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浩：剛剛長大_風聞

文 | 江宇琦、吳喋喋

編輯 | 吳燕雨

四十有三，甯浩迎來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長大。

當年在拍《香火》的時候，還未出學校的甯浩曾想借這個片子發出種疑問：難道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了？在他看來，那時候的自己正處在一個“提問的階段”。籠統來看，很多事的答案或許都與慾望有關。算上《無人區》，“慾望”是早期甯浩作品繞不開的母題，每一個甯浩作品裏的經典人物，都或多或少在被“慾望”這種原始的獸性所驅使着。

《無人區》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一晃眼差不多十年，到拍《黃金大劫案》時，甯浩開始看霍金、思考各種哲學命題，已經三十歲的他似乎“想透”了，覺得自己到了該找答案的時候。“別光扯淡，批判太容易了，你説這房子裝修得不好，或者挑毛病，是個人就幹得了，你説你把這個裝好了，一百個人不見得有一個人能幹好。”

於是，甯浩在《黃金大劫案》裏罕見地展露出了一種“温情”，加入了很多對於主人公個人“成長”的解讀。再往後的《心花路放》裏，也同樣包含了主人公的變化和某種對自我認知的深化。

但與此同時，在這部和市場、產業走得更近的電影裏，甯浩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他不得不越來越多地參與他所不喜歡的競爭，不得不和商業化走得更近。

“大家無所不用其極地叫賣着電影，就像我小時候在電視上看到的宣傳保健品的廣告，真真假假、把人忽悠進去算了。這種方式我小時候特別不喜歡、不認同，但我又回到這類賽道了，為什麼呢？”和毒眸説這話的時候，甯浩忽然噘着嘴趴到了胳膊上，像一個吃不到糖果的小朋友。

作為總導演，他剛剛向市場交出了《我和我的家鄉》這份答卷。在競爭激烈的十一檔，《我和我的家鄉》以近19億的票房奪冠，甚至有望衝擊今年票房榜冠軍的位置——但這樣的成績，並沒有讓甯浩的心情有什麼變化。很顯然，這個數字本身並不是甯浩所追求與看重的。

《我和我的家鄉》

孔夫子説“四十不惑”，可甯浩卻在四十後的這三年內陷入了一種“迷局”。

他不喜歡市場和商業，自己的作品卻在“不知不覺”成為了國產電影票房的佼佼者；他對做公司做商人感到不適應，卻經營了國內最有價值的電影內容公司之一“壞猴子”；向來喜歡從生活裏尋找靈感的他，如今生活裏卻只有電影，這讓他靈感“枯竭”、有些不開心；一直想用電影表達的他，此刻卻不知該如何用電影這個載體來表達“甯浩”。

這種撕扯，不斷在推着他成長。其實，甯浩深知成長是絕非輕鬆的、或只有“温情”的話題。有那麼段時間，他很愛看綜藝節目《非誠勿擾》，因為透過這檔節目可以看到社會的“標準”，並藉由這套標準去看到年輕人的迷茫，以及他們對於“成長”的抗拒。

在他的理解裏，長大往往是伴隨着撕裂、犧牲與痛苦的。而這種痛苦，有時讓他甚至開始思考，還要不要繼續拍下去。

“拍電影還挺好玩的”

甯浩大概是國內成功商業片導演裏，少有的能被“好玩”推着走的人。

他長在太原鋼鐵附近，父母都是太鋼的工人，正是因為那種濃厚的重工業氣質，令他覺得小時候的記憶到處都是灰的、黑的。而身處在這種工業化環境下的甯浩，卻一直帶着些“避世”的格格不入感，他打小就不愛競爭，特煩讀書、考試，也特煩做生意，壓根不想按照單一的標準去生活。

   甯浩畫作，背景是太原鋼廠（圖片來源：《混大成人》）

本該高考的年紀，甯浩因為打架錯過了時機，選擇就讀中專山西電影學校的繪畫專業。那時的他選擇了藝術，而藝術也選擇了他。

一開始接觸畫畫，是為了逃避考試、逃避競爭，可後來甯浩慢慢意識到，藝術是“友好”的，藝術具備特別多元的價值，每個人都可以往不同的方向發展、做嘗試，並且沒有一個固定的、單一的評價標準。“藝術千變萬化的特性太強了，一整合這套成立，重新再一整合居然也成立，我對這種東西還挺迷戀的，它就是好玩。”

而時代也給了這樣一個不羈的藝術少年，足夠肥沃的土壤。

“我對八十年代非常有感情，八十年代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都能看到，而且信息突然湧進來，帶來巨大的衝擊。我很感謝八十年代的那種洗禮。”甯浩覺得，他在十幾歲的時候經歷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從文學到音樂，萬事萬物都在革新、解構。中專期間玩樂隊，也和當年聽了崔健們的“西北風”有關，這種新奇的音樂風格讓他感到特別有勁，覺得工廠的男孩子就該這麼有力量。

開始學習藝術後，甯浩突然覺得生活有了顏色。以至於他日後回憶起在山西的日子，最先想到的不是灰和黑，他把那段時光描述為“陽光燦爛的”。“我當年什麼都喜歡，畫畫、搞樂隊，反正差不多是玩的我就什麼都玩。那時候太原市的酒吧老闆都認識我，旱冰場老闆也都認識我，我還泡迪廳。”

    甯浩畫作

但短暫的快活過後便是迷茫，像宿醉後的反作用力——畢業後的甯浩，第一次對人生感到迷茫。當時山西的環境讓他難以畫畫為生，只得選擇電視台、話劇團等單位，這類公司與藝術沾邊，實則卻“毫無關係”。

但那時的甯浩對藝術是有些着迷的，這讓他在二十歲那年毅然拒絕了父親勸他經商的要求、放棄穩定的工作，隻身赴往北京，想在那裏學畫畫。可一次體檢過後，突然被告知自己其實是色弱，這讓學習實用美術的他，頓時覺得這條路走不下去了。“我都畫了快十年了，然後突然告訴你你畫不了畫，我覺得這個事情挺荒誕的，上帝跟你開了個玩笑。”

陰差陽錯間，甯浩遇到了電影。

在甯浩看來，拍電影真正有魅力的地方，其實正是在於他能夠在拍的過程中觸碰到藝術的迷人之處，那種千變萬化的自由感、那種“好玩”，這點讓他覺得特興奮。

直到很久之後，甯浩還會懷念拍《綠草地》時的日子。面對眼前的美景，他會有意識地想要去破壞一下這種美感，做一些不那麼規矩的構圖，比如把地平線擺在畫面的中間、拍人物時拍個半中景。甚至於到後期階段，他還要把一些美得像明信片一樣的鏡頭剪掉，只為了讓自己的作品不那麼矯情。

《綠草地》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這種混亂感其實一直延續到了“瘋狂”系列的前兩部。《瘋狂的石頭》日後為人所稱讚的地方，多在於其精妙的敍事與人物刻畫，可實際上甯浩在攝影上也花了不少心思。

他沒有為了凸顯畫面的美感而使用大量長焦鏡頭，反而是用了很多廣角，以至於最後呈現出的重慶黑黑的，甚至被當地的一個幹部説看着有點髒。可在甯浩心裏，有一點點髒這種感覺就對了，這才是適合這部電影的風格。

這種對於電影魅力的獨特理解，甯浩着實是獨一份的。2014年，電影局派遣了甯浩、陳思誠、肖央、路陽和郭帆一起去美國好萊塢學習，在日後的採訪裏，陳思誠與郭帆都和毒眸提到過，那次旅行讓他們對於電影工業化有了很多思考。而當毒眸和甯浩聊到那次好萊塢之行時，他卻開心地笑了起來：“（對工業化）沒啥感受，就自己體驗吧，覺得挺好玩的，加州陽光挺好的。”

當然，甯浩那時能這麼鬆弛，也是因為那時的他足夠幸運。

事實上，就在甯浩最享受電影的樂趣、拍攝《香火》和《綠草地》的2003-2005年，是中國電影產業一次鉅變的開始，隨着《英雄》拉開中國商業大片時代的序幕，包括張藝謀在內的很多老一輩導演，不得不開始重新思考商業和藝術之間的關係。

據《北京晨報》等媒體報道，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的恩師吳天明去世後，張藝謀在其追悼會上曾説過：“我們（他與吳天明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談了很多。但他就不談我最近十幾年的作品，我知道他那個人很耿直的，他一直是看不上（那些作品）。”可張藝謀也多次提到，他明白這個時代需要什麼、市場需要什麼，所以作為創作者必須要有取捨。

甯浩的才華和好運氣，讓他在剛拍電影的那些年裏，似乎很容易就找到了市場與表達的平衡點，無需經歷同行們的糾結，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曾有人問甯浩，為啥要在兩部相對文藝的電影后，選擇拍《瘋狂的石頭》這樣一部電影，甯浩説：“不為什麼，我就是喜歡那樣的。”

圖片來源：電影《瘋狂的石頭》

對於自由的追求，讓甯浩對旅行也有一種偏愛。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生本身就是一場旅程，二者高度同步就是旅行，出去多看看挺好的。旅遊能讓人生活的維度拓寬，看到這麼多的東西，你出去肯定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從而產生靈感。”甯浩告訴毒眸。

《心花路放》的公路之旅算是甯浩自我的投射，這個故事的靈感和旅行有關。而《無人區》的靈感也源自於拍《綠草地》期間，與同伴開車時的一次意外，讓思考人這個社會化動物一旦脱離了社會環境的動物性。

旅行的另一重意義，大概也是甯浩在提醒自己，凡事別太有目的性。

“有目的性就看不到沿途的風景了。旅遊就是一路看，目的性太強就奔那個地方去了，就無聊了。電影就是生活，那生活是一個過程，而不是説目的是什麼，拿個獎，掙多少錢。”甯浩覺得選擇電影對他來説就是選擇一種生活，“這個過程很有意思，而一旦過程無趣了，那整件事情就變得痛苦了。”

跳不出的魚塘

但甯浩不可能永遠是幸運的，身在影視圈的“遊戲”中，就不可能不上牌桌。

拍完《瘋狂的賽車》後，甯浩已經是國內極具票房號召力的導演了。雖然甯浩表面上看起來大大咧咧的、十分不羈，可他也知道到這一步就不能只由着性子來了。所以從《無人區》開始，慢慢的甯浩有了一些收斂，他自己也説：“（從那之後）好像怎樣適合更重要。”

想必他也未曾預料到，走上商業這條賽道是一念之間，走下來卻是另一回事。

就在《黃金大劫案》上映2012年，甯浩自己的公司壞猴子成立了。成立公司的初衷，是因為甯浩不想把作品的命運交給甲方，這樣很容易得不到公正的對待。可選擇這個模式，就意味着他必須和商業、競爭走得更近，成了個悖論。

  甯浩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

從2014年自己參與發行的《心花路放》開始，甯浩覺得自己算是真正走上賽道了。

這部電影在發行階段和貓眼聯手做了中國電影史上最早的大規模線上票補，以大量9.9元的低價票將用户吸引到了影院裏。甚至和發行公司嘗試了保底發行的金融手段。從那以後，票補、線上票務和網絡發行、保底發行便成了中國電影產業繞不開的命題，開闢了一塊新的戰場。

向來不喜歡競爭的甯浩，無意之中卻參與到了近十年中國電影產業最重要的變革之一里。如果套用當年被檢查出色弱時的話，甯浩大概會説：“我覺得這個事情挺荒誕的，上帝跟你開了個玩笑。”

“我當年毅然拒絕了我爸做生意的安排，我不想幹那個。可為什麼現在我卻又開始做生意了，又開始競爭了？”聊起這些變化，甯浩自己也很納悶，“我特別煩這些東西，覺得特別無聊。做電影怎麼就不好玩了，怎麼就變成這樣件無聊的事情了？”

置身理想和現實的拉扯中，甯浩的懷疑被放大了。

這種懷疑，伴隨着《瘋狂的外星人》的上映，來到一個頂峯。《瘋狂的外星人》票房達到了22億，是甯浩票房最高的單人導演電影。但是這個成績其實低於了市場早期的預期、甚至也低於了甯浩本人的預期，而影片本身更是陷入到了一個兩級化的口碑討論當中。

《瘋狂的外星人》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其實甯浩許多次公開表示過，《瘋狂的外星人》是他最好的作品，是他“最像電影的一部電影”。“它像一個導演該説的事兒，用包羅萬象的形態去説這件事，這並不容易。所以我對《瘋狂的外星人》還是很滿意的，我認為這是一部成熟的電影。”

面對爭議，甯浩並未覺得是觀眾出了問題，在他的預期裏，一部電影不需要追求觀眾全面的認可，而真正叫他感覺不自在的反倒是評價標準的單一化。“我認為導演可以追求不被全面認可的東西，但與之相應的是不是該有另一套評價體系？往往這套非主流的電影，才具備一種面向未來的探索意義。”

其實在作品的票房、市場口碑都比較好的時候，甯浩也曾思考過，這種全面的認可是否具代表了“電影是好的”？但長期的體驗與做電影的初心，最終還是讓他堅信，“沒有人的觀點是絕對權威與標準”的環境才算是好的，真正百花齊放、自由自在才是好的。

這麼看來，當下的行業大環境環境其實是與甯浩的理想背道而馳的。

一方面，影評體系的專業性堪憂，很多評價往往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去做分析，而非藝術專業性的層面，比起影評更像是一篇情緒化的觀後感。甯浩常會為此而疑慮：討論電影本體時，不把電影當藝術品而是當成一個產品去看，豈不是非常滑稽？

另一方面，當整個大環境從裏到外都是在“兜售保健品”，該如何去建立一套明確的評價和專業的、權威的評價體系？

這還不是最讓甯浩感到不開心的，他最大的困惑或許是在他感到不舒服的時候，他卻沒法脱身而出。

甯浩常用的一個比喻，是影視圈如果一個魚塘，一池子的水都不乾淨，作為池子裏的魚又怎麼能夠獨善其身？在沒有能力改變環境的情況下，唯有這條魚選擇跳出這個魚塘，跳到一個魚缸裏自己玩。

可是甯浩跳不出。

身為老闆，他得為一個團隊負責，他或許可以選擇放下名利，可技術人員、新人導演們還得吃飯，甯浩覺着自己不能“站着説話不腰疼”。最不開心、壓力最大的時候，甯浩甚至任性地和團隊説“要不我們把公司解散了吧”——他當然沒有真的這麼做，大多數時候，更像是一種撒嬌。

甯浩與壞猴子的新人導演申奧（圖片來源：微博@1905電影網官博）

放不下的另一層，或許也是甯浩自己也還沒完全想完全明白，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麼。

這正是甯浩身上最矛盾的地方，站在藝術家的立場上，他和很多藝術家一樣，對於一味討好市場沒那麼感興趣，渴望有一套更為獨立的評價體系；但老闆、產業人的身份，讓身處在這樣一個產業大環境裏的他，也坦言自己做不到真正的灑脱，沒法真正意義上置身事外。

“我現在就會懷疑，我選擇繼續待在賽道里的這件事。我不喜歡（太商業化）這件事情，可是我現在又依然在幹着，有些心口不一。每個人都這麼矛盾地活着，被迫矛盾地活着。雖然幹得不高興，但被迫還是得幹，結果就是不開心。”甯浩告訴毒眸。

矛盾之中，至少現在的甯浩還得按着遊戲規則走。

毒眸見到甯浩這天，他連續接受了5家媒體的專訪，神情顯得有些疲憊，採訪過程中還時不時因咽炎而咳嗽。但這種宣傳環節，卻是他作為商業片導演的必修課。對此，甯浩坦言，自己最不喜歡的就是宣發過程中的路演和首映式，因為得匆匆忙忙地跑好些地方，沒法好好和觀眾、媒體聊一聊，就像是種趕場表演。

可轉天毒眸在《我和我的家鄉》北京路演現場見到甯浩時，他卻一掃先前的疲態，彷彿昨日的車輪採訪大戰並未發生。無論是回答問題、現場互動，還是合照環節，他配合得都十分積極、自然——這是甯浩作為一個產業人，最職業化的一面。

《我和我的家鄉》首映禮北京主會場的甯浩、張藝謀、張一白（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外人看來，甯浩似乎已經適應了商業片的規則，與商業片導演甯浩這個身份相處融洽，但身處這樣的矛盾裏，甯浩卻總在懷念剛做電影的那段日子。

甯浩在北電讀書時的老同學、《瘋狂的石頭》的編劇之一崔斯韋，曾和毒眸講述過一個片段：上學時他們一幫人經常會在夜裏拜訪朋友，有時冬夜雪太大回不去學校，大家就會找來朋友聚在麪館裏聊劇本。“那時候真是開心，沒那麼多雜念，沒想那麼多利益、成敗，創作是件特別純粹的事情。”

尋找“甯浩”

或許甯浩也會害怕“停下來”。

他的一位好友告訴毒眸，甯浩形容自己“每天至少會做夠八件事”，常年如此。當下，即使甯浩處在疑惑、迷茫的階段，也不會停下工作。

《瘋狂的外星人》之後，甯浩並沒有選擇繼續拍攝長片，他甚至向毒眸坦言自己沒有什麼創作靈感了。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卻接連拍了兩部“命題”電影，這或許多少也是因為他覺得自己還是得保持一個創作狀態。

好在兩部命題電影，的確給了甯浩一個緩衝區。

“《綠草地》之後，我就弄上商業片了。但《祖國》和《家鄉》的審美里有種東西，那種比較清淡的東西，我挺喜歡的。我會喜歡使勁表達的事，豐富的那種感覺。”採訪中，甯浩從選題到葛優，聊了很多張北京的故事吸引他的地方，但末了他的一句話，或許才是他最“本能”的動力來源：“拍電影嘛，你就得試試每天干點不一樣的，好玩。”

受疫情影響，《我和我的家鄉》的拍攝並不順利，尤其是《北京好人》的拍攝地還在北京，劇組開機還沒有多久，就因為北京疫情反覆暫停了，原本選做拍攝地點的醫院最後也用不成，只得重新搭景。整個項目做下來，身兼總導演和分篇章導演的甯浩壓力自然不小，他自己也説：“（在劇組裏大家）壓力都挺大的，很難有特別輕鬆自然時候。”

《北京好人》

可這種時刻緊繃的狀態，卻能讓甯浩在內心深處獲得一種難得的鬆弛。

無法開機的日子裏，甯浩會約上一羣好友到工作室的別墅裏，打乒乓球、喝酒、聊天，聊到盡興處，他們會聊信仰、宗教、哲學與世界。那種“什麼都幹不了，逃離現實的感覺”，讓甯浩和朋友們都還挺開心的。

具體到項目裏，他也在這個項目裏找到了“給自己的交代”。例如他很喜歡《我和我的家鄉》的配樂，在他的標準裏“這屬於藝術的範疇”。而封閉在劇組裏拍戲的日子讓他可以更專注於“自己的標準”，“可以不考慮別的，就是一幫人一塊玩”。

所以當有很多人質疑，甯浩拍了兩部主旋律的作品，是不是因為“命題電影”而刻意改變了自己時，甯浩很篤定地否認了這種觀點：“這是創作，必須得融入進去，找到讓自己覺得有趣的東西。”説罷他思索了片刻，補充道：“拍電影嘛，還是不能造假，不能欺騙自己。”

除了片刻的鬆弛，短片拍攝對甯浩來説也是一次難得的回溯。

包括兩個張北京的故事，《瘋狂的外星人》後甯浩一共拍攝了三個短片，當下他還在計劃和壞猴子的年輕導演們一起做個短片集。做了二十年長片，甯浩反倒在各種短片上體會到了更純粹的快樂，甚至於他覺得拍短片這種形式能讓他“回去走一圈”，想想當初為啥要拍電影，當初為啥要做藝術。

在《瘋狂的外星人》現場的甯浩

凡事想清楚，這事對甯浩來説很重要。小時候學畫畫，如果起稿不好，甯浩就不畫了；和人打麻將，要是抓了一手爛牌就放棄，等抓了好牌之後和把大的；唸書時甯浩給人拍MV，拍得好好的、賺了不少錢時，他突然停下來開始寫劇本了，因為他沒想好自己的定位，不確定自己是要拍電影，還是繼續拍MV、廣告，他告訴自己：“別太急，先想清楚，先去自我定位。”

不過甯浩“和大牌”的準備裏，似乎總是缺不了被認可的基礎。

回首過往，來北京之前，他受到音樂老師的鼓勵，“有人肯定了你，暗合了你的潛意識想法：離開這裏”；決定做電影導演，也是被學校老師告知有天賦，讓他有動力把對電影的情結，轉化為行動；當年的甯浩畢業作品被北師大的老師看到後，告知他有拍故事片的潛質，則更是一種莫大的鼓勵。

包括《香火》，也是劇本在北電流傳、得到了老師的支持，甚至還為他拉來一筆投資後，才算是步入正軌。這個劇本一度傳到了北電教授張獻民的手裏，儘管張獻民只是“沒置可否，就説這個還行吧，然後就給放下了”，但他其實已經默默記住了甯浩，並在後來託人給了甯浩一個劇本，便是之後的《綠草地》。

可以説，甯浩先前的成功，除了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外，其實也是因為他處在一個被引導的階段，他能夠不斷在他人先驗的經驗中，去找到自己的映射。然而當世界已經充分認可了“定型”的他時，當下的甯浩已然到了一個需要自己去開路的階段，需要在“無人”的地帶裏，去尋找甯浩。

一個偶然的機會，好友向他推薦了韓國導演洪尚秀。甯浩很快便被後者那種頗具實驗色彩、結構精妙、藝術造詣極高的作品給吸引了，尤其當他得知後者的很多作品，成本不過幾十萬、拍攝週期也十分短時，他似乎從中看到了另外的可能：“我是不是也可以拍攝一些只給自己看的電影？這種想法還挺強烈的。”

但同時甯浩也深知，目前的自己還到不了洪尚秀的“境界”。尤其是過了四十歲以後，想要邁向這種狀態並不那麼容易。“到了這個歲數了，做什麼事情都想要保險，有很多的事情不能不負責任，所以得看怎麼平衡好這些想法，咱們中國人一直很講究平衡這件事。”

眼下甯浩找到的平衡點，或許是題材上的拓展。甯浩饒有興味地和毒眸分享，目前正在籌備的電影作品涉及到他並不是太熟悉的女性題材，不熟悉，但是有趣。“我自己可以選擇做一些事情，我在努力地尋找我認為有趣的事情去做。我覺得好像這個題材能跳出一種人物感來，挺有意思的。”

這個故事的感覺摸出來了嗎？甯浩的回答是“不知道，可能出不來”，但是他很享受這種狀態，因為自己不能永遠坐在哪裏，而只要走起來、動起來或許就能找到答案：“我得先開始走，靈感這東西今天找不到，明天還找不到？實在不行，找倆月總歸是會有的。”

尋找的過程固然會是掙扎的，甯浩其實問過自己，為了電影這麼折磨自己、反覆糾結真的有價值嗎？他思考的結果就是，這事沒答案、得看人。“真正瞭解自己的需求才是特別重要的，很少有人真正瞭解自己的需求。”所以更重要的或許不是甯浩如何選擇，而是甯浩是否能在這個階段裏找到自己、與自己和解。

甯浩和鬥戰勝佛雕像（圖片來源：《人物》雜誌） 

​“正和自己聊着（和解的事）呢。”甯浩説道。

説是如此，但在和毒眸的聊天中，甯浩其實似乎已經有了答案：“如果拍電影真的讓我太不舒服，那就不拍了。但起碼目前我還能‘忍受’，我現在還沒有準備‘叛變’。我現在其實也明白了，我當下逃脱不了電影這個事情，事實就是，現在的電影就是我的生活本身。”

擰巴嗎？倒也不是壞事。用甯浩十年前的話來説，“生命的這種能量都存在一個弧線，這個弧線是從膨脹期到消亡期，從這個角度來説，人生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成長階段，一個是消亡階段”——如果撕裂和痛苦代表了成長，那至少困惑着的導演甯浩還在爬着坡。

或者更“極端”一點，就像毒眸在採訪中問道“四十歲後又是另外一個階段嗎”時，甯浩的回答——

“肯定的，剛剛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