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乎想象：兩彈一星元勳背後的艱辛故事_風聞

在那段艱難的歲月中，正是這羣最可愛的人將青春和生命獻給科研，才有了國家的富強以及我們此時此刻和平安逸的生活……

讓我們記住這些名字，他們是“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以及被追授勳章的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趙忠堯、錢驥、錢三強、郭永懷。

01

「請轉告毛澤東同志，你們要反對核武器，自己就應該先擁有核武器。」

這是法國科學院院長、諾貝爾獎獲得者約里奧·居里的原話。

因為當時的國際形勢，對中國並不友好。

1950年11月3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白宮記者會上曾公開表示：「如果中國志願軍越過三八線，美國可能考慮對中國使用原子彈。」

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提交了一個方案，即用15-30顆原子彈在中朝邊境炸出一個原子輻射區域。

到了1952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去南朝鮮訪問，許多軍官向他建議：「應考慮使用小型原子彈和核大炮，封鎖中國大陸和中國東北基地。」

1953年初，艾森豪威爾下令，秘密地將原子彈運到沖繩島。

「如果朝鮮不能實現停戰，美國不對使用核武器的後果負責。」

核訛詐下的新中國，是在破爛攤子上建立起來，別説核武器，連製造常規武器的國防工業水平都很落後。

聶榮臻元帥説，建國以後，當我們還在醫治戰爭創傷的時候，世界上一些大國已經實現了現代化，進入了所謂「原子時代」和「噴氣時代」。

1954年，他去了有「中國軍工基地」之稱的昆明和重慶，只看到重慶有一些破窯洞，談不上什麼軍工廠，昆明有光學儀器工廠，也只能做低倍望遠鏡，連瞄準鏡都生產不了。

就是在如此嚴峻情形下，錢三強夫婦帶着尚在襁褓中的兒女，回到了闊別11年的祖國。

錢三強夫婦

他後來解釋了回國動因：

回到貧窮落後、戰火紛飛的中國，恐怕很難在科學實驗上有所作為。

不過，我們更加清楚的是：雖然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正因為祖國貧窮落後，才更需要科學工作者努力去改變她的面貌。

我們當年背井離鄉、遠涉重洋，到歐洲留學，目的就是為了學到現今的科學技術，好回去報效祖國。我們怎能改變自己的初衷呢？

約里奧·居里理解他的選擇：「如果我是你的話，也會這樣做的。」

1949年3月中旬，錢三強和中國代表團參加一場國際大會。

他想借這次去巴黎的機會，託約里奧·居里訂購一批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用來做原子科學研究，好打破封鎖。運送回國，總估算在20萬美元。

錢三強和約里奧·居里夫婦

但僅僅是一台中型迴旋加速器的電磁鐵，售價就不菲。

李維漢找到了錢三強，説：「今天約你來，是商量一下你提的那個建議，中央研究過了，周恩來副主席認為很好。清查了一下現庫，還有這個力量，決定支持你的建議。估計20萬美元不是一次使用，因此在代表團款項中，先撥出5萬美元供你使用。」

周恩來在電報裏特意批覆：錢三強購買實驗設備事，請先調查外匯如何匯去，實驗設備如何運回。到之，具體情況待面談。

這番經歷，讓錢三強特別感慨，事後用文字記錄下來：這些美元散發出一股黴味，顯然是剛從潮濕的庫洞中取出來，不曉得戰亂之中它曾有過多少血與火的經歷！

在秘密訪蘇期間，劉少奇等人想參觀核設施，被斯大林拒絕了，只給他們觀看了有關核試驗的紀錄片。

毛澤東回憶起當時的感受，對身邊警衞員説：「這次到蘇聯，開眼界！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但斯大林並不想中國搞核武器，他給出的理由是，社會主義陣營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就足夠，無須大家都去搞核武器。

所以，一切只能自己從頭幹起。

1950年春，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原子科學正式起步。

名字聽上去很拉風，但在建所初期，國家經濟困難，根本拿不出什麼經費，而且西方國家實行禁運，也買不到儀器設備。

多重壓力下，錢三強悟出一條生存和發展之道——「吃麪包從種麥子開始」。

於是，研究所一眾人便「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到北京的舊貨市場找零件，好自己製造儀器。

有一次，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到天橋的垃圾箱裏翻找零件，被警察誤以為是小偷；

王淦昌趕製一台便攜式γ探測儀，需要一個10兆歐姆的淬滅電阻，他跑遍北京舊貨市場找不到，只好自己動手繞制；

楊承宗冒着大劑量危險，到協和醫院舊鐳氡裝置上提取氡氣，用來製成氡鈹中子源；

為了製作一套計數管的真空系統，李德平從北京燈泡廠弄來裝了鎢絲沒有抽氣的燈泡，接到真空系統上代用；

為了製造劑量筆，趙忠堯想辦法弄來材料，自己動手拉石英絲；

鄧稼先用一把糖果，從路邊小孩手裏換得一截銅絲……

就這樣，短短几年時間，近代物理所許多領域的研究工作，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就這樣一點點搞了起來。

總歸有了希望。

02

想要發展原子能事業，就一定需要鈾資源。

李四光根據地質力學理論，對找鈾前景持樂觀態度，他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帶，二是要便於開採，在我國主要是在幾個東西帶上。」

但尋找鈾礦的過程並不輕鬆。

西北的鈾礦地質隊伍，可以説過着牧民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馬，手持着探測儀，按照一定比例尺進行普查找礦，沿途有蒙古包就借宿，沒有就住睡袋，睡袋還經常有蝨子光顧。

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達50攝氏度，進入天山後，又會迎來冰雹，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來的雪水。

在西部的獨龍山區，解放軍第4521程團，甚至犧牲了十幾名官兵，就為了找鈾礦。

1954年10月，隊伍在廣西鐘山縣發現了一條鈾礦，儘管開採價值不大，仍然振奮人心。

他們採集出第一塊鈾礦石，被譽為「開業之石」，並迅速帶回北京。

開業之石

毛澤東知道後，一定要看那塊礦石，並三番叮囑：「這個事情要好好抓啊，這是決定命運的。」

恰逢赫魯曉夫訪華，毛澤東提出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希望蘇聯在這方面給予幫助。

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赫魯曉夫並沒有準備。

他稍做遲疑後，勸説毛澤東應集中力量抓經濟建設，不要搞如此耗費巨資的東西，不然中國國力難以承受。

他還有一個不便明言的理由，那就是，自從蘇聯意識到核武器的威脅後，便向美國遞交了備忘錄，着手談判防止核擴散的問題。

蘇聯這邊剛做出承諾，中國這邊就要造原子彈，還要向蘇聯伸手，赫魯曉夫當然不會答應。

為了不給中國澆冷水， 赫魯曉夫只能承諾，由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小型實驗性核反應堆，以進行原子物理的科學研究。

在毛澤東看來，核反應堆也算數，這也是中國走向核武器研製的第一步。

1955年1月14日  錢三強、李四光等人接到通知，來到了中南海西花廳。

周恩來深知國際形勢嚴峻，前有杜魯門，後有艾森豪威爾，動輒以原子彈做威脅，中國下一步該怎麼做？這就是他召集錢三強等人的原因。

他把目光投向錢三強：

三強，你清楚約里奧·居里先生的話，要反對原子彈，自己就要有原子彈，這是朋友的忠告，毛主席、黨中央很重視這個意見。

但前些年，對這件事一時還顧不上，有些條件也不具備。比如鈾資源情況，總不能靠買外國的原料吧，再説，這樣敏感的東西，誰會賣給我們呢。現在情況不同了，去年秋天，地質部在廣西發現了鈾礦。

現在到了考慮發展原子能的時候，這件事遲早要做。今天先小範圍做點研究，聽聽有關情況，便於中央討論決策。

西花廳長談後，第二天，錢三強又來到另一處古色古香的庭院——豐澤園。

這天舉行的是書記處擴大會議。

會議桌上，放了一塊鈾礦石料，錢三強用自制的蓋革計數器，接通電源，慢慢靠近礦石，立刻發出「咯啦」「咯啦」的響聲，當把計數器移開，響聲便停止了。

幾位領導人十分好奇，親自上前做實驗，同樣現象再次發生，引得大家笑聲不斷，氣氛活躍起來。

李四光對我國鈾資源情況做了全面彙報：經過一年普查，在西北、中南、華東等地發現放射性異常點達200多處，確認有遠景的礦點11處……

「我們的礦石還有很多沒被發現嘛！我們很有希望，要找！一定會發現大量鈾礦。」

最後，毛澤東做了總結性講話：

今天聽了好多情況。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

我們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有了一定基礎，創造了一定條件。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該抓了，一定可以搞起來。

「你們看怎麼樣？」

錢三強等人也認為時機已到。

毛澤東看向在座的各位，接着説：

「蘇聯政府已經來信，願意給我們提供援助。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幹，也一定能幹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這天，會議一直開到晚上七點多，會後，毛澤東留大家吃晚餐。

餐廳裏擺了三張四方桌，每桌有6個普通家常菜。平常不大喝酒的毛澤東，這時端起了一杯葡萄酒，站起來，大聲説：

「為中國的原子能事業，乾杯！」

這一聲「乾杯」，拉開了中國製造原子彈的序幕。

03

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

1955年4月27日，錢三強與蘇方談判，簽訂了兩國發展原子能的協定，協定包括：

由蘇聯幫助中國建造一座功率為7000千瓦的重水實驗反應堆，以及一台磁極直徑為1.2米的迴旋加速器，並接受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和核物理研究人員赴蘇培訓和實習。

錢三強和劉偉一起到北京郊區選址，為反應堆和加速器安家，最後，他們選定了西南郊房山縣。

昔日的荒山野嶺間，很快就出現了一座原子科學城。

這邊正如火如荼，另一邊也歸心似箭。

1955年6月，一封來自海外的求救信，避開了美國特工的篩查，來到了陳叔通手裏。

這封信的主人是錢學森，信中內容是：

叔通太老師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別後未通信，然自報章期刊上見到老先生為人民服務及努力的精神，使我們感動佩服！學森數年前認識錯誤，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然而世界情勢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問題等待解決，學森等人的處境是不能用來訴苦的。學森這幾年中唯以在可能範圍內努力思考學問，以備他日歸國之用。

但是現在報紙上説中美交換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説謊，謂中國學生願意回國者皆已放回，我們不免焦急。我政府千萬不可信他們的話，除去學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歸不得者。從學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懷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確實姓名。這些人不回來，美國人是不能釋放的。當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説謊是騙不了的。然我們在長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錯過機會，請老先生原諒，請政府原諒！附上《紐約時報》舊聞一節，為學森五年來在美之處境。

在無限期望中祝您——康健

錢學森謹上

1955年6月15日

對於這一封非同尋常的海外來信，陳叔通深知它的分量，當天就送到周總理那裏。

「這真是太好了，據此完全可以駁倒美國政府的謊言！」

周恩來立刻作出周密部署，讓外交部火速把信轉交給正在日內瓦舉行中美大使會談的王炳南，並對王炳南指示：「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美國當局至今仍在阻撓中國平民歸國。你要在談判中，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　

錢學森要回國，對美國來説意味着什麼？

曾與錢學森共事的金貝爾，深知錢學森的價值。此前，他曾致電美國司法部，説出那句國人皆知的名言：「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我寧可把這個傢伙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

錢學森

因此，錢學森被非法拘留在特米那島嶼，受盡精神折磨，美國人想摧垮他的意志，好放棄回國的想法。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談，夜裏，守衞每15分鐘就來亮一次燈，使我沒法好好休息，這樣的痛苦經歷，使我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瘦了30磅。」

隨着這件事的影響越來越大，美方不得不釋放錢學森，並進行驅逐，但同時又仍不允許他離開美國，因為他的離去顯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聯合國大廈舉行。

會談開始時，美國大使約翰遜矢口否認美國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國公民。他宣稱，美國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國學者的法令，允許他們來去自由。

當王炳南亮出了錢學森寄給陳叔通的信件，美國代表措手不及。

最終，美國政府只能批准錢學森回國的要求。

毛澤東的評價是：美國人把錢學森當成5個師，在我看來，錢學森比5個師的力量大多啦。

錢學森是研究火箭和導彈的專家，為此，彭德懷約見蘇聯軍事總顧問，希望蘇聯提供火箭武器方面的圖紙、資料。

見蘇聯那邊沒什麼指示，周恩來當機立斷：導彈研究可以先突破一點，不能等待一切條件具備。立即抽調力量，組織機構，培養人才。

10月8日，以錢學森為院長的導彈研究院成立，中國的導彈事業開始走上軌道。 

50年代中期，蘇聯對援助中國的態度，其實一直始終處於搖擺之間，既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保持着消極態度。

對於中國希望發展導彈事業的請求，蘇聯認為中國的基礎不牢固，建議從培養幹部開始，比如接受50名中國留學生前往蘇聯學習，等情況成熟後，再來談其它。

也由於蘇聯的猶豫拖延，中方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只能緊縮投資，減少國防建設項目。

1957年1月14日 ，蘇聯又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了一份禁止核試驗的提案，認為擁有原子彈的國家數量增長，會使國際局勢複雜化。

蘇聯的這番態度，讓中蘇談判陷入了僵局。

04

破局很快開始。

1957年6月18日 ，蘇聯內部的鬥爭激化。

赫魯曉夫採取手段制服政治對手後，急切需要得到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中共的認可和支持。

中共中央連夜開會，討論了蘇聯黨內鬥爭問題，確定的基本方針是：從承認事實，分清兩派是非觀點出發，支持新的蘇共領導機構。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蘇共中央全會的消息和決議。

赫魯曉夫很高興，立即同意援助中國發展核武器和導彈事業。 

談判從9月9日開始，分成軍事、原子、導彈、飛機、無線電五組同時進行。

儘管在談判中，蘇聯還有一些保留，但總體説來十分友好熱情。

蘇方代表團團長、經委會主席甚至友善提醒：你們提出的這些產品型號，性能已經不ok了，還是換更新的型號吧。

9月14日，蘇方提交了協定草案，這位經委會主席再次對聶榮臻説：「這種協定，在蘇聯外交史上還是第一次，因為中國是最可靠、最可信託的朋友！」

聶榮臻被東斯拉夫人的熱情所打動，開會時強調：蘇聯政府這次很熱情，很誠懇，很慷慨！

1957年10月15日，中蘇正式簽署《國防新技術協定》：

根據協定，蘇聯將援助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工業、研究和生產原子彈、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向中國出售用於鈾濃縮處理的工業設備；幫助中國進行導彈研製和發射基地的工程設計，提供導彈樣品和有關技術資料，派遣技術專家幫助仿製導彈。

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實驗性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相繼建成，還培養了一批中國科技人才。

當時，毛澤東充滿信心：「原子彈就是這麼大的東西，沒有那東西，有人就説你不算數。那麼好吧，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以。」

然而，蘇聯援助是有條件的。

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致函彭德懷：為了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希望在中國境內，共同建設一座大功率的長波無線電中心，資金可主要由蘇方承擔。

這個要求，讓中方很為難。

毛澤東説：

這封信給我們出了一個大難題。不同意，有傷和氣，尤其是蘇聯幫助我們在前。

可是我們不可能拿原則、拿主權去講這個和氣。我們的原則是不和任何國家搞軍事同盟。

現在困難不搞，將來強大了也不搞；主權問題更是不能半點含糊。

經過慎重研究，彭德懷於6月10日覆函：中國政府同意建設長波電台，歡迎蘇聯在技術方面給予幫助，但一切費用由中國承擔，建成後，所有權歸中國，使用權歸兩國共有。

長波電台的事還沒談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毛澤東轉達了赫魯曉夫的新要求：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

「我們已經試製出很先進的新型潛艇，這種潛水艇是為了在太平洋對付美國第七艦隊。但是蘇聯的自然條件，不能充分發揮新型潛艇的作用。中國的海岸線很長，條件很好，希望在中國的某個地方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

毛澤東有點生氣。

中國的潛艇實力很弱，所謂的建立共同潛艇艦隊，説白了，就是蘇聯獨家的潛艇艦隊。

彭德懷更是憤怒：「電台架在我們岸上，潛艇駐在我們港口，天天在我們的海底轉悠，這叫什麼事？」

周恩來也表態：「一個聯合電台，一個聯合艦隊，中國海防就不在自己手裏了。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進來，再想讓他走就沒那麼容易了。」

第二天，尤金大使繼續表示：建立聯合艦隊是為了對付美國，建立長波電台是為了指揮潛艇，且必須在中國建。

毛澤東洞若觀火，蘇聯真實目的，就是以對付美國為名，行控制中國為實。

他嚴厲地對尤金説：「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

後來，赫魯曉夫親自到北京做説服工作，毛澤東仍然沒有答應。

「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蘇聯人民給了我們寶貴的援助。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我毛澤東和中國人民都不會忘記的。但友誼和主權不能混為一談。其他問題都好説，主權不行。」

「英國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多外國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待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了。」

沒有滿足蘇聯的要求，中蘇兩國的關係蒙上了重重陰影。

05

為了接受蘇聯的原子彈模型和圖紙資料，國家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也稱為九局。

九局局長李覺找到錢三強，説：「現在最需要一位能夠擔任理論部主任的科學家，這個主任業務要很強，一般強都不行。」

錢三強笑呵呵説：「這個人，兩年前我已經給你準備好了，他叫鄧稼先。」

研究原子彈，本是一件很苦的事情，錢三強盤算着該怎麼將這個利弊雙關的消息告訴他。

1958年8月，鄧稼先來到錢三強的辦公室。

他想給鄧稼先留下一段緩衝餘地，裝作漫不經心，説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話：「稼先同志，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樣？」

説完，他的目光很快掠過鄧稼先的面頰。

「大炮仗？」

鄧稼來不及細想，自言自語：「我能行嗎？」

錢三強慢慢地把工作意義和任務告訴了他，鄧稼先很快就懂了。

雖然不明白這份工作會給他的後半生帶來怎樣變化，他還是服從了組織調動。

這天，鄧稼先回家比平時晚一些，而且整個人心不在焉，顯得心事重重。

入夜，他在牀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睡，夫人許鹿希試探性問：「稼先，是不是有些什麼事兒？」

鄧稼先不知怎麼回覆，等許鹿希再問了一遍後，才緩慢開口：「我要調動工作了。」

「調到哪裏呢？」

「這不知道。」

「幹什麼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説。」

「那麼，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給我來一封信，告訴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這些也都不行吧？」

「真奇怪。」

許鹿希挺茫然，她還猜測是不是調到敵人窩子裏去了，不然怎麼都不能説？

接着是一陣死寂的沉默。

他終究還是一個普通人，既有家國情懷，也有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

鄧稼先剋制住自己的傷感情緒後，開了口：「我今後……恐怕照顧不了這個家了，這些全靠你了。」

搞原子彈，意味着從此必須隱姓埋名，不能發表學術論文，不能公開做報告，不能出國，不能和朋友隨便交往，這些他很清楚。

僅隔了一會兒，他的語氣又變得堅定：「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這句話，讓許鹿希很難過。

當時家裏有兩個小孩，而且爺爺奶奶都得了肺病，自己還要兼顧事業，身上壓着許多重擔。只是她選擇自己默默承擔一切，對他説：「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這個決定，確實讓鄧稼先一家犧牲了許多。

鄧稼先一家人

之後，他正式進入九局，擔任理論部主任，選定了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温高壓下的物質性質，這三個方面作為主攻方向。

那時九局還沒有房子，只能將北京城外的一大塊地方劃出來作為院址，庭院裏還有一大片高粱地。

鄧稼先和一羣副研究員，全部投入到施工行列，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牆，做着建築工地的各種雜活。

他滿身泥巴，沒有什麼怨氣，反而從心裏溢出一股豪情：「這是白手起家。」

同樣白手起家的，還有先後進來的上百名大學生。

這些大學生的專業，既有物理、數學、冶金、建築，也有外文，卻唯獨沒有一個是核物理的，大家對這方面都是一片空白。

相比較下，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匯聚了全球精英，僅科技人員就有15萬人。

人才儲備方面，中國真的是從零開始。

起初，鄧稼先親自給他們講課，講得既通俗又透徹。

但當時條件極差，許多理論書籍做不到人手一本，比如柯朗的《超音速流和衝擊波》，整個北京圖書館沒有第二本，而且還是俄文版，他們只能手刻蠟版，自己油印。

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飯，鄧稼先甚至可以站在黑板前直接睡着，在打了個盹後，又繼續投入到工作中。

有一天深夜回家，他看見自己5歲女兒和3歲兒子互相摟着，坐在房門外的樓梯上睡着了。妻子不在家，他把晚飯時給孩子開門的事給忘記了。

這一次，讓鄧稼先產生沉重的自責心情。

第二次，是關於他的年邁母親，備受哮喘病折磨，在體弱多病、最需要他照顧的時候，自己卻不能在她身邊，以至於拖到病情加重。

母親的離去，也讓鄧稼先深受打擊。

實際上，到九院工作後，鄧稼先回到家裏説話就明顯減少，和朋友親戚們的見面機會就更少了，整個人沉默寡言。

因為原子彈研製的保密範圍太大，做什麼不能説，在哪裏不能説，和誰在一起工作不能説，甚至許多不相干的事，也被圈起來禁止討論，總有間諜善於分析，能從毫不介意的細節中測推出許多重要情況。

所以鄧稼先與朋友交往時的話題，被劃到了最小限度。

他確實付出了太多。

06

蘇聯的援助，從一開始就是有限度的。

蘇聯專家在講授內容時，有嚴格規定，不能顯露自己關於其他方面的知識，而且因為中蘇關係惡化，更不敢放開手腳幫助中國同行。

但在中國核工業系統的兩百多名蘇聯專家，態度不同於蘇聯政府，他們不是鐵板一塊。

有的專家對中國很友好，態度和藹，儘管不敢突破政府的限制，但只要不涉及原子彈的內容，他們會和中國專家們談笑風生，天南地北什麼都聊；

也有的專家，在國內學生反映對講課內容記錄不完全時，甚至會將許多講課內容抄寫給他們，十分友善；

蘇聯專家

有的專家則態度惡劣，在講課時，會強調「不允許做記錄，你們大致有個概念就行」，並且在黑板上每畫一點圖，就會擦掉，甚至要求做了筆記的同志，會後一定要收回來。

當時聽講的宋任窮部長有些不高興：我是二機部的部長，這些由我負責。

一位名叫列捷涅夫的專家，此人到九局後就沉默寡言，十分消極。

他要求大家先學習俄語，理由是掌握了俄語才能進行工作交流，其他問題則一概不談，被大家稱為「啞巴和尚」。

副所長朱光亞想了一招，就是逼「啞巴和尚」開口。

他一個個找技術骨幹談話，分別根據他們研究和承擔的任務，要他們找幾個問題，從淺到深，從小到大，主動找蘇聯專家詢問，逼着啞巴開口，不斷擠牙膏。

但列捷涅夫是油鹽不進，只要被問到核心問題，一律是萬金油回覆：「你現在先把俄語學好就行了。」

劉長祿曾帶一本《火工品》去向他請教，當問及同步裝置是否用一種電子元件時，他直接扔掉《火工品》，生氣道：「現在提這個問題不是時候！」

「啞巴和尚」還列出上百個專業的書籍，其中甚至有關於養花的書。

鄧稼先客氣地請教：「花匠與原子核物理有什麼關係？」

啞巴和尚回覆：「你為什麼不問原子核物理學家要不要在開滿鮮花的環境裏工作呢？」

殘忍的現實是，向蘇聯學本事的路，已經走不通了。

所以，這一段工作基本停滯。

在當初的援助協議中，蘇聯要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模型和相關資料，但蘇聯三番五次推脱，遲遲沒有兑現。

原來，在當時已經有一枚原子彈樣品被組裝起來，一直放在車站，隨時準備送往中國。

蘇聯高層明白，同中國的關係已經惡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卻又不想撕毀合約，只能推遲送樣品的時間。

蘇聯不肯提供資料，中方這邊只能自己想辦法。

朱光亞試着將蘇聯專家講的東西彙總起來，重新整理，但這些材料，只起到了入門作用，對具體如何研製原子彈，基本沒有涉及。

為了拖延時間，蘇聯一些保密專家甚至挑剔起來，先是説模型廳的地面不夠平，於是鄧稼先和一羣人立即平整地面，使它平滑得用水平儀也測不出偏差。

專家又説，窗户上沒有加鐵欄杆，然後鐵欄杆也用最快的速度加上。專家還説保密條件不夠，於是鄧稼先又加設了「足跡地帶」，並按他們的要求一項一項補建。

直到保密專家再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時，就開始保持沉默，反正中蘇關係也到了惡化邊緣。

1958年7月31日，赫魯曉夫來到中國。

他再次談起「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事情，算是給中方下了最後通牒。

沒有任何意外，被中國嚴正拒絕。

也因此，中蘇關係急劇惡化，雙方的政策分歧日益擴大。 

另一個重大變化是：蘇聯向中國要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過去，蘇方索要的是中醫、中藥、種籽及農業、手工業等傳統技術和資料。從1959年開始，蘇聯大量索要工業新技術、尖端技術和中國重要資源、重大工程項目的資料。

1959年6月20日，這是一個需要劃重點的日子。

蘇聯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

我們和西方國家達成協議，都想禁止核試驗，並且快成功了，如果這時候被他們知道，這些核武器樣品和資料交給中國，那會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環境，讓國際局勢緊張。

所以……你懂的。

信的最後，蘇聯強調：「放心，一旦發生戰爭，蘇聯擁有的核武器將用來回擊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衞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各個國家。」

也就是説，蘇聯將為中國提供核保護傘，也有能力……提供核打擊，如果中國不聽話。

一切都白費了，回到1954年的起點。

赫魯曉夫違反協定的做法，讓中方領導人很憤怒，知恥後勇下，將首枚原子彈研製工作，定為「596」工程，也就是1959年6月，時刻銘記在心。

廬山會議上，周恩來向宋任窮、劉傑傳達了中央決策：「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07

1959年9月初，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進行了3天會談。

有記者問他和美國人談了些什麼，赫魯曉夫回答：「和平、友誼！」

赫魯曉夫訪問美國

9月30日，赫魯曉夫再一次來到北京，當晚進行了中蘇兩黨會談。

這次會談充滿了火藥味。

赫魯曉夫談到了中印邊界爭端問題，指責中國「是一個好鬥的公雞」，讓蘇聯很難辦。

陳毅立即拍桌子，憤怒站了起來：「不讓我們説，不讓我們爭，你是什麼意思？12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你讓我們屁都不放一個，拱手相讓嗎？不是我們讓你們難辦，是你們太霸道，欺人太甚了！」

會談不歡而散。

第二天，赫魯曉夫見到毛澤東時，語氣冰冷：「關於生產原子彈的事，我們是不是要把專家撤回去？」

毛澤東不卑不亢：「我們可以自己試試，這對我們也是個鍛鍊。」

赫魯曉夫離開中國後，大家已經不對蘇聯的援助抱有任何希望了。

毛澤東指示：要做好兩手準備。

宋任窮召開了黨組會議：「毛主席讓我們做好兩手準備，那隻手我們管不着，我們自己這一隻手得幹了，幹起來再説！」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政府，要求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專家和顧問，理由是：中國不肯聽取蘇聯專家的意見，粗暴對待，我們無法再忍耐下去了！

同時，蘇聯還單方面撕毀12個協定，終止了343項專項合同和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並要中國歸還在朝鮮戰爭期間，購買蘇聯武器裝備欠下的350億元債務。

蘇聯專家撤離中國時，帶走了所有重要的圖紙資料，還撂下一句話：「離開我們，估計你們20年也造不出原子彈。」

儘管專家臨走時，因為匆忙而掉下了一點碎紙片，上面有像眉毛形狀的弧線和數字，領導要鄧稼先整理，經過拼湊和分析，合成了一些以為可能有用的材料。後來才發現，這些內容完全沒用。

奇蹟是不會發生的，僅此而已。

此外，蘇聯援建的9個項目被迫停工，成了爛尾工程；有些即將建成的項目，也因為缺少配套的圖紙資料，推遲了建成時間。

7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道：

「蘇聯人民過去十年中在建設上曾經給了我們援助，我們不要忘記這一點。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劉傑找到了鄧稼先，沉聲説：「今後一切只能靠我們自己幹了。」

但其實，理論部的同志已經是靠自己幹了，鄧稼先早就對蘇聯援助不抱有什麼幻想。

屋漏偏逢連夜雨，蘇聯全面撕毀合約的時間，正迎上了「三年困難時期」，赤地千里，顆粒無收。

儘管那個年代，人們熱情高漲，幹勁十足，但許多參加晝夜攻關的科技人員，都患上了浮腫病，腿上一摁一個坑。

僅核武器研究所，就有差不多一半人得了浮腫病，還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標不正常。

副所長彭桓武也患了浮腫病，他雙腳腫得老粗，連布鞋都穿不進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裏光着腳走路，錢三強見了心裏很難過。

是沒有一個人喊苦，但情況真的非常嚴峻。

毛澤東聽了彙報後，決心不吃肉了，中央領導人全部戒葷。

周恩來心裏壓着一塊石頭，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他再三叮囑主管的負責同志，有再大困難，也要想方設法讓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吃飽，不能讓他們餓着肚子搞原子彈，並且特別叮囑二機部的領導：要各單位注意勞逸結合，不能靠突擊。

住在醫院治病的聶榮臻，想出一個臨時應急主意，以元帥身份向軍隊求援募捐。

「我以革命的名義向大家募捐，請求你們立即搞一點糧食和副食品支援我們的試驗基地吧，我們的科技人員太辛苦了，他們能不能活下來，是關係到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

他請求海軍調些魚和海帶，各軍區則調些豬、羊、牛肉，瀋陽軍區支援些黃豆、食油、水果來支援科學家，再三表示：要照顧好科學家，不能讓他們的身體垮了。

陳毅也發起號召：「科學家是我們的寶貝，要愛護。我這個外交部長腰桿子硬，也要靠他們。我們不吃，也要保障他們的起碼生活。」

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四面八方支援科學技術人才。

各路支援物資運到後，聶榮臻發出指示：「募捐來的東西，要以黨中央的名義，分配給每個專家和技術人員，行政人員一律不分。」

有時候開完會，周恩來特意留下科學家們一起吃飯，並吩咐做了一大盆肉丸子燉白菜豆腐，外加幾碟鹹菜和燒餅、饅頭，不停地動員大家吃：「這樣的飯菜，又經濟，有熱量，營養又好，大家要多吃一點啊。」

或者乾脆召集近一千名科研人員去宴會廳開會，而會議主題只有一個，吃肉！

三年災荒中，周總理一方面忙於其他國務，一方面還要抓國防尖端科學技術。

有一次，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見總理又在餓飯，就用茶杯盛上玉米粥送到總理座前的茶几上。總理一邊當茶喝，一邊傾聽大家發言，竟忘了喝。

會後，還剩小半杯玉米粥，他不讓倒掉，帶上車去，又趕往下一個工作地點。

每一個科研人員都充滿熱情幹勁，沒有多少灰心喪氣，更沒有消極沉悶，他們身形憔悴，眼裏都彷彿透着光，彷彿有一種力量可以凝聚人心、頑強攻關。

就是在這麼一個艱難形勢下，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研製工作屢出奇跡。

08

從1960年開始，鄧稼先領着年輕人分三個組突擊，進行大量計算。

有時要精確計算某個數值，需要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而算完的紙帶子和計算機的穿孔帶子，一捆捆地放入麻包中，從地板堆到天花板，可以堆滿一屋子。

為什麼如此艱難，主要還是計算工具太過落後……

他們一般用的是手搖計算器，算乘法正着搖，算除法就倒着搖。

手搖計算器

當時我國最高級的計算機，是每秒1萬次的104機，數量極少，各單位都要排隊使用。

鄧稼先只能在計算所去算最重要的部分，然後剩餘的其它運算，都用簡陋的機子來完成，甚至是動用算盤，忍受的反覆失敗和折磨。

有些公式大家白天推不出來，晚上鄧稼先回家，第二天早晨就拿出了結果。

到1960年春天，鄧稼先遇到了一個大難題。

他們需要獲得一個製造原子彈中的關鍵參數，之前蘇聯專家隨口告訴了一個數值，等他們自己驗算時，才發現數值完全對不上。

重複驗算，是一個極其費時費精力的過程，這個過程不依賴任何靈感迸發，純粹是用人力來填，有的只是痛苦麻木。他們每算一遍都有幾萬個網點，每個網點要算7一8個參數，每個參數要解五六個方程式，有時還需要進行替代。

宋任窮部長看着都有點擔心，只能鼓勵他們：「你們……幹得不錯，沒有被困難嚇倒。」

整整一年時間，鄧稼先領着一批人，從頭到尾先後經過了9遍計算，最後才得出了正確數據。

華羅庚把他們所計算的問題稱為：「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

最終，鄧稼先成功勾出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輪廓。

最特別的地方是使用鈾235做核材料，同時採用內爆方式，與其他四個核大國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徑。

到了1960年底，原子彈研製已經進入決戰階段，需要有更多專家參與進來。

有從蘇聯歸來的王淦昌，他曾作為中國代表，在蘇聯原子核研究所當副所長，從事基本粒子研究。他知道國家在還蘇聯的債，於是在回國前一天，將節省下來的5萬盧布（價值15萬美元）交給駐蘇大使，説：「我願為祖國還債。」

有赴英留學，並且師從馬克思·玻恩（量子力學奠基人）的彭桓武，曾受命參與建設中國原子能反應堆工程，在得知錢三強的徵詢意見時，語氣很堅定：「三強，這件事總要有人來做，國家需要我，我去。」也曾有人問他為什麼回國，他的回答是：「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

有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當教授的郭永懷，在接觸機密資料，被問詢「如果發生戰爭，是否願意為美國服兵役？」時，他的回覆是一個「不」字。到1956年，他和夫人衝破阻撓回國，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和錢學森並肩作戰。

有在英國皇家化學工業研究所就職的程開甲，同樣師從著名科學家馬克斯·波恩，在回國的行囊中，除了給愛人買的一件皮大衣外，全是寶貴的物理學書籍和資料，他心裏認定：這些，都是祖國最需要的。

王淦昌主管核武器爆轟物理研究；

彭桓武主管核武器的理論研究；

郭永懷主管核武器研製的實驗和武器化工作；

程開甲主管狀態方程及爆轟物理的理論研究。

這四個人，就如鄧稼先一般，從此走進了一個陌生領域，名字成為絕密，消失在大眾眼裏。

陳能寬，金屬物理學家，1947年赴美國耶魯大學物理冶金繫留學，獲得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陳能寬的夫人回憶道：

那是1960年的夏季，有一天能寬從單位回來，吞吞吐吐地對我説：「我要走了，要走很長時間。」

我感到很奇怪，平時他説話不這樣躲躲閃閃的。他沉吟片刻後，又字斟句酌地説：「如果組織上讓我去一個你找不到，我也不能跟你聯繫的地方工作，你會理解嗎？」

那時候，我們的組織紀律觀念都很強，他不説，我也不再深問，只是説：「如果是組織需要，我沒有意見。」

話是這樣説，但淚水還是忍不住流了下來。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去搞原子彈了。

那裏條件十分簡陋，荒灘上只有幾幢乾打壘平房。

來自全國調集的200多名高、中級科學技術人員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他們在這片土地緊張地開挖地溝，埋電纜，架設電線，一刻都不能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