初停止生產，並用被粗布包裹緊密的陶土塊封閉，似有一定宗教意義。遺址中所出陶器大多屬於雅茲三期文化，從早期到晚期變化不大，第五期出現了希臘化類型陶器。結合測年數據，發掘者判斷遺址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6世紀晚期到公元前4世紀末。

該遺址為我們提供了認識中亞古典城市佈局形成過程的絕佳範例。城堡在建造之初並不帶有軍事防禦性質，而只是整個聚落的一個組成部分，承擔着社會管理和宗教中心等多種功能，從城堡西南角的塔形火壇來看，後者可能更加重要。當城堡在第三期末遭到嚴重破壞後，當地居民才轉向建造和發展下城。從第五期來看，城堡和下城均被用作進行農業生產，並不存在功能上的分野。公元前4世紀末以後，此城再未被重新利用，使我們能夠了解其廢棄時的狀態和城址佈局的形成過程。城堡與下城結合是中亞古典城市的典型佈局，但很多城址後來被長期沿用，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城堡與下城的功能逐漸分離，城堡的軍事防禦性質漸趨突出，下城則成為居民生活區。

馬爾吉亞那的埃爾克卡拉古城，在公元前3世紀被塞琉古王朝安條克一世擴建為一座希臘化城市喬爾卡拉（Gyaur Qala），前者成為城堡，兩側連接着後者的北牆（見圖二十一）。在帕提亞和薩珊時期，該城持續繁榮，並一直延續着城堡與下城的格局，直到伊斯蘭時期在周圍大規模修築新城才逐漸衰落，但並未完全廢棄，甚至在蒙古人入侵之後和帖木兒時期，也斷續有人在此居住。

巴爾赫古城（見圖二十二）經歷了類似的擴建過程，只是年代上晚得多。這座古城位於阿富汗北境馬紮裏沙里夫城西北約23公里，總面積達到550公頃。其城堡稱為巴拉·希薩（Bala Hissar），佔地150公頃，平面呈橢圓形，城牆仍保留着20多米高，外有突出的塔樓，從形制判斷可能始建於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但已發掘的地層最早僅到公元前3世紀的塞琉古王朝時期。希臘化時代晚期—貴霜時期在城堡外南部擴建了下城，名為維爾·巴斯（Ville Basse），將前者作為城堡。下城在貴霜之後和伊斯蘭征服之前又一度再向東擴張。帖木兒王朝時期也曾對城堡和下城最初的城牆進行大規模增築（見圖二十三）。

小結

綜上所述，中亞早期古城形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中亞的原始城市出現於青銅時代，大多建於較高的台地（tepe）上，城內出現神廟區、不同等級階層居民區、手工業區等不同的功能分區。城牆大多隨地勢環繞聚落外圍，平面呈不規則圓形。巴克特里亞出現了平面呈幾何形狀、形制規整的城址，可能有一定宗教性質。從這一時期開始，中亞城址就表現出較強的防禦性，如城牆和城內大型建築外牆或將牆體建造得十分厚重，或使用內外雙層牆體（有些城採用長條形房間的形式），大多還加築向外突出的塔樓。

公元前二千紀中葉到二千紀末的早期鐵器時代，在考古學上相當於雅茲一期文化時期，中亞建築了大量中小型城址，掀起一波城市化浪潮。這些城址很多在選址上鄰近青銅時代遺址，可能是局部小環境改變導致，規模上比青銅時代原始城市略小，但數量大大增加，反映出技術進步、灌溉農業發展、人們適應環境的能力提升。這一時期的城址很多在城內地勢最高處建造人工平台，其上再修築居高臨下的城堡，並延續着高大牆體與突出塔樓的防禦性特點，部分城堡的內部結構則表現出伊朗西部米底時期建築的影響。

公元前8～前7世紀，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中亞逐漸進入王國時期，隨後阿契美尼德王朝更將中亞納入古波斯帝國的疆域之內。這一時期是中亞古典城市佈局的形成時期，即城堡與下城結合的形式。採用這種形式的城址大多並非一次性規劃，而是分兩次建造形成：城堡是最初的聚落遺址，平面往往呈圓形，後來隨着城市的發展，在其外部擴建規模宏大的下城作為生活區，才出現二者功能上的分離。作為城堡的內城，延續了中亞一脈相承的厚重牆體和塔樓，防禦性突出；而下城作為生活區，防禦性則大多遜色得多。古波斯帝國的統治和繼之而來的希臘化時期，極大拓展了中亞與周邊世界的交往範圍，交通和貿易逐漸成為除綠洲農業外推動中亞城市持續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動力來源。因此，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後的很多城市不再遷移，而是被人們長期沿用，成為中亞歷史上的名城重鎮，城堡與下城結合的形式也被延續下來，成為了中亞城市的典型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