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尋求每十年更迭一次中東地區的政權卻低估了推翻中東政權的後果_風聞

美國外交官員、美國外交政策專家菲利普·戈登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尋求每十年更迭一次中東地區的政權。

這位專家補充稱，美國曾在伊朗和阿富汗（兩次）、伊拉克、埃及、利比亞及敍利亞採取了這樣的措施，但是這些努力卻均以失敗告終。

戈登解釋稱，他所提到的國家名單，僅限於美國對推翻該地區國家領導人的嘗試，而改變其政治制度也是美國政策目標及持續努力的一部分內容。

政變、入侵、外交與制裁

這些干預背後的動機不盡相同，而美國為實現其目標所採用的方法也大不相同。

在某些情況下，美國在部分國家發動了政變，而在其他情況下，美國會入侵併佔領部分國家，還有些時候，美國會依靠外交及制裁手段來實現其目標。

戈登曾在2013年至2015年期間擔任白宮負責中東、北非和海灣地區事務的美國總統特別助理及協調員，在他看來，所有這些嘗試的共同點都是以失敗告終。

美國的決策者誇大了本國所面臨的威脅的規模，同時又低估了推翻一個國家政權所需要面對的挑戰，並總是同部分流亡者或無能的地方勢力一樣，採用一些樂觀的、令人放心的口吻。

遭遇失敗的期望

除了敍利亞——執政黨在該國得以繼續執政，每一次當美國過早宣佈取得勝利時，都未能預料到原政權崩潰後將不可避免地產生混亂，因此，它最終只能發現自己在這場混亂中首當其衝，並不得不為此承擔未來幾十年的巨大人員傷亡與高昂財政支出。

對此，戈登問道：為什麼在中東地區實現政權更迭會如此困難？而美國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又憑什麼認為他們可以做到這一點呢？

戈登評論稱，這兩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是他認為，重要的是要承認一個事實，即更迭政權的替代方案並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

關於美國在這方面的失敗，這位美國外交官舉出了美國高官之間，在有關2011年美國是否應當對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動用軍事力量而產生的爭議為例，在當時，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羅伯特·蓋茨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上警告其同事稱，“一旦戰爭發動，你根本不會知道它將產生怎樣的後果”。

菲利普·戈登認為，蓋茨的警告顯得毫無力量，甚至淡化了其中的風險。儘管美國在每一次準備更迭中東地區政權時都作好了充分的準備，但是每一次產生的後果都是出乎意料並且令人失望的。

伊拉克與伊朗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也許是美國在2003年對伊拉克的入侵。當時，美國設法推翻了薩達姆·侯賽因的統治，但它也“無意識地”為伊朗賦權和煽動“聖戰精神”而作出了貢獻。此外，它還向全世界的獨裁者展示了擁有核武器來抵禦任何此類入侵的重大價值，加劇了民眾對美國傾向的懷疑，並激起了美國公眾對未來數十年進行任何軍事幹預的憤怒。

還有另外一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53年幫助推翻伊朗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相關的事例，正如美國所希望的那樣，他們推翻了摩薩台的統治，並將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變成了美國在該地區的可靠盟友，從而使伊朗脱離了蘇聯陣營。

但是，正如菲利浦·戈登在這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巴列維的腐敗和他對持不同政見者實施的暴力鎮壓，最終促成了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並將極度敵視美國的伊斯蘭政權推上了伊朗的政治舞台中心。

阿富汗與埃及

在上世紀80年代的阿富汗，美國對該國境內伊斯蘭聖戰組織提供的支持，在破壞蘇聯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導致該國陷入了長達10年的混亂，並引發了內戰，導致了“野蠻的”塔利班的統治，並拉開了一場全球性的聖戰運動的帷幕，“在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之後，美國針對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發動了新的干預，而當時的阿富汗正是該組織的總部所在”。

戈登繼續舉例稱，在2011年的民眾起義之後，美國利用其外交影響力結束了穆巴拉克在埃及的“壓迫”政權。

戈登指出，在隨後的幾年中，埃及的局勢一直在惡化，直到以塞西為首的新軍事政權的開始。然而，事實證明，這種軍事政權比穆巴拉克政權“更具壓迫性”。

政治與安全真空

戈登總結稱，中東問題的實質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只要消除現存政權，就會立即出現政治和安全真空，並由此開啓另一場權力鬥爭。

戈登補充稱，在缺乏安全的情況下，人們會感到自己別無選擇，只能組織並武裝自己，並通過親緣、部落和宗派網絡來尋求安全感，這又加劇了國內的宗派主義傾向，並加深了內部分裂，有時甚至會導致對事實分裂的呼籲。

但是，一旦當前的統治政權倒台，這些勢力就會陷入相互對抗的狀態。通常情況下，最極端或最暴力的集團會佔據上風，而更温和或更現實的派別則會落後，那些被推翻的人也會迅速捲土重來，試圖消滅奪權者。

當美國試圖自行填補這種空白時——就像它在伊拉克甚至在阿富汗所做的那樣，它本身就成為了當地及鄰近國家抵抗外國勢力干預的最大目標，最終，它犧牲了數千人的生命，並耗費了數萬億美元，卻未能成功地在當地實現穩定。

文章作者戈登繼續指出，美國聲稱試圖通過最近對中東地區實施的干預，而達到用民主政體取代威權政體的目的。然而，儘管他們做出了種種嘗試，希望避免因此產生的安全真空，以及由民眾抵抗和不信任所造成的陷阱，但事實上，大多數新興的民主國家卻未能受到支持。

儘管不存在明確的民主發展處方，但是科學研究表明，其主要組成部分包括高度的經濟發展，種族、政治及文化的同質性，以及民主遺產、實踐和制度的存在。

但不幸的是，當代中東國家缺乏上述的所有特徵，而其中任何一個特徵的缺乏就意味着不可能實現民主化，或者正如菲利普·戈登所言，在該地區促進民主本就不應該成為美國人的願望。

Aljaze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