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進程下的分税制_風聞

今天接着昨天的文章，聊一聊新動能與税收。

從1989年東歐劇變，到1991年蘇聯解體，再到1993年的最高蘇維埃解散，當時西方主流觀點，都認為中國也將走向解體。

這段時間，這也是台灣方面高呼“一箇中國”最積極的時候。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下，不僅國力突飛猛進，全國人民的向心力也在大幅增強，幾年之後就，讓西方國家認識到分裂中國成為了笑談。

中國沒有重蹈蘇聯的覆轍，也沒有重演一百年前清末、北洋、民國時期的分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1994年全面推行的分税制改革。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我們實施的是財政包乾政策，各地方税務自給自足，上繳中央税賦極少，導致的結果，就是在國內省份之間沒有關税壁壘之下，對外開放的東南沿海省份開啓了對中西部的資本掠奪，東西部貧富差距迅速擴大。

東部的“倒爺”們啥都不用幹，通過走私拿到進口的物資，倒手一賣就能獲利頗豐，而中西部的省份就跟鴉片戰爭之後類似，迅速淪為了被傾銷的市場，大量企業連轉型機會都沒有紛紛破產。

如果沒有分税制改革，那麼東西部之間的矛盾就會迅速激化，富裕東部看不上西部的窮親戚想要“脱亞入歐”，西部不願意被東部傾銷掠奪而準備鬧獨立，很可能會重蹈清末的割據分裂之路。

而分税制改革之後，東部向西部傾銷的利潤中，被中央抽取一部分，投入到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中，促使中西部的消費升級，而中西部的消費升級又會進一步推動東部的產業升級，從此形成正向循環。

我們現在來看分税制，會覺得天經地義，但是回顧自宋朝資本主義萌芽開始，中國的分税制改革一直都沒有能推動。

尤其是北宋末期和明朝中後期，隨着東南地區資本主義萌芽的新經濟出現，一方面，東南地區對北方地區形成了碾壓式的吸血，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税收迅速被新興經濟體所截流而枯竭。

這樣，新經濟引發税收被截流不僅使中央政府實力大幅削弱，不僅籌不到足夠的軍費，還被迫大幅降低政府公共事務支出；經濟單方面的吸血更導致了南北方出現了激烈的對立，北方的少數民族能夠迅速團結北方漢族地主武裝，然後揮軍南下，將資本主義的發展扼殺在萌芽。

站在大歷史觀的角度來看，清末的東南互保，北洋的南北分裂，民國的南北內戰，這些不可調和的南北割裂，無一不是全國經濟無法形成內部循環的最終產物。

所以，才會感受到分税制改革對於中國這個大一統國家的意義。

不要覺得這事兒只是發生在中國，在美國，富裕加州的獨立思潮與中部鏽帶州的失業紅脖子，跟我們90年代是很相似的，美國目前兩黨對於救援方案的爭議，本質也是對轉移支付機制的博弈。

歷史不會重複，但是人的決策往往會有參考。

就像目前面臨科技升級的美國，與數百年前面臨資本主義萌芽的歷代中國王朝也有着不少的相似，譬如執政者（宋徽宗、崇禎）希望對外揮舞大棒，但戰略上受制於税收下滑而不得不收縮，譬如國內保守集團代表（秦檜、吳三桂）本應積極對外，反而會不惜代價推動跨國保守同盟……

這背後，就像昨天文章中一羣可以收税的機構，都是新一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崛起，導致傳統的上層建築無法匹配已經大幅改變的經濟基礎。

同理，全球各主要經濟體都一樣，如果上層建築無法進行相匹配的“變法”，讓國內的經濟能夠繼續進行內循環，那麼在保守主義的回潮之下，各國如美國兩黨那樣內部的撕裂只會愈發的激烈且不可阻擋。

而這也是中國在90年代啓動全面改革之前，能率先改革分税制的強悍之處。

一方面，讓渡政府權力，允許掌握先進生產力的一部分人賺取人口紅利而完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另一方面，又要事先約定分税制與富裕的羣體進行分賬，強制其將以後部分利潤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帶動其他羣體的脱貧致富。

結果，中國憑藉着平穩迅速完成內部經濟循環，愣是趕上了90年代末崛起的互聯網浪潮，以及兩千年初的全球化浪潮，實現了國內國際經濟的雙循環。

而瞭解了歷史的進程之後，就會明白個人的選擇。

一方面，我們嘴上要號召改革之前先確定好分税制度，另一方面，我們行動上卻應該靠近那些正在完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新時代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