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操縱特朗普？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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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君臨研究中心

來源：君臨（ID：junlin_1980）

一個幽靈，在美國政治空氣中游蕩。

過去，他在沉睡，在蟄伏，他在等待一個時刻，重新支配北美大陸。

我們看着美國，搞出了文明的衝突，昨天女權神聖，今天LGBT，明天黑命貴，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讓美國四分五裂，支離破碎。

多少年來，美國自由派和民主黨活在自己的頻道里，一意孤行，長期奉行對內多元主義，對外普世主義政策。

根本不顧這些政策，是否得到美國人民的認可，是否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2016年，美國沉默的大多數站了出來，被蔑稱為民粹的他們，選出了“自己人”——特朗普。

讓這幽靈得以降臨。

以特有的粗魯方式，特朗普與他的選民攜手宣佈:

“

美國不是全人類的美國，而是美國人的美國；美國也不是多元包容的美國，而是白人優先的美國。

”這個幽靈，就是逝於2008年的薩繆爾·亨廷頓。

01

作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者，亨廷頓的著作充滿爭議，人送外號“烏鴉嘴”。

可“烏鴉嘴”更像一種褒獎，人們不得不承認他對時局的預測遠超常人，被他驚人的洞察力所折服。

縱觀他的思想：

無論是對移民政策的批評，還是對盎格魯-新教文化的呼喚。

無論是對民族主義的推崇，還是將中國作為核心假想敵。

無論對“達沃斯人”（國際化的富裕精英階層）的反感，還是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憤慨。

亨廷頓均與特朗普的內政外交理念，存在諸多不謀而合之處。

儘管在中文媒體中，特朗普被描述為一個胡言亂語，不按套路出牌，逗逼又張揚的地產商。

然而事實是，特朗普兑現了絕大多數競選時的承諾。

儘管他粗魯的像鄰家大叔，但他是沃頓畢業的商界精英；儘管他應對疫情不力，但並不妨礙他的支持者更加狂熱的支持他。

不管媒體再怎麼擠兑他，精英們再怎麼埋汰他，我們認為特朗普的再次當選幾乎毫無懸念。

美國人民喚醒了亨廷頓的幽靈，幽靈也將繼續激發美國人的自我意識。

過去幾十年的美國，其實是一個假美國。

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才像是真美國。

上任一年，特朗普削減了政府管制，降低税率，重新團結了盟友，失業率處於歷史低點，美股連創新高。

2017年11月，特朗普訪問北京，表態不再會容忍貿易上的讓步與損失。

12月，中國這邊還在回味“新時代中美關係新藍圖”，對不和諧問題隻字未提。

那邊，特朗普提出國會通過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從“合作伙伴”和“值得警惕”的國家，定位為“戰略上的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國家”。

2018年2月，美聯邦政府正式啓動美墨邊境隔離牆工程。

3月，特朗普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挑起毛衣戰。

4月，美國製裁中興。

5月，美國撕毀中美經貿磋商達成的共識，戰火重燃。

6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 提出，並不斷被重申。

7月，基辛格評價特朗普説：

“

歷史上不時地出現一些人物，他們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且強迫它脱下舊時代的偽裝。

”這個結束的時代，就是被知識界寄予厚望的自由多元主義時代。

正如二把手最能捕捉一把手的細微變化一樣。

中國的精英們，也敏鋭的察覺到，老大變了，世界必然隨之改變。

老大變成什麼樣了？

作為特朗普背後的幽靈，只有通過亨廷頓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著作，來還原真美國。

02

亨廷頓一生關注的問題，都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的大問題。

關心大問題的野生國師多了，亨廷頓之所以名垂青史，在於不僅具有發現大問題的洞察力，還有建構大理論，將利益訴求包裝在宏大敍事中的文筆和能力。

這就是一等一的政治學，不是象牙塔裏的曲高和寡，敝帚自珍。

作為最核心的筆桿子，政治學的關鍵，在於創造理論，為國家利益服務，為國家行為辯解。

在這個層次上，亨廷頓始終堅持的，就是國家利益優先的民族主義。

這也是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的理論基礎。

可國家利益看不見摸不着，他到底是什麼？

在美國，他不僅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更要捍衞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

在中國，你也許接受過初心使命的主題教育——“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

對照一想，國家利益其實就是回答三個問題：

我是誰？我來自哪裏？我要去哪裏？

假如這三個問題出現混亂，國家失去方向，還談什麼國家利益？

所以在不同歷史階段，當美國國家國家利益出現認同危機時。

亨廷頓就會著書立説， 拔亂反正，從理論上為美國指點迷津。

主要是以下5本：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

《美國政治：激盪於理想與現實之間》（1981）

《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1991）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

《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2004）

這5本書問世的年代，正好對應了冷戰高峯、冷戰後期，後冷戰時期。

在這些歷史階段，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亨廷頓展現了靈活而不僵化的理論身段。

從強調權威，接着轉向民主，然後又是文明衝突，創造了三個影響深遠的理論敍事方式。

用中文語境講，這也似乎對應了“堅持….，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新的時代內涵 ” 。

當然，強調什麼，突出什麼都不重要，那只是一層塗在表層，膚淺卻精緻的奶油。

國家利益優先的民族主義，牢不可破的國家認同，才是那層墊底的蛋糕。（歡迎搜索公眾號：猴子公社，閲讀更多精彩內容）

03

20世紀60年代末，冷戰高峯，蘇聯處於攻勢。

亨廷頓出版了《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提出政治秩序優先，強調集中甚於民主。

一時間，學界譁然，亨廷頓被批“美奸”，竟將蘇聯政體與美國相提並論，否定民主價值，鼓吹威權專制。

事實上，眾人誤讀了亨廷頓。

藉助這本書，亨廷頓為美國的“燈塔泯滅”和“雙標”進行了邏輯自洽的辯解。

在西方看來，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會帶來民主化。

民主化能阻止發展中國家倒向蘇聯，倒向共產主義，並幫助西方自由民主制終結歷史。

但現代化是一個美麗卻危險的夢。

二戰後，新獨立的後發國家歷盡波折，仍難以躋身發達國家行列。

反而由於實現現代化的努力而帶來政治動盪、族羣撕裂、社會崩潰。

因為經濟發展帶來打破原有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勢必帶來強大的社會動員與政治參與。

而成功的民主制，遠不是投投票那麼簡單。

此時，緩慢發展的政治制度，跟不上羣眾參政議政的熱切，從而導致發展中國家民主化沒有形成強調程序正義的那種西式民主觀，催生了很多激進左翼運動和民選左翼政府。

在一個缺乏法治傳統和理性文官體系的國家，貿然實行民主，造成的災難，其實遠甚於獨裁專制。

儘管左翼政權在國內實行反資本主義、反美的國有化政策，但多數民眾支持左翼政府。

這時候美國就陷入了兩難：

支持民主就得接受左翼政府，但左翼政府反美；

支持獨裁政府，雖背上反民主的壞名聲，但獨裁政府鐵桿反共，對美國也比較友善。

理想與現實之間，美國最終站獨裁者一邊。

基於此，美國參與了一系列推翻民選政府的活動：

1953年推翻伊朗民選總統莫薩德；

1964年顛覆巴西古拉特政府；

1973年顛覆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

那一時期，美帝的霸權行徑，遭到了東方大國連篇累牘的批評。

▲ 1972年前，直斥美帝黑手   來源：《人民日報》

在亨廷頓的筆下，美國的干涉別國內政，沒有遵循僵化的民主教條，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外交政策。

因為發展中國家社會動盪，會為共產黨上台提供可趁之機，因為歷史證明：

“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式的運動恰恰有本事來彌補社會動盪的短處 ”

“對於那些深受衝突和動亂之禍的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共產黨人能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 ”。

所以，在動盪的環境下，國家恰恰需要權威，來控制可能出現的政治不安定。

從而堅定地推動經濟建設和社會變革深入進行下去。

都是非民主，那麼相對共產主義而言，威權主義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但作為自由世界的“燈塔”，不能有道義上的失分。

那《變化》所做的，就是為美國提供了一套更精緻的辯解，哪怕説了對手的好話。

實際上，那是個理想主義勃發的年代，無論中國還是美國，日本或是西歐。

美國人開始醒悟並正視：

美國理想和美國現實之間存在着巨大的鴻溝。

面對這種認知失調，亨廷頓認為：

“

美國人不得不發展出一些獨特的方式來應對自由主義理想與政治現實間之鴻溝，以此實現權力的合法化，讓人民接受統治。

”庸俗點説，就是如何將“雙標”合理化。

對美國理想的質疑，自然不能靠滿街刷美國理想的標語去平息。

亨廷頓選擇了一種迂迴的方式，對美國信條提出了批評。

他指責個人主義至上的美國人，歷來對政治權威的必要性認識不夠。

無法理解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初級階段，需要的恰恰是權威。

04

20世紀80年代，蘇聯陷入阿富汗爛泥坑，石油牛市的終結，又讓蘇聯經濟的海市蜃樓破滅。

內憂外患，國力衰退的蘇聯，讓冷戰的天平向美國傾斜。

曾受美國支持的各獨裁政府，也因鎮壓異己的暴政，開始越來越不得民心，民主運動風起雲湧。

與此同時，民主這個標籤從社會主義轉移到資本主義的理論工作已經完成。

而且80年代貧富差距的問題並不突出，再分配壓力的減小，減少了精英階層對民主化的忌憚。

自由民主，開始成為資本主義的標配。

那麼後發國家的民主化，開始與美國國家利益逐漸合拍。

在新的歷史情境下，國家安全環境的大幅改善，亨廷頓的理論工作自然相應調整，開始淡化政治秩序優先論。

他相繼寫了《美國政治：激盪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

開始成為民主化的支持者和詮釋者。

一方面，可以洗刷曾支持獨裁政府的污名；

另一方面，可以介入民主化進程，影響民主化後的政權靠攏美國。

就《美國政治》來説，這大致相當於美國理想的“四個自信”。

就《第三波》來説，這大致相當於美國理想的“一帶一路”。

在《美國政治》一書的開頭， 他引用一位畢業生的檄文：

“

我們沒有宣告一個新真理來挑戰舊真理，相反，我們引用前輩的真理來抗議他們背棄真理。背叛者是你們，不是我們。事實上，你們才是顛覆分子，我們則是忠誠之士，驕傲地重申着被你們遺忘的誓言。

”借用青年學生的理想主義，亨廷頓點出了美國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

他指出，美國人不同於歐洲人，美國人之間沒有意識形態分歧。

他們共同信仰包含了自由、民主、平等、個人主義、法治、有限政府等原則的美國信條。

美國人是天真的，對美國信條的信仰，有一種宗教般的虔誠。

假如美國人放棄對信條的信仰，那麼就沒有美國例外，他們是世界上對意識形態最敏感的民族。

政治理想，構成了國家認同的核心。

正因為近乎天真的虔誠，美國人對理想與現實的不和諧才如此敏感。

▲ 來源：《美國政治：激盪於理想與現實之間》

每到了美國信條激盪時期，道德主義者就會用理想去問責現實，揭露美國的種種“罪行”。

這就是美式“雙標”，打着自由民主人權旗號，但從未想過兑現的謊言。

可畢竟亨廷頓是理論大師，他論證道——

儘管美國看起來虛偽。

不是因為它比其他國家更壞。

而是因為美國人對理想更當真。

所以他不認為美國是一個謊言，在書的末尾，他寫了君臨最喜歡的一句話：

“

美國不是謊言，而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正因為它也是希望。

”因為它不僅適用於美國，也適用於中國。

通過高明的論證和細緻的洞察，文筆優美的亨廷頓不僅為美式“雙標”正名。

更昇華了美國的“偉大”，在現實世界裏保存了一束理想主義的光芒。

亨廷頓寫作此書十年後，一位中國青年學者訪問美國，他將訪美的所看所想寫成了一本書，書名精確概括了這一矛盾，叫《美國反對美國》。（歡迎搜索公眾號：猴子公社，閲讀更多精彩內容）

05

時間到了1991年，民主化洪流幾乎淹沒了鐵幕內的世界。

隨着老大哥的解體，美國對外輸出民主開始一馬平川。

亨廷頓不再滿足做提升自信的工作，搖身一變，開始扮演推動者的角色。

盛讚民主的《第三波》便應運而生。

但這是亨廷頓的敗筆，他雖然主張對外推廣民主，但並不關心民主是否為後發國家帶來良性的改善。

真正的目的，在於為美國創造一種“民主世界大團結”的全球環境。

不過，事情很快就變得不對勁。

冷戰後，世界成為一超多強的多極世界。

最強大的敵人被肢解後，美國獨孤求敗，失去鬥爭方向，舉國上下對國家利益缺乏共識。

自從里根開啓新一輪自由化以來，經濟上行，歌舞昇平，內政外交政策逐漸被國內的、跨國商業利益與非國家的種族利益主導。

過去讓位於國家安全的移民、種族、精英階層“非國家化”等問題，開始浮出水面。

威脅着美國人的國家身份認同。

在美國需求“再次團結”起來的時刻，掌握話語權的精英卻在倡導多元文化主義，反對同化。

精英們的理想，是以種族、民族、性別、性取向等界定的羣體權利，來取代個人權利。

在亨廷頓看來，這不僅僅是個三觀問題，而是一個性質嚴重的“和平演變”問題。

因為這挑戰了傳統的美國理想。

對意識形態很敏感的亨廷頓，隨即挺身而出，認為美國需要：

1、重新設立假想敵，作為對內凝聚共識，對外團結盟友的基礎；

2、合縱連橫，既要阻止地區霸權聯合抗衡美國霸權，又要遏制地區大國發展。

這就是引爆全球的“文明衝突論”寫作出發點。

當然，中國人很熟悉這套邏輯，不就是“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嗎。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頓創造了一種新的國際政治理論框架。

他將世界上各個民族國家劃歸為七個文明圈，分別是：

西方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

文明的衝突好理解，但衝突的對象卻被他快刀斬麻，一分為二。

即佔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

其他文明最適合當假想敵的，首推擁有偉大文化傳統的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

但伊斯蘭文明缺少一個核心國家，組織渙散。

真正能入亨廷頓眼的，只有中華文明。

因為中國早熟，天生具有現代理性和高度組織性。

他寫道：

“

美國和中國幾乎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沒有共同的目標，兩國的分歧是全面的。

”《文明的衝突》出版於90年代中後期，此刻的亨廷頓已經看出，西方文明在衰落。

對此，他開出的藥方，是理直氣壯的雙標。

即：在美國內部要搞“統一思想，兩個維護”的一元文化，對外還是推普世價值，多元主義。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亨廷頓的迂迴。

他表面上寫的是世界問題，着眼的卻是美國內部問題。

作為移民國家，美國就是小世界。

美國內部的多元文化主義氾濫，勢必瓦解少數族裔對美國的國家認同。

看來，亨廷頓的法寶，還缺一個“黨的建設”。

06

2004年，亨廷頓出版了最後一部專著《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

書名出自美國憲法序言的首句：

“我們，美國人民…… ”。

那麼，我們是誰？

書中，他修正了《美國政治》中提出的美國理想立國論，將美國理想具體為盎格魯—新教文化。

所謂盎格魯—新教文化，包括從英格蘭的“都鐸憲制”繼承來的語言、政治和法律體制，也包括當年不見容於英國的基督教新教。

其中新教價值觀最重要，是“美國理想”的主要來源。

而多元文化的泛濫和墨西哥、拉美移民的持續增加，讓盎格魯—新教文化的主導地位岌岌可危，作為意識形態的美國理想，有可能被邊緣化。

美國就不再是美國了。

亨廷頓指出，問題不在於美國大眾，大眾是愛國的。

相對於精英，他們的三個意識（國家意識、文化意識、民族意識）更為濃烈。

問題在於精英階層。

在全球化時代，利益來源的全球化，讓他們失去了與羣眾的血肉聯繫，漠視羣眾的呼聲。

在精英眼中：

“

民族主義是邪惡的，國家特性是可疑的，愛國主義是陳腐的。

”説白了，大眾無法像精英那樣，拍拍屁屁就可以換個國籍。

這羣精英還不停用多元文化、歷史虛無來消解美國的核心文化。

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如何才能重新喚醒美國精英的國家意識呢？

答案依然是：

CHINA

誰是美國人的問題，就變成了誰是美國敵人的問題。

▲ 來源：《我們是誰》

根據亨廷頓的定義，美國的敵人：

“

意識形態上與己為敵，種族文化上與己不同，軍事上又強大到足以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可信的威脅

”放眼全球，這個敵人只能是中國。

那麼一旦敵人被確定，美國的民族主義就會激活，藉此整合內部力量，消解多元文化主義。

也就恢復盎格魯—新教文化的主體文化的地位了。

亨廷頓還引用了蘇聯的反面教材：（歡迎搜索公眾號：猴子公社，閲讀更多精彩內容）

“

蘇聯一開始就將自己界定為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從事反對世界資本主義的宏偉鬥爭，缺少了這一斗爭，蘇聯就沒有了特性，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很快就分崩離析。

”07

要理解美國，首先就是認識美式“雙標”——理想與現實的鴻溝。

正如亨廷頓所言：

民主是被推崇的，但不是用來讓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執政的；

（我們）希望伊朗和伊拉克遵守核不擴散條約，但卻放任以色列（發展核武）；

自由貿易是經濟成長的良藥，但卻不適用農業；

中國人權狀況是問題，但沙特的人權狀況則不是；

但任何政策不可能只有收益沒有成本，奉行普世價值雖讓美國“偉大”，但現實的土壤卻是殘酷乏味的，理想越崇高，目標越偉大，反而加劇了理想與現實的鴻溝，直至撕裂社會。

可菲茨傑拉德説過：

“

如果一個人能同時保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念，還能正常行事，這是第一等的智慧。

”擁有一等智慧的畢竟是少數，所以美式雙標容易被觀察，卻複雜的讓人難以理解。

一方面，美國人有實用主義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美國人又有新教為底色的宗教化理想主義，且遠比我們想像的強烈得多。

儒家是入世的學問，也薰陶出中國人實用主義的世界觀。

如果中國人用自己的思維方式來看待美國，往往就容易落入“陰謀論”與“洋人唯利益論”的狹隘模式。

中國人指責美國人不懂中國，但中國人是否又真正理解美國？

儘管有人説上面還有人讀《貨幣戰爭》，但我們認為，讀亨廷頓的才是主流。

中美兩國，都是由多民族構成的超大規模國家，都面臨着相似的問題。

亨廷頓説中國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美國難道不是？

特朗普的施政方針其實清楚的昭示了，他踐行了亨廷頓的內政外交路線，捍衞WASP最後的尊嚴，挽救美帝於危急存亡之秋。

他直斥由精英掌控的媒體為Fake News，直接響應底層民眾對精英階層的厭惡。

在大洋彼岸，中國人在走羣眾路線，精準扶貧，要不忘初心，保持與人民的血肉聯繫。

某種意義上説，中美兩國，都選擇了相似的政策，用民族主義來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國家認同的危機。

在《變化》中：

我們讀出了發展中國家需要權威的合理性。

一個國家的民眾沒有形成對“核心價值觀”宗教般的虔誠，如果盲目限制、消解權威，往往就會導致各地自行其是、偏離失控。

一個四分五裂，沒有共同信仰的散裝大國，如何形成統一市場，又如何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呢？

可要説美國人對政治權威的必要性認識不夠，那中國人對權威又是否過於依賴和迷信？

在《美國政治》中：

中國又何嘗沒有理想與現實的鴻溝。

新中國的誕生，何嘗又不是一羣近乎天真的理想主義者，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

每當我們紀念他們的時候，也會陷入沉思，如今的中國，是不是當初他們所期望的那個樣子？

在《文明的衝突》中：

儘管我們是一個漢族佔主體的國家，但從邊疆到漁村再到海島。

同樣有着文明的衝突，同樣面臨着國家認同的嚴峻問題。

儘管無數人通過改革開放獲得了財富，躍升精英階層，但也染上拍拍屁股就走的“國際公民”的虛偽。

美國人要問一句：我們是誰？

中國人也要問一句：我們是誰？

恰逢百年變局，美國人讀亨廷頓，中國人也讀亨廷頓。

亨廷頓還説過：

“

西方的崛起不是因為價值觀，而是因為高度組織性的暴力。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歡迎搜索公眾號：猴子公社，閲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