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農的996無法改變世界，在維多利亞時代就已被證明_風聞

©️資本偵探原創

作者 | 洪雨晗

對維多利亞時代（通常指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統治時期）的人們來説，全球互聯互通不是什麼稀奇事。

如果有來自維多利亞時代的穿越者來到20世紀末，毫無疑問，他對互聯網只會反應平淡。太空飛行和洲際航空旅行對他們來説，遠比如今已深刻影響人們生活的互聯網更加神奇，也更加震撼。

畢竟，在維多利亞時期的人眼中，讓比空氣重的機器飛起來是完全不可能的，而至於互聯網——他們自己就有一個。

這是湯姆·斯坦迪奇（Tom Standage）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互聯網》 一書中展現的圖景。斯坦迪奇早年在牛津大學主攻工程學和電腦科技，後來在《經濟學人》擔任全球副主編、科技版主編，除了處女作《維多利亞時代的互聯網》，他還出版了《從莎草紙到互聯網：社交媒體2000年》、《六個瓶子中的世界史》等著作。

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互聯網》一書中，斯坦迪奇講述了一段關於早期創造先鋒的傳奇，數代天才的發明家在質疑與嘲笑中，推動了電報的產生和實際應用，並通過電報首次將整個世界緊密連接起來。在不斷的技術革新中，電報線路更加複雜，能承載更多的信息編碼，促使傳播遠距離海量信息成為一件容易的事。

電報迅速向遠距離傳播海量信息的功能引發了一場深刻的全球革命，傳統的商業模式和倫理道德遭到挑戰，新職業和小圈子的亞文化開始在各地流行，從蘇格蘭田間勞作的農婦到忙於國際貿易的紐約商人，各個階層人們的社會經濟生活有了巨大的改變。

新鮮事物風靡的背後自然也不乏新型的犯罪和熱潮下鉅額的失敗投資，與所有新技術帶來的革命一樣，它在技術革新的週期中無法逃離最終的衰退，電報——維多利亞時代的互聯網，從出生、高潮到衰敗，這其中不乏如今互聯網的影子。

電報的產生

有意思的是，最早的電報裝置和電一點關係都沒有，是靠機械和人眼傳遞和接收信息，被稱作觀感電報。它的缺陷顯而易見，能否看清編碼受自然天氣和光線的影響，一旦視線受阻就難以傳播。

人們發現除了周邊山頭建起了電報塔樓之外，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受到直接影響。於是許多人開始想辦法通過其他的方式來傳遞信號，於是，電就成為了選項之一。

查普型觀感電報，用不同的轉動臂位置來代表不同的字母。轉動臂被放置於塔尖之上，由一名室內操作人員控制其

當時人們對電的直觀觸碰，充滿着中世紀宗教苦行修士受刑般的儀式感。

1746年4月的某天，在巴黎加爾都西大修道院內，大約200名修士站成了一列蛇形的長隊。每個修士兩手各拉一根60釐米長的導線的一端，把他們和前後的人連接在了一起。修士和電線連成的隊伍長達1.6公里。

實驗的主持者讓·安託萬·諾萊想要以此檢測電的屬性，弄清楚電在導線上能傳導多遠，以及傳導的速度有多快。當連在長達1.6公里的導線上的修士們同時發出驚叫並全身抽動，揭示了電可以傳導很遠；而且就諾萊看來，這一傳導是即時的。

這是一件意義非凡的大事，因為這意味着，理論上有可能設計出一種利用電流工作的信號裝備，在遠距離通訊上，此裝備將遠遠超過人工送信所能達到的速度。

人們從發現電力在電報中應用的可能，到實際在該領域應用，經歷了一段不短的時間。

直到1842年12月，摩爾斯在國會展示他的發明——電流電報機，以獲得美國政府3萬美金的投資時，還有議員嘲諷説，與其支持這個，國會還不如給催眠實驗撥款——馬雲1995年啓動“中國黃頁”項目時，由於互聯網在中國未普及，客户看不見自己的網上信息，一度被當做騙子——顯然，先輩摩爾斯也遇到相同的囧境。

塞繆爾·F.B．摩爾斯，電流電報機的發明人之一

已有當今風投機構雛形的美國國會對這項發明非常迷惑，原議案89票比83票的微弱優勢獲勝，也反映了當時相當一部分人並不理解這項技術，有議員表示“不想承擔把公款花在一台他們理解不了的機器上的責任”。

直到1844年，摩爾斯通過華盛頓到巴爾的摩電報站向國會驗證了其真實性，摩爾斯的發明價值才被國會認可。即便當時報紙將電流電報機當做奇蹟一般報道出來，但摩爾斯發現，人們只是把電報當做一個新奇玩意，而不是他所設想的一場革命性的新的通訊工具。

電報在人類生活中的影響

電報最初的流行，離不開名人效應、情色兇殺和坊間八卦。

1844年8月6日，電報成功傳遞了維多利亞女王在温莎誕下次子的喜訊。惠靈頓公爵坐上由倫敦開往温莎的火車前往慶祝之時，發現忘記攜帶晚禮服，於是給倫敦發了一封電報，要求僕人乘下一班火車將禮服送來，由於信息及時傳達，公爵沒有錯過皇家舞會。

另一個里程碑事件是電報輔助警方抓捕了臭名昭著的小偷費爾多·迪克和他的團伙，這個團伙在擁擠的火車站搶了包就立馬跳上火車逃走，之前由於沒有比一輛火車更快的通訊方式，所以他們屢屢得手。而通過電報，警員在火車到達下一站之前就把提示發給下一站的警員，火車一到站，這羣小偷就被及時抓捕。1845年1月3日，運用同樣的方法，警方抓獲了謀殺情婦後逃亡倫敦的約翰·託厄爾。

得益於這些充滿了傳奇色彩的故事，電報的價值在報紙上被大肆宣揚，不少有遠見的商人開始把目光注視在電報商用上。1845年4月，美國郵政部長凱夫·喬納森，也就是兩年前那位嘲笑過電報機議案的議員，宣佈將電報線正式向公眾開放，並制定了每四個字母一美分的收費標準。

電流電報機終於迎來了發展的上升期。從1846年到1852年，六年間，全美電報網絡體量增長了600倍。一位當時的美國作家在寫道：“電報已經成為了極其重要的商務交流媒介。每一天，它都在進一步投入使用；每一天，它實用的程度都在增加。”

典型的美國電報站，中等規模。電報員坐在木質辦公桌邊，每人裝備一台摩爾斯鍵盤和一台發聲器

在電報網絡的衝擊下，首先遭殃的是傳統郵遞業。電報站建到哪，哪裏的郵遞公司、驛馬快信不得不隨之關閉。

不只傳統郵遞業，電報帶來的衝擊是全方位的，一位英國作家詳細描繪了電報的普及對當時各行各業人們造成的影響。

“它被用於銀行家、商人、議員、政府官員、經紀商以及警察之間的交流；雙方事先約好同時在兩座電報站碰頭，或者一方發電報邀請另一方前來；新聞、選舉信息、訃告、詢問家人健康的問候、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日常決議、商品的訂單、船隻抵達的訊息、法庭上審理的進展情況、召喚證人的通知、特快專列時刻表、邀請函、錢款的發收情況、要求債務人還錢、醫師進行會商，以及各種之前通過郵件來傳達的消息，現在都可以用電報解決了。人們對電報網絡的效率充滿信心，最為重要的商務交流每天都在通過電報進行，哪怕雙方相隔數百英里之遠。”

電報收穫了無盡的讚美，甚至，連負責在收信人和電報站間跑腿傳話的信童，也成為了孩童們最希望加入的行列。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鋼鐵巨頭及慈善家安德魯·卡內基都是從信童開始自己傳奇生涯的。

托馬斯·愛迪生，發明家，電報先鋒

電報員的吸引力則讓人更加難以抗拒，因為它帶來了快速提升社會地位的希望，而且加速了中產階級隊伍的壯大。

教給新人摩爾斯電碼的課程、書籍、學習手冊到處都是。對於有雄心壯志的人，這一職業提供了從小村鎮移民大城市的機會；對於喜歡四處周遊的人，這種技能則能保證他們走到哪兒都能找到一份工作。

170年前的電報員和如今程序員的生活方式似乎沒有什麼不同，他們有着比其他職業更為豐厚的薪水和更高的職業門檻，在某種意義上來説，電報圈子採取的是精英主義——你的出身來歷都不重要，只要你能快速地發送和接收消息就行，這也是當時女性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高薪工作。

同時，與任何一個由新技術締造的新行業一樣，170年前的程序員也有“996”：每天都要工作10個小時，每週工作6天，成天與機器面對面，摩爾斯電碼（代碼）是他們的交流方式。他們甚至也有自己的在線交流社區，在社區中用自己掌握的技術和工具交流，締造了不少友情及愛情。

當然，電報圈子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優秀的電報員往往對那些小鎮裏的兼職人員充滿鄙視，把他們叫做“塞子”或“火腿”。速度就是最高的價值；最快的電報員被稱作“領獎人”即今天的技術大牛，因為凡是發送和接收信息的數量能超過定量指標的操作人員，都能得到一筆獎金。

因為電報的信息傳遞系統是基於摩爾斯電碼的解碼與編碼，不少精明的人在通過電報發送一些私人信息時，總想設計出無法破解的密碼，由此誕生了密碼破譯愛好者——相當於維多利亞時期的黑客。為此，在電報發明之初，行業就立下規矩，不允許利用電報傳遞密碼——除非是政府或者電報公司。

新技術帶來的美好體驗隨着時間總會慢慢稀釋，與今天互聯網產業的發展路徑相似，在電報時代，隨着這項技術愈發普及，越來越多用户開始擔心自己的隱私暴露、開始重視個人的數據安全。

1853年《每季評論》發文抱怨道：“本來是一個人寫給另一個人的知心話，卻要被至少半打人把每個字都讀上一遍。確實，電報員發誓會保密，但有時候我們寫的東西相當私密，完全無法容忍被陌生人讀到。這是電報行業的嚴重失誤，必須得到及時糾正。”

與此同時，隨着越來越多國家簽訂雙邊互聯協議，不同的密碼使用規則、不同的法規引起的矛盾越演越烈，到了1865年，國際電報聯盟成立，人們此時可以合法地使用密碼發送電報。此時，各式各樣的密碼流通冊子在不同行業間流通。國際電報聯盟則扮演了今天國際互聯網協會、國際互聯網治理聯盟等組織的職能，負責制定規則、執行監管。

電報使得世界市場成為可能，電報業務量可以説成為了當時測量經濟活躍水平的重要指標。在商業事物中本該獲得的信息越多，相對競爭對手優勢越大，可當電報在生意場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後，商人們發現，他們通過電報得來的遠遠超過了自己的需要。這便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信息超載，商人們在享受迅捷信息帶來收益的同時，也被信息所綁架。

電報的衰亡

隨着電報的影響力日趨增長，電報的業務量也迅猛增長，尤其在人口密度更大的都市中，電報站對熟練電報員的需求與日俱增。當時最好的電報員平均每分鐘可以完成40個單詞，但依然難以滿足電報業務量的爆炸性增長。這時，比電報員更加快速更加穩定的機器產生了。

1858年，英國物理學家惠斯通發明了一種自動發送機，可以用事先打好孔的紙帶將消息以摩爾斯電碼的形式高速傳送出去。這種設備可以完全取代人工電報員，而且速度高達每分鐘400個單詞——比最好的電報員還要快10倍。

惠斯通自動發送機。事先打好孔的紙帶從機器穿過，將消息以摩爾斯電碼的形式高速傳送出去

此後，在電路理論跨越式地發展下，各類新式電報機、新式電報線陸續登場，電報站的工作效率大幅提高。隨着技術發展的無情步伐，電報業從高技術含量轉向了低技術含量；從需要精心學習的技藝轉變成了人人都能幹的活計。

這些新技術使得電報公司在設施建設和人員方面的支出大大縮減；在最大化利用網絡容量的同時，降低操作支出成為關鍵問題。1883年的一項研究顯示，使用打孔紙帶的自動電報機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支付給能操作這種簡單設備的非熟練工人的薪水，只有給熟練的摩爾斯鍵操作員的1/4。

直到貝爾發明出電話機，任何類型的電報在這個偉大的發明面前黯然失色。這一點在新成立的貝爾電話公司的第一條廣告語裏就被點破了：“無需專業的操作人員；直接與你想要的人交流，無需第三方介入。交流更加快捷，摩爾斯發聲器平均每分鐘發送15到20個單詞，但是電話機可以做到100到200個。沒有操作、維護和修理方面的費用。不需要電池，也不需要複雜的機械。有着無以倫比的經濟性和簡便性。”

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電話機的發明人

電話立即取得了成功。1877年6月底，已經有230部電話機投入使用；一個月之後，就變成了750部；再過一個月，就是1300部。等到了1880年，全世界一共有了3萬台電話機。

到這時，很多電報員都開始抱怨他們已經淪落為按鍵機器了，而其他人則公開譴責電報員隊伍素質的下降。“這一行業已經徹底淪陷了，”《電報日聞》的記者感慨道，“沒有了精準和統一的高行業標準，電報既不能促進公眾的福祉，自身也無法健康進步。”

最能體現出電報業衰退的，也許是那些主要報道電學和電報方面前沿科技的報刊和雜誌的更名：《電報先驅者》變成了《電學時代》，《電報員週刊》改名為《電力世界》，而《電報日聞》變成了《電學評論》。在技術革新的無情步伐之中，整個電報圈子，以及與其伴生的習俗和文化，走向了不可避免地衰敗與枯竭。

儘管現在電報已經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是電報的影子還留存在那些由其基礎之上發展來的通訊技術中：電話、傳真，甚至互聯網。而且，值得玩味的是，正是互聯網——當今最現代的通訊方式——與電報的共同之處最多。

和電報網一樣，互聯網給人們提供了通過相互連接的網絡進行遠距離通訊的手段（“互聯網”這個詞本事就是一組相互聯繫的網絡的意思）。通用規則和協議使得不同類型的計算機之間可以交換信息——正如信息可以通過一種類型的電報機（比如摩爾斯電報機）發送到另一種類型的電報機（比如氣動管道）。而電子郵件的路徑，從一個服務器跳轉到另一個服務器，直到達到目的地，就和電報信息從一家電報站傳到下一家電報站的過程相似。

甚至維多利亞時期的組織只是改了一下名字，就變成如今互聯網時代，全球調制解調器使用協議的組織，即1865年成立的組織國際電報聯盟（ITU）變成了如今的國際電信聯盟。

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主要負責確立國際無線電和電信的管理制度和標準。它的前身是1865年5月17日在巴黎創立的國際電報聯盟，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國際組織。

互聯網誕生之初帶來的社會影響與當年電報引起的現象驚人相似，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相信電報會消除不同民族之間的誤解，引領世界和平的新時代；互聯網橫空出世之時，媒體開始了鋪天蓋地般報道互聯網將會如何深刻地改善人類的生活，地球將成為“地球村”。

這些樂觀預測之中有的聽起來相當耳熟。麻省理工學院的媒體實驗室主任、《數字化生存》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言之鑿鑿地宣佈了互聯網將會打破國界的限制，締造世界和平。在未來，他説，孩子們“將不復瞭解民族主義為何物”。

但在已是2020年的今天，人們早已感受到互聯網中誤解與偏見之深；“網戀”這個詞甚至都已經過時；小圈子、社羣、社區，網絡亞文化隨處可見；網絡黑客的神話也逐漸暗淡；但基於互聯網生長出來的大型企業帝國，開始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主宰着人們的生活。

人在互聯網中被重新定義着，但諷刺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在技術的車輪轟鳴向前時走過的岔路，當今互聯網世代的人們依舊重蹈覆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我們似乎至今還是生活在電報為我們揭開序幕的“新”世界裏。

資料來源：《維多利亞時代的互聯網》，作者湯姆·斯坦迪奇（Tom Stand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