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思想家何新，30年前構思“一帶一路”_風聞

戰略思想家何新，30年前構思“一帶一路”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開放”成為中國主流話語。但是，開放有兩種思路，一種側重把自己市場開放給外國產業和資本，另一種側重於中國去打開世界市場、開闊發展空間。何新是知名的戰略思想家，曾被稱為中南海智囊。他的開放觀屬於第二種，強調以我為主，積極進取、對外開拓的思路。實際上，他發出了復興絲綢之路、構建“一帶一路”的先聲。

何新很早就對中國的國際經濟戰略有具體的構想。在30多年前的著作《東方的復興》中，他就提出東北亞經濟圈構想：結合蘇聯遠東的豐富資源、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日本的資金和技術，形成一個新的工業中心。這裏面，何新強調中國的主動權、主導權，以我為主、於我有利。他批評一些人提出的“國際大循環”，雖然也面向世界市場，但卻主張接受發達國家與中國的垂直國際分工，讓中國僅作為資源和勞力供給國進入國際市場——這一方針如果真的實現，只能使中國墜入成為西方新殖民地的地位。這種思路缺乏主動精神，只是被動地接受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分工，實際上依從的是發達國家的利益，而喪失了自己的主體地位。

何新認為，中國的對外開拓，一方面要注重周邊國家，另一方面要注重發展中國家，這兩個方面都具有廣闊的空間、巨大的資源儲備和市場潛力，而且中國能夠發揮獨特的地緣政治優勢、經濟技術優勢，容易掌握主動權、主導權，可謂廣闊天地大有可為。相反，何新不主張重點強攻歐美發達國家市場，因為這裏的競爭已經高度激烈，中國的優勢不明顯。但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那裏一方面急需、並大量需要各類工業品，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工業製成品價格昂貴，非發展中國家一般消費者可望津；這就是中國的機會，中國有能力設計生產適合發展中國家需要的工業製成品，而且價格非常低廉。在這片賽場上，中國能夠“以廉價、適用和適銷的工業品，以薄利多銷戰術取勝”，發達國家也不是對手。中國應該“擔任非發達國家多數工業品、工業設備的供應者”。這種戰略設計，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實際上，西方在近代的崛起也是這樣的戰略，先從美洲、非洲、東南亞、南亞等邊緣外圍開始，最後包圍攻入“天朝上國”的中國。這也往往是弱者由弱變強的一種普遍路徑。所以，也恰恰是這種戰略思路，“暴露”了何新的“野望”，中國是不甘居於國際分工的下層地位的，中國開拓邊緣，恰恰是為積蓄力量、提升能力，恰恰是為了成為中心。我們看到，華為、中興這些令當今美國感到害怕的中國跨國科技公司，其對外開拓就是從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開始的，蓄滿力量、完成升級之後再打入發達國家市場。所以這種戰略是非常務實穩妥的，避實擊虛贏面大，進可攻、退可守，主動性強，可以説是立於戰略不敗，乃至戰略必勝。

那麼對於發達國家呢，絕不是不開放不交流，但同樣強調要為我所用。何新主張，“從發達國家（如日本、西歐、北美）尋取適合我國的技術、資金、設備，進行吸收、消化，實際是中國工業技術升級性的重新武裝”。這是必須的，是學習吸收它們的先進因素，使自己更快地先進起來。中國的自主創新戰略，就是積極引入先進技術，通過消化吸收為我所有，在此基礎上再進行自主研發創新，形成自主的先進技術、核心技術，這是中國技術升級突飛猛進的重要原因。今天美國政府瘋狂地攻擊中國竊取美國技術，實際上説明中國這套技術升級戰略是非常成功的。而有了這種技術的不斷升級，那麼中國更有能力開拓世界市場。

而圍繞中國周邊的“經濟圈”戰略構想，真正顯示了何新要使中國成為新的世界經濟中心的宏願，他説：“中國未來的發展有三個方向。一是謀建東北亞經濟圈，中日韓西伯利亞經濟共同體。一是謀建中亞經濟圈，以現在上海六國組織的政治合作基礎深化發展為經濟合作組織。三是東南亞經濟圈。這三個經濟圈意味着構建一個新興的中心世界。這個新興世界將使北美和西歐成為邊緣地帶。這個新世界的興起也就意味着東方的復興。”

他還説：“中國的東南方，只是一個資金、技術的傳遞帶，他們的使命是向縱深傳遞，要在中國的東北和西北形成一個大的工業區，聯起來。而這個工業區的大市場在哪裏呢？就在世界的內大陸，現在的中亞細亞和西伯利亞，以及俄羅斯中西部，這一地區到現在為止，被排除在世界經濟的主流之外，具有巨大的沉睡資源、巨大的土地面積、巨大的潛在工業能力。”

何新發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先聲，他説：“當着眼於西部開發的時候，要注意到西部在整個中亞地區的戰略地位。我們要把開發西部和復興絲綢之路，開拓整個中亞的國際資源和市場這個戰略結合在一起。”“一帶一路”，就是何新所期待的，由中國主導的新的國際經濟體系、新的世界經濟中心，它的基本盤恰恰是周邊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

很明顯，中國經濟近二三十年來的迅猛崛起，是與中國工業品在世界市場的狂飆突進緊密相關的。1990年是一個分水嶺，這一年中國出口額有了一個突漲，達到620億美元，比上年增加近100億美元，貿易順差更破天荒地超過87億美元，而在此前1978-1989的12年中只有2年實現順差，總額才不到40億美元，1984-1989甚至是連續6年逆差。而此後，局面完全反轉，1990-2019的20年時間，中國出口總額猛然增長了近40倍，除了1993年再沒出現過逆差，順差在2015年達到恐怖的近6000億美元的高峯，2019年仍在4200億美元以上。如今中國已經成為首屈一指的貿易大國、出口大國，成為12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沒有這樣的外貿成績，中國是不可能崛起為世界經濟大國的。實際上，所有的世界經濟大國都是外貿大國、出口大國。何新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就是通過世界貿易而興起的。這就是外向型發展戰略的威力。何新深為自己向國家提出的這個政策建議而自豪。

如他所料，中國的世界市場的擴大，使中國的生產力規模不斷擴張和技術水平不斷提升，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工業產值超過美、日、德三個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之和，而且產業鏈最完整，科技升級最強勁。

甚至可以説，這個效果已經超過了何新自己的預料。2005年他説：“中國今天所已取得的進步，説老實話，早已大大超過十幾年前人們對於改革成就的預期，也超過我個人的預料。”中國不僅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品的供應者，而且也成為發達國家的工業品的主要供應者，成為全世界產業鏈的主要中心。這個經濟奇蹟，“使得過去的日本和四小龍神話黯然失色”。中國不但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世界。何新説：“中國廉價製造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出現，實際挽救了南北對立下瀕臨崩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也挽救或推遲了美元的崩潰。”

他曾經分析世界經濟的困境，就在於工業生產力擴大，而世界市場相對不足，導致生產過剩、效益下跌。也就是説，產品可以生產出來，但是有效需求不足，即購買力不足，而購買力不足的另一面意義，就是產品的生產成本太高、價格太高。如果同樣品質的產品能夠以大幅下降的成本生產、大幅下降的價格出售，那麼購買力還會不足嗎？不會了，這時候購買力就會上升，也就是市場有效需求就會擴大，這就意味着市場擴大了，而且是大幅的擴大。這對於整個世界經濟而言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中國就扮演了這樣的革命者的角色。中國既有足夠好的技術，又有足夠低的成本（其他國家要麼有技術卻沒有低成本，要麼有低成本卻沒有技術），中國就能夠成為世界工業品的“價格屠夫”，很多曾經高大上的產品都能被中國做成“白菜價”，而且性能不減，比如中國的自主技術突破使光纖價格從每芯公里1000元降到80元；通過薄利多銷、以量取勝，把奢侈品做成日用品，從而引爆了市場。也就是説，以低得多的價格出售產品，中國企業仍能夠“實現”成本加利潤，於是市場爆發，生產爆發。這一方面拉昇了原本陷入低迷的資源品價格，拉動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回升。而發達國家的大量資本投入中國的生產線，能夠獲得源源不斷的利潤，同時大量中國廉價工業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也大大降低了通脹水平；特別對美國來説，美元的大量超發有了大量廉價工業品的對沖，使美元信用獲得了實物財富的支撐，維持了美元的地位。所以，西方資本也有意識地促進這個效果。一方面拉昇資源品的價格，一方面降低終端產品價格，這就是中國在一場經濟革命中扮演的中心角色，這不僅僅是依靠廉價的勞動力，而且是不斷提升和精進的生產技術、完備和高效的產業鏈體系。

何新執着地反對“內需主導”，這引起很大爭議。因為，中國的外向型發展道路確實也遭遇了不少問題，比如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影響國家經濟安全——這是何新早就主張要避免的；比如大量貨真價實的商品換回一堆美元綠紙，引起國內資源流失和通貨膨脹——這也是何新分析過的；比如出口導向忽視了國內的經濟社會結構優化，乃至忽視了國內民生、萎縮了國內需求。實際上，何新高度重視民生、內需。他的第一篇關於經濟問題的文章首先就是從通貨膨脹對民生的壓迫開始論述的。他很早提出，社會兩極分化會壓縮有效需求，並批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人為製造兩極分化的政策，主張抑制兩極分化。他始終關注就業這個最大的民生，認為如果就業不增長，任何經濟發展都將失去意義；在下崗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大聲疾呼，要把解決就業問題作為首要工作，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他反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出要及早建立覆蓋全社會的民生保障體系。他反對放任地區差異擴大的不合理財税政策，要求擴大轉移支付力度。諸如此類，無需盡述。需要強調的是，何新主張的外向型發展，是中國掌握有充分主動權、主導權的，而不是仰賴發達國家市場、一味追求外匯的那種畸形發展。他高度重視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市場就是為此，他主張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圈、復興絲綢之路，更是為此。他甚至一開始就考慮過繞開美元的靈活貿易方式。而且他主張把國內經濟發展佈局與國際經濟圈構建結合、統籌起來，實際上也就是把內需、外需統籌起來，形成新的世界經濟中心。何新念念不忘的是，中華復興、東方復興這樣一種前景宏大的歷史主題，這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歷史主題。他害怕這樣一個宏大前景，被“內需主導”侷限住、束縛住，他更警惕，“內需主導”是西方戰略家推送過來以圈住中國的一貼毒藥。何新的外向型發展，甚至也不只是為了解決眼前的現實經濟問題，這樣一種消極層面，更着眼的是中國的一種長遠的歷史性的進取，他推崇“漢唐鼎盛時代,在劉徹、李世民、張騫、蘇武、司馬遷、衞、霍、李靖身上……這種富於想象力的開拓精神”。他何其痛惜，明清以來中國陷入的內向化、保守化的停滯狀態，而在同時西方國家的對外開拓正蓬勃興起，引領世界潮流，最終將停滯的“天朝”打翻在地。説到這一層，那麼我們就應該明白，世界市場的競爭，實際上是一場關於時空、關於權力的競爭和爭奪，這才是更深刻而冷峻的真實。這是一場無法辭讓而必須參與的競爭，只有如此才能始終拽得住歷史的繮繩，並贏得歷史的主動權、主導權，這是關乎國家命運的，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無法逃脱的，宿命也罷，天命也罷。

在這樣的視野下，“內需主導”似乎是不夠積極進取的，容易被限制住格局和思路，實際何新強調的與其是外向型，不如是全球化：中國要有全球化的視野和戰略，局面大比小總是要更好，你不去經營就會被別人經營。畢竟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可阻擋的全球化時代，最終要走向一體化。

道理很簡單又不簡單，中國不能脱離全球化“競爭場”，必須保持競爭性接觸，在爭奪世界市場的實戰中，保持對世界新技術、新戰術、新潮流的深度感知。近代中國是被佔據世界市場、乃至地理空間的西方國家所打敗的，也是被自己的閉目塞聽、脱離和無知於時代潮流所打敗的。這種危險並非已經完全消除，何新認為蘇聯就主要由於內向的經濟戰略、封閉的經濟體制而競爭失敗，一朝崩潰，殷鑑不遠。所以，還是要做到兩點，一是避免世界市場、地理空間再被戰略對手全面佔領——中國只要作為大國必然自招對手，即避免戰略對手掌握這些資源來窒息和打擊中國；二是避免因脱離實戰而失去對世界新潮流、新態勢的感知和把握，這不是信息化時代本身所能避免的（信息爆炸中閉目塞聽者比比皆是），必須在全球化競爭接觸中，實現知己知彼、提升自我，避免在懵然中落後，避免遭遇降維打擊。

所以，這裏市場競爭，成了空間競爭。有限的空間，他若佔去我便沒有，而且他佔去的，還會成為打壓我的力量。這也是權力競爭。在有對手的情況下，經濟早已經不只是我發展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比對手好，能不能抗衡或戰勝對手，我發展的好壞是以對手為反照來衡量的，而也只有這樣我才能不斷進步，才能盯住對手，避免被對手絕對碾壓。也就是説，對中國來説，自己發展得再好，但只要始終比對手差，甚至差距還不斷擴大，那麼這就不僅僅是一個比較的問題，而且最終是一個競爭成敗、生死存亡的問題，因為中國本身作為一個巨大的資源市場空間，對手一定會設法侵入。這看上去很陰暗，當然也不是經濟的全部，但始終存在於經濟邏輯的深部。若想改變，先要自己夠強，能夠制勝對手，重訂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