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啥要揍我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李少威

　　黃昏，小區樓下的街道。

　　一名農民工，50歲左右，衣衫襤褸、臉色黝黑、皺紋深鐫，不笑的時候也露出一口大黃牙，上來問路。

　　口音難懂，我把耳朵湊了上去。

　　不提防，一大顆白色的唾沫，從大而黃的牙間濺出，擊中我的嘴唇。

　　內心一晃，但我沒有馬上伸手去擦，聽完提問，指明路徑，望着他離開，才掏出紙巾。

　　我做了很多年的調查記者，對象主要就是他這樣的人。

　　工廠的普工，人力車伕，處理垃圾的工人，睡大街的苦力，修自行車的小店主，遭遇不公的搬遷移民羣體……

　　他們都會叫我做“兄弟”。

　　出身鄉村，我和他們有一種天然的親近能力。

　　看到他們，我會想到我的父母。

　　對他們的生活，我感同身受，然而我依舊不能完全瞭解他們的處境和需求。

　　尤其是，心理需求。

　　不理解，有時就會帶來傷害。

1

　　他們要揍我

　　老林，是城市裏的一名人力三輪車伕，沉默，老實。

　　11年前，我採訪過他，以及他的同行小歐。

　　看着老林工作——踩着三輪車幫人拉貨，有時也把人一起拉着走。一腳一腳，蹬出一家人的生活。

　　我想到《駱駝祥子》，也想到重慶的棒棒，內心充滿敬意。

　　攝影記者拍了很多照片，也都頗為動情，後來發在了報紙上。

　　人力三輪車伕老林

　　4年後，我再到那個街區去找老林，沒找到，但小歐還在，就在路邊，坐在三輪車上，正拉起褲腿撓癢癢。

　　4年了，他還記得我。

　　“你還敢找他？他説見到你要揍你呢！”

　　想揍我的不止他一個。

　　有一羣人，在一座山上，一個巨大的垃圾堆裏，找飯吃。

　　城市的垃圾，一大車一大車拉到這裏來，他們負責填埋。

　　填埋之前，他們會在其中找到所有能賣的東西，塑料袋，舊衣服、破鞋子、飲料瓶、電線、金屬……

　　他們什麼都找得到，比如裝着幾千塊錢的錢包，還躺在盒子裏的金項鍊，甚至，活着的嬰兒。

　　那裏真的很臭，很臭。

　　他們穿的衣服，也是從垃圾堆裏撿來的。

　　他們説，有時還會撿到很新很潮的衣服。

　　《一念無明》劇照

　　我來到這裏，只是有針對性地做一項類似人類學研究的考察。

　　那裏除了垃圾車司機，沒有其他人會去，所以他們對我一見如故，簡直就要開口唱起來：“自己的隊伍來到面前……”

　　更何況，我還帶了幾箱啤酒。

　　當然還帶着攝影記者。

　　同樣地，拍了很多動人的照片，發在雜誌上，其中有云南文山的小王，湖南永州的老馮，給的是特寫。

　　過了幾個月我又去探訪，依舊帶着啤酒。

　　山下設了崗哨，不準進。説是因為上次來了記者，做了報道。

　　“上面的工人都説想要揍死那個記者。”

　　“那個記者”，就是我。

2

　　“反二狗主義”

　　好一段時間，我都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揍我。

　　在他們早已決定要揍我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還以為我和他們是朋友。

　　過了幾年，我看到了那個段子。

　　要過年了，北上廣深寫字樓裏的Mary、Cindy和David，坐車返鄉，變回原來的翠花、二狗和鐵柱。

　　我突然就明白了。

　　二狗這個名字最具原始性，我鍾愛這個名字。

　　如果我們把寫字樓裏返鄉的人存在的身份切換，以及在這個切換過程中需要的一些裝模作樣的行為，稱為“二狗主義”，那麼，對於底層進城務工人員而言，他們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可以稱之為“反二狗主義”。

　　“二狗主義”，是在城市裏“人五人六”，回到熟人社會，二狗依舊是二狗，村民不會因為你是文員、打字員、項目主管、區域經理，就認為你舉家飛昇了。

　　他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而“反二狗主義”則正好相反。這些人，都是沒有太多文化、技能的人，在過去的鄉村環境裏也沒有什麼地位，他們出來務工的唯一目的，就在於回到熟人社會里可以“人五人六”一下。

　　因此，在沒有人認識他們的城市裏，做什麼髒活、累活，甚至傳統看法裏的“賤活”，都不在乎，只要能掙到錢，回到家鄉熟人社會，穿得整整齊齊，“像個人樣”，此願足矣。

　　賀雪峯在《最後一公里村莊》裏的敍述很精彩。

　　“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目的很簡單，就是要從城市獲得就業與收入機會。城市只是農民工獲得收入的手段，他們獲得的收入用在農村的家庭，以完成農村家庭的再生產。他們在城市工作，在農村生活，他們在城市獲得收入，在農村實現價值。”

　　“他們的生活世界是村莊，城市不是歸屬，農村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地。在城市受苦受累受氣都是為了在農村過得有面子。”

　　的確如此。

　　城市不是自己的地方，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再髒再累，不過就是一張面孔，沒有人認識他們。

　　而在鄉村，這張面孔就有了含義，妻兒、父母、祖宗，甚至房屋、莊稼、祖墳、摩托車……都在這張面孔裏呈現。

　　所以他們可以用在城市裏的不要面子，來換取在家鄉重要的面子。

　　我想起在垃圾山上採訪時的一個細節，小王撿到一張VCD，是電影《大偵探福爾摩斯》，主演是小羅伯特•唐尼。

　　他以為是鋼鐵俠，就説：“那傢伙很有錢，人生活得瀟灑！”

　　他也希望“瀟灑”，所以他計劃着回家買一輛小麪包車，用積蓄承包一點鄉村道路建設工程。

　　而我們的採訪，讓小王和老馮被村裏人看到了。

　　“喲，原來他們是在垃圾堆裏混的。”

　　老林也是一樣，同鄉看了報紙，發現原來他是一個人力車伕。

　　小歐在鏡頭下低頭吃飯，沒有正面照，所以才不受影響。

　　小歐在鏡頭下低頭吃飯

　　我明白為什麼老林、小王和老馮想要揍死我了。

　　很簡單，自問一句，換做是你，你會怎麼想？

3

　　雙頭身份

　　十幾二十年前，在我的村子裏，一到過年，外出的叔叔、哥哥們都回來了，一樣的，穿得“人五人六”。

　　然而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外面做什麼。

　　是“二狗主義”還是“反二狗主義”，無從判斷。

　　也許是同理，許多人就和老林、小王和老馮一樣。

　　城鄉交流的時代，有的人想要在城市裏隱匿自己的村民身份，而有的人則希望在鄉村裏掩飾自己在城市裏的職業。

　　背後的不同之處在於，想要隱匿村民身份的“二狗”們，是看到了在城市裏定居的希望，而想要掩飾自己在城市裏的職業的人們，則沒有看到，將來可能也看不到。

　　在他們的思維裏，都有很清晰的“我是誰”的判斷。

　　如果你在寫字樓裏喊一個人叫“二狗”，他會感到冒犯。回到村裏就不會，因為他不在乎，他就待那麼幾天。

　　而如果你在城市裏説某個人是撿垃圾的，這無所謂，這就是他的自我認同；但在村裏這樣説，他就會感到羞辱，因為他要在這裏一直存在。

　　他們想揍我的原因，就是我在村裏樹了一個大喇叭，説他們在城市裏撿垃圾，或者踩三輪車。

　　《春天裏》劇照

　　翠花、二狗和鐵柱，就不説了，這就是農村向城市進行智力轉移的新時代表現而已。本質上一向如此，只是現象上有差別。

　　老林、小王和老馮不同，他們從來沒有被轉移，也“不配”被轉移，他們的根一直在鄉村。

　　前現代的中國，農民收入以農業為主。農閒時期，就做做手工業，織布裁衣，補貼家用。

　　今天顛倒過來了，在一個農民家庭裏，農業收入退居次要，而工商業收入佔據大頭。工商業收入，就是家庭手工業在現代背景下的一種變異版本——進城務工或者經商。

　　不管是前現代的，還是現代變異的，中心是不變的：構成一個完整的家庭和社會生態。

　　孤****獨的個人是不需要面子的，只有家庭裏的、社會里的個人，才會強調面子。一個社會性生存的人，面子就是最大的牽掛。

　　此時再來看老林、小王和老馮，他們擔心自己在鄉村熟人社會的形象，正好證明了鄉村生態的強韌性。

　　所以我一直認為，那些感慨鄉村凋敝的聲音，都是無病呻吟。

　　該去的一定會去，該回來的必將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