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名美國精英: 美國要學會與中國合作 | 文化縱橫_風聞

【導讀】昨日，因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虛擬辯論（即線上辯論），競選辯論會宣佈，取消第二場總統辯論。這意味着，10月22日在納什維爾舉行的第三場辯論很可能是兩位候選人之間的最後一次辯論。自美國大選開始以來，特朗普頻繁拿中國説事，“中國或干預美國大選”的謠言甚囂塵上。本文作者通過與114名美國權威人士的深度對話以及對美國社會的廣泛調查，深刻分析了美國精英對中美關係及未來世界格局的基本觀點：美國要學會與中國合作。

他們指出，中美關係變動的核心因素是中國崛起的效應與美國衰落的焦慮。崛起大國與既有霸權國如何避免走向戰爭，不僅僅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而且成為迫在眉睫的現實議題。美國面臨嚴峻的國內外挑戰，為維繫全球領導地位而進行大幅戰略調整，以國內穩定發展和亞太主導地位為優先訴求，其戰略重心從歐洲大西洋向亞洲太平洋傾斜，並將亞太戰略的矛頭指向中國，將中國鎖定為對手，對華戰略遏制成分加重。對此，中國應以長遠眼光來審視和處理中美關係，既要清醒認識中美實力差距，又要努力消除誤解和誤判，既要堅決維護核心利益、積極擴大共同利益，又要注重軟實力建設，並且要建立科學完備的國家戰略體系。

文章原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 門洪華 |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

1972年，中美兩國領導人高瞻遠矚，以非凡的勇氣和卓越的智慧打破僵局，促成了冷戰的轉折和雙邊關係的突破，書寫了改變人類歷史的新篇章。40年來，中美兩國既是世界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世界轉型的主要推動者，中美關係逐漸成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複合性和挑戰性的雙邊關係，並位移至世界變革的重心，其前景不僅決定着兩國的當前福祉，也深刻影響並塑造着世界的未來圖景。

美國精英大多認為，世界正在醖釀巨大變革，而中美關係深刻體現了世界轉型的複雜性。結合全球化進程、世界轉型和大國興衰變遷，諸多美國精英認為，“中美兩國都在回覆到正常狀態”，這具體表現在：美國雄風不再，在經濟、政治等領域均具有的超凡地位正在失去，尤其是經濟規模佔全球30％以上的盛況不會再現；中國從經濟崛起到走向全面復興，開始恢復一個大國曾有的榮光。正如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 Kupchan）指出的，中國回覆到正常狀態的主要表現是全面崛起，而美國回覆到正常狀態的主要表現是經濟衰退導致的霸權焦慮。

這是一個剛剛開始的歷史性時刻，美國的衰落可能持續數十年之久，而中美關係卻由此進入關鍵階段，尤其是中國越來越被美國視為最重要的競爭對手，甚至是多年來的最大挑戰，儘管中國一再表明和平發展的決心，但在許多美國精英看來，中國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之全面性超過了蘇聯。中美兩國元首確定的“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係”的戰略定位遭受挑戰，儘管中美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諸多美國精英認為中美在其他方面的衝突卻似乎不可避免。**美國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第五屆中美關係研討會上發言指出，發生鉅變的時刻是誤解、誤判或無意衝突最容易發生的時候。

**中美關係變動的核心因素是中國崛起的效應與美國衰落的焦慮。崛起大國與既有霸權國如何避免走向戰爭，不僅僅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而且成為迫在眉睫的現實議題。**美國精英普遍關注的問題是，中國正在悄然改變大戰略趨向，而美國出現戰略異動並有可能導致根本性調整，中美關係未來走向充滿變數，這是一個決定世界未來的關鍵時刻。

許多美國精英認為，中國國內存在着各種嚴峻問題，世界影響力迅速增強，尤其是在東亞勢力發展太快，開始採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戰略，中國大戰略調整已經開始。這必然導致對美國東亞利益、亞太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巨大挑戰。**許多精英指出，中美之間沒有根本性的戰略衝突，兩國都無法承受相互視為敵人的後果，但雙邊關係的劇烈變動確是不爭的事實，這反映了一種潛在的長期趨勢，以及發生長期戰略衝突的可能性。**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倫·弗雷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的觀點頗具代表性：

“與日俱增的利益衝突、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尖鋭分歧具有決定意義，兩國關係由此更為緊張，而亞洲是中美未來衝突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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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精英關注美國東亞戰略的調整，或稱之為美國的主動戰略謀劃，或視之為防止中國將美國趕出亞洲的自然反應，並密切關注中國的回應。

面向未來，我們需要遠見、勇氣與智慧。中美關係堪稱有史以來最具挑戰性、影響最大的雙邊關係，其走向考驗着兩國決策者和戰略界的智慧。因緣際會，筆者作為美國艾森豪威爾基金會高級訪問學者，在美國進行了為期50天的研究考察，與美國各界精英就中美關係進行了戰略對話，得以深入瞭解美國對華戰略的走向。本文正是這次美國調研考察的成果結晶，其討論的主題是：

美國各界精英如何看待美國、中國、中美關係的現狀與未來走向？

面對世界轉型，中美同時面臨重大挑戰與歷史機遇，如何撥雲見日、高瞻遠矚，規劃各自與世界的未來？

中國如何從美國精英的認識中見微知著，清晰勾勒對美戰略的總體框架？

▍衰落的焦慮：美國面臨的挑戰及其戰略應對

確保世界領導權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大戰略目標，根據情勢變化大幅調整戰略部署亦其常規作為。美國密切關注世界趨勢、大國動向與本國情勢，長於、勤於戰略謀劃，致力於維護其西方霸主地位，冷戰結束以來更是追求其“單極時刻”的固化，挾其優勢打造單極秩序。然而，進入21世紀，世界進入全面轉型時期，大國興衰出現根本性變革，非西方國家羣體性崛起，西方國家頹勢初現，尤其是2008年至今發端自美歐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加速了世界的轉型。

世界轉型具體體現為權力轉移、問題轉移和範式轉移。

所謂權力轉移，即行為體及其權力組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尤其體現在非西方國家的羣體性崛起、西方大國總體實力的相對下降上。其次，國家行為體權力相對下降、非國家行為體權力上升，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之間的權力重新分配，即使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發現市場和國際輿論迫使它們更經常地遵循特定的規範。

權力轉移導致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問題轉移，這具體表現在全球性問題激增，國際議程越加豐富，安全趨於泛化，非傳統安全上升為國際議程的主導因素之一，國家興衰出現加速跡象，國際制度的民主赤字問題成為國際議程擴大的衍生因素。問題轉移也導致國家戰略的必然調整，生存不再是國家唯一的關注核心，發展和繁榮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

以上權力轉移和問題轉移導致了國際關係的範式轉移。從宏觀意義上講，國際政治開始讓位於世界政治，國際關係的內涵大大豐富，複合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國共存共榮的全球意識，國際體系變得更富有彈性和包容性。從中觀意義上講，經濟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約束着大國作為，各國追求的國家利益不再絕對，且融入了更多相對性含義。**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不再完全是零和遊戲，也會出現積極成效乃至共贏，國家間基於共同利益的合作具有更基礎性的作用。**從微觀意義上講，國家自身的戰略謀劃更具有本質意義，在競爭與合作並存、競爭更加激烈的情勢下，如何在動態之中把握國家戰略利益變得至為關鍵。

世界轉型的加速衝擊着既有的國際秩序架構，催生了基於共同利益的國際秩序重塑。與此同時，開放地區主義受到普遍接受，地區結構及其運行機制因之有可能造就更加穩定的秩序，協調、妥協、合作被視為大國在秩序建構中的重要戰略趨向。

有鑑於此，美國所尋求的單極主導秩序難以建立，世界秩序的轉型日益體現為以多極化為基礎，以共同利益的匯聚及其制度化、共同責任的分擔（大國承擔重要責任、其他國家分擔責任）為趨向，以地區秩序建構為先導。亞太地處世界轉型的核心，一方面亞洲國家崛起此起彼伏，它們融入國際體系的努力衝擊着國際秩序，它們塑造世界的能力的增強深刻影響着國際秩序的走向；另一方面美國將亞太視為其國家利益的重心，力爭確保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亞太秩序走向關乎世界未來，也關乎美國核心利益。

美國處於世界秩序重塑和地區格局變動的核心，基於其維護全球領導權的雄心，它面對的國際挑戰無疑是嚴峻的。國際秩序的轉型與重塑本身就是對美國的挑戰，因為既有的國際秩序大致上是美國主導建構的，更多地反映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政治利益和戰略考慮。隨着新興國家的羣體性崛起，它們的國際影響力穩步提高，它們改革國際秩序乃至建構新秩序的呼聲趨於強烈，美國建構單極秩序的奢望已經落空，且其既有的全球利益佈局遭受更多、更全面的衝擊。

**在美國精英看來，對美國全球主導權的挑戰主要來自亞洲格局的變化。全球權力格局正在從歐美大西洋時代轉向太平洋時代。**亞洲尤其是東亞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心，發展中大國經濟崛起，進而擴展其國際影響力。與此相對照，歐美發達國家面臨債務危機加重、失業率居高不下等難題，持續陷入經濟停滯。可以説，西方國家的相對衰落已成定局，國際政治重心正在加速東移。

另一方面，**亞洲內部的大國興衰亦在加速，日本走向和平衰落，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等相繼崛起，亞洲內部力量對比的巨大變化、亞洲大國（尤其是中國）與美國實力對比的變化導致亞洲格局出現失衡，亞洲在形成新的均衡過程中充滿變數與挑戰，對美國維繫亞洲主導地位、確保亞洲戰略利益的挑戰也相對上升。**筆者認為，對美國而言，亞太時代的來臨既是機遇也是巨大的挑戰，確保亞太地區領導地位成為美國大戰略的核心訴求。

對任何國家而言，把國內事情辦好都是海外利益拓展的基礎，美國亦復如是。然而，美國當前最嚴峻的挑戰卻來自國內，經濟處於困境，財政債台高築，社會陷入失衡，政治難以決策，國內整體上呈現出最平庸的灰色。

首先，美國經濟處於艱難轉型中。儘管很多美國精英冷靜地意識到，美國以5％的人口占有世界經濟的30％-40％不正常，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亦屬正常，美國實力下降並不是零和的，但低迷的經濟增長、持續的金融危機、鉅額的財政赤字加重了美國人的危機感。2011年，美國存在1330多萬的失業人口和1000萬的半失業人口，即每6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處於貧困狀態，當年美國僅增加了160萬個就業崗位，與巨大的失業人口相形見絀；財政赤字高達1.234萬億美元，債務餘額增至14.34萬億美元，超過美國國會2010年立法設定的14.29萬億美元上限。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業在數十億公共基金救援和政府政策的扶持下恢復經濟主導地位，但它並沒有利用公共救助資源推動經濟增長，而是繼續其既有的博弈遊戲。由於兩黨政治爭鬥，美國難以出台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長遠看將公共債務降到可持續水平的有效財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不足、失業率居高不下、房地產市場低迷、銀行業脆弱等因素惡性循環，制約着美國的經濟復甦。

其次，兩黨纏鬥不休，且只關心非常具體的問題。美國政黨政治失去了昔日的節制和中立，國會處於分裂狀態。查爾斯·庫普乾指出，從政策取向上看，兩黨實際上沒有多大差別，現在卻公開討論分歧，政界人士公開表達其意見，這在美國政治上實屬異常。美國國會內的辯論表明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似乎身處完全不同的世界，僅有9％的共和黨人給予奧巴馬總統積極評價，各種民意調查表明，美國人不相信兩黨合作能夠實現。限於選舉因素，美國國內政治妥協越來越難，兩黨之間經常陷入政策僵局。

其三，美國社會不平等有所加劇。具有代表性的是，始於2011年9月17日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街頭政治形式對華爾街的貪婪無度表達憤怒，對金融機構缺乏監管、金融市場功能失靈表達不滿，對社會不平等表達憂慮，呼籲抵制緊縮計劃、改革美國經濟，再造美國民主。“佔領華爾街”運動暴露出美國社會的深層次問題，即貧富差距嚴重，1％的人控制着一半以上的股票和有價證券，這些超級富翁與99％的其他人形成了理念中的對立。許多人士稱，美國處於新的“鍍金時代”，表面上金光閃閃，而社會面臨被撕裂之虞。“佔領華爾街”運動引發了美國社會對收入分配不均的廣泛討論，深刻地影響着美國的經濟、政治議程。

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現狀，導致美國民意發生巨大變化。《紐約時報》進行的社會調查表明，70％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日漸式微。加之美國反恐10年、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耗資7.6萬億美元、6000名美國士兵命喪戰場，國內出現強烈的厭戰情緒，民意開始變得內向，美國陷入自信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之中。

筆者認為，美國實力穩居世界之首，其海外資產豐厚，創新能力猶在，其國防、情報能力並未削弱，依靠其軍事部署支撐的外交基礎實際上更加牢固了，美國面臨的棘手問題首在應對國內政治僵局和社會失衡，如何處理國內問題、恢復自信心和重建社會信任對美國前景更具實質性意義；而如何改變在全球議題上的戰略短視、防止從擴張過度走向反應過度，亦是美國面臨的核心政策命題。

有鑑於此，美國將關注重心轉向國內，進行國內政策大調整已勢在必然。鑑於當前的政治現狀，美國國內政策的調整取決於大選，宏大戰略的調整尚需等待。諸多美國精英對美國政治體制可能走向崩潰表示深深的憂慮，而大選能否凝聚共識、國內緊張狀況可否緩解亦令他們分外擔心。

**諸多美國精英意識到，世界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美國永遠擁有至高無上的霸主地位是不正常的。**查爾斯·庫普乾不無冷靜地指出，國際體系走向重構已成必然，未來的世界將是多邊的，各種政治體制並存。從絕對意義上看美國並沒有衰退，其前景依舊光明；從相對意義上講美國和西方全球財富的下降剛剛開始，美國衰落可能歷時數十年之久，但這一進程已經不可避免，國內問題的解決是其國際政策的基礎，因此美國大戰略轉向國內將是必然的，美國國際影響的減弱也是必然的。

當然，**許多美國精英並不認為美國走向衰落，美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在於如何進行戰略調整。**正如美國著名評論家法伊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指出的，我們深信美國可以在新的世界中繁榮昌盛，繼續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是始於蘇聯解體的美國單極時代已經結束，美國進行戰略調整勢在必然。

筆者認為，美國的大戰略目標依舊是護持西方霸權、確保全球領導地位。為此，美國在聚焦於國內穩定發展的同時，重點思考如何處理中國、印度等崛起國家與現行國際秩序間關係的問題，如何在即將到來的多極時代確保領導地位，並大幅度調整其國際戰略，主要是改變長期以來奉行的先歐後亞戰略，從中東挑戰中脱身，轉向重點應對長期而影響深遠的亞洲問題。當前，美國戰略調整的主要表現是：藉助部分亞洲國家尋求利用美國平衡中國地區影響力的意圖，調整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加大對亞洲尤其是東亞事務的介入力度，從而體現出制衡中國的態勢，攪動了世界各國的戰略神經。

▍鎖定的對手：中國崛起及其對美國的挑戰

中國崛起無疑加重了美國衰落的憂慮，**美國各界精英普遍將中國視為鎖定的對手。當然，這裏所謂的“對手”，其含義是最重視的競爭對象，而不是註定的敵手。**許多美國精英強調，中國在走向復興，其政治文化、經濟實力、地區作為、外交政策值得密切關注。與對美國自身的判斷不同，美國精英普遍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重新崛起勢不可擋，中美之間已經出現了經濟影響力的轉移，中國大戰略有可能藉此調整，並對中國的走向憂喜交加。

在許多美國精英看來，中國的戰略優勢是明顯的。這不僅體現在經濟貿易乃至金融的全球影響力上，也體現在中國軍事實力的穩步增強和地緣優勢上。具體地説，世界經濟活力和貿易中心已經轉移到中國，中國為許多國家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其經濟成就得到了其他國家的羨慕和欽服。許多精英並不否認中國存在的經濟社會問題，但相比而言中國已經渡過了危機，開始着手解決環境問題，併成為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領域的領先者，中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可以預期的。許多精英也對中國政治體制的變遷表達了認可之意。波音公司副總裁斯坦利·羅斯指出：

“西方對中國的政治發展表示懷疑，但最愚蠢的就是預測中國政治體制會激烈變革。實踐表明中國總在變革，30多年來中國的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以説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其他精英人士也對中國政治制度促進經濟發展、有能力接受變化與挑戰並願意採取經濟措施表示了肯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教授托馬斯·芬加（Thomas Fingar）總結指出，過去30多年間，中國政策幾乎沒有犯過巨大錯誤，中國領導人保持了政策連續性，這對世界而言確是幸事。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以其研究中國政治制度多年的經驗總結認為，**中國會走向民主，但不會追隨美式民主，而將體現中國的傳統與特色。**在文化上，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逐漸走向務實，和平主義、非擴張性的戰略文化得到了繼承，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認為，隨着中國迴歸其在國際社會的正常位置，中國更加註重孔孟之道，而不會移植或師從外國模式，中國倡導建立和諧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迴歸孔孟思想的要義。

美國各界人士都對中國軟實力的擴展表現出濃厚的研究興趣，認為中國軟實力的拓展有實際成效。例如，全美東亞語文資源中心主任、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吳偉克（Galal Walker）認為，中國用三四十年的時間造就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度，這是中國擁有軟實力的重要基礎。

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項目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對中國軟實力多有批評，但也承認中國政府非常重視提高國家形象，促進文化交流，加強公共外交，併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戴傑指出，中國更加開放，對外國人也比較友好，日益受到世界的關注。與此同時，中國的戰略優勢也體現在地緣政治和外交作為上。隨着中國經濟貿易力量在亞洲的和平投射，中國的地緣優勢正在凸顯。在外交作為上，中國支持國際體系，提供公共物品，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其所採取的和平、合作政策得到了其他國家的贊同和支持。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指出：

“中國被強國包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政策不宜輕動，2010年的情況證明了這一點，2011年中國外交政策已經回到既有的軌道，相比而言中國過去10年的外交是非常成功的。”

哈佛大學資深教授、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約瑟夫·奈（Joseph S. Nye）認為：

“數億中國人成功脱貧是一項非凡成就，中國應對腐敗、污染是有效的，並在繼續推進改革，我對中國的未來相對樂觀，中國將會變得更加富有、更加開放、更加環保、文化更有活力，但不會遵循西方民主模式。”

當然，美國對中國的認識也不乏負面看法、誤解乃至歪曲。**在美國的媒體中，中國往往被視為攫取資源的巨獸，不能保護知識產權，凌辱競爭者，忽視人權保護，操控人民幣匯率，貿易戰、資源戰似乎不可避免。**美國精英自然也少不了對中國存在的問題進行批評和指責，且集中於對中國民主進程的憂慮和對中國外交政策轉向的擔心。儘管美國精英普遍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是理性的、有能力的，但地方層面存在的問題是嚴重的，而腐敗問題更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問題，處置不當有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價值觀的缺失、尤其是傳統社會倫理的喪失殆盡可能帶來嚴峻的社會問題。李侃如指出：

“中國社會為利益所驅動，當前中國政府難以在專注經濟發展的同時教育民眾、促進社會公德。”

芬加進一步指出，如何使民眾自己感受到中國生活方式存在着吸引力至關重要。這些問題與中國文化現狀相聯繫，成為中國面臨的長遠挑戰。許多美國精英對中國傳統普世性價值觀的不復存在表示惋惜，認為中國在全球價值上貢獻甚少。

有的美國精英則擔心中國改變鄧小平開創的開放道路，改變參與國際社會的態度與方向，甚至出現根本性的大戰略轉向。他們擔心中國走向不確定，懷疑中國的戰略意圖，力爭約束中國將美國趕出亞洲的企圖，加強對中國的防範，又強烈要求中國分擔更大的國際責任，進一步開放市場，允許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甚至不惜訴諸威脅。

概言之，美國精英認識到中國崛起帶來的全球積極效應，但對中國的戰略走向爭論不已。**許多精英認為，中國以建立和諧世界和多極化世界為口號，致力於建立一個能夠約束美國的多極化秩序，成為受認可的世界大國，並尋求取代美國。**鑑於此，中國有可能實現大戰略轉向，而中國在東亞積極運用硬實力的作為理應引起警惕。中國影響力的迅速擴大已經賦予其塑造國際體系的能力，中國有可能調整現有的選擇性合作戰略，採取更加咄咄逼人的舉措。

其他精英則從積極層面看待中國的戰略走向。紐約大學教授熊玠（James Hsiung）強調：

“縱觀歷史，實現第一次崛起的國家大都依靠侵略崛起。中國鄭和發現新大陸的經歷表明，中國第一次崛起並未採取侵略措施，第二次崛起也不會採取侵略做法。”

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蘭迪·施韋勒則認為，中國無意採取進攻的措施，中國發展深藍海軍的舉措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中國才有可能主導亞洲。

另外一些美國精英從相對辯證的角度看待中國的戰略走向。**他們認為中國是美國面臨的唯一潛在競爭對手，中國的經濟規模可能會超過美國，這是自19世紀末以來美國從未面臨的狀況；中國是比蘇聯更全面的戰略對手，它深深融入國際體系，更加依靠對外貿易和海外資源，更傾向於和平投射國際影響力。**他們認識到，有關中國推翻現有國際秩序的看法過於簡單化，而美國戰略界長期以來按照融入思路來制定對華政策、希望改變中國行為的做法太過一廂情願。

筆者認為，中國既不會推翻既有的國際體系，也無意替代美國的主導地位，當然也不可能順從美國的意願，這一戰略趨向既給美國提供了巨大的塑造空間，也給美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關注的核心：搖擺於遏制與接觸之間的中美關係

1972年迄今，中美關係歷經風雨，和鬥相兼，走到今天實屬不易。中美成為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的兩個國家，雙邊關係亦堪稱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明形態、不同發展階段的大國和平共處、共存共榮的典範。當前，中美之間既存在結構性、戰略性、利益性的矛盾與衝突，也正在進行雙邊的、地區性和全球性的戰略合作，這一態勢既反映了全球化條件下大國關係的普遍複雜性，也預示着中美應對當前、謀劃未來的不同戰略思路所導致的特殊碰撞。

當前，兩國實力對比的溢出效應發酵，使得兩國合作異常重要，而兩國競爭更為引人注目，中美有可能產生的衝突更是引起美國精英人士的密切關注。波士頓學院教授陸伯彬（Robert S. Ross）認為，**中美關係處於1972年以來最糟糕的時候。**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則擔心，中國不會讓美國人留在亞洲。

當然，**這些精英並不認為中美必有一戰，**他們一方面深刻意識到中美之間存在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現實利益等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並非減少而是在擴大，兩國攜手應對經濟復甦、氣候變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共同挑戰極其必要。恰如康奈爾大學教授寇艾倫（Allen Carlson）所言，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相互需要、相互期望並相互觀察，應該能夠找到解決分歧的辦法。

實際上，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9·11”事件以來，中美以共同利益為訴求，致力於塑造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積極推進互利共贏的合作關係，兩國之間建立的雙邊機制超過55個（包括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戰略安全對話），每年定期舉行會議，兩國領導人形成了較為明確的擇期互訪機制，達成了一系列戰略共識。

有的美國精英強調，**檢視中美關係40年的歷程，可以發現中美之間沒有根本性的利益衝突，雙方存在着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出現不同的利益認知和現實分歧也是自然的，強調尋求擴大共同利益是必要的。**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舉例指出：

“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均致力於實現無核化和去核化，中美在台灣問題上都認為應由兩岸民眾選擇未來，只是在處理技巧上有所不同。我們更需要的是深入理解對方，超越文化差異。”

許多美國精英認為，中美之間存在着諸多衝突因素，但雙邊關係的前景卻是令人樂觀的。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專家喬納森·查尼斯（Jonathan Chanis）指出：

“中美在環境、反恐、氣候變化等領域有共同利益，在朝鮮問題上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相悖的考慮，在人權問題上則存在着利益衝突，然而任何亞太國家——包括日本——都不願意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我們需要合作性的雙邊關係。”

柯偉林強調，中美在人民幣匯率、雙邊貿易等方面的爭端不是決定性的問題，雙方的政治矛盾是可以消弭的。

更多美國精英則強調了共同利益尋求的重要性以及實現共同利益的方式。近年來美國在全球經濟危機、亞丁灣海盜、朝鮮核危機等一系列跨國問題上與中國合作，獲得了明顯的或潛在的戰略收益，為進一步擴大中美共同利益提供了信心和經驗。

曾長期參與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美國財政部前助理部長、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研究員科布·米克斯特（Cobb Mixter）指出，經過幾年運作，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不僅關注宏觀層面的認識，也開始討論事關中美利益的現實問題，並在技術層面上找到了許多的共同利益，坐下來討論如何促進相互理解與共同發展實屬進步。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研究表明，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和無核化的尋求上有共同利益，但其政策目標的優先考慮確有不同，中國認為穩定的重要性超過無核化，而美國將無核化作為首要目標，即使以朝鮮政權更迭為代價也在所不惜。中美兩國應該就各自的戰略意圖及其對地區穩定的影響展開討論。有的學者指出：

“美國人應該反省其對華態度，認識到兩國利益相互交織在一起，片面認為兩國一致或相互敵對都是錯誤的，我們必須學會超越具體的政策領域，從對方核心利益的角度看待雙邊關係。”

戴傑直言不諱地指出：

“美國應該考慮的問題是，面對自己影響的下降，有必要更加註重合作，尤其是與利益相悖的國家加強合作。”

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競爭、分歧與利益衝突引起了美國精英的更多關注。實際上，中美之間存在利益衝突是必然的，也是難以避免的，問題更在於如何冷靜看待和妥善處理分歧，防止衝突升級，促成良性競爭。

筆者通過調研發現，儘管美國精英認為中美競爭、分歧與衝突在戰略、政治、民主、人權、經濟、貿易、人民幣匯率、意識形態、文化、國際責任等各個層面均有深刻體現，但**他們最關注的卻是戰略層面和東亞地位兩個議題，經貿衝突（包括人民幣升值問題）亦退居其次，**而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更是各不相同。以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為代表的一些美國機構和人士猛烈抨擊中國對美貿易和人民幣匯率政策，強調因此失去工作的美國民眾會咆哮。

其他精英則認為這過於危言聳聽，甚或如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妮娜·哈奇格恩所説：

“只有少數人關注中美貿易問題，而這些人是要從與中國的分歧中受益。”

美國精英強調，中美競爭和衝突首先體現在戰略層面上。隨着中美競爭從經貿向地緣政治領域擴展，兩國戰略分歧更加突出。**一些美國精英人士對奉行接觸政策產生了深刻的懷疑，認為對華接觸政策促進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卻沒有帶來美國所希望的中國政治體制“民主化”，強大起來的中國開始尋求取代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領導地位，並致力於在亞洲建立一箇中國主導的排他性地區集團。**2010年以來美國在亞洲啓動的前沿部署外交實際上就是這一認識推動的產物，也是美國大戰略調整的徵兆。中國對美國的戰略意圖高度警惕，認為美國正在採取讓盟友放心、讓中國焦心的戰略。

筆者通過調研認為，中美都在密切關注對方的戰略動向，擔心對方出現根本性的大戰略轉向，在中國看來，美國大戰略轉向就意味着美國放棄對華接觸政策，走向遏制與對抗；在美國看來，中國大戰略轉移意味着中國放棄和平發展道路，放棄韜光養晦原則，轉而採取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措施。基於此，中美互有期待，亦互相設防，世界各國開始炒作中美之間行將爆發新冷戰。

上述戰略層面與東亞安全聯繫在一起，使得中美東亞主導權之爭受到格外關注。2010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在亞太地區動作頻繁，無論是經貿投資層面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推行，還是與澳大利亞、日本、韓國軍事同盟關係的加強，均體現出掌控地區主導權的戰略意圖。美國評估2010年的外交情勢時，認為中國借美國在亞洲影響力下降、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之際，乘機擴大地區影響力。蘭德公司資深研究員施道安（Andrew Scobell）認為：

“中美存在安全困境，開始相互視為威脅”。

美國高調介入中國南海爭端，中國則強調應以雙邊方式解決南海爭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葛來儀為美國辯護，強調美國的初衷是擔心中國將美國趕出東亞，其頻繁動作是為了尋求平衡而不是遏制。柯慶生也認為，面對崛起的中國，美國加強與日韓澳等盟國的安全合作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史文（Michael D. Swaine）則指出，美國不能依靠對抗達到目的，也不應該對中國軍事現代化採取針鋒相對的軍國主義政策，因為中國無意尋求霸權地位，美國應該採取積極措施加強雙邊溝通與多邊接觸。

中美競爭、分歧與衝突使得美國精英再次激辯對華戰略選擇。戴傑總結指出：

“當前美國存在兩種對華戰略觀，接觸派認為經濟發展會促進和平，促使中國利益和觀念發生變化，從而減少發生衝突的可能。衝突派（或新冷戰派）則強調中美存在結構性矛盾。”

這是接觸論和遏制論的傳統二分法，實際上，美國少有絕對的接觸論者或遏制論者，大多數精英認識到接觸中國是必須的，但僅僅採取接觸政策並不能確保美國戰略利益的實現；在某些方面、某些時刻採取遏制措施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完全遏制不可能奏效。故而，**真正認為美國應該、能夠遏制中國的美國精英並不多，更多人士強調遏制與接觸並用的戰略。**芬加不無玩笑地指出：

“我在政策分析部門工作20年之久，從來沒有一個會議討論如何遏制中國的問題。美國對中國採取了兩面下注的戰略，中國對美戰略又何嘗不是如此？”

美國精英在對華戰略應是遏制為主、接觸為輔還是接觸為主、遏制為輔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爭論不休。阿倫·弗雷德伯格明確主張以遏制為主的對華政策。他強調，亞洲是未來衝突的癥結所在，美國應通過在東亞部署硬實力抗衡中國崛起：

“我們需要採取行動，加大制衡的戰略比重。”

其他的一些學者則力圖維繫二者之間的平衡，如柯慶生指出的：

“美國應該維持目前的對華戰略，它包含兩個方面內容：一方面是在亞洲的安全和政治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阻止中國利用脅迫手段解決爭端；另一方面是通過積極的外交接觸，鼓勵中國通過建設性的經濟和外交政策擴大影響力。”

筆者認為，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美國對華戰略依舊搖擺於接觸與遏制之間，而遏制的分量已有加重之趨勢，尤其是隨着兩國戰略態勢的變化，昔日採取接觸政策的經貿領域也出現了更多遏制的成分，安全領域、戰略領域的遏制分量無疑更趨加重。迄今，中國依舊避免直接衝突，對美國行為的反應十分謹慎，而美國仍未放棄加大壓力。

綜上所述，中美關係處於關鍵時刻，雙方都深刻感受到了來自對方的戰略壓力，戰略信任的匱乏頗為搶眼。許多美國精英都強調，中美令人不安的現狀迫切需要領導人採取措施平息事態， 避免崛起國家與既有大國走向戰爭的方式唯有領導人介入，確保雙邊關係正面發展。

▍未來的走向：美國戰略調整與中國應對之策

美國大戰略是否會出現根本性的轉向？如果出現重大的戰略調整，其基本方向是什麼？美國戰略調整對世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為各國戰略人士所密切關注，也是美國精英討論的問題。

筆者通過調研認為，面對全新的國內外情勢與趨向，**美國戰略調整勢在必行，其大戰略目標依舊在於護持美國霸權地位、確保全球領導地位，其戰略方向和具體部署正在進行大幅度的調整。**美國戰略調整來源於對國內、國際形勢的冷靜判斷和主動把握，但能否通過戰略調整實現其根本目標，美國並無十足的信心，當前的美國依舊處於戰略焦慮期，其未來走向仍值得密切關注。

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形勢迫使美國將戰略重心轉向國內，全球權力轉移尤其是中國全面崛起的態勢又迫使美國不得不主動謀劃，而全球化時代國內外因素密切聯動的特徵使得美國受到更多戰略約束，其目標實現更具難度。**總體而言，美國戰略調整的重點是，優先促進國內穩定發展，同時確保亞太主導地位。**如此，美國必然調整全球戰略部署，改變二戰期間就奉行的先歐後亞戰略，將自己的未來更加密切地與亞太地區捆綁在一起，將亞太主導權視為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核心保障，全面加大對亞太地區外交、經濟和軍事投入，將其戰略重心從歐洲大西洋向亞洲太平洋轉移，並將亞太戰略的針對者鎖定為中國。

與此同時，美國明確意識到自身經濟實力的衰落和經濟地位的下降，難以繼續依靠經濟手段（包括經濟合作、經濟援助、經濟制裁）、軍事威懾維繫主導權，不得不依靠外交等軟實力手段彌補其硬實力的不足，綜合運用經濟、安全、外交乃至意識形態手段，謀求強化整體實力。在維護亞太主導地位上，美國利用亞洲國家對中國意圖與戰略走向的憂慮，通過加強軍事同盟、深化安全合作、推進經貿合作的制度化等途徑進一步介入亞太事務，與這些國家密切捆綁在一起，打造對華柔性包圍圈。這具體表現在：

第一，推進同盟關係的深化，構築新型多邊軍事合作體系，如強化與澳大利亞的同盟關係，駐軍達爾文空軍基地，加強美軍在太平洋、印度洋的存在；借朝韓衝突之機，深化與韓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伺機推動美日韓安全協調的制度化；借南海爭端之際加強與菲律賓、越南等國的安全合作，參加東亞峯會，引導東亞峯會討論海上安全問題，以此介入南海爭端，並伺機進駐曾經撤出的軍事基地。

第二，大幅度提升與印度的戰略合作關係，視之為制衡中國影響力擴大的亞洲柱石。

第三，大力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着力打造美國主導的亞太自由貿易圈，介入東亞一體化，阻礙中國掌握東亞經貿主導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撰文提出，今後10年美國外交戰略最重要的使命是大幅度增加對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及其他方面的投入，如前沿部署外交、維護條約聯盟、召集小型多邊會議、探究新型貿易協定、擴大軍力部署等，明確提出美軍重心轉移的主要目的在於應對中國。

當然，很多美國精英也意識到，遏制中國的目標過於宏大，難以達其所願。與此同時，在越來越多的全球性問題應對上，美國又迫切需要中國的鼎力支持。因此，美國必有借重和接觸中國之意圖，確保中國全面融入國際體系，接受既有國際規則的約束，塑造中國的國際作為，亦是美國對華戰略的重要目標。

就像史文指出的，美國對中國繼續奉行兩面下注的綜合性戰略。美國戰略調整引發了亞太地區的權力重新組合，使得亞太地區安全形勢更趨複雜，傳統的領土爭端與愈演愈烈的海權競爭相互交織，中美安全衝突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美國通過強勢迴歸凸顯影響力，其政治經濟實力的下降與軍事、外交影響力的擴大形成鮮明對照，引發了各國對美國今後戰略走勢的猜測。美國戰略調整的矛頭直指中國，在熱點問題上採取明顯偏袒中國鄰國的干預立場，強化與相關國家的同盟、準同盟關係，推行海空一體化，着力前沿部署，使得中國感受到了軍事遏制態勢和強大的戰略壓力，並造成了兩國地緣戰略競爭的深化。

與此同時，**美國不僅維護了既有盟友和潛在盟友的利益，實際上也將它們置於兩難境地。**多數亞洲國家把美國看成是消除焦慮的工具，但都認為自己的經濟前景與中國緊密聯繫在一切，即使美國最密切的盟友日本亦如此。東亞各國並不必然期望美國遏制中國，也並不完全將中國崛起視為自己的威脅，而是期望美國在既有的領土領海爭端中發揮制衡中國的作用。各國並不願意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或為美國火中取栗。正如葛來儀指出的：

“東亞國家存在着經濟上依賴中國、安全上依賴美國的困境，希望與中美同時保持良好關係，並不希望看到中美衝突，此前各國都擔心兩國集團聯合主導，現在開始擔心兩國衝突。”

美國建立在傳統同盟基礎上的威懾體系能否持續奏效值得深入觀察，正如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謝淑麗（Susan Shirk）指出的：

“美國的軍事實力受到限制，儘管奧巴馬政府強調美國是太平洋國家，但實際上離這個區域很遠，事實上美國還是一個地區外大國”。

曾幾何時，美國擔心中國並非走和平崛起之路；如今，美國對和平發展的中國顧慮重重，開始把戰略矛頭對準中國。中美戰略困境可否緩解？中國如何積極應對美國戰略調整，確保本國可持續的和平發展？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來自對歷史的回顧與梳理，更取決於對當前的把握和未來的謀劃。

從某種角度上看，中美關係正在走向正常而成熟的雙邊關係。兩國關係近年來的發展證明，大國競爭並不必然帶來危機與戰爭。中美關係開始體現出互補性、合作性、建設性、競爭性、創新性的特徵， **一種複合相互依賴的雙邊關係正在形成，**這是我們樂觀其成的。當然，我們應清醒認識到，美國對華政策是兩面的，一方面推進雙邊關係發展，對擴大中美合作抱有期待；另一方面在安全戰略上對華防範心理明顯，對中國政策走向不斷提出要求甚至施壓，力促中國朝着美方所期望的方向演變。

我們認為，中國應結合世界發展趨勢、自身發展形勢、美國戰略調整態勢，以長遠的戰略眼光來審視和處理中美關係的未來，密切關注，善加謀劃，積極應對，具體包括：

第一，清醒認識中美實力對比，堅持和平發展道路。

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基於兩個方面的認識：中國實力增長和對中國意圖的評估。21世紀前10年，中國日益發展壯大，而美國囿於內外困難而相對衰弱，兩國力量變化形成鮮明對照，美國人深感失落、焦慮和憂心忡忡。中國已經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歐洲陷入債務危機向中國伸出求援之手，這就是超過2/3的美國人認為中國經濟實力超過美國的原因所在。許多美國精英秉持既有的歷史邏輯，認為中國將走向對外擴張，中美未來必然陷入某些危機。冷戰結束以來的22年裏，美國有16年在海外作戰，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耗費了大量財富，依舊難以從伊斯蘭國家的軍事爭端中脱身，自身陷入經濟危機、社會不寧、政治停擺的困境。許多機構和人士都從統計學角度研究中美實力對比，似乎中國實力超過美國已成必然。

我們認為，必須客觀冷靜地評估中國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認識到經濟總量位居全球第二並不等同於第二大世界經濟強國，經濟強國並不等同於世界大國，**“不要低估美國的戰略優勢，高估中國自己的戰略地位”。**中國唯有堅持和平發展道路，遵循“堅持韜光養晦、爭取更大作為”的建設性原則，以和平方式投射其影響力，積極承擔國際責任，才能成長為國際社會認可、尊重的世界大國。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中心，是各國制定政策、進行戰略調整的核心關注點，甚至常常被視為潛在的威脅和對手，我們需對此穩住陣腳，冷靜觀察、沉着應對。就像亞洲基金會副總裁海恩（G. Hein）指出的：

“同樣的事情、同樣的做法，小國圓潤自如，大國卻難以得到認同，這就是大國的困境。可以説，大國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獲得他國滿意，因此大國要有容人之量。”

第二，促進戰略信任建設，努力消除誤解和誤判。

中美關係存在的問題，首在戰略信任的缺失。中國決策者深刻認識到培育戰略信任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在諸多重要場合都強調培育和深化戰略信任是中美關係順利發展的重要前提。很多美國精英也深刻意識到中美加強戰略信任的重要性，強調減少不信任是中美之間面臨的核心問題。

尤其是，許多美國人士認為中國強大對美國意味着危機，中美兩國有待於培育雙贏意識，增強相互信任。中美關係存在着諸多誤解，有的精英認為：

“中美之間最大的誤解在於，中國認為美國致力於遏制中國，美國則錯誤地認為其他國家將追隨美國來制衡中國。”

因此，中美要加強交流，加深相互理解，減少誤解，共同努力降低相關風險。

第三，清晰劃定國家利益的底線，堅決維護核心利益，積極擴大共同利益。

中國應以強化和擴大共同利益為國際戰略的基點，而不是把縮小分歧作為處理大國關係的基點，一味避讓畢竟不是大國崛起之道。隨着中國全面參與國際事務，相關議程在迅速擴展，與其他國家尋求共同利益的鞏固和擴大是可能和必要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和東亞地區的利益攸關方，以強化和擴大共同利益作為國際戰略指導原則有其可行性，符合中國的長遠戰略利益。共同利益是中美關係發展的內生動力。當前世界重大問題的處理，離不開中美兩國的參與和貢獻，正如許多美國精英指出的，如果中美攜手合作，就會出現共同的解決方案；如果兩國發生分歧，全世界將被迫在相互衝突的做法之間作出選擇：

“如果中美雙方不能找到共同利益，則就是兩國戰略的失敗、世界的失敗。面對這麼多世界性問題，兩國惟有理性應對，如果選擇非理性措施，則會引起嚴重的世界性問題。”

中美雙方在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塑造國際金融秩序、相互投資、新能源開發、維護東亞穩定等諸多領域擁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雙方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在強化和擴大共同利益基礎的同時，我們還要清醒認識到中美之間存在的深刻分歧和對抗性因素，認識到美國是能夠給中國核心利益帶來最大侵擾的國家。基於此，我們必須在事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核心戰略問題上清晰劃定中國的戰略底線，堅決維護核心國家利益。

第四，堅持求同存異原則，加強相互理解，妥善處理分歧。

中美關係體現出既有全面接觸與合作、亦有深刻分歧與矛盾的基本特徵，雙方都一再表明以大局為重、追求共贏目標的意願。世界未來的和平與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關係能否實現有效合作。鑑於兩國戰略競爭態勢已然形成，如何妥善處理分歧、加強危機管控、防止某一方面的風險蔓延至整體關係就變得至關重要。

中美雙方在許多問題上存在着嚴重的分歧，正如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維克托·查指出的，美國在意識形態、人民幣匯率等一系列問題上對中國提出了過高的、在中國看來很不公平的要求，中國不可能滿足這些期待。許多美國精英指出，中美關係的關鍵就在於如何管理這些分歧，防止衝突調門升級導致安全困境式的情勢。妥善處理兩國分歧，其基礎在於相互信任，加強相互理解，堅持求同存異的原則，堅信寬闊的太平洋、蓬勃的全球化足可容納中美兩國合理的利益訴求。

第五，注重文化軟實力建設，強化對外文化交流機制，促進世界新文明的形成。

2008年下半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機和歐美債務危機加速了世界經濟權力轉移的進程，進一步推動了西方及其他國家對西方文明的反思，促使許多國家更加珍視本國傳統文化。在這一進程中，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備受世界各國的重視，中國開始將弘揚傳統文化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堅持中國傳統文化本位，致力於通過文化開放、大力吸收其他文化的精華而實現民族文化復興。有鑑於此，新的文明交融正在中華大地上展開，中國不僅為世界新文明的形成做出貢獻，也迎來了引領世界文明潮流的戰略機遇。

當然，我們也深刻認識到中國文化建設面臨的諸多難題，尤其是國家文化軟實力亟待提升。文化交流是促成軟實力提升的重要途徑，也是增進相互理解與信任、從社會層面化解分歧與衝突的良方。當前，中美文化交流愈加豐富，從戰略層面考慮加強交流已成共識。沈大偉教授建議中國可參照美國經驗加強文化交流機制建設。

第六，面向世界大國的願景，積極建立科學完備的中國國家戰略體系，加強馬克思主義戰略理論體系建設。

中國既有的國家戰略體系並未將世界大國作為遠景目標，體現出內向性、經濟性的特徵，靈活反應有餘，長遠謀劃不足，根據國內外環境變化建構科學的戰略體系已迫在眉睫。建構科學完備的戰略體系，應秉持“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傳統戰略思想，強調國家發展戰略與全球戰略、地區戰略的內在協調，以國家實力的理性評估為基礎，明確戰略目標的漸進性和確保總體佈局的合理性。

鑑於中國和平發展與世界轉型並行，我們更應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以戰略觀念變革為先導，強化共有觀念的建構能力，在戰略觀念創新方面下“先手棋”；在全球議程擴展、中國參與國際事務深化的情勢下，將尋求和發展共同利益作為根本的戰略路徑；在全球關注重心向亞太轉移的情勢下，更加強調處理周邊關係和地區關係的優先性；認真研究“中國責任論”的內涵，重視提供公共物品的戰略價值。

在現實意義上，如何實現國內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深化國際社會的融入程度、確立集包容性與長遠性於一身的亞太戰略框架至關重要；在理論意義上，着力建構馬克思主義國際戰略理論體系更是恰當其時。

展望中國未來，機遇和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孫中山先生指出，“世界

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任何大國的發展必然與世界潮流趨同，而不是趨異。中國和平發展，應世界轉型之天道，順民族復興之民意，順勢而為，必將大有作為，就像羅曼·羅蘭的優美詩句所描繪的：我們鎮靜而從容地邁進，我們不想追上時間，因為時間就在我們這一邊。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7期，原題為“關鍵時刻:美國精英眼中的中國、美國與世界”，**篇幅所限，內容有編刪，原文及學術引用，請參考原刊。圖片來自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