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乎想象：兩彈一星元勳背後的艱辛故事 （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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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部分，請看這裏：超乎想象：兩彈一星元勳背後的艱辛故事

他們要趕在冬季到來之前做好新一輪爆轟物理實驗準備。

當時生活極為艱苦，大家餓得狠，也沒野菜來煮湯充飢，組裏不少人餓壞了胃，往往在做關鍵性實驗時胃痛發作。

王淦昌只能這樣勉勵組員：「饑荒歲月，都餓呵，只要餓不倒就要堅持幹，不幹就沒出路。」

09

1961年1月，肯尼迪上台。

也從這年開始，美國密切關注中國的原子彈研製進度。

美國情報部門還發射了許多間諜衞星，並且攜帶改進的高分辨率照相機，帶有充足膠片，得到了國內的許多清晰照片。

當時中央獲悉，美國會採用手段破壞蘭州的核燃料工廠，便準備了兩個對策，一個是從蘭州拆遷到西南山嶽地帶；另一個是加速蘭州廠建設，爭取儘快生產鈾燃料，即使被炸燬，也得到足夠的核燃料。

中央採取了後一對策。

當時大家都很謹慎，那年，有一種外號叫「黑寡婦」的美製高空偵察機，飛行高度2.2萬米，可以無所顧忌、長驅直入中國腹地羅布泊，具有打擊核基地的能力。

當時只有蘇聯產的「薩姆2」導彈，才能打中黑寡婦，但中蘇已經交惡，所以中國只能加快自制導彈的工作進程。

這個重任，便交給了錢學森。

1963年初，位於青海金銀灘的核武器研製基地基本建成。

二機部黨組決定，從3月起，核武器研究所科研人員，從北京陸續遷往位於青海的核武器研製基地，為了適應大規模的試驗要求。

金銀灘海拔3200餘米，屬於高寒缺氧地區，平均氣温在零下4度，最低氣温可達零下30度。

由於當時的基地建設，是搶建科研設施和生產線，最後才是宿舍等生活設施，不少科研人員去後，還得住在簡易的坯房和軍用大帳篷裏，條件十分艱苦。

張愛萍知道那裏環境艱苦，便作了10分鐘的動員報告，激情澎湃，充滿了感染力：

大西北，我去過。那裏一片茫茫，人跡罕至。這個地方苦不苦？當然苦！因此，有些同志怕去了不適應，影響研製原子彈，這也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不過，也絕對不是像王維所説的「西出陽關無故人」，連一個人也見不到，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1958年，解放軍工程兵部隊就已經進駐那裏，建設核試驗基地了！他們正等着你們，準備歡迎你們呢！他們已經為你們建了宿舍和實驗室，你們現在去的生活條件，要比他們去的時候好多了！

我會和你們一起去西北，我打前站。我向你們表示：我願當你們的服務員，做好你們的後勤保障工作。

確實，解放軍工程兵初到戈壁灘時，條件更為艱苦，就連李覺將軍也只能住地窩棚，用黑毛氈蓋頂，用土木圍牆，沒有暖氣。

甚至很多士兵只能喝「蚊子水」，因為時間長了，就會堆積很多蚊子，在杯裏有厚厚的一層，但如果把蚊子都撈出來，水也就所剩無幾了。

經過了三四年建設，工程兵部隊大大改善了高原的居住環境，終於在荒涼地帶建起了一座新城。

由於人多，樓房不夠分配，李覺帶領機關行政幹部住進了地窩棚，讓科技人員住進暖樓，讓人敬佩。

此時，國際上又發生了一場大變故。

1963年7月25日，美蘇英三國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這個條約全面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一切核武器試驗。

同年10月，聯合國通過該條約。

這個條約的真實意圖顯而易見。

條約公佈後，周恩來對毛澤東説：「赫魯曉夫公開講，必須對富有野心的中國施加壓力，讓中國遵守條約規定，並且採取措施，從各種渠道阻止中國得到一切有關核武器的技術。」

周恩來又説：「主席，這個條約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試驗。也就是説，美、蘇、英三國，可以繼續通過地下核試驗發展核武器，而中國要進行一般性核試驗的權利被剝奪了。」

毛澤東問：「我們搞原子彈，能搞地下核試驗嗎？」

周恩來搖頭：「目前條件下，中國還不能進行地下核試驗，我們第一次核試驗只能在大氣層進行。」

毛澤東有點生氣：「欺人太甚！三家條約，想讓我們停下來，沒那麼容易！我們要發表聲明，揭露這個條約的歧視性。原子彈哪怕100年也要造出來，有什麼辦法？沒有那東西，人家就説你説話不算數！」

1963年11月，美國和蘇聯已經做出作戰部署，一同對核試驗基地羅布泊進行核打擊，試圖將實驗設備和人員全部抹去。

美國甚至在沖繩部署了多枚戰略導彈，作戰半徑覆蓋中國大部分區域，包括北京，上海，西安，香港等大部分重點城市，而蘇聯對此保持默認。

局勢十分緊張。

直到有一件事的突發，徹底打亂了美國的佈局。

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在德克薩斯州遇刺身亡。

10

1963年12月24日，聚合爆轟試驗進入倒計時。

王淦昌、朱光亞、彭桓武、郭永懷、鄧稼先、周光召等人早早來到了實驗場。

一切準備完畢，全體人員進入掩體，陳能寬下達了「起爆」命令。

頓時，火光沖天，巨大的火球翻滾着，示波器上閃出了藍色光亮。

40分鐘後，測試底片被衝洗出來：向心爆轟波理想，點火裝置點火成功!

這標誌着原子彈研製有了重大突破。

只要裝上核部件，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就能進行總裝，距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僅一步之遙。

親臨試驗場的張愛萍興奮之餘，直接賦詩一首：

祁連雪峯聳入雲，草原兒女多奇能。

煉丹修道瀝肝膽，應時而出驚世聞。

到1964年春天，託舉原子彈的百米鐵塔在羅布泊建成。

1964年8月初 ，青海金銀灘，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開始總裝。

裝配開始前，張愛萍看望了全體裝配人員，語氣感慨：「你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目標，第一顆原子彈！現在，你們要像父母愛護嬰兒那樣愛護它呀！」

現場總指揮吳際霖一聲令下：「總裝，開始！」

裝配人員走向各自崗位，緊張有序地開始對原子彈進行總裝。

原子彈總裝進行了3天時間，當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總裝完畢時，在場所有人都流下了熱淚。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即將橫空出世。

1964年9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經過分析，向白宮報告：根據新拍攝的太空照片，有充分理由認為，中國西部一個可疑的設施，是一個能在兩個月內投入使用的核試驗基地。

美國國防部設想了四種打擊中國核設施的方式：

一、由美國進行空中打擊；

二、由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政府派戰機空襲；

三、在中國內部僱用特工進行破壞；

四、空投蔣介石政府的行動小組進行攻擊。

他們認為：動用外科手術來摧毀中國的核工廠，並且使人看來像是發生了一次原子事故，在技術上是可能的。

美國《星期六晚郵報》發表文章：「總統和他的核心顧問們，原則上都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阻止中國成為一個核國家，讓中國共產黨在核方面絕育。」

總指揮張愛萍回憶道：

在1964年8、9月間，夜間常在空中看到衞星經過試驗場區上空進行空間偵察。這些情況，總理是直接電話告我注意儘可能隱蔽，我也常接電話報總理，報告試驗現場的一切情況。

他向中央專委提出兩個方案：一是早試，定於10月至11月之間進行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二是晚試，推遲到1965年開春以後進行核試驗。

周恩來最後表態：

最近一段時間，對我國動手的跡象很多，他們對我們情況大體是掌握的，不論是真是假，我們都要做好充分準備。

我們如果現在進行核試驗，美國可能來轟炸，但不管它怎樣轟炸，我們都得試驗。赫魯曉夫説我們搞不出來，美國人也説我們不行，我們搞出來就是為了打破核壟斷。

即使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也在所不惜。至於試驗的具體時間，還要仔細研究。

會後，周恩來立即面見毛澤東，將早試和晚試兩種方案作了彙報。

毛澤東思索良久，説道：

「你們想得很細，有道理呀。帝國主義不希望我們搞成原子彈，修正主義也不希望我們搞響。他們怕嘛，以後中國就更不好欺負了……要我看，原子彈是嚇唬人的，不一定用。但既然是嚇唬人的，就早響嘛！」

於是，中央最終決定早試，並按10月份早試的方案進行。

周恩來還下達指示：為了確保核試驗場與北京之間的聯絡保密，應規定出一些暗語和密碼來，今晚就制定出來。

在張愛萍的主持下，有關人員立即着手編制暗語：

首次核試驗的原子彈是圓形，將原子彈取名為「邱小姐」；

裝原子彈的平台叫「梳妝枱」；

連接火工品的電纜像頭髮一樣長，叫「梳辮子」；

原子彈裝配為「穿衣」，原子彈裝配車間，密碼為「住下房」；

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平台為「住上房」；

氣象密碼為「血壓」；起爆時間為「零時」。

一切都在順利進行。

1964年9月29日，原子彈從青海金銀灘起運。

朱光亞通過專線向北京報告：「邱小姐已上轎。」

路程終點是新疆羅布泊，放在一個測試塔上引爆，塔樓高102米。

原子彈分兩部分裝運，大部分部件由專列火車運抵烏魯木齊，享受國家最高元首的警衞規格。

最關鍵的兩個部件——鈾球和點火中子源，由另一專列運至西寧後，再由改裝的伊爾14運輸機，運往核試驗基地。

10月4日，原子彈運抵核試驗場。

10月8日，原子彈裝配完畢，由裝配間工房吊出，運往鐵塔。

張愛萍向北京報告：「邱小姐已經坐在梳妝枱前。」

10月16日15時，被定為核爆「零時」，得到了周總理批准。

16日凌晨6時30分， 開始給原子彈插接雷管，張愛萍再次向北京報告：「邱小姐開始梳辮子。」

16日10時30分，首次核試驗進入清場程序。

張愛萍、李覺、王淦昌、鄧稼先、彭桓武、郭永懷等人，都進入了距離鐵塔60公里處的指揮所裏。

大家的心情很緊張，當時有不少人問鄧稼先有把握沒有，鄧稼先是笑着，不回答，只是一個勁地吸煙。

當被問得實在躲不過去了，他才擠出一句話：反正能想到的問題全想到了。

16日14時40分，張愛萍發射指令：「K1指令已經發出。」

當時大家的表情異常嚴肅。

11

主控站人員按下了電鈕，10秒鐘後，系統進入自動狀態，倒計時從10到0順序跳動。

遠在數千裏外，首都北京，周恩來和聶榮臻一起，手執電話認真聽着。

他們只聽羅布泊試驗基地傳來的報告，以及開始倒數的聲音：

10，9，8，7，6，5……

這10秒鐘裏，大家陷入很可怕的寂靜，筆直坐在地上，一聲不吭。

「零時」一過，強光閃亮，天地轟鳴，巨大的蘑菇雲翻滾而起，直上藍天。　

原子彈的衝擊威力，揚起無數沙塵，直接點燃了汽車飛機，將房屋輕易摧垮。

一時間，所有在場的人都毫無反應，許多人張着嘴，先後從愣神中醒過來。

多數人一直到煙雲形成蘑菇狀火球時，才突然歡呼雀躍。

他們舉起雙手，斜着身子順勢倒在沙坡上，用兩腳亂蹬沙石，彷彿任何鼓掌和雀躍都無法泄出胸中的亢奮。

他們跳躍着，眼淚全都流了出來，互相擁抱在一起，把帽子拋向天空。

鄧稼先什麼話都説不出來，只想痛哭一場。

六年煎熬，都隨着原子彈的煙雲一塊升上天空。

張愛萍拿起專線電話，連接着幾千里之外，聲音有些顫抖：「報告總理，原子彈……已經爆炸成功！」

周總理冷靜問：「怎麼證明是核爆炸？」

這時，防化兵已經測得了地面的放射性沾染數據，確認了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張愛萍再次向周恩來報告：「根據多方面證實，確實是原子彈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周總理在電話裏也很激動：「我代表黨中央、毛主席向你們致以熱烈的祝賀，我立刻到人民大會堂去！」

當毛澤東聽到這一報告後，更為嚴謹：「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繼續查清楚，最好讓外國人先報道，我們再發表。」

沉浸在喜悦中的工作人員問聶榮臻：「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為什麼不早點公佈消息呢？」

聶榮臻笑着説：「剛才與總理通了電話，總理説，毛主席指示，我們先不忙公佈，要等外電報道證實以後再公佈。」

這天晚上，核試驗基地舉行慶祝宴會，一羣科學家開懷暢飲。

李旭閣回憶：

到晚上開慶祝酒會時，大家敬酒喝酒啊，興奮得很。連平時不大喝酒的朱光亞也喝得步履蹣跚，走路都讓人扶着。朱光亞看了後説，他那不是光喝酒喝的，他一天沒吃飯，沒睡好，累的，所以他讓鄧稼先扶着他走。

反正當時大家都很興奮，在那兒玩啊鬧啊，拿碗大口喝酒。大家都很高興啊，久久鬱積在心中的盼望、緊張、辛勞，隨着596核爆炸成功，一下子釋放出來了，都輕鬆了。

朱光亞後來説，那一天，他平生第一次喝醉了。

當天傍晚，周恩來接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全體演職人員。

誰也沒料到，周恩來滿面笑容地向全體人員説：「今天下午3時，我國在西部地區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核試驗！」

這一消息太過震驚，以至於在場的三千多文藝工作者先驚愕，接着便是歡呼，使勁地跺地板。無論周恩來怎麼示意大家安靜，歡呼聲都沒有消停。

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續播放了《新聞公報》，《人民日報》也印發了號外，北京街頭大家瘋了一般地搶閲號外。

美國總統約翰遜在聲明中表示：「中國原子彈只是一個粗糙拙劣的裝置。」

幾天後，他們不得不改變這種説法。

因為根據雲塵的分析檢測，他們確認中國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使用的是鈾235，表明中國有大工廠生產濃縮鈾235，很快就能製成核武器，而且採用先進的內爆型，在設計上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

朱光亞在給上級部門的報告中寫道：「連美國原子能科學家也不得不承認，我國這次核試驗已超過了美、英、法初期核試驗的水平。」

美國總統約翰遜詢問，世界各地人們都説些什麼？

美國情報局局長卡爾·羅温表示，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那些國家，表態説應該接受中國參加聯合國。

10月18日晚，約翰遜在全國電視演講中説：「中國的原子彈並不使我們驚奇，從單次核試驗，到有效的核武器系統，要經過一條漫長的道路。而我們美國的力量是壓倒一切的，我們將保持這種優勢。」

香港《新晚報》，以《石破天驚是此聲》為標題，説：「這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1964年10月16日這幾個字應該用金字記載在中國的歷史上！」

香港《晨報》則以《中國人的光榮》為題，説得更加乾脆痛快：「中國之月亮原來也是圓的。」

法新社巴黎10月17日電，內容是：

中國在15日和16日扔出了兩顆影響世界平衡的炸彈，一顆是15日讓赫魯曉夫下台，一顆是16日的原子彈爆炸。

這顆炸彈是心理武器，而不是軍事武器，它使中國獲得了一個核武器國家的形象，在亞洲增加了威信。亞洲那些依附它的人會更加依附它，那些害怕它的人，例如南越人、泰國人，將更加害怕它。

原子彈試爆成功後，中國鄭重建議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銷燬核武器問題。

也從這一天開始，中國有了在桌子前談判的資格。

12

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是在102米高的鐵塔頂部引爆的，也因此，外媒嘲笑中國的原子彈是「無槍的子彈」。

錢學森着力去解決「槍」的問題。

他用的「槍」是導彈，也就是原子彈+導彈=核導彈，射程遠，命中率高，足以震懾敵人。

但是研發導彈的過程並不順利。

1962年3月21日，「東風二號」導彈在酒泉發射，隨後失去了控制，墜落在六百米遠的地方，發生劇烈爆炸。

現場所有人目瞪口呆，誰都沒有經歷過這樣巨大的事故。這次導彈的失敗，給中國年輕的導彈研製團隊潑了一盆冷水。

錢學森急忙趕到酒泉基地，雖然承受了很大壓力，但仍然鎮定地給大家打氣：「同志們，不就是摔下來一個東風二號嗎？」

錢學森帶領大家在基地附近收集「東風二號」導彈的殘骸碎片，一臉嚴肅，仔細分析着「東風二號」失敗的原因。

這次失敗，也讓他提出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把一切事故消滅在地面上，導彈不能帶着疑點上天！」

這一原則，後來成了中國火箭、導彈研製不可動搖的原則，沿用至今。

改進後的「東方二號」導彈，再也沒有出現事故，成功發射。

經過周密部署，經中央批准，中國首枚核導彈在1966年10月擇機發射。

核導彈如果失誤，後果會相當嚴重，周恩來主持會議，下達了命令：「這次熱試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要周到細緻，做到萬無一失！」

10月27日9時，載有核彈的「東風二號」點火升空，到達了894公里外的靶心上空，成功爆炸。

從此，中國的核武器，不僅有彈，而且有了一支能夠射向地球各個角落的「槍」。

翌日，錢學森的大名出現在美國《紐約時報》上，報道中這樣寫及他：一位15年中在美國接受教育、培養、鼓勵併成為科學名流的人，負責了這項試驗，這是對冷戰歷史的嘲弄。

馬不停蹄下，氫彈也提上日程。

實際上，早在1961年，錢三強就找到了于敏，將研製氫彈的重任交給他。

于敏後來回憶：「錢三強先生這次談話，改變了我的一生。」

氫彈的威力比原子彈大得多，而且點燃氫彈，必須要用到原子彈。

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先造出原子彈，才可能有氫彈的緣故。

周恩來在會議上説：「當我們沒有原子彈時，有人笑話我們20年也造不出來。現在，他們又説我們有了原子彈不算什麼，離有氫彈、洲際導彈還很遙遠。這話沒錯。但我們呢，就得要爭這口氣。」

不久之後，毛澤東指出：「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要快。」

於是，鄧稼先領導理論部的科學家們夜以繼日地工作，摸索氫彈理論設計方案。

要研究熱核燃燒現象和規律，電子計算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那時，我國只有一台104電子管電子計算機，就是靠着這個小機器，每週十幾個小時，于敏和全組科研人員耗費四年時間，才將氫彈理論涉及趨於完善。

外國人稱之為「鄧一於理論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這個火球的威力，讓400米處的鋼板熔化，水泥構件的表面變為玻璃體，14公里外的磚房被吹散。

這次氫彈爆炸威力為300萬噸TNT當量，聶榮臻得知後高興地説：「夠了，夠了。」

人民拿着「號外」，在田野裏大聲朗讀，滿是喜悦和激動。

而這時，距離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僅僅兩年零八個月，美國用了七年零三個月，蘇聯用了四年，英國是五年零兩個月。

法國戴高樂總統，直接把原子能總署的官員叫到辦公室，質問法國的氫彈為什麼遲遲搞不出來，讓中國搶在前面了。

在場的人無言以對，因為誰也説不清楚中國這樣超常的原因。

戴高樂當時很憤怒，直接拍桌子。

7月7日，毛主席在接見軍訓會議代表時説：「兩年零八個月搞出氫彈，我們的發展速度超過了美國、蘇聯和英國，現在居世界第四位。我們搞原子彈、氫彈有很大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我們走自己的路，應發給他一個1噸重的勳章。」

同年，錢學森研製的「紅旗二號」地對空導彈成型，開始裝備部隊，生產了12000枚。

1967年9月8日上午，一架「黑寡婦」進入浙江嘉興地區偵察，直接被「紅旗二號」擊落。

中國的領空終於安靜。

13

氫彈試驗成功後，地下核試驗成為中國要攻克的下一個目標。

經過兩年努力，也就是1969年9月15日，第一次地下核試驗的各項工作準備就緒。

工程兵開始進行回填、封堵坑道。

這一天，周恩來三次打來電話，詢問有關情況，並問道：「一週時間的回填，能不能再提前一些？」

當時，大家都以為總理在督促工作，但據後來史料披露：

1969年8月20日晚，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緊急約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告知蘇聯準備對中國的戰略目標展開核打擊，奉命徵求美國的意見。

基辛格十分震驚：「不是開玩笑吧？這個計劃太可怕了，大使閣下。」

多勃雷寧告訴基辛格，這是他剛接到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的指示。

基辛格沉默了很久，説：「我本人現在對此無可奉告，但請大使相信，我會立即報告總統。」

美國總統尼克松得知後，立即召開會議，明確回絕了蘇聯，並且想辦法告知中國。

因為在當時西方國家眼裏，中國已經不是最大的威脅，甚至需要拉攏中國一起對抗蘇聯。

8月28日，美國《華盛頓明星報》刊登了一則消息，標題十分醒目：蘇聯欲對紅色中國做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報道中説：「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酒泉導彈基地、羅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長春等重要戰略目標發動外科手術式的核襲擊。」

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判斷，如果蘇聯動手，時間很可能在國慶節，為以防萬一，應取消國慶節羣眾集會，國家領導人也不要在天安門城樓亮相。

毛澤東聽後淡淡一笑：「原子彈很厲害，但鄙人不怕。蘇聯要扔原子彈，那位尼克松總統很緊張呀，我可不緊張。國慶節不搞集會，就是讓人家笑我們有點怕嘛。我還是要上天安門。」

毛澤東又説：「他們讓我們緊張，我們可不可以也放它兩顆？嚇唬一下他們嘛。」

於是，在9月23日，我國首次地下核試驗取得成功。

一週後，也就是9月29日，在羅布泊核試驗場又成功進行了一次氫彈空爆試驗。

兩次核試驗後，中國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保持着沉默。

美聯社為此發表評論説：

中共最近秘密進行兩次核試驗，其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們在這一時刻進行核試驗，並非為了得到某種成果，而很可能是臨戰前的一種演習和檢測……

10月1日，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興致勃勃地檢閲了遊行隊伍。

一切都風平浪靜。

最終，蘇聯沒敢對中國實施核打擊，一場核危機隨之消散。

到了1970年4月，載着「東方紅一號」衞星和「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的專列，秘密抵達酒泉衞星發射場。

孫家棟擔任人造地球衞星的總體設計，他對這顆「政治衞星」的設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見、聽得到。」

他回憶説：「那個時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機，這個頻率短波聽不見。後來想了個辦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給轉播一下。但是聽什麼呢？光聽嘀嘀嗒嗒的工程信號，老百姓聽不懂。最終，我們決定了放《東方紅》樂曲。」

1970年4月24日，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衞星，高度2384公里，用20.009兆周的頻率播送《東方紅》樂曲。

毛澤東、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錢學森、任新民、孫家棟等第一顆衞星工程研製的代表。

毛澤東緊握着錢學森的手，表示祝賀。

這時，任新民「躲」在後邊。

周恩來發現後，説：「任新民同志，請到前邊來，不要老往後邊躲，你的座位在我這邊。」

周恩來向毛澤東介紹任新民：「他就是我們放衞星的人。」

毛澤東讚歎：「了不起啊，了不起！」

14

兩彈一星元勳，在時代浪潮中綻放了無數光芒，也因為歲月流逝，最終落下了帷幕。

晚年，朱光亞的腿腳不方便，散步的時候經常需要人來攙扶。

但他有一個雷打不動的習慣，那就是每當站崗的戰士向他敬禮時，他會立即站定，將右手的枴杖換到左手，然後正規地舉起右手，給戰士還了一個軍禮。

而80歲高齡的錢學森，走路同樣困難，甚至雙腿疼痛，經檢查，患了「雙側股骨頭無菌性壞死」，不得不坐上輪椅。

接着他又患上「腰椎楔形骨折」，難以久坐，只能卧牀靜養。

錢學森夫婦

由於久卧病榻，他的肌肉萎縮，甚至被懷疑得了「老年痴呆症」。

於是，趁着錢學森住院，大夫對他進行老年痴呆測試。

大夫按照測試流程，問錢學森：「100減7是多少？」

錢學森不假思索：「93。」

大夫繼續問：「93減7是多少？」

錢學森遲疑了一下，答道：「86。」

大夫再問：「86再減7呢？」

這時，錢學森知道大夫在懷疑他的思維能力，竟拿測試小學生數學水平的題目，頓時臉露愠色，大聲呵斥：「你知道你問的是誰？我是大科學家錢學森！」

一生謙遜的錢學森，這一次是被激到了。

負責測試的大夫先是一怔，然後忍俊不禁。如此便能清楚表明，錢學森沒有老年痴呆症。

同樣，看不出是大科學家的還有錢三強。

「他比普通人還要普通。」這是中國科學院機關許多老人回憶錢三強時的感慨。

錢三強的住房，是50年代初建成的三層專家樓，由於年經月久，十分得破舊，而且屋內採光不好，暖氣管也老化，冬天供熱不足，多數情況下，錢三強都要穿着棉衣看書寫東西。

1985年，在許多人勸説下，他才花錢在卧室裝了一台窗式空調，但全年開不了幾次。

他説：「電力供應本來緊缺，開空調既浪費能源，還可能影響別人正常用電。」

事實上，在80年代中期，科學院專門建了幾棟新樓，供老科學家居住，只是錢三強夫妻執意不搬進新房，甚至想出了一個不成立的拒遷理由，説新樓離圖書館遠，不方便。

在工作時，他每天乘公共汽車上下班，風雨無阻。冬天颳風下雪，就身穿長棉襖，腰間繫條圍巾，頭上戴一頂遮耳朵的棉帽，每天往返於中關村和三里河。

在家裏，錢三強和何澤慧過着普通人生活，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飯，自己排隊買菜；衣服破了自己補，補了再穿，捨不得扔掉，他們常説：「笑破不笑補嘛，穿補丁衣服不丟人。」

因為兩人平時穿戴普通，説話又不擺譜，經常被世俗眼光誤解。

錢三強夫婦

有一年冬天，他們一起到西單菜市場買菜，正選購冬筍時，被女售貨員用不屑的口氣指責：「老太太，這是冬筍，很貴的！你要看清楚價錢，不要看錯了小數點啊。」

而讓人扼腕痛惜的，是鄧稼先。

1964年10月，原子彈爆炸後，鄧稼先沒有停下過步伐，組織了幾十次核彈試驗，彷彿永不疲勞。

他經常出入車間，在相當長時間裏，幾乎天天接觸放射物質，受到輻射損傷，幹這一行的人只把這種事叫作「吃劑量」。

在20世紀70年代末一次核試驗中，事故發生了。

當時飛機空投時，降落傘沒有打開，導致核彈從高空直接摔到地上，變成了啞彈。

指揮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點尋找，但始終沒發現核彈痕跡。

鄧稼先決定親自去找，被陳彬將軍阻擋：「老鄧，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錢。」

但鄧稼先只想的是：「這事我不去誰去？」

到了事故區邊緣，他從汽車下來，並且大聲阻攔一行人：「你們站住！你們進去也沒有用，沒有必要！」

如果把這句話完整説出來，應該是「沒有必要去白白做出犧牲」，而鄧稼先認為自己是有必要的。

這位五十多歲的核科學家，向着危險地區衝上去，決然不顧鈈對人體的傷害。

他彎着腰一步步地走在戈壁灘上，四處掃視，邊走邊找。

終於，碎彈被他找到了。

那一刻，他竟用雙手捧起了高輻射的碎彈片。

觀察了一番，他便放心，最擔心的後果沒有出現。

隨後，他拖着疲憊步伐，向吉普車走去，見到趙副部長的第一句話是「平安無事」。

鄧稼先這一輩子，從來沒有主動邀請別人合影，但這一次，他邀請趙敬璞一同合影留念。

左鄧稼先，右趙敬璞

他顯然預感到了什麼。

幾天後，鄧稼先回到北京住進醫院做檢查。

沒有任何懸念，檢查結果表明，他的尿裏有很強的放射性，白血胞內染色體已經呈粉末狀，白血胞功能不好，肝臟受損。

一位醫生説了實話：他幾乎所有的化驗指標都是不正常的。

鄧稼先沒有聽從妻子的勸説，去療養院治療，仍然醉心於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

自從那次吃了特大劑量後，他的身體有了明顯變化。

1980年以後，他衰老得更快，頭直接發白，感覺到身體越來越不行，思維變得遲鈍，工作重擔下，他越加疲憊。

有一次，他和許鹿希到頤和園，準備看菊花展覽，但他們趕去時，展覽已經關門了。

園內，此時的晚霞斜掛西山，他們一同漫步在後山小路上，步子逐漸慢了下來。

還沒走到最高處，鄧稼先覺得有些累了，選了一塊比較乾淨的大石頭坐下來。斜陽餘暉下，萬壽山此時格外安靜。

鄧稼先漫不經意地瀏覽着湖光山色。

忽然，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多恬淡、多悠閒，要能老是過這樣的生活，該多好啊。」

15

1985年7月31日，鄧稼先回到北京，向張愛萍彙報工作。

張愛萍將軍發現他氣色不好，便問：「你怎麼瘦了？氣色也不好，身上有哪裏不舒服嗎？」

隨後，他親自給301醫院的院長打電話，要求安排醫生接診，並派汽車送鄧稼先去醫院。

醫生查完後，認為是惡性腫瘤，生氣地問鄧稼先：「你早幹什麼了？家屬來了沒有？」

「我請兩個小時假來看病，只有警衞員來了。」

「你今天不能走了。」

鄧稼先急忙告訴醫生，他在開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不能住院。

醫生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認真地對他説：「這裏不是會議室，這是醫院。」

他立即意識到疾病的嚴重性。

六天後，活體取材檢查手術做完，張愛萍急忙問醫生：「活體檢查怎麼樣？癌是不是擴散了？」

「這個，按常規要在一週之後才能知道結果。」

張將軍急了，他説我就坐在這裏等着，你們儘快拿出化驗結果。半小時後，冰凍切片的結果來了，確診鄧稼先患的是直腸癌。

四天後，即1985年8月10日，鄧稼先做了大手術，清掃癌瘤所侵犯的地方。

5個小時，手術結束，病理診斷是：「腫瘤的病理性質是惡性程度較大的低分化、浸潤性腺癌，直腸旁林巴結個，全部有癌轉移…癌症屬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結及周圍組織轉移。預後不良。」

醫生把從鄧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腸子端給他們，許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變硬，已經到了晚期（許鹿希曾任北京醫科大學博士生導師）。

手術結束，鄧稼先只能在病牀上靜卧。

一段時間化療後，因為白血胞數目太低，必須中斷治療，醫生同意他回家休養兩三個月。

鄧稼先的生命，已走向了最後的期限。

這時，他反而更加清醒，自己必須搶時間，把幾件重要的事情做完。

他最關心中國核武器事業的發展。

當時的國際環境是，歐美幾個核大國已經接近理論極限，達到了實驗室模擬地步，也就是無需再做核爆，並且他們想用核禁試來封住別國，保住自己的核強國地位。

鄧稼先敏鋭意識到，如果中國不能搶在這個時間內完成既定發展目標，就會喪失在國際政治、外交中的主動權。

出院回家後，他集中全力來幹這件事，找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雜誌、資料和剪報，請來於敏等人，一起研究起草向中央的建議書。

不久，他再度住院，開始做化療，往血管內點滴藥水，一次要好幾個小時，他只能躺着或坐着，邊治療邊看材料。

坐在身旁的許鹿希，不斷給他擦着滿頭虛汗。

1986年3月14日，他在給同事的一張條子上寫道：「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療，打完後人挺不舒服的。」

3月29日，他又做了一次小手術取活體組織檢查，癌細胞轉移明顯加快，身體越來越差，虛弱得幾乎無法挪步。

他不止一次地對許鹿希説：「我那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書和那一本書。」

他不斷地約同事們到醫院討論，病房變成了會議室，在兩次治療中的空隙，他常常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

靠着毅力，他終於改完建議書的稿子。

1986年4月2日，由鄧稼先和于敏聯合署名，寫了一份給中央的核武器發展建議書，這封建議書，被實踐證明完全正確，為後十年的核武器試驗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件大事了結，他開始幹另一件事，那就是寫那本預計80萬字的大部頭書，內容是關於原子核理論工具的羣論。

他開了一個很長的書單，讓李錦秀醫生回基地時，一本本從他的書架上挑揀出來，帶到病房裏。

但醫院有規定，桌上不準擺工作用書，放一本都不行。出於無奈，鄧稼先只好把這些資料塞進壁櫥和衣櫃裏，讓懸掛着的衣服作為防護牆。

他很細心，知道晚上8點以後，護士不怎麼進病房，這時就可以寫書了。如此偷偷摸摸，有時回想起來，他自己也忍不住發笑。

5月16日，鄧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術，清掃癌瘤侵犯的部位，但醫生的手術刀已經達不到要害之處了，意味着，他的生命正快速走向倒計時。

第二次手術以後，他疼痛得越來越厲害，汗流不止，「痛起來像用殺豬刀捅一樣。」

友人前來探望，他流着淚説：「老盧，我回不去了！」

「不會的，出了院咱們不幹活了，好好玩！」

「你看，我打止疼針，都打成蜂窩了。」説完後，他努力翻身。

最後，他握着友人的手，放聲哭着：「我死了以後，你要圍着我轉一圈。」

疼痛減輕的時候，他常常回憶起別人的長處和功勞，尤其懷念與之長期共事的犧牲者。

他對別人説：「郭永懷教授死得太早了！要是他在，我們的激光加速器一定會早幾年搞出來！錢晉死得很慘，他貢獻很大……」

他胸中還有許多抱負，一口氣説了很多計劃：「我對規範場很感興趣，想把場論的書寫出來，我還想搞計算機，我還很喜歡自由電子激光，能搞成連續可調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但他的身體越來越差，虛弱得下牀走幾步就是一身大汗，日夜都要人陪護照顧。

一天晚上，李醫生陪牀，因為白天太累，所以晚間他睡得很死。

半夜過後，一個很重的聲音把李醫生驚醒。

他翻身爬起來，看見鄧稼先摔倒在地上，李醫生這時急得怒斥鄧稼先：「你為什麼不叫我，為什麼啊？你知道我來這裏是做什麼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