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乎想象:兩彈一星元勳背後的艱辛故事_風聞
铁中堂-公众号:老铁讲故事 (id:sheyingtt)2020-10-09 10:37
在那段艱難的歲月中,正是這羣最可愛的人將青春和生命獻給科研,才有了國家的富強以及我們此時此刻和平安逸的生活……
讓我們記住這些名字,他們是“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以及被追授勳章的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趙忠堯、錢驥、錢三強、郭永懷。
01
「請轉告毛澤東同志,你們要反對核武器,自己就應該先擁有核武器。」
這是法國科學院院長、諾貝爾獎獲得者約里奧·居里的原話。
因為當時的國際形勢,對中國並不友好。
1950年11月3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白宮記者會上曾公開表示:「如果中國志願軍越過三八線,美國可能考慮對中國使用原子彈。」
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提交了一個方案,即用15-30顆原子彈在中朝邊境炸出一個原子輻射區域。
到了1952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去南朝鮮訪問,許多軍官向他建議:「應考慮使用小型原子彈和核大炮,封鎖中國大陸和中國東北基地。」
1953年初,艾森豪威爾下令,秘密地將原子彈運到沖繩島。
「如果朝鮮不能實現停戰,美國不對使用核武器的後果負責。」
核訛詐下的新中國,是在破爛攤子上建立起來,別説核武器,連製造常規武器的國防工業水平都很落後。
聶榮臻元帥説,建國以後,當我們還在醫治戰爭創傷的時候,世界上一些大國已經實現了現代化,進入了所謂「原子時代」和「噴氣時代」。
1954年,他去了有「中國軍工基地」之稱的昆明和重慶,只看到重慶有一些破窯洞,談不上什麼軍工廠,昆明有光學儀器工廠,也只能做低倍望遠鏡,連瞄準鏡都生產不了。
就是在如此嚴峻情形下,錢三強夫婦帶着尚在襁褓中的兒女,回到了闊別11年的祖國。
錢三強夫婦
他後來解釋了回國動因:
回到貧窮落後、戰火紛飛的中國,恐怕很難在科學實驗上有所作為。
不過,我們更加清楚的是:雖然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正因為祖國貧窮落後,才更需要科學工作者努力去改變她的面貌。
我們當年背井離鄉、遠涉重洋,到歐洲留學,目的就是為了學到現今的科學技術,好回去報效祖國。我們怎能改變自己的初衷呢?
約里奧·居里理解他的選擇:「如果我是你的話,也會這樣做的。」
1949年3月中旬,錢三強和中國代表團參加一場國際大會。
他想借這次去巴黎的機會,託約里奧·居里訂購一批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用來做原子科學研究,好打破封鎖。運送回國,總估算在20萬美元。
錢三強和約里奧·居里夫婦
但僅僅是一台中型迴旋加速器的電磁鐵,售價就不菲。
李維漢找到了錢三強,説:「今天約你來,是商量一下你提的那個建議,中央研究過了,周恩來副主席認為很好。清查了一下現庫,還有這個力量,決定支持你的建議。估計20萬美元不是一次使用,因此在代表團款項中,先撥出5萬美元供你使用。」
周恩來在電報裏特意批覆:錢三強購買實驗設備事,請先調查外匯如何匯去,實驗設備如何運回。到之,具體情況待面談。
這番經歷,讓錢三強特別感慨,事後用文字記錄下來:這些美元散發出一股黴味,顯然是剛從潮濕的庫洞中取出來,不曉得戰亂之中它曾有過多少血與火的經歷!
在秘密訪蘇期間,劉少奇等人想參觀核設施,被斯大林拒絕了,只給他們觀看了有關核試驗的紀錄片。
毛澤東回憶起當時的感受,對身邊警衞員説:「這次到蘇聯,開眼界!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但斯大林並不想中國搞核武器,他給出的理由是,社會主義陣營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就足夠,無須大家都去搞核武器。
所以,一切只能自己從頭幹起。
1950年春,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原子科學正式起步。
名字聽上去很拉風,但在建所初期,國家經濟困難,根本拿不出什麼經費,而且西方國家實行禁運,也買不到儀器設備。
多重壓力下,錢三強悟出一條生存和發展之道——「吃麪包從種麥子開始」。
於是,研究所一眾人便「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到北京的舊貨市場找零件,好自己製造儀器。
有一次,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到天橋的垃圾箱裏翻找零件,被警察誤以為是小偷;
王淦昌趕製一台便攜式γ探測儀,需要一個10兆歐姆的淬滅電阻,他跑遍北京舊貨市場找不到,只好自己動手繞制;
楊承宗冒着大劑量危險,到協和醫院舊鐳氡裝置上提取氡氣,用來製成氡鈹中子源;
為了製作一套計數管的真空系統,李德平從北京燈泡廠弄來裝了鎢絲沒有抽氣的燈泡,接到真空系統上代用;
為了製造劑量筆,趙忠堯想辦法弄來材料,自己動手拉石英絲;
鄧稼先用一把糖果,從路邊小孩手裏換得一截銅絲……
就這樣,短短几年時間,近代物理所許多領域的研究工作,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就這樣一點點搞了起來。
總歸有了希望。
02
想要發展原子能事業,就一定需要鈾資源。
李四光根據地質力學理論,對找鈾前景持樂觀態度,他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帶,二是要便於開採,在我國主要是在幾個東西帶上。」
但尋找鈾礦的過程並不輕鬆。
西北的鈾礦地質隊伍,可以説過着牧民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馬,手持着探測儀,按照一定比例尺進行普查找礦,沿途有蒙古包就借宿,沒有就住睡袋,睡袋還經常有蝨子光顧。
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達50攝氏度,進入天山後,又會迎來冰雹,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來的雪水。

在西部的獨龍山區,解放軍第4521程團,甚至犧牲了十幾名官兵,就為了找鈾礦。
1954年10月,隊伍在廣西鐘山縣發現了一條鈾礦,儘管開採價值不大,仍然振奮人心。
他們採集出第一塊鈾礦石,被譽為「開業之石」,並迅速帶回北京。
開業之石
毛澤東知道後,一定要看那塊礦石,並三番叮囑:「這個事情要好好抓啊,這是決定命運的。」
恰逢赫魯曉夫訪華,毛澤東提出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希望蘇聯在這方面給予幫助。
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赫魯曉夫並沒有準備。
他稍做遲疑後,勸説毛澤東應集中力量抓經濟建設,不要搞如此耗費巨資的東西,不然中國國力難以承受。
他還有一個不便明言的理由,那就是,自從蘇聯意識到核武器的威脅後,便向美國遞交了備忘錄,着手談判防止核擴散的問題。
蘇聯這邊剛做出承諾,中國這邊就要造原子彈,還要向蘇聯伸手,赫魯曉夫當然不會答應。
為了不給中國澆冷水, 赫魯曉夫只能承諾,由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小型實驗性核反應堆,以進行原子物理的科學研究。
在毛澤東看來,核反應堆也算數,這也是中國走向核武器研製的第一步。
1955年1月14日 錢三強、李四光等人接到通知,來到了中南海西花廳。
周恩來深知國際形勢嚴峻,前有杜魯門,後有艾森豪威爾,動輒以原子彈做威脅,中國下一步該怎麼做?這就是他召集錢三強等人的原因。
他把目光投向錢三強:
三強,你清楚約里奧·居里先生的話,要反對原子彈,自己就要有原子彈,這是朋友的忠告,毛主席、黨中央很重視這個意見。
但前些年,對這件事一時還顧不上,有些條件也不具備。比如鈾資源情況,總不能靠買外國的原料吧,再説,這樣敏感的東西,誰會賣給我們呢。現在情況不同了,去年秋天,地質部在廣西發現了鈾礦。
現在到了考慮發展原子能的時候,這件事遲早要做。今天先小範圍做點研究,聽聽有關情況,便於中央討論決策。
西花廳長談後,第二天,錢三強又來到另一處古色古香的庭院——豐澤園。
這天舉行的是書記處擴大會議。
會議桌上,放了一塊鈾礦石料,錢三強用自制的蓋革計數器,接通電源,慢慢靠近礦石,立刻發出「咯啦」「咯啦」的響聲,當把計數器移開,響聲便停止了。
幾位領導人十分好奇,親自上前做實驗,同樣現象再次發生,引得大家笑聲不斷,氣氛活躍起來。
李四光對我國鈾資源情況做了全面彙報:經過一年普查,在西北、中南、華東等地發現放射性異常點達200多處,確認有遠景的礦點11處……
「我們的礦石還有很多沒被發現嘛!我們很有希望,要找!一定會發現大量鈾礦。」
最後,毛澤東做了總結性講話:
今天聽了好多情況。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
我們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有了一定基礎,創造了一定條件。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該抓了,一定可以搞起來。
「你們看怎麼樣?」
錢三強等人也認為時機已到。
毛澤東看向在座的各位,接着説:
「蘇聯政府已經來信,願意給我們提供援助。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幹,也一定能幹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這天,會議一直開到晚上七點多,會後,毛澤東留大家吃晚餐。
餐廳裏擺了三張四方桌,每桌有6個普通家常菜。平常不大喝酒的毛澤東,這時端起了一杯葡萄酒,站起來,大聲説:
「為中國的原子能事業,乾杯!」
這一聲「乾杯」,拉開了中國製造原子彈的序幕。
03
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
1955年4月27日,錢三強與蘇方談判,簽訂了兩國發展原子能的協定,協定包括:
由蘇聯幫助中國建造一座功率為7000千瓦的重水實驗反應堆,以及一台磁極直徑為1.2米的迴旋加速器,並接受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和核物理研究人員赴蘇培訓和實習。
錢三強和劉偉一起到北京郊區選址,為反應堆和加速器安家,最後,他們選定了西南郊房山縣。
昔日的荒山野嶺間,很快就出現了一座原子科學城。
這邊正如火如荼,另一邊也歸心似箭。
1955年6月,一封來自海外的求救信,避開了美國特工的篩查,來到了陳叔通手裏。
這封信的主人是錢學森,信中內容是:
叔通太老師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別後未通信,然自報章期刊上見到老先生為人民服務及努力的精神,使我們感動佩服!學森數年前認識錯誤,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然而世界情勢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問題等待解決,學森等人的處境是不能用來訴苦的。學森這幾年中唯以在可能範圍內努力思考學問,以備他日歸國之用。
但是現在報紙上説中美交換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説謊,謂中國學生願意回國者皆已放回,我們不免焦急。我政府千萬不可信他們的話,除去學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歸不得者。從學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懷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確實姓名。這些人不回來,美國人是不能釋放的。當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説謊是騙不了的。然我們在長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錯過機會,請老先生原諒,請政府原諒!附上《紐約時報》舊聞一節,為學森五年來在美之處境。
在無限期望中祝您——康健
錢學森謹上
1955年6月15日
對於這一封非同尋常的海外來信,陳叔通深知它的分量,當天就送到周總理那裏。
「這真是太好了,據此完全可以駁倒美國政府的謊言!」
周恩來立刻作出周密部署,讓外交部火速把信轉交給正在日內瓦舉行中美大使會談的王炳南,並對王炳南指示:「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美國當局至今仍在阻撓中國平民歸國。你要在談判中,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
錢學森要回國,對美國來説意味着什麼?
曾與錢學森共事的金貝爾,深知錢學森的價值。此前,他曾致電美國司法部,説出那句國人皆知的名言:「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我寧可把這個傢伙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
錢學森
因此,錢學森被非法拘留在特米那島嶼,受盡精神折磨,美國人想摧垮他的意志,好放棄回國的想法。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談,夜裏,守衞每15分鐘就來亮一次燈,使我沒法好好休息,這樣的痛苦經歷,使我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瘦了30磅。」
隨着這件事的影響越來越大,美方不得不釋放錢學森,並進行驅逐,但同時又仍不允許他離開美國,因為他的離去顯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聯合國大廈舉行。

會談開始時,美國大使約翰遜矢口否認美國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國公民。他宣稱,美國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國學者的法令,允許他們來去自由。
當王炳南亮出了錢學森寄給陳叔通的信件,美國代表措手不及。
最終,美國政府只能批准錢學森回國的要求。
毛澤東的評價是:美國人把錢學森當成5個師,在我看來,錢學森比5個師的力量大多啦。
錢學森是研究火箭和導彈的專家,為此,彭德懷約見蘇聯軍事總顧問,希望蘇聯提供火箭武器方面的圖紙、資料。
見蘇聯那邊沒什麼指示,周恩來當機立斷:導彈研究可以先突破一點,不能等待一切條件具備。立即抽調力量,組織機構,培養人才。
10月8日,以錢學森為院長的導彈研究院成立,中國的導彈事業開始走上軌道。
50年代中期,蘇聯對援助中國的態度,其實一直始終處於搖擺之間,既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保持着消極態度。
對於中國希望發展導彈事業的請求,蘇聯認為中國的基礎不牢固,建議從培養幹部開始,比如接受50名中國留學生前往蘇聯學習,等情況成熟後,再來談其它。
也由於蘇聯的猶豫拖延,中方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只能緊縮投資,減少國防建設項目。
1957年1月14日 ,蘇聯又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了一份禁止核試驗的提案,認為擁有原子彈的國家數量增長,會使國際局勢複雜化。
蘇聯的這番態度,讓中蘇談判陷入了僵局。
04
破局很快開始。
1957年6月18日 ,蘇聯內部的鬥爭激化。
赫魯曉夫採取手段制服政治對手後,急切需要得到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中共的認可和支持。
中共中央連夜開會,討論了蘇聯黨內鬥爭問題,確定的基本方針是:從承認事實,分清兩派是非觀點出發,支持新的蘇共領導機構。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蘇共中央全會的消息和決議。
赫魯曉夫很高興,立即同意援助中國發展核武器和導彈事業。
談判從9月9日開始,分成軍事、原子、導彈、飛機、無線電五組同時進行。
儘管在談判中,蘇聯還有一些保留,但總體説來十分友好熱情。
蘇方代表團團長、經委會主席甚至友善提醒:你們提出的這些產品型號,性能已經不ok了,還是換更新的型號吧。
9月14日,蘇方提交了協定草案,這位經委會主席再次對聶榮臻説:「這種協定,在蘇聯外交史上還是第一次,因為中國是最可靠、最可信託的朋友!」
聶榮臻被東斯拉夫人的熱情所打動,開會時強調:蘇聯政府這次很熱情,很誠懇,很慷慨!
1957年10月15日,中蘇正式簽署《國防新技術協定》:
根據協定,蘇聯將援助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工業、研究和生產原子彈、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向中國出售用於鈾濃縮處理的工業設備;幫助中國進行導彈研製和發射基地的工程設計,提供導彈樣品和有關技術資料,派遣技術專家幫助仿製導彈。
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實驗性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相繼建成,還培養了一批中國科技人才。
當時,毛澤東充滿信心:「原子彈就是這麼大的東西,沒有那東西,有人就説你不算數。那麼好吧,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以。」
然而,蘇聯援助是有條件的。
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致函彭德懷:為了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希望在中國境內,共同建設一座大功率的長波無線電中心,資金可主要由蘇方承擔。
這個要求,讓中方很為難。
毛澤東説:
這封信給我們出了一個大難題。不同意,有傷和氣,尤其是蘇聯幫助我們在前。
可是我們不可能拿原則、拿主權去講這個和氣。我們的原則是不和任何國家搞軍事同盟。
現在困難不搞,將來強大了也不搞;主權問題更是不能半點含糊。
經過慎重研究,彭德懷於6月10日覆函:中國政府同意建設長波電台,歡迎蘇聯在技術方面給予幫助,但一切費用由中國承擔,建成後,所有權歸中國,使用權歸兩國共有。
長波電台的事還沒談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毛澤東轉達了赫魯曉夫的新要求: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
「我們已經試製出很先進的新型潛艇,這種潛水艇是為了在太平洋對付美國第七艦隊。但是蘇聯的自然條件,不能充分發揮新型潛艇的作用。中國的海岸線很長,條件很好,希望在中國的某個地方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
毛澤東有點生氣。
中國的潛艇實力很弱,所謂的建立共同潛艇艦隊,説白了,就是蘇聯獨家的潛艇艦隊。
彭德懷更是憤怒:「電台架在我們岸上,潛艇駐在我們港口,天天在我們的海底轉悠,這叫什麼事?」
周恩來也表態:「一個聯合電台,一個聯合艦隊,中國海防就不在自己手裏了。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進來,再想讓他走就沒那麼容易了。」
第二天,尤金大使繼續表示:建立聯合艦隊是為了對付美國,建立長波電台是為了指揮潛艇,且必須在中國建。
毛澤東洞若觀火,蘇聯真實目的,就是以對付美國為名,行控制中國為實。
他嚴厲地對尤金説:「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
後來,赫魯曉夫親自到北京做説服工作,毛澤東仍然沒有答應。
「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蘇聯人民給了我們寶貴的援助。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我毛澤東和中國人民都不會忘記的。但友誼和主權不能混為一談。其他問題都好説,主權不行。」
「英國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多外國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待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了。」
沒有滿足蘇聯的要求,中蘇兩國的關係蒙上了重重陰影。
05
為了接受蘇聯的原子彈模型和圖紙資料,國家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也稱為九局。
九局局長李覺找到錢三強,説:「現在最需要一位能夠擔任理論部主任的科學家,這個主任業務要很強,一般強都不行。」
錢三強笑呵呵説:「這個人,兩年前我已經給你準備好了,他叫鄧稼先。」
研究原子彈,本是一件很苦的事情,錢三強盤算着該怎麼將這個利弊雙關的消息告訴他。
1958年8月,鄧稼先來到錢三強的辦公室。
他想給鄧稼先留下一段緩衝餘地,裝作漫不經心,説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話:「稼先同志,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樣?」
説完,他的目光很快掠過鄧稼先的面頰。
「大炮仗?」
鄧稼來不及細想,自言自語:「我能行嗎?」
錢三強慢慢地把工作意義和任務告訴了他,鄧稼先很快就懂了。
雖然不明白這份工作會給他的後半生帶來怎樣變化,他還是服從了組織調動。
這天,鄧稼先回家比平時晚一些,而且整個人心不在焉,顯得心事重重。
入夜,他在牀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睡,夫人許鹿希試探性問:「稼先,是不是有些什麼事兒?」
鄧稼先不知怎麼回覆,等許鹿希再問了一遍後,才緩慢開口:「我要調動工作了。」
「調到哪裏呢?」
「這不知道。」
「幹什麼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説。」
「那麼,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給我來一封信,告訴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這些也都不行吧?」
「真奇怪。」
許鹿希挺茫然,她還猜測是不是調到敵人窩子裏去了,不然怎麼都不能説?
接着是一陣死寂的沉默。
他終究還是一個普通人,既有家國情懷,也有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
鄧稼先剋制住自己的傷感情緒後,開了口:「我今後……恐怕照顧不了這個家了,這些全靠你了。」
搞原子彈,意味着從此必須隱姓埋名,不能發表學術論文,不能公開做報告,不能出國,不能和朋友隨便交往,這些他很清楚。
僅隔了一會兒,他的語氣又變得堅定:「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這句話,讓許鹿希很難過。
當時家裏有兩個小孩,而且爺爺奶奶都得了肺病,自己還要兼顧事業,身上壓着許多重擔。只是她選擇自己默默承擔一切,對他説:「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這個決定,確實讓鄧稼先一家犧牲了許多。
鄧稼先一家人
之後,他正式進入九局,擔任理論部主任,選定了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温高壓下的物質性質,這三個方面作為主攻方向。
那時九局還沒有房子,只能將北京城外的一大塊地方劃出來作為院址,庭院裏還有一大片高粱地。
鄧稼先和一羣副研究員,全部投入到施工行列,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牆,做着建築工地的各種雜活。
他滿身泥巴,沒有什麼怨氣,反而從心裏溢出一股豪情:「這是白手起家。」
同樣白手起家的,還有先後進來的上百名大學生。
這些大學生的專業,既有物理、數學、冶金、建築,也有外文,卻唯獨沒有一個是核物理的,大家對這方面都是一片空白。
相比較下,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匯聚了全球精英,僅科技人員就有15萬人。
人才儲備方面,中國真的是從零開始。
起初,鄧稼先親自給他們講課,講得既通俗又透徹。
但當時條件極差,許多理論書籍做不到人手一本,比如柯朗的《超音速流和衝擊波》,整個北京圖書館沒有第二本,而且還是俄文版,他們只能手刻蠟版,自己油印。
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飯,鄧稼先甚至可以站在黑板前直接睡着,在打了個盹後,又繼續投入到工作中。
有一天深夜回家,他看見自己5歲女兒和3歲兒子互相摟着,坐在房門外的樓梯上睡着了。妻子不在家,他把晚飯時給孩子開門的事給忘記了。
這一次,讓鄧稼先產生沉重的自責心情。
第二次,是關於他的年邁母親,備受哮喘病折磨,在體弱多病、最需要他照顧的時候,自己卻不能在她身邊,以至於拖到病情加重。
母親的離去,也讓鄧稼先深受打擊。
實際上,到九院工作後,鄧稼先回到家裏説話就明顯減少,和朋友親戚們的見面機會就更少了,整個人沉默寡言。
因為原子彈研製的保密範圍太大,做什麼不能説,在哪裏不能説,和誰在一起工作不能説,甚至許多不相干的事,也被圈起來禁止討論,總有間諜善於分析,能從毫不介意的細節中測推出許多重要情況。
所以鄧稼先與朋友交往時的話題,被劃到了最小限度。
他確實付出了太多。
06
蘇聯的援助,從一開始就是有限度的。
蘇聯專家在講授內容時,有嚴格規定,不能顯露自己關於其他方面的知識,而且因為中蘇關係惡化,更不敢放開手腳幫助中國同行。
但在中國核工業系統的兩百多名蘇聯專家,態度不同於蘇聯政府,他們不是鐵板一塊。
有的專家對中國很友好,態度和藹,儘管不敢突破政府的限制,但只要不涉及原子彈的內容,他們會和中國專家們談笑風生,天南地北什麼都聊;
也有的專家,在國內學生反映對講課內容記錄不完全時,甚至會將許多講課內容抄寫給他們,十分友善;
蘇聯專家
有的專家則態度惡劣,在講課時,會強調「不允許做記錄,你們大致有個概念就行」,並且在黑板上每畫一點圖,就會擦掉,甚至要求做了筆記的同志,會後一定要收回來。
當時聽講的宋任窮部長有些不高興:我是二機部的部長,這些由我負責。
一位名叫列捷涅夫的專家,此人到九局後就沉默寡言,十分消極。
他要求大家先學習俄語,理由是掌握了俄語才能進行工作交流,其他問題則一概不談,被大家稱為「啞巴和尚」。
副所長朱光亞想了一招,就是逼「啞巴和尚」開口。
他一個個找技術骨幹談話,分別根據他們研究和承擔的任務,要他們找幾個問題,從淺到深,從小到大,主動找蘇聯專家詢問,逼着啞巴開口,不斷擠牙膏。
但列捷涅夫是油鹽不進,只要被問到核心問題,一律是萬金油回覆:「你現在先把俄語學好就行了。」
劉長祿曾帶一本《火工品》去向他請教,當問及同步裝置是否用一種電子元件時,他直接扔掉《火工品》,生氣道:「現在提這個問題不是時候!」
「啞巴和尚」還列出上百個專業的書籍,其中甚至有關於養花的書。
鄧稼先客氣地請教:「花匠與原子核物理有什麼關係?」
啞巴和尚回覆:「你為什麼不問原子核物理學家要不要在開滿鮮花的環境裏工作呢?」
殘忍的現實是,向蘇聯學本事的路,已經走不通了。
所以,這一段工作基本停滯。
在當初的援助協議中,蘇聯要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模型和相關資料,但蘇聯三番五次推脱,遲遲沒有兑現。
原來,在當時已經有一枚原子彈樣品被組裝起來,一直放在車站,隨時準備送往中國。
蘇聯高層明白,同中國的關係已經惡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卻又不想撕毀合約,只能推遲送樣品的時間。
蘇聯不肯提供資料,中方這邊只能自己想辦法。
朱光亞試着將蘇聯專家講的東西彙總起來,重新整理,但這些材料,只起到了入門作用,對具體如何研製原子彈,基本沒有涉及。
為了拖延時間,蘇聯一些保密專家甚至挑剔起來,先是説模型廳的地面不夠平,於是鄧稼先和一羣人立即平整地面,使它平滑得用水平儀也測不出偏差。
專家又説,窗户上沒有加鐵欄杆,然後鐵欄杆也用最快的速度加上。專家還説保密條件不夠,於是鄧稼先又加設了「足跡地帶」,並按他們的要求一項一項補建。
直到保密專家再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時,就開始保持沉默,反正中蘇關係也到了惡化邊緣。
1958年7月31日,赫魯曉夫來到中國。
他再次談起「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事情,算是給中方下了最後通牒。
沒有任何意外,被中國嚴正拒絕。
也因此,中蘇關係急劇惡化,雙方的政策分歧日益擴大。
另一個重大變化是:蘇聯向中國要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過去,蘇方索要的是中醫、中藥、種籽及農業、手工業等傳統技術和資料。從1959年開始,蘇聯大量索要工業新技術、尖端技術和中國重要資源、重大工程項目的資料。
1959年6月20日,這是一個需要劃重點的日子。
蘇聯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
我們和西方國家達成協議,都想禁止核試驗,並且快成功了,如果這時候被他們知道,這些核武器樣品和資料交給中國,那會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環境,讓國際局勢緊張。
所以……你懂的。
信的最後,蘇聯強調:「放心,一旦發生戰爭,蘇聯擁有的核武器將用來回擊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衞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各個國家。」
也就是説,蘇聯將為中國提供核保護傘,也有能力……提供核打擊,如果中國不聽話。
一切都白費了,回到1954年的起點。
赫魯曉夫違反協定的做法,讓中方領導人很憤怒,知恥後勇下,將首枚原子彈研製工作,定為「596」工程,也就是1959年6月,時刻銘記在心。
廬山會議上,周恩來向宋任窮、劉傑傳達了中央決策:「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07
1959年9月初,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進行了3天會談。
有記者問他和美國人談了些什麼,赫魯曉夫回答:「和平、友誼!」
赫魯曉夫訪問美國
9月30日,赫魯曉夫再一次來到北京,當晚進行了中蘇兩黨會談。
這次會談充滿了火藥味。
赫魯曉夫談到了中印邊界爭端問題,指責中國「是一個好鬥的公雞」,讓蘇聯很難辦。
陳毅立即拍桌子,憤怒站了起來:「不讓我們説,不讓我們爭,你是什麼意思?12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你讓我們屁都不放一個,拱手相讓嗎?不是我們讓你們難辦,是你們太霸道,欺人太甚了!」
會談不歡而散。
第二天,赫魯曉夫見到毛澤東時,語氣冰冷:「關於生產原子彈的事,我們是不是要把專家撤回去?」
毛澤東不卑不亢:「我們可以自己試試,這對我們也是個鍛鍊。」
赫魯曉夫離開中國後,大家已經不對蘇聯的援助抱有任何希望了。
毛澤東指示:要做好兩手準備。
宋任窮召開了黨組會議:「毛主席讓我們做好兩手準備,那隻手我們管不着,我們自己這一隻手得幹了,幹起來再説!」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政府,要求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專家和顧問,理由是:中國不肯聽取蘇聯專家的意見,粗暴對待,我們無法再忍耐下去了!
同時,蘇聯還單方面撕毀12個協定,終止了343項專項合同和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並要中國歸還在朝鮮戰爭期間,購買蘇聯武器裝備欠下的350億元債務。
蘇聯專家撤離中國時,帶走了所有重要的圖紙資料,還撂下一句話:「離開我們,估計你們20年也造不出原子彈。」
儘管專家臨走時,因為匆忙而掉下了一點碎紙片,上面有像眉毛形狀的弧線和數字,領導要鄧稼先整理,經過拼湊和分析,合成了一些以為可能有用的材料。後來才發現,這些內容完全沒用。
奇蹟是不會發生的,僅此而已。
此外,蘇聯援建的9個項目被迫停工,成了爛尾工程;有些即將建成的項目,也因為缺少配套的圖紙資料,推遲了建成時間。

7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道:
「蘇聯人民過去十年中在建設上曾經給了我們援助,我們不要忘記這一點。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劉傑找到了鄧稼先,沉聲説:「今後一切只能靠我們自己幹了。」
但其實,理論部的同志已經是靠自己幹了,鄧稼先早就對蘇聯援助不抱有什麼幻想。
屋漏偏逢連夜雨,蘇聯全面撕毀合約的時間,正迎上了「三年困難時期」,赤地千里,顆粒無收。
儘管那個年代,人們熱情高漲,幹勁十足,但許多參加晝夜攻關的科技人員,都患上了浮腫病,腿上一摁一個坑。
僅核武器研究所,就有差不多一半人得了浮腫病,還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標不正常。
副所長彭桓武也患了浮腫病,他雙腳腫得老粗,連布鞋都穿不進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裏光着腳走路,錢三強見了心裏很難過。
是沒有一個人喊苦,但情況真的非常嚴峻。
毛澤東聽了彙報後,決心不吃肉了,中央領導人全部戒葷。
周恩來心裏壓着一塊石頭,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他再三叮囑主管的負責同志,有再大困難,也要想方設法讓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吃飽,不能讓他們餓着肚子搞原子彈,並且特別叮囑二機部的領導:要各單位注意勞逸結合,不能靠突擊。
住在醫院治病的聶榮臻,想出一個臨時應急主意,以元帥身份向軍隊求援募捐。
「我以革命的名義向大家募捐,請求你們立即搞一點糧食和副食品支援我們的試驗基地吧,我們的科技人員太辛苦了,他們能不能活下來,是關係到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
他請求海軍調些魚和海帶,各軍區則調些豬、羊、牛肉,瀋陽軍區支援些黃豆、食油、水果來支援科學家,再三表示:要照顧好科學家,不能讓他們的身體垮了。
陳毅也發起號召:「科學家是我們的寶貝,要愛護。我這個外交部長腰桿子硬,也要靠他們。我們不吃,也要保障他們的起碼生活。」
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四面八方支援科學技術人才。
各路支援物資運到後,聶榮臻發出指示:「募捐來的東西,要以黨中央的名義,分配給每個專家和技術人員,行政人員一律不分。」
有時候開完會,周恩來特意留下科學家們一起吃飯,並吩咐做了一大盆肉丸子燉白菜豆腐,外加幾碟鹹菜和燒餅、饅頭,不停地動員大家吃:「這樣的飯菜,又經濟,有熱量,營養又好,大家要多吃一點啊。」
或者乾脆召集近一千名科研人員去宴會廳開會,而會議主題只有一個,吃肉!

三年災荒中,周總理一方面忙於其他國務,一方面還要抓國防尖端科學技術。

有一次,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見總理又在餓飯,就用茶杯盛上玉米粥送到總理座前的茶几上。總理一邊當茶喝,一邊傾聽大家發言,竟忘了喝。
會後,還剩小半杯玉米粥,他不讓倒掉,帶上車去,又趕往下一個工作地點。
每一個科研人員都充滿熱情幹勁,沒有多少灰心喪氣,更沒有消極沉悶,他們身形憔悴,眼裏都彷彿透着光,彷彿有一種力量可以凝聚人心、頑強攻關。
就是在這麼一個艱難形勢下,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研製工作屢出奇跡。
08
從1960年開始,鄧稼先領着年輕人分三個組突擊,進行大量計算。
有時要精確計算某個數值,需要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而算完的紙帶子和計算機的穿孔帶子,一捆捆地放入麻包中,從地板堆到天花板,可以堆滿一屋子。
為什麼如此艱難,主要還是計算工具太過落後……
他們一般用的是手搖計算器,算乘法正着搖,算除法就倒着搖。
手搖計算器
當時我國最高級的計算機,是每秒1萬次的104機,數量極少,各單位都要排隊使用。
鄧稼先只能在計算所去算最重要的部分,然後剩餘的其它運算,都用簡陋的機子來完成,甚至是動用算盤,忍受的反覆失敗和折磨。

有些公式大家白天推不出來,晚上鄧稼先回家,第二天早晨就拿出了結果。
到1960年春天,鄧稼先遇到了一個大難題。
他們需要獲得一個製造原子彈中的關鍵參數,之前蘇聯專家隨口告訴了一個數值,等他們自己驗算時,才發現數值完全對不上。
重複驗算,是一個極其費時費精力的過程,這個過程不依賴任何靈感迸發,純粹是用人力來填,有的只是痛苦麻木。他們每算一遍都有幾萬個網點,每個網點要算7一8個參數,每個參數要解五六個方程式,有時還需要進行替代。
宋任窮部長看着都有點擔心,只能鼓勵他們:「你們……幹得不錯,沒有被困難嚇倒。」
整整一年時間,鄧稼先領着一批人,從頭到尾先後經過了9遍計算,最後才得出了正確數據。
華羅庚把他們所計算的問題稱為:「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
最終,鄧稼先成功勾出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輪廓。
最特別的地方是使用鈾235做核材料,同時採用內爆方式,與其他四個核大國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徑。
到了1960年底,原子彈研製已經進入決戰階段,需要有更多專家參與進來。
有從蘇聯歸來的王淦昌,他曾作為中國代表,在蘇聯原子核研究所當副所長,從事基本粒子研究。他知道國家在還蘇聯的債,於是在回國前一天,將節省下來的5萬盧布(價值15萬美元)交給駐蘇大使,説:「我願為祖國還債。」
有赴英留學,並且師從馬克思·玻恩(量子力學奠基人)的彭桓武,曾受命參與建設中國原子能反應堆工程,在得知錢三強的徵詢意見時,語氣很堅定:「三強,這件事總要有人來做,國家需要我,我去。」也曾有人問他為什麼回國,他的回答是:「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
有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當教授的郭永懷,在接觸機密資料,被問詢「如果發生戰爭,是否願意為美國服兵役?」時,他的回覆是一個「不」字。到1956年,他和夫人衝破阻撓回國,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和錢學森並肩作戰。
有在英國皇家化學工業研究所就職的程開甲,同樣師從著名科學家馬克斯·波恩,在回國的行囊中,除了給愛人買的一件皮大衣外,全是寶貴的物理學書籍和資料,他心裏認定:這些,都是祖國最需要的。
王淦昌主管核武器爆轟物理研究;
彭桓武主管核武器的理論研究;
郭永懷主管核武器研製的實驗和武器化工作;
程開甲主管狀態方程及爆轟物理的理論研究。
這四個人,就如鄧稼先一般,從此走進了一個陌生領域,名字成為絕密,消失在大眾眼裏。
陳能寬,金屬物理學家,1947年赴美國耶魯大學物理冶金繫留學,獲得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陳能寬的夫人回憶道:
那是1960年的夏季,有一天能寬從單位回來,吞吞吐吐地對我説:「我要走了,要走很長時間。」
我感到很奇怪,平時他説話不這樣躲躲閃閃的。他沉吟片刻後,又字斟句酌地説:「如果組織上讓我去一個你找不到,我也不能跟你聯繫的地方工作,你會理解嗎?」
那時候,我們的組織紀律觀念都很強,他不説,我也不再深問,只是説:「如果是組織需要,我沒有意見。」
話是這樣説,但淚水還是忍不住流了下來。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去搞原子彈了。
那裏條件十分簡陋,荒灘上只有幾幢乾打壘平房。
來自全國調集的200多名高、中級科學技術人員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他們在這片土地緊張地開挖地溝,埋電纜,架設電線,一刻都不能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