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畢飛宇: 人與人的温度在降低 | 文化縱橫_風聞

✪ 畢飛宇 | 作家

✪ 張莉 | 前文化縱橫編輯

［導讀］作為當代文壇有分量的作家，畢飛宇在3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獲得矛盾文學、魯迅文學、中國作家大紅鷹等多項大獎。但畢飛宇仍舊不敢説自己“會寫小説”，他的理念是，“寫作永遠不是一門手藝“：”美學形態本身有一個變數，很可能你用這個方法寫了兩年了，再寫下一部作品時你發現這個方法不合適了，要重新找…你不可以憑藉這個手藝混一輩子“。

人物曾評價畢飛宇“（他）用文字穩穩當當地鉚住書寫對象”，無論是他描寫的家庭關係還是殘疾人，都精確到“不適”。在世人有意無意迴避忽略現實的骯髒，他如實地記錄--卻被質疑有誇大的成分。畢飛宇坦白説，“作家在本質上是一個弱者，他有悲觀的傾向，他對傷害有一種職業性的關注，小説家的氣質與心智決定了他們只能這麼幹。” 本文節選自13年畢飛宇與張莉的對談，按畢飛宇的意願儘可能保證了對話的現場感的同時仍具備邏輯性，不要口水式/漫談式的閒話逸事。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參考。

**文縱：**我還記得當年讀《哺乳期的女人》時的感受。這小説獲得了第一屆魯迅文學獎。它關注的是農村留守兒童，孩子對出外打工的母親的思念完完全全地落實在了一個毫不相干的女人身上，這一點打動了許多人。去年重讀，我覺得你非常敏鋭地觸摸到了一種人際，時代變了，中國的人際也變了，這包括着一種價值觀的變遷。

畢飛宇：《哺乳期的女人》是我在1995年寫的，我當時的立足點還不是“空村”與“空鎮”，而是傳統家庭模式的消失。“基本國策”實施於1982年，從此，我們的“家”成了一個簡約的東西，人與人之間變得酥鬆。

為什麼説酥鬆呢？**因為“三口之家”特別地脆弱，**面對教育、衞生、社會安全、保險、就業等龐大的壓力，我們很容易變得神經質，**只要有一個小小的意外，一個家眨眼之間就可能倒了；與此同時，我們對下一代的期待也是神經質的，差不多到了瘋癲的地步。**在這樣的前提下，我不知道我們的價值觀會有怎樣的變遷，我就知道一點，我們的價值觀會伴隨着病兆，帶有捉摸不定和心急火燎的傾向，缺乏承受力，缺少綿延性。

文縱：《家事》就是關注這一點吧。在孩子們的世界裏，學校是“單位”，也是“宗族”，同學變成了夫妻、母子、父女，還是“親戚”：妯娌、叔侄、姑嫂、子舅等等，**孩子們模擬着日常的、但已經是“歷史”的關係，讀者能感受到一種渴望。**這小説引起很大反響，它從特殊的視角書寫了人們內心深處的冷清。

畢飛宇：利用這個機會，我再説一次，《家事》不是一個關於戀愛的故事，這是一個“戲仿”的故事，它是一代人對我們傳統家庭模式的一次集體性的戲仿。——為什麼要戲仿？因為“家”消失了，説得文氣一點，只剩下一個背影。從這個意義上説，《家事》也是一個“憑弔”的故事，孩子們在過家家。

作為一個寫小説的，我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做學理上的分析，我只是和孩子們一起“冷清”了一次，用小説裏的話説，“清湯寡水”了一次。借用一個外交辭令，我表示了我的“嚴重關注”。——家庭模式的變異會改變人的基因，甚至改變一個民族的基因，這一點我可以肯定。

差不多就在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實施的同時，經濟改革開始了。**我們急於擺脱紅色意識形態，卻沒有意識到文化的再建，更沒有意識到人是有靈魂的，**這一來，市場經濟的“利益原則”在我們這裏就有些變態。

文縱：從匱乏狀態擺脱出來的中國人，對物質的追求無可厚非，不過不能止於此。小時候，覺得生活的目標就是過上像西方人那樣的生活：“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以為有了這樣的生活就有了一切，現在想想，原來不是。

**畢飛宇：歐美也是市場經濟，但是不一樣，第一，他們的遊戲規則是有效的，第二，他們有基督文化背景。《聖經》上有一句話：“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這裏頭就有一個問題，我把這個問題叫做“天堂壓力”。卡耐基有一句名言：“擁鉅富而死者以恥辱終”，洛克菲勒也有一句名言：“盡其所能獲取，盡其所有給予。”**這兩句話和“天堂壓力”都有直接的關係。——這一來有趣了，在天堂的壓力下，他們的財富有了一個温暖的、開闊的去向。

我們沒有天堂壓力，這很好。可是，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我們在創造財富的同時，財富其實是沒有去向的，“給兒子唄”，這也許算一個。“為什麼要掙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處在本能階段，遠遠沒有上升到一個理性的高度。我們是在“窮瘋了”這個背景下踏上掙錢之路的，説白了，我們在掙錢的時候心裏只有錢，沒有人，換句話説，我們的心中沒有“他者”——造賣假藥和霸佔善款也許是最極端、最瘋狂的例子。這也就帶來了人際上的第二個特點，人與人之間的温度在降低。

文縱：用酥鬆、低温形容人之間的關係，很形象。我想到你的小説《相愛的日子》，兩個大學畢業生在陌生的城市互相取暖温存。小説的結尾是她給他看手機上候選對象的照片，他幫她選擇嫁給哪個有車有房的男人更可靠，之後就是友好分手。

畢飛宇：《相愛的日子》寫了一個低温的愛情，低到什麼地步？低到了37.5度之下。你可以回過頭去看看，我在小説裏不厭其煩地交代體温、天氣，我還不厭其煩地描寫了性。在我所有的小説中，這篇小説的性描寫差不多到了我自己都不能接受的地步——正式發表的時候，編輯其實是做了處理的。你知道麼，**我在寫這篇小説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麻煩，除了性，我不知道我還可以往哪裏寫，**你明白我的意思麼？**我在人才市場裏遇見過很多很多這樣的年輕人，許多人的生活是這樣的——我編都編不出什麼來。**這真是一次太難忘的寫作經歷。

文縱：這小説讓人聯想到魯迅的《傷逝》，相愛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外省青年，生活在城市的邊緣。不同處也很明顯，**子君與涓生的精神世界很強大，他們不認同他人/社會的判斷標準；**而在《相愛的日子》裏，世俗的價值判斷影響着他們的行為，他們不得不接受。

**畢飛宇：**你所談到的問題是重要的，五四時期的知識青年有一個基本特徵，那就是內心充滿了“創世紀”的願望，**不管他們是頹廢還是絕望，創世紀終究是他們內心的一個重要元素。**現在不一樣了，我們的文化心態是世紀末的，世紀末的文化心態有兩個特點，我把它總結成兩個詞，一，急功，二，近利，它和創世紀的“功利原則”還是有很大區別的。急功，近利，它既是經濟，也是文化，更是政治。

文縱：應該説，這三者近似於同構，甚至是合謀的關係。更極端的也許是你的小説《睡覺》（《人民文學》2009年10期）中所描述的情形。小説最後，**當那個二奶小美想和一起遛狗的男大學生在草地上睡個“素覺”時，男學生向她伸出了五個手指（500塊錢），這讓人讀了很寒冷。**我覺得，《相愛的日子》與《傷逝》最大的不同在於，在資本面前，愛與尊嚴都變得那麼無足輕重。

**畢飛宇：**關於金錢，我不得不説民間。**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不是出在金錢上，而是出在民間社會的不發達上。**這些年我們一直在談民間，事實上，在龐大的國家面前，我們良性的民間社會非常非常的無力，更加糟糕的是，我們良性的民間力量還有被進一步扼制的趨勢。如果我們良性的民間社會高度發展起來了，有力了，結果將會怎樣？——**它必將影響到金錢的流向，良性的民間社會有一個基本功能，參與財富的再分配。**這個再分配將是有益的，它不是“多勞多得”，相反，它可以映照出“多勞多得”的簡單與粗暴。

文縱：《哺乳期的女人》《彩虹》《家事》等小説呈現了你眼中的中國人際倫理的變遷，某種程度上也是發展和現代化之間的關係。你是在嘗試將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性困惑表達出來吧？

**畢飛宇：**你説出了一個很要緊的詞：困惑。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感受最為充分的就是這個東西，困惑。為什麼會困惑呢？在許多問題上，我發現我時常陷入相對主義，我不得不説，在許多問題面前，我是一個相對主義者。為了擺脱這種困惑或相對主義傾向，我只能在面對問題的時候給自己一個範疇：這就是中國。所謂發展，是中國的發展，所謂現代化，也是中國的現代化。這一來，事情似乎就簡單一點兒了。

中國的發展是好事，中國的現代化也是好事，但是，問題來了，我是寫小説的，**我的立場很簡單，那就是批判與懷疑。**我不認為我的批判與懷疑有多大的作用，但是，寫小説的人就是這樣，他在本質上是一個弱者，他有悲觀的傾向，他對傷害有一種職業性的關注，然後是批判——與其説這是責任，不如説這是神經類型，小説家的氣質與心智決定了他們只能這麼幹。一個小説家最大的困惑也許就在這裏：即使他認為路必須是這麼走的，他也要質疑，他也要批判的。

▍無信，價值何來

文縱：你的《玉米》《玉秀》《玉秧》很有影響，寫的是三個女性的命運。我喜歡《玉秧》，它寫了“一場災難有多長”，其遺留的日常暴力如何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期間的告密、揭發和懲罰如何延續，小説非常細緻地展示了這些。

**畢飛宇：**我寫《玉米》是2000年的事，你知道的，我最早渴望的是一個愛情故事，後來“跑偏”了，寫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現在的問題是，我為什麼會“跑偏”？我認為這個話題對我個人來講也許更有意思。

許多事情是要回過頭來看的，我記得那個時候，其實更早，一些學者開始為那個時代唱讚歌，還有理由，比方説：那時沒有現在這樣的貧富差距，沒有腐敗，那時農村的醫療衞生比現在要好。 ——沿着這樣的思路，我們能不能説，希特勒滅絕猶太人為人類的人口問題作出了貢獻？

文縱：《平原》在2005年被評為年度十大好書。裏面有個知識分子顧先生，**他只會背“唯物論”，幾乎被異化到完全沒有日常生活的能力。**這是對“傷痕文學”知識分子形象書寫的戲擬與反叛。你説過自己是“傷痕文學”的讀者，但對它們不滿意。

**畢飛宇：**我寫《平原》已經是2003年了，不是1980年，更不是1978年。我和“傷痕文學”作家處在完全不同的精神背景上。事實上，我説我對“傷痕文學”不滿意，完全是看人挑擔不吃力。中國當代文學必須要從那兒經過，這一點毋庸置疑。

不過，話又要反過來説，如果我現在的聲音和1978年是一樣的，那是一個多麼巨大的悲劇。一個人和歷史的關係就是這樣奇特，有時候，離得遠了，你反而能看得更加清晰。這不是我有異樣的稟賦，我只想説，時間是一個營養豐富的東西，我們不能被它“過”了，我們得吃它。

從1978年起，我在父親的影響下開始閲讀中國的當代文學，當然，附帶着我還關注思想爭鳴與歷史研究，一直到現在。沒有這30多年的閲讀、“吃”，我下不了《平原》這顆蛋。

文縱：你的很多小説都是以時代為背景的，這表明你是對其有所思考“帶菌者依然存在”是你對其的認識和態度嗎？

**畢飛宇：**我覺得我們中國有一個現象，許多事情大家都知道，但誰也不願意説出來。一句話在牙齒的裏口還是在牙齒的外口，差別是極其巨大的，在外口，就是一句人話，在內口，頂多就是一個屁。我們都知道一個詞，叫真相，所謂真相，它的前提就是“説出來”，不説出來就不是。**真理也是這樣，不能被言説的真理肯定不是真理，**所以，我想説，牙齒是檢驗真理的第二標準。

**很可惜，我們太沉醉、太痴迷於“可意會而不可言傳”這個玄奧的東方美學，還有含英咀華的表情。**對時代事件也是這樣，我們只談事件，不提精神。我在《平原》的結尾處安排了一個帶菌者的角色，無非是想説出一個簡單的事實，事件結束了，精神卻還在。

文縱：你喜歡使用政治話語進入日常生活，既幽默又諷刺。語言幾乎是一個人的身份標誌，是作家風格的根本，是形式也是內容。作為一位對語言敏感的作家，我想你不是無意識地使用。

**畢飛宇：**語言是一個大問題，它的意義遠遠超越了語言本身。你注意到沒有，許多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人，撇開善惡，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都是語言大師。醫生們常説，健康是“吃”出來的，我想説，思想是“讀”出來、“聽”出來的。

“讀”和“聽”與語言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語言不是精神，但語言和精神有配套的關係，維多利亞語言和維多利亞時代是配套的。二次大戰之後，德國為了重塑德國，他們在語言上花了很大的力氣。我們呢？我們在這個地方做得很不夠。

我們這個時代有粗鄙化的傾向，這個粗鄙化在語言上的體現尤為充分。我們都在説，我們處在一個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很好聽，是吧？其實，我覺得不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多元”，本質上是我們什麼都不相信，真是什麼都不信。

價值的基本價值就是信，它的使用價值也是信，不信是驢唇，多元是馬嘴，它們根本對不上。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們只是進入了一個更加利己和可以利己的時代，而不是多元化時代。**價值從一元走向多元，這個過程比我們想象的要艱難許多，沒那麼簡單。

文縱：北島也曾經寫道：“我不相信”。信什麼，不信什麼，關鍵是看行為的客體。相比於北島寫作《回答》時的語境，你所説的“不信”存在怎樣的差異？

**畢飛宇：**兩者不一樣。北島的時代是強迫人們“信”的時代，“大多數”其實是“被信”了，北島説“我不相信”，那是驚天動地的。我們現在的“不信”是什麼都不相信，為了安全，我們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作踐我們自己，把自己弄成地上的一堆狗屎，這多安全呢，永遠也摔不着。——粗鄙惡化傾向就是這麼來的：我是狗屎，你能拿我奈何？這有意思麼？沒有。

文縱：説到粗鄙和惡俗化傾向，記起你有篇文章説，因為有了手機，我們已經出現了一種“新語言”，其中就談到這個問題。

**畢飛宇：**是的，我寫過一篇這樣的文章。雖然我本人沒有手機，可是，我熟悉手機的語言，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那樣的語言，那種曖昧的、半真半假的、進退自如的、油腔滑調的語言，大部分是調情的。——我的意思是説，即便是調情，這裏頭也應該有真實的東西，表明你喜歡一個人。

我在寫那篇文章的時候引用了兩個人的話，一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批判當年的俄羅斯用了一個狠刀刀的詞，叫“粗鄙地享受”。我覺得“粗鄙地享受”很像我們的今天，我另外還引用了哈代的一個詞，叫“很講究的情緒”，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今天所缺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對“粗鄙地享受”作進一步的説明，我猜，與此相應的也許正是“矇昧時代”。

文縱：你的意思是，手機幫助我們溝通，但也毀壞我們的人際倫理？

**畢飛宇：**不是不是，絕對不是，手機沒有任何問題，這個是一定的，之所以不用手機，因為我是宅男，沒有必要把家裏的電話線掐斷了，然後再把電話拴在褲腰帶上。

我不喜歡的其實還是這樣一種語言模式：赤裸又曖昧。為什麼赤裸呢？目的性很強，功利性很強，曖昧則是武器，滿身都是迷你色。——這和我們的基本心境倒是很吻合，又赤裸又曖昧。説到價值，我不知道我們今天在堅守什麼樣的價值，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的氣質：赤裸而又曖昧。

▍無法迴避的尊嚴問題

文縱：你的長篇小説《推拿》在台灣獲獎，評語説作品“幽默且帶有人文關懷”、“精到而不犬儒”。其中的“人文關懷”和“不犬儒”，就我的閲讀體驗，似乎關乎小説中盲人主人公的尊嚴，關於人的尊嚴。這應該是個價值觀的問題吧——在個體與社會的價值序列中，個體的尊嚴居於何種位置，一個人是否捍衞自己的尊嚴，珍視他人的尊嚴。

**畢飛宇：**我們先説點別的吧。我出生於1960年代的蘇北鄉村，在1960年代的中國鄉村，存在着大量的殘疾人。不知道你注意過知青作家的作品沒有，**在他們的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往往很有特點，經常是二枴子、三瞎子、四呆子、五啞巴、六癱子。**我想告訴你的是，這不是知青作家的刻意編造，在我的生活中，的確就有許多三瞎子和五啞巴。

我對殘疾人一直害怕，**鄉村的民間智慧是這樣總結殘疾人的：瘸狠、瞎壞、啞巴毒。**瘸為什麼狠？他行動不便，被人欺負了他追不上，這一來，他的內心就有很深的積怨，一旦被他抓住，他會往死裏打，他狠；瞎壞的壞指的是心眼，瞎為什麼壞？他行動不便，被人欺負了也不知道是誰，這一來他對所有的他者就有了敵意，他是仇視他者的，動不動就在暗地裏給人吃苦頭；啞巴為什麼毒呢？他行動是方便的，可他一樣被人欺負，他從四周圍猙獰的、變形的笑容知道了自己的處境，他是卑瑣的，經常被人擠兑，經常被人開涮，他知道，卻不明白，這一來，他的報復心就格外地重。

我並沒有專門研究過殘疾人的心理，不過我可以肯定，那個時候的殘疾人大多有嚴重的心理疾病，他們的心是被他人扭曲的，同時也是被自己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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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縱：那時候，大家都沒有尊嚴感，也意識不到自我和他人的尊嚴。

**畢飛宇：在1960年代的中國鄉村，人道主義的最高體現就是人沒有被餓死、人沒被凍死。**沒有人知道尊嚴是什麼、尊重是什麼。**沒有尊嚴和尊重不要緊，要緊的是要有娛樂。娛樂什麼呢？娛樂殘疾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取笑和模仿。還是説出來吧，我至今還能模仿不同種類的殘疾人，這已經成了我的一塊黑色胎記。

我至今還記得一位這樣的盲人，他叫老大朱。為了取悦村子裏的父老鄉親，他練就了一身過人的本領，他的耳朵會動，他會模仿各種家禽與各種家畜的叫喊，他還能模仿瘸子、駝背和癆病患者。只要有人對他吆喝：瞎子，來一個，他就會來一個。請允許我這樣説，他的生活是牛馬不如的，但他很快樂，因為他知道，要讓健全人快樂，他自己首先要快樂起來，他所謂的快樂就是作踐自己。

其實我們是非常講尊嚴的，你一定還記得《紅樓夢》裏的劉姥姥，她在進入賈府之後，**為了得到幾個小錢，刻意做了那麼多荒唐的事情，**可是，在進賈府大門之前，你看看，**她一遍又一遍地“拽板兒上衣的下襬”，要體面。**這很叫人心酸的。劉姥姥的苦中作樂絕對沒有“我就不是人，我就不要臉”這層意思。

文縱：所以，你要在意尊嚴。

**畢飛宇：**是的，我在意。其實一開始不是這樣，我如此在意這件事是在我和盲人朋友相處之後。我們相處了很久，他們有一個推拿中心，我每天在推拿中心進進出出，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了一個問題，**門內和門外是有區別的：門內很在意尊嚴，門外則不那麼在意。**我感到我抓住了什麼東西，也許我誇張了，我就覺得我抓住一個時代的問題，也許還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文縱：《推拿》出版是在2008年10月。那一年_，我們剛剛經歷大地震——我們不僅有近7萬同胞離世，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截肢。電視上常有地震中的少年被帶到舞台上講述自己的苦難，那些孩子還要在公眾面前接受禮物，主持人要求他們不斷地説謝謝。看電視時我想到《推拿》中的都紅，面對捐款，她悄悄離開了。認識尊嚴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是對當下的中國社會而言。

畢飛宇：《推拿》的第二稿是5月10號寫完的，三天之後，也就是5月12號，四川地震了。老實説，守在電視機前，到了6月，我的心情就開始複雜了。我想説的是，**社會的變更真是一步也跨不過去，沒有所謂的“跨越式”發展，尤其是精神這一個層面。**比較一下東西方的歷史，我們缺了太多的課，**其實缺了課也不要緊，我們的腦子裏得有補課的念頭。**有些東西是不能分東西方的，比方説尊嚴，它是普世的。

文縱：能不能這樣説，尊嚴感一直是你寫作的目標？

**畢飛宇：**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夠寫出一些莊嚴的東西，莊嚴，同時還宏大。莊嚴而又宏大的東西一定是充滿尊嚴感的，但是，在這裏我要把宏大這個東西單列出來作一番解釋，我所認定的宏大從來不是時間上的大跨度，也不是空間上的大跨度，甚至不是複雜而又錯綜的人物關係；**我所認定的宏大是內心的縱橫開闔，是精神上的渴求，它是不及物的，卻雄偉壯麗；它是巍峨的，史詩般的，令人蕩氣迴腸。**很遺憾，我的寫作至今都沒有達到我的預期。

在這裏我還要做一點小小的補充，我是被“徹底的唯物主義”喂大的孩子，現在，我最大的心願就是做一個唯心主義的藝術家。

文縱：剛才你説很多小説都是你對社會的發言，我想到《地球上的王家莊》。據説這小説是急就章，有感而發。

**畢飛宇：**那是2001年11月的事，離多哈會議、也就是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會議不遠了，那時候，我們都在討論中國要不要加入WTO，知識分子當中反對的人很多。我是支持的。道理很簡單，我們不能獨立於世界的外面，我們的遊戲不能遊離於大的遊戲規則之外。

我是喜歡踢足球的，在球場上，你粗暴、你犯規，這些都不要緊，但是，得有黃牌和紅牌。我沒有能力論述中國為什麼要加入到世界裏去，可我有能力把閉塞的世界描繪給你看。——我們是弱者，弱者就喜歡在不安全的時候喊幾聲，這喊聲有人聽見了，我們將是一個活法，沒人聽見，我們將是另一個活法。

文縱：小説寫得精妙，它有“以輕寫重”的美學特點：王愛貧和王愛國都有自己的一個宇宙系統，堅信這個系統是以王家莊為中心向外輻射的？

**畢飛宇：**地球上的“王家莊”是閉塞的，這是一個沒有紅牌和黃牌的世界。自己當運動員，自己做裁判，這也許就叫中國特色吧。有時候，我們的主人意識真是太強大了，我們會梗着脖子反問：是我在踢球，憑什麼讓你來做裁判？憑什麼呀？你一定要來做裁判，好，我不高興，説不。

文縱：説到中國特色，我想到一直以來關於“核心價值”與普世價值的討論，寫作者恐怕也得面對這個問題。

**畢飛宇：**我們一直生活在“核心價值”裏頭，而不是普世價值。遠的不説，大半個世紀之內，我們的作家其實是在指定的核心價值下面思考生活和寫作的，這是中國文學所體現出來的中國特色。問題是，普世價值和我們的核心價值是分離的，甚至是矛盾的，這是一個誰也不能否認的基本事實。

我給你講一個故事。故事發生在1970年代，那時候，中國的大地上剛剛時興喇叭褲。有一天，在一條船上，一個穿着喇叭褲的年輕人上船了，另一個沒穿喇叭褲的小夥子就和穿着喇叭褲的小夥子對視。突然，沒穿喇叭褲的小夥子站起來了，抽了穿喇叭褲的小夥子一大嘴巴。穿喇叭褲的小夥子問：“為什麼打我？”打人的小夥子説：“老子就是看不慣你的褲子。”打起來了。

我要説的不是打架，我要説的是另外一件事。兩個小夥子被人拉開來之後，船艙裏的人們開始討論了，討論的中心是：捱打的小夥子到底該不該穿喇叭褲？——然而，沒有人涉及他該不該捱打。

文縱：這個故事有隱喻氣息。

**畢飛宇：一個人不可以無緣無故地打人，這就是普世價值；該不該穿喇叭褲，這裏頭也許有價值問題，但顯然，它不涉及普世價值。**這個故事非常清晰地表明瞭一件事：我們時常把普世價值丟在一邊，然後，嘰嘰喳喳，沒完沒了。

—  2020年10月新刊目錄  —

▍域外

美歐跨大西洋關係的中國挑戰

任希鵬

▍封面選題：美國的百年未有之變局

在試圖理解中美關係的變化及未來走向的同時，我們也驚異地發現，我們自以為熟悉的美國彷彿變得陌生了——美國不僅成為當前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並且隱藏在其社會內部的階級、族羣、政治意識等不同類型的矛盾，也在疫情蔓延之時不斷湧現為各種激烈的社會衝突。顯然，美國正在同世界一起，經歷一場百年未遇的變局。

中美衝突：國際經濟層級體系的裂變

封凱棟

尋找新的“敵人” ：美國對華戰略加速調整的國內根源

潘亞玲

從“帝國”到“國家”：美國國家能力轉型進行時 

歐樹軍

里根政體的衰敗與美國重建的特朗普道路

左亦魯

疫情後大國關係新格局

紀明葵

▍城市政治經濟學

全球化時代城市的轉型發展

周偉林

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已有一兩百年曆史，要了解其城市演化，需要讀書、看博物館。而今天，我們非常幸運地經歷着一個“濃縮版”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變化過程，可以通過持續的觀察，編織動態畫卷和邏輯鏈條，藉助一些觀察點（村、鎮、縣區、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新區新城，老街古城），觀察空間、功能、權力（利）等結構的變化。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美國國家構建過程中的科學公益

牛 可

現代美國公益不能和美國社會歷史環境割裂開來加以觀察，它連帶、匯合了現代美國曆史的諸多重大潮流和事態，呈現、張揚了美國資本主義、美國公民社會、美國精英生態的關鍵特性，是現代美國曆史的樞紐性事物，也是“美國世紀”的重要篇章。

▍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遷

近年來，新的信息技術工具正日益深刻地捲入國家治理之中，為治理過程提供了更高效的信息收集、認證和流通機制。對此，許多意見往往擔憂新技術將賦予國家更加強大而不可控的權力，因此可能會帶來侵犯隱私、加劇歧視等負面後果。本期“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遷”專欄刊登的兩篇文章，則以更樂觀的態度和客觀的分析，觀察、思考和想象了新的技術工具為個人和社會福利與國家治理帶來的積極變化。

“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實踐及其理念 

戴 昕

區塊鏈與國家治理的融合重構 

李雯佳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進行中的開創：華為實踐的工業史意義 

宋 磊

完全在當下的國際關係之中理解華為實踐，可能會低估華為實踐的意義；過於強調具有排他性的技術進步，則可能會掩蓋具有公共性的組織形態創新。

▍社會結構變遷

精細分層社會與中產焦慮症 

熊易寒

中產階級的焦慮症與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從扁平社會到精細分層社會，社會階梯變得越來越長，社會不平等加劇了人們的競爭心態和焦慮心理。

當小農户邁向大市場 

譚同學

在邁向大市場的過程中，小農户的生活經歷了從工作、經濟收入的變化，到社會關係網絡的重構，再到價值觀念的不斷重塑，較之過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狀態，不確定性急劇增加。

▍學術評論

文科為什麼要交叉——兼論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 

錢乘旦

文科交叉已經是大勢所需。雖説死守原有的學科邊界，在研究課題上繼續深究，仍然可以做出成績；然而，要使文科獲得質的發展、更符合時代的需要，交叉就是舍其不可的。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拉丁美洲的未竟工業化 

程文君 鄭 宇

要想擺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國家不僅需要經濟改革來重新找到經濟增長動力，更需要綜合的政治解決方案以突破既得利益羣體的限制。只有在強大的新興利益聯盟的支持下，持續性的產業轉型和升級政策才可能推行。而在許多拉美國家，這種解決方案是無法靠政府更替來獲得的。

“弱國家”困境和埃及的再工業化前景 

段九州

埃及的工業化進程之所以緩慢，正是因為國家能力建設的不足以及國家自主性的缺失，制約了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 原標題為“訪談 ▍畢飛宇：人與人的温度在降低”。**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所有，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回復此微信獲得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