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英 |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中古禮學和禮制研究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中國古代的禮是傳統禮學、廟堂禮典、鄉里禮秩的綜合。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古禮學和禮制研究成果豐碩。傳統禮學中,中古從累積進階發展到登峯造極的三禮義疏之學開始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廟堂禮典則經歷了因不同背景的政權或同時林立,或此起彼伏而造成的一次次重構,這重構在曲折反覆、內容變異的同時,也在豐富乃至改寫着中古吉凶軍賓嘉五禮的內涵,這方面成果迭出,個案累積豐富;鄉里禮秩在中晚唐首先出現,出現了最初的“禮制下移”趨勢,私家廟制、敦煌書儀、鄉飲酒禮等均是此脈絡中不同側面的構成點,改革開放以來研究穩步推進。

　　作者簡介：  楊英,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文章原刊：《文史哲》2020年第5期。

引 言

　　禮,是中國古代貫穿始終的一整套對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進行整體設計、調適、約束的全方位規範,它淵源古老,從周代起就達到了思想上高卓凝練,結構上宏大精細,細節上歎為觀止的地步,舉凡名物器用、典章制度、經籍版本,無不可以歸入禮學範疇;而郊祀祭祖、廟堂朝覲、觀兵振旅、喪服守緦,乃至親屬間的稱謂儀式、各階層的婚喪嫁娶種種,無不可以歸入禮制,其內容包羅萬象,幾乎囊括了古代社會從廊廟到民間,從平吉到兇喪的一切制度設計和生活事相,因朝代更迭和社會變動造成的相應變化更是層出不窮,因此“禮”是三禮禮學、廟堂禮典、鄉里禮秩三方面的綜合,是從廟堂到鄉里,從書本到實踐,全方位制度化的一套體制和行為規範。雖然從古代起就有被包涵在經學研究中的三禮經典和名物制度的訓詁學,但是,現代學術範式下的禮學與禮制研究是20世紀才開始有的。尤其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禮學與禮制研究成為一個新的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各段禮學和禮制研究都湧現出大量成果,中古禮學和禮制(尤其是後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井噴”來形容。下文將具體介紹學界對中古傳統禮學、廟堂禮典、鄉里禮秩三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一、先聲:日台、西方學者的中古禮制研究

　　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人們的思維禁錮尚未完全打破,學術研究領域百廢待興,就禮制研究而言,日本、中國台灣和西方學者暫時走在了前面,堪稱後來大陸學者禮制研究的先聲。

　　(一)日、台學者的中古禮制研究

　　在日、台學者中，各種不同學術訓練背景的學者介入中古禮制研究，從“擦邊球式”的禮制研究，到專門的禮制研究成果都有。“擦邊球式”的禮制研究大致是制度史背景的學者在研究中涉及到的禮制研究的某些方面，專門的禮制研究則直接深入禮典本身。日本學者研究中古禮制成就最卓著的是金子修一，他從1970年代研究起步一直至今，碩果累累。他從皇帝祭祀的角度切入，研究涉及魏晉隋唐的郊祀、宗廟、即位禮等領域，用實證的方法還原了這些禮制的結構和實施過程，如《魏晉より隋唐に至る郊祀·宗廟の制度にっいて》《中國古代における皇帝祭祀の一考察》《皇帝祭祀より見た漢代史》《唐代の大祀·中祀·小祀にっいて》《唐の太極殿と大明宮：即位儀禮におけるその役割にっいて》《關於魏晉到隋唐的郊祀、宗廟制度》《北魏における郊祀·宗廟の祭祀にっいて》等等1。他還考察了皇帝祭祀和國家祭祀之間的關係，如《唐朝と皇帝祭祀———その制度と現実》2。這些論文觀點多數被集中收入《古代中國と皇帝祭祀》3。金子由紀、江川式部等學者撰寫了書評。他還堅持對禮制文獻作一手考證，近年來出版了《大唐元陵儀注新釈》4，用力和勤勉可見一斑。

　　除了金子修一之外,渡邊信一郎的研究涉及政治制度、禮儀、樂制等多個領域,他的《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儀禮》5值得格外關注,此書的中譯本《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6由徐衝完成。渡邊信一郎考察禮儀時的基本視角是在關心權力的空間構成,將禮儀當作權力在一定空間運行的程式,如《宮闕と園林——3-6世紀中國における皇帝権力の空間構成》7就體現了這種研究方法。妹尾達彥對隋唐時期長安城禮儀空間的營造及其變化進行了別開生面的研究,他指出隋及唐初的長安城以宇宙論為基礎,國都是以皇帝為中心的國家禮儀的舞台,這些禮儀實現了宇宙秩序與人間秩序的溝通,成為祈求王朝正統性的重要方式。後來大明宮的建造打破了長安城的空間對稱,國家禮儀的軸線開始向東偏移,道教崇拜、民間習俗都參與了這一歷史過程8。這一階段還有多位日本學者進行了紮實的中古禮制研究,本文在此僅臚列一小部分,如:小南一郎《射の儀禮化をめぐって》9,户崎哲彥《唐諸帝號攷(上)——皋陶から睿宗まて》《唐諸帝號攷(下):殤帝から哀帝まで》10《唐代皇帝受冊尊號儀の復元(上、下)——唐代皇帝即位儀禮の復元に向かって》11《唐代尊號制度の構造に向かって》12,佐藤和彥《唐代における皇后·皇太后の冊位に関する一問題——〈大唐開元禮〉所見の“皇后正殿”》13,丸橋充拓《唐宋變革時期の軍禮と秩序》14等等。新城理惠復原了唐代的先蠶禮和籍田禮15,梳理了其儀式,探討歷代源流,着重探討這一禮儀與皇后權力的關係。這一階段日本學者的禮制研究,或從皇帝權力、天下秩序、東亞世界的格局等視角出發,或對禮制各組成部分的細節進行考察,篳路藍縷,摸索範式,對中、日下一代學者的影響都很大。

　　台灣學者的禮制研究跟日本有類似的地方,高明士研究釋奠禮,視角集中在古代教育、道統上16,其《皇帝制度下的廟制系統——以秦漢至隋唐作為考察中心》17以皇帝制度為背景考察了廟制系統。甘懷真也研究廟制,他的《唐代家廟禮制研究》18全面探討了唐代家廟制度的淵源、建築形式、地理分佈、相關祭祀的制度規定、跟身份制度的關係等等,他還在《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19涉獵了更廣的禮學與禮制研究,該書分上、中、下篇,上篇為“禮觀念的演變與儒教國家的成立”,包括“先秦禮觀念再探”“西漢郊祀禮的成立”“‘制禮’觀念的探析”“《大唐開元禮》中的天神觀”四個專題;中篇為“政治學與經典詮釋”,其中跟禮有關的是“漢唐間的喪服禮與政治秩序”,下篇為“禮制與‘東亞世界’的政治秩序”。書中運用“儒教”“經典詮釋”“士大夫社會”等概念,探討儒者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下如何通過儒家經典詮釋以創造多面相的政治秩序。本書涉及到的議題非常多,包括郊祀、服喪、禮的觀念、制度,皇帝制度等等,所跨時段從漢至晉至唐,涉及禮學的紛爭和禮制重構等專門內容,引入視角和方法,啓發意義大於實證意義。此外還有黃進興對孔廟、武廟祭祀制度的研究論文,是將孔廟、武廟祭祀放在儒家道統和政治文化演進的大背景下考察的20。

　　以上這些均不是直接深入禮制本身考察的路子,而是將禮制中的某些點放在東亞儒家文化大背景下考察,在啓迪思路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二)西方學者的研究

　　西方學者的研究與日、台學者非常不同。由於語言的隔閡,少有西方學者深入研究禮學文本,但他們素來深厚的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傳統深刻影響了他們的中國古代禮制研究。其中麥大維的禮制研究集中於唐代,其專著《唐代的國家與學者》21 和《官僚與宇宙論:唐代的禮儀編碼》22均涉及國家的制度和政策導向與唐代儒學發展之間的關係,對唐代三部禮典(《貞觀禮》《顯慶禮》《開元禮》)的編修,有關郊祀、太廟、明堂、封禪等禮儀之爭,禮制在科舉制度中的位置等唐代禮制的重大問題等等作了提綱挈領式的研究。魏侯瑋1985 年出版了專著《玉帛之奠:唐代合法化過程中的禮儀和象徵性》23,探討唐代前三朝皇帝如何運用禮制和曆法、童謠之類的象徵事物體現李唐王朝的統治合法性。此書採用了很多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對即位、郊祀、宗廟、先代帝王、巡狩、封禪、明堂等重要禮制的歷史源流和現實功能進行了分析,是目前西人的唐代禮制研究中最具理論深度的作品,在西方漢學界有一定影響。熊存瑞《隋唐長安:中古中國的城市研究》24亦從空間的角度研究城市,部分涉及到禮制內容。這幾部書著均是從西方人文社科的分科領域考察唐代典章制度的,幾乎不涉獵中國古代禮學和禮制本身那一套自洽的話語,這是西人研究中國禮制的特點。相比之下,伊佩霞的實證性研究更加閃出光芒,1991年她出版兩種有關朱子家禮的專著,其一為《〈朱子家禮〉:十二世紀中國冠、婚、喪、祭禮典施行的指導手冊》25,是《朱子家禮》的英文文本翻譯與介紹,另一為《帝制中國時代的儒教和家禮:一種有關儀禮的社會史書寫》26,至今仍是西方世界研究《家禮》的代表性奠基之作。

　　以上是日台和西方學者的中古禮制研究。日台學者偏於實證,西方學者則因學術傳統跟中國的差異巨大,顯示出了萬花筒般的景象。他們的研究對大陸學者而言具有積累範式、展現新研究領域的意義,儘管所展現出的東西在當時大陸學者眼裏是東鱗西爪的,但這些吉光片羽的是重要的,它開啓了下面“新聲妙入神”的階段。

二、大陸學者前二十年的中古禮制探索:概念、視角、方法

　　“禮俗”概念和視角是民國時期舶來的,這一時期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被引進,許多概念和領域國人先前未曾聽聞,從社會史角度研究將“禮”當做一種風俗加以研究就是這樣的一種視角。以《民國叢書》為例,《民國叢書》選出一千種影印,編入五百冊,是模仿《四部叢刊》而來,內容涉及哲學、佛學、基督教、回教、社會學,民族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等。其中楊樹達先生的《漢代婚喪禮俗考》是當時以禮俗為切入視角的名著,該書193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改革開放之後,禮俗作為一個新研究領域進入大陸學者視野,極大開拓了80年代至21世紀初的學術領域並顯出巨大活力。但這一階段用“禮俗”視角切入的著作中,介紹性、通論性的佔了大多數27,深厚專精的學術著作很少,較有價值的中古禮俗研究有謝寶富《北朝婚喪禮俗研究》28,該書考證了婚齡、婚聘禮俗,以及魏、齊、周宗室男女的通婚、守節與再嫁、後娶與妓妾等問題,在當時具有填補中古禮俗研究空白的意義。朱大渭等著《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29中亦有部分內容涉及到中古禮俗;趙守儼《唐代婚姻禮俗考略》30亦對唐代婚姻禮俗作了考證。但是“禮俗”視角畢竟是舶來品,假如它在民國時期起了引進概念、開闊視野的作用的話,在人文社科研究愈來愈成熟的21世紀,學者若要繼續採用這一概念就需要越來越專門的禮經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和歷史人類學知識,但一直以來學者們在禮俗研究中,各自概念界定有太多主觀和隨意的地方,究竟哪些內容是禮俗尚未達成共識,這些都反映出當時的禮俗研究處於剛剛起步摸索門徑的階段,有待於學者繼續努力。

　　中古禮制研究這段時間開始了最初的起步。首先是陳戍國的的六卷《中國禮制史》31從先秦一直到元明清通敍歷代禮典,楊志剛《中國禮儀制度研究》32亦屬此類,此二書有開創之功,但未及關注到禮制背後的政治制度、官僚結構、社會組織等諸多複雜因素。此外,任爽《唐代禮制研究》33介紹了吉、賓、軍、嘉、兇等唐代禮制的基本內容及其演變以及唐代的禮制與唐代的法律、社會、政治等的聯繫,是中古禮制研究起步時代的作品。

　　以上是前二十年中古禮學和禮制研究的狀況。經過了這一階段的探索和積澱,禮學和禮制研究終於在後二十年迎來了它的大發展,它生機勃勃,對於補充以往史學研究框架下被遺忘的那些角落的歷史真相,探求不同歷史時段國家和權力的存在方式、各階層人們生活的真實場景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也使得史學研究走出以往按經濟、政治、文化等模塊粗分領域,而後彼此關聯甚少的那麼一種狀態,走上更具體、更生動,也更接近歷史真實的新台階。中古禮學和禮制研究,尤其是禮制研究,跟其他斷代相比最為活躍,有活力的學術增長點不斷出現,完整的學術框架日漸清晰。雖然學者們因為不同的學術訓練和問題意識,關注的問題各有側重,這種多視點的研究對於勾勒出中古禮制層面眾多的實相恰恰有慢慢積累個案的意義。中古時期,禮學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三禮註疏學從發展成熟到登峯造極;禮制則可分為兩個層面:廟堂的禮典(國家的五禮禮典)得以一次次重構並獲得重大更新,這是國家的層面;鄉里禮秩在中晚唐初見端倪,是後來近古時期極為重要的“禮制下移”的源頭所在,這是社會的層面。下面就這三方面分別介紹學界的研究。

三、中古禮學義疏的發展和成熟

　　魏晉至隋唐的禮學義疏研究近二十年開始展開。這一階段三禮總義性質的研究有楊天宇《鄭玄三禮注研究》34,該書從校勘與訓詁兩個方面重點研究了鄭玄三禮注的成就,是從經學脈絡來研究三禮學的代表性成果。喬秀巖(橋本秀美)是著名的禮學專家,他的研究涉及文獻點校、三禮本身及其版本學、三禮義疏等等方面,還撰寫了大量書評。其中跟中古禮學有關的有《〈禮是鄭學〉説》《論鄭王禮説異同》《經疏與律疏》35,其專著《義疏學衰亡史論》36從今存中古義疏中對諸家之説闡幽發微,極為不易地勾陳出了中古義疏學衰亡的軌跡。梁滿倉的專著《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37有部分內容敍述了魏晉南北朝的三禮之學;張帥《南北朝三禮學研究》38對南北朝三禮學作了綜述性研究;華喆《禮是鄭學:漢唐間經典詮釋變遷史稿》39以“禮是鄭學”作為理解經典、分析禮説的方法,回溯了從鄭玄禮學創立到唐代《五經正義》的編訂為止五百年經學發展的過程,重新梳理了漢唐經學詮釋的發展脈絡,提出漢唐經學傳統是以“如何理解鄭玄”為主軸構建而成的,圍繞鄭玄説及後來學者對鄭玄的質疑、批評、調整和迴歸等,發掘出經説本身的演變關係,是近期禮學研究的新鋭力作。

　　喪服制度是中古時期禮學的重要內容,並對當時社會生活產生了極大影響。張煥君對魏晉南北朝喪服制度作了研究40,並以此為基礎發表多篇論文。他以鄭玄、王肅關於三年之喪的喪期之爭為主線,考察了雙方爭論的理論依據以及兩漢以來的實行情況,認為在這一過程中,社會與經典之間相互作用,形成密切的互動關係41。他還考察了喪服變除與情禮兼重、禮玄雙修與情禮衝突、稱情直往與觀念調適三方面內容,認為居喪之禮在魏晉時期也受到格外重視,經典與社會間沒有完全割裂,新的經典也在二者的妥協過程中產生42。史睿《魏晉士人的倫理困境與喪服之爭》分析了魏晉時期喪服之爭的內在含義43。任慧峯、範雲飛認為六朝禮學主要存於家族,南朝與北朝的士族、郡姓也需要禮法來區別門第、整頓宗族鄉里,這兩者相輔相成,六朝國家禮典的修訂無不由世家大族來承擔,本來應該由國家掌控的朝儀之學成了士族世代相傳的家學,這種情況到了隋唐才得以改變44。趙瀾考察了唐代喪服制度45。但總體説來,由魏晉時期的禮學註疏嬗變到社會風氣改變的細化研究仍然不夠充分。

　　隋唐時期是禮學註疏學的巔峯。李洛旻介紹了賈公彥《儀禮疏》的版本、基本內容和學術淵源,並對賈疏解鄭玄注(明據、解義、證説)的方法作了深入剖析,闡述了賈疏中的尊卑系統及原則,並對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喪禮、饗禮、聘禮等具體禮典環節作了考述,分析了吉、凶禮的界線,並對賈疏各禮典中的器物(鼎、幣等)使用原則、儀容動作儀節作了闡述,還將《儀禮疏》與《周禮疏》作了比較,指出《儀禮疏》的得失,可謂目前賈疏研究最為專精的作品46。吳麗娛考察了王通《續六經》對經典意識的影響,認為《續六經》是試圖創建中古正統和打造帝王之道的新篇章,不僅影響了貞觀之治,也帶動了隋唐之初的疑經改經之風,引發了諸多經學爭議和禮制改革,促進了新經典的出籠和經典意識的變化;王通的精神還啓迪了唐後期韓愈建立的新道統和宋學,所以經典和經典意識的變化是隋唐之際的特色之一47。吳羽則以唐《五禮精義》為切入點對中晚唐禮學的新趨向作了考察,認為在藩鎮跋扈的背景下,各種治禮者試圖提出解決之道。韋彤《五禮精義》試圖通過辨析歷代制度沿革,闡明禮儀背後的禮“義”,打通三禮之學與儀注之學的道路,目的是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這是唐代學術變遷的一個縮影。到北宋,韋彤《五禮精義》成為禮儀機構的案頭必備書,經過北宋對唐代禮制和禮學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宋代禮儀和禮學真正走向了成熟48。馮茜《唐宋之際禮學思想的轉型》49雖然重點在宋代,但序章和第一章部分涉及唐代部分,認為唐代杜佑編撰《通典》反映了“通禮”傳統,並對中晚唐禮書編撰中的禮學作了考察,反映了新一代學者已注意到禮學對禮典文本重構的影響,並着手開始具體研究。

　　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禮學註疏從漸進走向登峯造極,從目前的學術成果看,三禮註疏之學的具體內容及其脈絡成果不豐,有待深入,至於如何為各政權服務的研究更是剛剛開始。以上這些研究成果可謂起點很高,但尚未出現集中成片並且形成脈絡的研究,因此未來有待在方法上綜合文獻學和制度史研究,以求獲得新突破。

四、中古廟堂禮典的重構

　　禮制研究在這一階段全面鋪開,成果增長十分迅猛。首先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禮與中國古代社會》,該書以禮制通史的形式面世,兼涉禮學(包括三禮文本、禮學思想、家禮)和禮制(各朝吉凶軍賓嘉五禮、鄉里禮秩)等領域,它是一個建立新世紀禮學、禮制研究範式的嘗試,是一個起點高、內容全的重大成果50。中古章節中,魏晉南北朝部分由梁滿倉執筆,隋唐部分由吳麗娛、雷聞執筆。在該書中,魏晉南北朝五禮得到了通敍性研究,隋唐廟堂禮典、國家祭祀的內容則反映了一時前沿(詳下文)。另外郭善兵《中國古代帝王宗廟禮制研究》51中也有中古部分的內容。因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廟堂禮典重構的重要階段,這重構一次又一次,有中原模式、有北族模式,所有這些因素到唐代匯聚成了唐代五禮的高峯,再加上當下學者們的投入,所以該階段廟堂禮典重構的研究成果多且重要。

　　(一)魏晉南北朝禮制研究(廟堂禮典部分)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顧濤《漢唐禮制因革譜》52。該書是作者窮十年精力,對漢唐禮制(主要是傳世文獻記載)之因革作認真梳理的集大成專著,全書達117萬字,作者追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認為隋唐制度前有三源(北魏北齊、梁陳、西魏北周)的思想脈絡,上溯漢、魏,下至唐《開元禮》,以朝代為框架分為禮制創立(西漢)、成型(東漢至西晉)、成熟(東晉南朝)、新建(北朝)、極盛(隋至唐開元)五卷,嚴格依時間先後為序將史料予以系年、考辨和疏釋,作者“近距離地拿着放大鏡”極仔細地考察比對從漢至唐開元年間歷代禮制的前後因革、歧出和流變,試圖梳理出在《儀禮》和《大唐開元禮》兩座高峯之間,九百年間各項禮制的枝節變化。本書對漢唐禮制文獻的勾稽考辨堪稱登峯造極,不足之處是僅用文獻學方法略顯單一,難以做到對禮制重構的諸個案細節的全面還原,這也是目前限制禮制研究整體水平繼續提高的瓶頸。

　　此外便是三國禮儀。三國禮儀向來關注的人較少,梁滿倉則認為三國時期社會禮儀具有與國家禮儀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些社會禮儀行為與國家政治發生了緊密的聯繫,國家禮法在某些方面開始對社會禮儀進行約束和規範53。李萬生在分析蜀漢亡國原因時認為,諸葛亮因於蜀漢有不世功勳,亮去世後三十年蜀漢君臣為之在沔陽立廟,此為非禮,因為按禮制諸葛亮僅可配食於昭烈帝劉備廟而不可以單獨立廟享祀,蜀漢君臣知此為非禮而立廟祭祀,可謂精神崩潰54。此説新穎,但是為諸葛亮立廟祭祀屬於後來歷史常見的禮制重構現象,與蜀漢的精神崩潰和亡國之間的關係尚值得作更深入考察。

　　魏晉時期廟堂禮典研究近年逐步展開。首先是梁滿倉《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55,本書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吉凶軍賓嘉五禮的制度化過程作了全面考察,涉獵了五禮的儀節、功能等,囊括中古時期的禮學、禮制範圍,在中古禮學研究中有開闢領域之功。楊英有多篇論文研究魏晉南北朝禮制的多個個案,《魏晉郊祀及祭祖禮考》概括地考察了魏晉時期的郊祀和祭祖禮56;《曹操“魏公”之封與漢魏禪代“故事”——兼論漢魏封爵制度之變》57以曹操被封為“魏公”的故事為核心,考察了漢魏封爵制度的變化;《曹魏“改正朔、易服色”考》58考察了“改正朔、易服色”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傳統在魏晉之際發生的變化,魏文帝曹丕的“改正朔”(不改曆法而定服色、犧牲)奠定了由“禪讓”所建的新王朝跟由“革命”所建的新王朝不同的傳統,此後魏明帝“改正朔”恢復了曆法和服色犧牲同步改易的秦漢傳統,也是明帝加強中央集權的眾多措施之一。她還通過考察西晉《新禮》的撰作,釐清了中古時期禮典、律典分流的過程,認為自曹魏起,禮儀類內容就逐漸從原先的律令“故事”中析出,西晉繼承這一趨勢,並加上儒家經典中的部分禮儀制度,糅合原先的漢魏禮儀“故事”,最終形成《新禮》,並以一種早期的五禮體例來安排,實現了從內容到體系對“漢魏故事”的徹底更新59。她還對北魏儀注的撰作過程、具體內容作了考察,認為從天興年間至孝文帝太和之前大致處在儀注撰作的前期,太和年間大規模的禮儀建設使儀注大量出現,太和之後雖然政治動盪、世風日下,但儀注撰作的數量在繼續增加,並朝着更精細、完備的方向發展。北魏儀注涉及五禮的各個方面,它是後來隋朝五禮的淵源之一60。劉凱對漢唐間耕耤禮方位的變化作了考察,認為周秦漢唐間天子耕耤禮之耤田方位存在着從本乎“宗周舊制”之“南耕”逐漸向源出“漢家故事”的“東耕”轉化之軌跡,並考察了從漢到唐籍田方位的變遷,以及跟政治史背景的關聯61。劉凱還對九錫制度的淵源作了考察,認為規範化九錫始出《禮緯·含文嘉》,時段當在王莽受“九命之錫”至《白虎通》成書之間,在白虎觀會議後,由班固剔除王莽以九錫為篡位工具的實踐影響,回覆至九錫淵源的宗周九命褒獎功臣的最初功能,並將之與封爵、土地相關聯62。

　　梁滿倉整體考察了從曹魏到北魏的宗廟制度發展變化的過程,認為曹魏皇家宗廟制度經歷了五廟到七廟的過程,對後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魏明帝建立七廟制度及遷毀機制雖然主觀上是想把儒家經典記載的制度變為現實,但其本身卻含有破壞此制的因素。兩晉宗廟制度比曹魏更加成熟完善;南朝則有七廟制受到高度重視、維繫皇帝大宗、確立太祖獨尊地位三個特點;北魏前期宗廟制度祭祀祈福色彩遠大於禮儀制度色彩,孝文帝太和改制是北魏前期宗廟制度向五禮制度下的宗廟制度轉變的關鍵63。趙永磊對北魏、北齊廟製作了考察,他認為在塑造華夏正統過程中,北魏太廟制度的構建在胡漢問題、南北正朔之爭、皇權等因素主導下呈現出較為複雜的歷史面相:北魏前期先祖祭祀以東廟為主,至孝文帝改革先祖祭祀制度,太廟祭祀的地位始得以凸顯,彰顯出北魏先祖祭祀由胡漢雜糅走向以華夏制度為主導的歷史轉變64。姜望來考察了北齊廟制,認為北齊高氏統治時期,帝位傳承存在着子繼與弟及的深刻矛盾,其宗廟變遷則反映此種矛盾之發展與變化並關涉皇權政治盛衰:自文宣至武成統治前期,北齊宗廟建設基本保持穩定與延續,表明高齊前期兄終弟及的繼承方式在高氏皇族內部被認可,在皇權傳遞中也被踐行;但武成帝統治後期企圖改變高氏前期以兄終弟及為主的帝位繼承傳統,並確立帝位在武成一系父死子繼之新皇統,有關宗廟及功臣配饗之變遷陸續發生65。趙永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刻挖掘了北齊廟制中太祖二祧廟的重要影響:太祖二祧廟最初由高洋基於鄭玄學説而設定,在北齊皇位繼承製由兄終弟及向父死子繼轉變過程中,太祖二祧廟由孝昭帝所定三祖廟(高歡、高澄、高洋)變更為齊後主所立三祖廟(高謐、高歡、高湛),高湛以高謐為太祖的原因可能是為了彰顯高謐北徙懷朔,開啓北齊之功業,這樣太祖世次自高歡上推二世,凸顯出父死子繼制的正當性66。文章注意到了高齊統治者將鄭玄經學運用於胡漢雜糅且前後變動的政治博弈中,是當下不僅注意到當時政治博弈,且對禮學的具體運用作了較為深入考察的研究。

　　凶禮有高二旺著《魏晉南北朝喪禮與社會》67。本書重點考察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實踐層面上喪禮的程序和儀節、喪禮規格、喪服制度,並着重考察凶禮與吉、嘉、軍、賓四禮的關係,探討了這一時期喪禮變化背後深層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動因,還從微觀上對喪禮的儀節、喪服服敍、喪服變除和居喪祭祀以及喪禮等級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本書運用歸納統計和實證法對喪禮中的停喪期限和居喪毀卒典型進行分析,在對魏晉南北朝的心喪、各種義喪進行考察的同時,對喪禮同政治、法律和思想觀念的關係進行了探討,屬於魏晉南北朝喪禮研究的拓展性通敍作品。

　　軍禮主要有梁滿倉的研究。梁滿倉對魏晉南北朝軍禮鼓吹作了考察,認為鼓吹的形成、發展與成熟與五禮的制度化同步,鼓吹在三國時制度化的特徵並不明顯,兩晉時賜給將領鼓吹的記載不但多於三國時期,而且用於軍事目的的範圍也更廣泛,南朝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後進入了比較成熟的發展時期。軍禮鼓吹制度化豐富了整個南北朝軍禮制度的內容,極大地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68。梁滿倉還考察了魏晉南北朝的軍法實踐,認為軍法是軍禮內容的一部分69。

　　嘉禮,學者目前注意到的主要是魏晉南北朝婚姻的內容。史睿認為魏晉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下,南北政治地域的分裂,促進了以婚姻關係為核心的新型家庭倫理的演生和發展。所謂山東士族尚婚婭,江南士族尚人物,是指山東士族姻親關係密切,倚靠外族(包括母族、妻族)支援獲取繼承權、士族身份,江南士族則多基於個人才能贏得社會和政治地位。南北朝時代南方妻妾地位分明,嫡子庶子差異小,婚姻兩家關係相對疏遠;北方家庭妻妾地位不穩定,嫡子和庶子地位有天淵之別,婚姻兩家關係十分密切70。

　　從以上研究成果的分佈看,魏晉南北朝的五禮制度個案研究呈現出多點深入的面貌,但總體上深刻梳理脈絡的研究尚有待進一步加深。禮學作為禮制的工具被運用,在考察時涉獵甚淺,所用資料也侷限在正史的《禮》志及某些傳世文獻上,這些都符合禮制研究起步不久的狀況。目前魏晉南北朝五禮的研究的空白點仍然很多,這些恰是日後的學術增長空間。

　　此外,由於禮制內容包羅萬象且研究可從多個視角切入,這些不同視角帶入的方法對禮制研究產生了明顯的推進作用。目前推進作用最明顯的視角是從已經高度成熟的官僚制研究着手,尤其是作為官僚制可視化表徵的輿服制度的研究,這方面閻步克的研究引領風潮。《服周之冕:〈周禮〉六冕禮制的興衰變異》71是作者在多年官制史研究基礎上拓展到與官階掛鈎的冕服制度的成果,作者通過分析《周禮》六冕制度及其對歷代冕制的影響,探討服飾禮制與政治權力的關係,認為《周禮》的建構反映的是周朝政權與神權的分配,東漢到中古時期出現了“古禮復興運動”,王朝在宗經、復古思潮促動下,同時從尊君、實用出發,立足現行品位結構而調整古冕等級,最終導致了“服周之冕”的低落。閻步克還有《官階與服等》72繼續了這一課題的研究。沿此思路的有孫正軍《也説隋書所記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的史源問題》73,他認為《隋書·禮儀志》所載的冠服制度並非本自梁令,而是以《宋書·禮志五》所記百官印綬冠服制度為基礎,補充西晉《泰始令》及其衍生著作,以及東晉以降至梁初的各種制度變革綜合而成。

　　另外一個重要視角是從禮儀空間入手,認為空間安排是禮儀的一種存在方式,禮儀是政治權力的空間展示,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74就是這樣的成功作品。本書視角從主神受祭地點從西到南的空間轉換入手,挖掘出國家祭典背後反映的是從遊牧政治體到變身為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深層次變化,至今仍是經典。

　　以上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廟堂禮典研究的大致情況。相比之下,隋唐時期廟堂禮典的研究成果更豐富,論文數量之多超過其他斷代。下文便從禮典的文本撰作和行用、吉凶軍賓嘉五禮的考察狀況等方面予以介紹。

　　(二)隋唐禮制研究(廟堂禮典部分)

　　1.禮典的文本編撰和行用

　　學者對唐前期頒佈的《貞觀禮》《顯慶禮》《開元禮》三部禮典有不同程度的研究。高明士《論武德到貞觀禮的成立——唐朝立國政策的研究之一》考察了唐初禮典的撰作及其背景75;吳麗娛強調了《貞觀禮》繼承《開皇禮》的一面和總體上的北朝特色,但新增的“二十九條”反映了《貞觀禮》對南朝禮制的吸收和融合76;史睿通過《顯慶禮》頒佈前後,禮典和法典頻繁修改的現象指出,這一時期禮典與法典的禮制規定趨於統一77。吳麗娛對唐高宗朝《顯慶禮》及龍朔至儀鳳時期兩次“格”的撰作及其與朝政的關係作了重新探討,指出《顯慶禮》在推翻和批判《貞觀禮》與永徽律令格式相關法條的同時,是一批貞觀顧命大臣的貶逐和覆滅,而龍修格也以官名官號的革新作為開始,所修成的格完成於封禪前夕,是貫徹武則天意志和擴張其權力的產物,也演為武周革命的先聲78。

　　《大唐開元禮》是唐建國百年來的第三部禮典,它至今保存完好,因其重要性,眾多學者對之進行了研究。趙瀾探討了《開元禮》的編修背景、經過和行用問題79;吳羽從《開元禮儀鑑》入手,對唐代禮書的編撰作了考察,認為南朝劉宋學者編成了《禮論》,此後直接催生了《江都集禮》這部鴻篇鉅製,而這一傳統則又對《開元禮》的問世具有一定的催生作用。國家禮書終於史學化,雖然唐代禮制中雖然有北朝系統的禮儀,然而從該個案研究可以看出,在國家禮書的編撰上,南朝的影響深遠80。吳麗娛撰寫了三篇論文對《開元禮》的撰作、行用作了深入考察,她認為太宗後期到高宗朝有完全不按《禮記》和鄭玄説定禮的傾向,《開元禮》“改撰《禮記》”的做法是這一思潮的延續。關於《開元禮》的修撰過程,她重點關注了《開元禮》頒佈的前兩年朝廷在禮制上理順諸多爭議,突出皇帝的權威,引入道教性質的禮儀為皇帝祈福求壽的狀況。吳麗娛還認為中晚唐和五代時期,《開元禮》被視作具有指導意義的新經典,但晚唐五代禮制的更替以制敕格式和相關法令為依據,《開元禮》更多是作為一種原則和綱領而存在81。楊華考察了《開元禮》在太廟、郊祀、喪服等禮制上如何取捨鄭玄、王肅的學説,認為儘管王肅禮學佔上風,但《開元禮》的頒佈意味着唐朝實現了禮制上的南北融匯,鄭王雜糅82。劉安志認為《開元禮》在唐代受到禮經一般的尊重,與儀注為體、用關係,儘管《開元禮》中有些禮儀沒有能夠施行,但基本原則和規定在中晚唐還是得到了遵循83。台灣學者張文昌則以《大唐開元禮》為中心,整體考察了唐代禮典的編纂與傳承84,他的專著《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85認為唐代國家禮典注重當代性和完整性,宋代注重沿革性和修正性,其間的變化發生於晚唐,追溯沿革以維護當代禮典的效力成為晚唐至南宋禮典編纂的主要原則,以“今王定製”為目標的《政和五禮新儀》其實與這一思維背道而馳,未能達到預期效果。與這一過程相應,太常禮官編纂禮典的職能加強,皇帝獲得了禮制爭議的最終裁決權,禮典吸收了現行的宗教因素。其闡述規模宏大,脈絡也較為清晰。

　　以上論文在考察唐代禮典的文本撰作和行用方面考證細緻,基本釐清了從唐初至宋代廟堂禮典文本撰作的軌跡,前後動態變化也已呈現。但也存在些許不足,那就是較注重政治博弈的取捨,對唐朝“議禮”即三禮訓詁學在禮典文本重撰中的具體影響考察不夠具體,除鄭玄王肅外的禮家較少受到重視,這些均是後來學者可以用力探究的地方。

　　在整個唐代禮典施行的發展線索上,吳麗娛格外關注“皇帝禮”和“國家禮”之間的差別,她通過考察“開元后禮”的發展變化試圖説明兩個問題,一是“開元后禮”的分期,另一項是皇帝“私”禮的分化及其與國家公制的融合。她認為國家禮制的層面有兩條線索:一條是代表正統國家制度的儒家禮儀,另一條是代表皇帝的私家典禮,皇帝制度的加強與皇帝“私”家典禮的登堂入室是開元、天寶變禮的最大特徵。國家禮制中出現的道教(亦包括佛教)崇祀是皇帝堅持將個人意念以及皇傢俬禮、家禮灌輸入國家制度的結果86。姜伯勤分析貞元、元和五禮之學以“變禮”為特徵的兩條線索時認為,一條線索是通過郊祀禮、宗廟禘祫制度的整備及簡約化,進一步強調王朝正統性及中央集權絕對性的象徵意義;另一條線索是將士族家禮、家訓和通行習俗納入五禮中,使禮儀庶民化、實用化及不與社會生活脱離,用國家提倡的意識形態來提升日常生活習俗87。這一洞察的確切中肯綮,恰與宋以後禮制下移的史實合拍。

　　2.吉凶軍賓嘉五禮禮典的具體考察

　　吉禮的主要內容是國家祭祀。雷聞對唐朝國家祭祀有較專門的研究,他的《唐代道教與國家禮儀——以高宗封禪活動為中心》88考察了高宗封禪大典以及其中的道教投龍奠玉儀節,《試論隋唐對於先代帝王的祭祀》89考察了隋唐對於先代帝王的祭祀。他的專著《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90以國家祀典和民間祭祀(二者都受佛、道影響)的關係為視角,考察了唐朝國家祀典內容及釋奠、孔廟祭祀禮;國家祭祀與道教、佛教的互動性關係以及國家的嶽瀆祭祀、道教與民間信仰的交匯;並從禮制的角度出發,考察了國家祭祀與各種地方祠祀的互動關係,認為國家對“祀典”和“淫祀”的認定,隱含着正統的儒家意識形態與地方性崇拜的對立和妥協;最後以祈雨為個案,剖析了隋唐國家祭祀與社會的互動。蔡宗憲對漢唐間的“淫祀”“淫祠”“祀典”幾個祠祀概念作了考察91。朱溢《事邦國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禮變遷研究》92是對以國家祭祀為主的吉禮更為精細的研究。本書導論以國際化視角詳盡分析了唐宋禮制研究的學術史,重要成果臚列殆盡,並指出了路徑、不足和方法。正文考察了唐代吉禮體系內部的縱向架構(大祀、中祀和小祀制度)和橫向架構(各種吉禮儀式按照“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釋奠於先聖先師”的原則分類)尤其對高宗武后時期、開元至貞元年間、北宋初年至英宗時期、神宗時期、徽宗時期的大、中、小祀作了動態考察,並勾勒出其與政治勢態、典章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第三章討論郊祀禮儀,體現了作者相當紮實的經學功底,“皇帝親郊”的視角則可看出金子修一、吳麗娛等學者的影響;第四章討論太廟祭祀考證了唐宋太廟的廟數變遷等等,其中禘祫禮儀部分是填補空白的研究;第五章討論文、武釋奠禮儀及晚唐至北宋時期孔廟釋奠禮儀在地方社會的深入展開,推進了高明士先前的研究。吉禮是一個龐大的體系,節點眾多,難度很大,本書通過對吉禮各節點的考察,體現出唐宋政治各面向的浮沉消長,且動態把握較好,是青年學者禮制研究的優秀作品。朱溢還發表了多篇論文,他分析了山川崇拜背後的權力概念、政治動機,並認為山川封爵和山川祭祀是唐前期到明初官方山川崇拜的兩種主要形式93;他考察了唐代孔廟釋奠禮儀,認為在唐代,隨着常祀制度的鞏固、從祀制度的建立和州縣釋奠禮儀的開展,孔子先聖地位的重新確立為孔廟釋奠禮儀的重心所在94;他還考察了唐宋太廟廟數的變遷95以及唐至北宋太廟禘祫禮儀的變化96,這些均反映了作者的三禮經學及制度史功底。

　　吉禮的神祀有場所和各種用物,這些屬於禮制中“物”的層面。趙永磊對隋唐郊壇圜丘的形制作了考察,認為唐長安城圜丘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未能全面開展,在考古資料有限的情況下不妨根據相關文獻資料進行補充,史籍中有關隋唐圜丘三壝形制及燎壇方位的記載,對相關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北宋初年開封圜丘壇壝的形制取法唐代圜丘舊制,依據宋代相關文獻記載,可以考證隋唐圜丘三壝尺寸並準確定位《開元禮》圜丘燎壇方位97。吳麗娛從《開元禮》製作方式以“折衷”《貞觀禮》《顯慶禮》出發,通過在不同郊天禮儀式中尊、罍設置的數量、方式,證明五方帝在實際祭祀中存在着不同等差,由此認為其中既有“五方帝”在古禮和經學中原始地位的考量,也體現出《開元禮》對於儒家天神觀念的修復和堅持98。吳羽則通過對宋代太一宮的考察,勾稽出宋代國家將十神太一納入國家祭祀系統時對十神太一進行了道教化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傳統國家祭祀神祇系統的穩定。宋代國家在將十神太一道教化之後,十神太一才正式進入道教的神祇系統。在太一宮裏舉行的國家禮儀中,道教儀式和道士不占主導地位,它是宋初消弭晚唐以降的地方主體意識,重建國家認同和社會秩序的一項政治措施99。

　　除了場所、用物之外,禮制構成要素還有吉禮禮典施行的各環節,這方面的研究也已開始。吳羽對宋代帝、後神御開光的禮儀與擇吉日作了研究,認為在宋代帝、後神御開光中存在着不屬於佛、道二教的擇吉術,這意味着在貴族制度衰微並終結的唐宋時代,國家在加強皇帝家族的神聖性,建立新的意識形態過程中,一方面不斷從佛教、道教、方術中吸取資源,另一方面則逐步將吸收來的內容改造,使之與傳統的國家禮儀和儒家禮儀能夠有機結合100。文章的分析已經顯示出對佛、道、儒構成禮儀的諸因素細分考量的方法。

　　綜上所述,吉禮中的神祀部分得到了比較充分的討論,其中的佛、道因素(尤其是道教)也開始受到學者矚目,但是佛、道因素如何如涓涓細流般滲入龐大複雜的國家祀典,這方面諸因素的融匯過程考察目前尚不細緻,有待今後更深入的研究。

　　凶禮研究首推吳麗娛《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101。全書以72萬字的篇幅討論了皇帝和官僚喪禮,更多圍繞中晚唐制度進行。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分為上、下兩個單元,內容為皇帝(附皇后、太子)喪禮制度或言“國恤”的沿革;下編一是喪葬禮令關係與官員喪葬法式的探討,二是官員葬禮和相關待遇的專題研究,全書引用天聖令、元陵儀注等新資料,結合《開元禮》等唐代禮典所反映的“國恤”、贈賻、喪禮、期服等制度的內容,考察了有唐一代凶禮各方面內容的變遷,是目前唐代凶禮研究內容最豐富、方法最前沿的作品。吳麗娛還有多篇論文研究唐代凶禮,如研究中古皇帝喪服“權制”的來龍去脈,發現存在三個階段和三種方式(行於兩漢的葬畢加服三十六、魏晉南北朝大部分朝代所行的既葬或卒哭除服、北齊和唐前期的既喪三十六日、唐後期至宋改為二十七日的“以日易月”)。文章認為“權制”體現了國家權力和君臣喪服的一致性,其中各階段方式的交替則源自不同時代造陵與入葬時限的實際需要和調整102。《助葬必執紼——唐代挽郎一角》103則通過新出墓誌研究了唐代挽郎在皇帝(後、太子)葬禮中的出現、活動和作用,以及挽郎作為門蔭入仕的來源、在參選減選和試判考試方面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唐代的皇帝喪葬與山陵使》104從《大唐元陵儀注》出發,考察了皇帝葬禮中山陵諸使的設置。中古禮儀觀念是國家、皇帝並重,皇帝葬禮的各個程序是皇帝生活與國家制度協調下的產物,是中唐之際顏真卿等試圖恢復和重新建構統治秩序的一個重大方面,山陵使也因作為儀式的主要執行者,使得整個葬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而成為固定的設置。

　　品官喪葬禮儀在禮典中一直存在,宋代《天聖令》殘本在寧波天一閣發現,極大刺激了唐代品官喪葬禮儀的研究。吳麗娛據此分析了唐代《喪葬令》的構成,分級劃分,爬梳了其他令以及格、式、制敕中規定的喪葬制度,對唐五代喪葬制度更加重視中下層官員和一般民眾喪葬要求的趨勢作了探討;比較了喪葬令與開元禮的凶禮部分105;並通過舉哀、詔藏等制度的變化揭示了喪葬禮儀與皇帝制度、官僚制度的緊密結合106。她還撰文考證了唐代的贈賻與贈諡制度107,以及公卿巡陵和陵廟薦食制度108,揭示了中古皇室和貴族喪禮各角度的面相及其前後變化。這一系列論文對唐代禮制研究可謂貢獻卓著。

　　凶禮施行起來環節眾多,且有佛道、民間信仰因素滲入,這方面已有學者開始研究。吳羽探討了唐宋葬事擇吉避忌的變化,認為約在南北朝時期,除“除服”之外的葬事擇吉已經避建日,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宋。魁、罡日百事宜避的説法影響及於朝廷,應在唐代宗大曆至德宗建中年間;進入王朝歷日併成為常識可能是在唐德宗建中四年之後不久。而在敦煌,直到大中十二年(858)至乾符三年(876)間,“百事宜避魁、罡日”的觀念才逐漸貫徹到歷日中去;直到北宋初,歷日中葬事才避復日,顯示出明顯的地域特點。葬事避忌常識的形成與傳播很可能與國家對意識形態和方術的整頓及當時的政局緊密相關,又與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力緊密相關109。這一研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間習俗和廟堂禮典的互相影響。凶禮相對而言資料多,涉及階層廣泛,以後的研究在復原儀式過程、考察其性質流變方面仍大有餘地。

　　軍禮的研究成果不多,除了梁滿倉《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有部分涉獵外,日本學者丸橋充拓的《唐代軍事財政與禮制》110第九至十四章是軍禮研究,作者以起源各異的諸禮集於軍禮並最終歸於《開元禮·軍禮》的過程為研究內容,從追溯五禮制度的確立過程開始,到分析《大唐開元禮》的出征儀式、射禮,梳理了正史《禮志》記載的兩漢魏晉南北朝射禮的發展。本書侷限在於:一是作者不清楚“五禮”的框架性結構在唐以前的緩慢發展,以至於認為《宋書·禮志》未按“五禮”結構分類,結構混亂,二是作者認識中“禮儀”的邊界並不清晰,分類有失據之處,如射禮部分提到兩漢魏晉的“軍事性訓練儀式”與“非軍事性射禮”,作者的三禮學功底也限制了對《開元禮》中軍禮的深入認識,這些是外國學者對中國古代的“禮”終究隔膜所致。王博結合唐代的政治事件背景,對唐代至宋代軍禮中的射禮作了細緻入微的考察,認為《開元禮》中射禮的頒佈標誌着射禮的成熟,由其施行情況看,唐代大射禮集中於前期,太宗朝步入高峯期,玄宗朝天寶年間便銷聲匿跡。唐代射禮雖為軍禮,卻沒有看到藉助射禮強化軍隊戰鬥力的目的,玄宗時大射禮中的宴會內容加強,到宋代,大射禮被宴射禮取代。真宗時宴會禮儀進一步正規化,北宋末期宴射禮被收入《新儀》,正式收入國家禮典中111。王博還對唐代獻俘禮作了研究112。總之,就軍禮鼓舞士氣、彰顯政治權力、安排邊疆各族裔軍鎮的輕重並體現格局變化這些重要功能而言,目前的軍禮研究只能説剛剛起步。

　　賓禮研究比軍禮充分。石見清裕《唐の國書授予儀禮にっいて》復原了唐代的番主、番使謁見皇帝禮儀以及皇帝宴請番主、番使,國書授予的禮儀,對其中的一些關節進行了解説和討論113。更重要的成果是王貞平《唐代賓禮研究:亞洲視域中的外交信息傳遞》114,本書採用國際化視角,在“概念的引入”章節介紹了“差序格局觀”,——這一概念在目前國內研究中尚剛剛展開,並圍繞着亞洲各國“權利中心論”的形成,介紹了賓禮視角下多元時空中的亞洲國際格局,以及賓禮與外交中軟、硬實力的運用關係。還通過對唐代賓禮各環節(迎勞、賜舍、食料、蕃主奉見)以及元日(及冬至)朝賀儀式、皇帝宴蕃國主、蕃國使等禮典的考證,並通過分析753年日本使“爭長”事件,剖析了唐代賓禮作為亞洲外交“公共產品”的性質,並考察了賓禮中的口頭信息傳遞及“譯語”職能,以及它們對日本、朝鮮及渤海諸國的影響。該書通過賓禮的“去政治化”考察了唐“實用多元主義”對外策略的形成,以及“朝貢體制”中接待禮儀與交往內容的分離,是近年關於唐代賓禮研究的重量級著作,在目前日益國際化的語境下將產生示範作用。

　　嘉禮研究仍然可以窺見吳麗娛先生的貢獻。其論著探討婚儀的有《唐代婚儀的再檢討》115;探討冊封皇后禮的有《朝賀皇后:〈大唐開元禮〉中的則天舊儀》116;《兼容南北:〈大唐開元禮〉的冊後之源》117認為武則天對唐代禮制有很深的影響,皇后禮制得到了強化不僅表現於朝賀禮儀,還表現在冊後禮儀和冊太子禮儀上,並對“納後”和“臨軒冊後”的區別及其歷史淵源進行了討論。探討冊封太子禮的有《太子冊禮的演變與中古政治——從〈大唐開元禮〉的兩種太子冊禮説起》118,她認為《開元禮》中的冊太子禮儀也有“臨軒冊立”和“內冊皇太子”兩種,武則天出於奪權和彰顯皇后權威的目的,吸收並擴大了“內冊皇太子”這一出現在北齊的禮儀,並使之明確區分於“臨軒冊立”禮儀。探討養老禮的有《論中古養老禮儀式的繼承與興衰——兼析上古賓禮之遺存廢棄與皇帝的禮儀地位》119,追溯了兩漢魏晉養老禮的賓禮淵源及其興廢、北魏興建養老禮的儒家化因素及其體現的勳貴之尊,以及唐《貞觀禮》《開元禮》對養老禮的修正及宋代養老之儀的變革,並認為養老禮反映了皇帝禮儀地位的變遷。她還對起居儀作了探討,認為朝賀制度是一種更加正式的起居儀120;並對唐代的禮儀使、大禮使作了考察121。吳麗娛還有兩篇論文以官員的上事儀為主題,通過尚書僕射上事禮儀的升降,論述了唐後期官場禮儀在伸張朝廷權威和籠絡藩鎮武將之間的兩難境地;通過節度刺史上事禮儀,提出了晚唐五代官場禮儀的重心在藩鎮的觀點。佐藤和彥對唐前期皇太子尊崇師傅禮儀的歷史淵源、制度文本、實際運作以及唐後期太子師傅性質的變化展開了討論122。

　　其他學者亦有論文討論嘉禮。佐藤和彥《大唐開元禮からみる立皇后儀禮》123辨析了皇后和皇太后的冊禮中“皇后正殿”所指的現象,還注意到《開元禮》中的冊後禮儀有“納後”和“臨軒冊後”的區別。婚禮研究論文有郭海文《唐代公主的婚姻禮儀》124,張葳《唐代公主出降行拜舅姑禮初探》125對唐代公主出降行拜舅姑之禮的相關問題有所梳理。

　　從研究方法看,唐宋禮制研究的主流是深入禮制內部,考察其功能、流變,吳麗娛《禮制變革與中晚唐社會政治》126是這一路子的很好總結。目前唐代禮制研究已經展現出了生機勃勃、全面鋪開的景象,五禮中眾多的名目開始累積起研究個案。從制度史、宗教史研究視角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來深入唐宋禮制,從餘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127可以窺見一斑。這些活躍的方法已經開始輻射到別的斷代的禮制研究併產生成果。

五、中古禮制下移和鄉里禮秩的初現

　　“禮制下移”是宋以後社會轉型中出現的諸多變化中的重要一種,其發端在中古中期。《禮記·曲禮》所記“禮不下庶人”一直是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奉行的原則,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段裏,國家禮典並不為庶人制禮,到了唐代中葉,《大唐開元禮》開始制定庶人禮儀。北宋末年制定的《政和五禮新儀》訂有“庶人婚儀”“庶人冠儀”“庶人喪儀”等專門針對庶人的禮文。這部禮典修成後,朝廷要求所有鄉村的禮儀都依照《新儀》來做,甚至一度下令普通民眾辦婚禮、喪禮,都必須邀請禮生來引導禮儀。明清朝廷承襲為庶民制禮的做法。唐宋之間從“禮不下庶人”到為庶人制禮,有其複雜的政治和社會背景,唐宋間的政治社會變革在推動禮下庶人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隨着中古士族的衰亡,地方社會出現了權力的空檔,再也沒有“世家”來主導鄉村的秩序。宋代士大夫面臨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社會秩序的重建,為此他們設計出各種方案,明清社會史上非常重要的祠堂、族譜、鄉約、保甲、社學、社倉等制度,大多是在宋代由士大夫構想和推行的128。推行的結果就是鄉里禮秩129逐漸成型,最終與廟堂禮典渾然一體。因此,禮制下移和鄉里禮秩的初現,是中古除廟堂禮典外植根於社會的禮儀的重要內容。其中,書儀和雜禮書的出現是禮制下移的最初源頭。對明清有巨大影響的宋代《朱子家禮》的出現正是對此前的書儀、雜禮書作取捨,並糅合《儀禮》一部分內容重新構思的結果。宋至清鄉里禮秩逐漸發展成熟,它由序齒(鄉飲酒禮)、祀神(祭祀地方性神靈)、收族(舉行宗族祭祖禮)三大類禮儀構成,而魏晉隋唐時期,近世意義上的宗族尚未出現,植根於宗族基礎之上、以《朱子家禮》為藍本的宗族祭祖禮也未出現,但存在一些私家廟制和祭祖行為(詳下文);鄉飲酒禮是存在的,它是溝通廟堂和鄉里之間二者關係的橋樑,但同後來宋至清那種旨在鄉里序齒的鄉飲酒禮有重大差別,下文便分禮制下移、鄉飲酒禮二部分進行考察。

　　(一)禮制下移

　　1.“禮制下移”綜合性研究的嘗試及局部細節考察

　　“禮制下移”是一個包含眾多內容的巨大課題。王美華《禮制下移與唐宋社會變遷》130對此作了專門考察。該書分八章,第一章考察了以《大唐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為核心的官方禮制的發展,第二章考察了唐宋時期官方禮制的庶民化傾向,第三章考察了包括城隍、社稷信仰在內的地方州縣祭祀,第四章論及廟學體制的構建、推行與唐宋地方的釋奠禮儀,第五章以鄉飲酒禮的修訂、下移為核心,考察了唐宋地方社會的變遷,第六章以“禮法合流”為核心考察了唐宋禮制的制度、文本推行和司法審判的模式,第七章論及唐宋地方官社會教化實踐與禮制下移的關係,第八章對官方旌表與唐宋孝悌行為的變異作了考察。本書牽涉面廣,駕馭難度高,因此各章均有未遑深入之感,如“禮法合流”部分,對唐宋律的文本基本沒有涉及。但本書作為“禮制下移”綜合性研究的較早嘗試,有開創性貢獻。

　　禮制下移的表現之一就是各種私家禮儀開始興起。中古時期世家大族未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因此存在私家廟祀。遊自勇探討了長安私家的廟祀131,趙旭詳細考察了唐宋的家廟制度,認為唐代至少在貞觀以前就確立了五品以上之官按國家典制建立不同世數家廟的制度。《開元禮》中有品官家廟制度的規定,一般官員的家廟規格不是按照封爵高低,亦非祖考功業,而是按照子孫所擁有職事官的品級確立,但唐代官方定的家廟制度難以推行,原因是:一、對承嗣立廟官員品秩要求過高,同時又受傳統禮經的制約,極易造成絕嗣而廢廟的情況;二、以職事官三品為界,祭祀頻度與規格不盡相同。六品以下官只能祭祖禰於正寢,更不可能有“祫”的奢望;三、家廟營繕不易,耗資不菲,而唐代自天寶以來,私家之廟多萃於長安城內的繁華之處,以至於宰輔之家或有艱於營繕者132。本文是直至目前對唐代家廟制度前後變遷考察最細緻的作品。後來經過唐宋之間的劇烈社會變革,加上宋代《朱子家禮》的構想和實踐,私家廟製作為禮制下移的一種,才經過重構,最終在民間紮根。

　　總之,“禮制下移”內容繁多,這一緩慢過程造成了鄉里禮秩豐富的內涵,目前比較成熟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明清部分,中古這方面由於材料有限,更由於方法範式存在侷限,目前研究成果尚不豐富。這方面有待於學者日後繼續探討。

　　2.“禮制下移”的最初源頭:書儀和雜禮書

　　從先秦一直到中古時期,整套禮制內容廣泛,這些禮典一方面是國家層面的需要,比如吉禮祭祀山川百神,另一方面則是各級貴族官員獨享的尊榮,差序分級的五禮就是為他們設計的。中古世家大族的存在宛如社會的凝結核,一次次在王朝崩覆之後與皇權合謀重構禮典,也因社會的變遷,自己編撰自己社會階層所需的禮儀,書儀就是這樣的東西。隨着世家舊族的沒落,書儀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這部分內容有的保存至今,它們是後來鄉里禮秩進行制度設計時的資源。學界對“書儀”的內容性質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書儀是寫信的程式和範本,供人模仿和套用;另一種認為書儀是兼有書札體式和典禮儀注內容的著作。金傳道、王寧通過檢討敦煌寫卷中保存的十餘種書儀,認為就“書儀”原有意義而言是指寫信的程式和範本,典禮儀注部分中唐以後才被附加到少數書儀中133。陳靜則認為後一種看法才是正確的134。六朝時期家禮興盛,書儀類著作也於此時出現、增多。梁滿倉考察了魏晉南北朝書信禮儀的社會影響135。杜海考察了書儀的源流變遷,並對敦煌書儀研究作了總結136。週一良、趙和平《唐五代書儀研究》137考察了書儀的源流、敦煌寫本書儀、表狀箋啓書儀、《朋友書儀》、杜友晉《吉凶書儀》及《書儀鏡》、鄭餘慶《大唐新定吉凶書儀》敦煌寫本殘卷、晚唐五代時的吉凶書儀寫卷、後唐時代刺史專用書儀和甘州回鶻表本、《新集雜別紙》等的內容、性質,以及敦煌寫本書儀中的部分唐代社會文化生活和婚喪禮俗,唐代書儀與中日文化的關係,等等。此書是改革開放後書儀研究的開山之作。吳麗娛《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138對書儀研究作了新時代繼往開來的總結,並在諸如《朋友書儀》的作者問題、復書與別紙的流變、表狀箋啓類書儀的淵源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創見。她還有多篇論文對朋友書儀、家族內外關係的書儀、官場上下應酬的表狀書儀均作了仔細研究,如《關於晚唐五代別紙類型和應用的再探討——〈新集雜別紙〉研究之二》139通過對《新集雜別紙》在五代傳播狀況的考察,認為此印證了這類書信文化的發達,新的書體形式因官場上下內外運作得到流傳和普及,這是晚唐五代之際“別紙”這類書儀文集獨佔時代鰲頭的原因,也是官場文化向民間的傳播。

　　除了具體研究書儀內容外,吳麗娛還就書儀吸收禮經,下及民間的狀況作了研究:《敦煌所出杜佑喪服制度圖與鄭餘慶元和書儀》140考察了書儀對禮經的吸收和向民間普及;《正禮與時俗——論民間書儀與唐朝禮制的同期互動》141考察了敦煌書儀吸收官場禮儀,起到下及民間作用的情況;《從敦煌書儀的表狀箋啓看唐五代官場禮儀的轉移變遷》142認為唐後期藩鎮體制的建立,使書儀製作者的羣體發生了從中央官員到地方僚屬的轉移,展現官場禮儀的表狀箋啓書儀遂取代吉凶書儀而成為製作的主流,其製作再次從中央回到地方。總之書儀作為貴族官僚的儀範,後來流傳到全社會,在此基礎上形成各種雜禮書。姜伯勤指出貞元、元和年間,朝廷在禮儀上作了不少調整,強調王朝的正統性和中央集權的絕對性,同時禮書逐漸呈現儀注化和庶民化的趨勢143。王美華考察了唐代家禮的修撰,認為與世家舊族有密切關係144。這些研究均涉及了“禮制下移”的部分早期脈絡。今後在打通斷代研究壁壘,引進新研究範式且不侷限於資料考證的路數下,有關研究才可能出現長足進展。

　　(二)鄉飲酒禮——溝通廟堂和鄉里的橋樑

　　鄉里禮秩包括存在於基層的序齒、收族、祀神的各種禮儀。因為近世意義上的宗族要到宋中期之後才出現,所以植根於宗族基礎上的祭祖禮尚未登上歷史舞台,民間祀神更多意義上屬於宗教行為而非禮儀,如侯旭東譯太史文的《幽靈的節日:中國中世紀的信仰與生活》145便以鬼節為切入點,考察了以《盂蘭盆經》為基礎的鬼節在中古中國紮根的歷史及風行於各階層的盛況,是佛教社會史的新穎作品,這一範式目前正向國內引進,但由此視角考察中古時期基層的禮儀尚屬空白。相比之下,鄉飲酒禮作為下及民間的重要地方性禮儀,研究成果稍為豐富。高明士《論隋唐學禮中的鄉飲酒禮》146對隋唐鄉學中的鄉飲酒禮作了整體考察,認為它來源於“三禮”記載的周制,在唐代是鄉學教育體系中的一種形式。楊億力考察了唐代的鹿鳴宴、鄉飲酒禮與科舉制度之間的關係,認為唐代的鹿鳴宴即脱胎於鄉飲酒禮,鄉飲酒禮以其“賓貢”功能和學禮身份得以與唐代的科舉制度相銜接,並逐漸受科舉影響而產生分化,“正齒位”的功能在後世的縣一級鄉飲酒禮中得以保留;而州一級舉行的“鄉飲酒禮”,在後來的發展中逐漸脱去了“敬老”、祭祀職能,強化了“送行”“資助”色彩,並至遲在貞元年間又融合進了文人唱和的風氣,初步具備了“鹿鳴宴”的樣態。到了晚唐,鹿鳴宴已經基本成型並獨立,但它的名稱尚未流傳開來,唐之後鄉飲酒禮與鹿鳴宴各自獨立發展。147王美華髮表了數篇研究鄉飲酒禮的論文,具體考察了唐宋鄉飲酒禮的演變、鄉飲酒禮和唐宋地方社會的關係148。遊自勇縱向考察了整個唐代的鄉飲酒禮及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認為它包含了貢士、正齒位、飲國中賢者等多種涵義,其中以貢士之儀最為重要,它一般只在地方上舉行,地方官員、士人及其他有名望的人都要出席,儀式的過程凸顯出對士人的尊重和禮遇。由於它和地方社會的緊密聯繫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尊賢尚齒功能,地方官普遍把舉行鄉飲酒禮作為推行教化、改革風俗的重要手段。隨着社會秩序的混亂和經費短缺等問題,鄉飲酒禮逐漸衰微下去。遊文同時對王美華的一些觀點進行了回應149。鄉飲酒禮的舉行還體現出地方與中央朝廷的政治隸屬關係:因為鄉飲酒禮的舉辦者、參加者、地點、經費來源均源於地方,地方官員在取解之後舉行鄉飲酒禮,顯出對貢舉的重視和對中央權威的尊重。此後因社會秩序的混亂和經費短缺,鄉飲酒禮在五代幾近絕跡。

　　中古禮制下移和鄉里禮秩研究受制於書面材料較少這一侷限,更受制於傳統研究領域一時難以突破瓶頸這一現實,這方面明清史學者以歷史人類學方法來研究禮儀提供了啓發。隨着將來範式的積累和消化,相信中古鄉里禮秩研究能夠突破目前的瓶頸,展現出別開生面的局面。

結 語

　　本文對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古禮學和禮制的研究作了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學者們衝破原先各種條條框框所造成的思想窠臼,禮學研究不再侷限於先秦三禮之學的範圍,中古禮學開始受到重視。鄭玄的三禮之學、六朝的喪服之學,唐賈公彥、王通的經學均開始進入學者的視野並出現了相關研究成果。但是,相對於中古禮學註疏尤其是唐人登峯造極的水平而言,目前的中古禮學研究只能説是剛剛起步。至於中古禮制研究,日台、西方學者的研究在選題、方法上曾對大陸學者的研究起了開拓視野的作用,目前廟堂的吉凶軍賓嘉五禮研究,從文本重構到禮典實施均已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