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透明人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肖瑤

　　圖片 |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8月份，小金送外賣淨賺了1.5萬元，他有點小得意：“一個月不到10000，還不如去上班。”

　　如果按照30分鐘送4單算，平均每天80單左右，要跑十來個小時。這在整個騎手圈都算得上是標杆了。通常情況下，只有在兩頓飯點高峯時期才能達到30分鐘接4~5單。

　　疫情期間在武漢送外賣的騎手老黃形象地比喻：“時間就像安在你（騎手）頭上的緊箍咒。”

　　騎手們往往最高開到時速50公里，才能勉強滿足在高峯時期30分鐘內準確無誤配送餐飲的任務，但按照國標，電動車時速不能超過25公里。

　　超時要扣除本單一半的配送費，還可能遭受顧客差評，為了這幾塊錢，逆行、闖紅燈、超速，乃至其他各種違章，都是騎手圈內必修的基本功。

　　**“闖紅燈、逆行都不敢，這行別幹了。”**小金笑笑説，剛開始送外賣的時候，“60碼起步”，轉彎前輪制動，甩尾漂移過彎，“極品飛車玩過沒？”

　　大多數時候他不抱怨那些催促他的人，特別是那些困在都市寫字樓格子間裏的人，他們光鮮，體面，但“連出去買頓飯的時間也沒有”。在這同一座城市裏，“大家都是用時間換金錢的人”。

　　小金加入了一個以騎手為集合的QQ羣，羣公告是：“生活原本沉悶，但跑起來就有風。”

1

　　“緊箍咒”

　　外賣騎手主要分為兩種。

　　一種是直接與平台簽約的專送騎手，類似合同員工，有着比較嚴格的線下管理，有站點、站長，三公里內配送價固定，每天也有固定的送單量KPI，通常對接的店家大多是大型或連鎖的餐飲品牌，配送費和抽成也稍高一些。

　　另一種是眾包騎手，只通過騎手專用的註冊APP，靈活支配自己的時間，送多少得多少，配送價與距離成正比，但需要自有電動車。

　　無論是專送還是配送，都沒有固定底薪。

　　對眾包騎手小江而言，電動車成了“移動的辦公室”。送餐箱旁掛着一隻布袋，裝着一個巴掌大小的充電寶，半包南京牌香煙，還有一隻放了四五天忘記吃的爛橘子。

　　有經驗的老騎手還會在餐盒空隙塞幾個空塑料瓶，防止食物顛簸。

　　小江總結，配送過程中的各種狀態，顛簸烈度排序如下：跑＞爬樓梯＞騎車。出車禍和正常走路，都排除在外。

　　也許是疫情的後遺症，無論在單位還是居處，一些顧客還是會讓外賣騎手把餐直接放到指定位置——通常是家門口、櫃枱前等公共區域。自然，這不能保證絕對的安全。

　　不過，也曾有客人向小江抱怨：“怎麼能把吃的直接放地上呢？”下一次，小江來到一户門前，短暫思酌了一下，索性把飯盒掛在門把手上，想着裏面一開門就能發現。

　　防盜門的內外把手是連貫的，裏面開門，外面的把手就會同時向下傾斜，“啪”一聲，顧客聽到自己的食物砸在地上的聲音。

　　通常情況下，只要箱子沒有全盤傾覆，食物都比人安全。

　　送外賣一年，武漢騎手老計先後在馬路中央、非機動車道、人行道上打過滑，與電線杆、路邊的金屬樁都有過“親吻”，電動車的承重、踏板都相繼毀壞過。

　　下雨天對戴眼鏡的騎手最為致命，老計近視有800度，每逢暴雨天，一面是交通堵塞，一面是大雨淋頭，眼前鏡片蒙上厚厚一層雨霧，前方的交通燈和路況一片模糊。

　　一個雨天，他在漆刷的車道分隔線上打滑，撞到前面一輛汽車的屁股上，整個人往前翻出去，“嘭”一下撞上前車後窗。電動車倒了，後燈蓋碎了，萬幸，這次箱子裏大多是幹食，如熱乾麪、炒飯等，嚴實蓋好飯盒，毀狀並不算慘，不少還能繼續送。

　　老計也只是擦破了膝蓋，他拍拍褲子站起來，前方車窗裏有人探出頭來往後看，老計擔心自己的狼狽被看到，順勢靠着車，若無其事地點了根煙。

　　老計是個重面子的人，車子可以倒，人可以栽，模樣不能太狼狽。

　　一次拎一杯咖啡送往一個店鋪，眼見顧客就在自己眼前十來米處，忽然腳底踩上一灘水，打滑，整個人往前撲倒，咖啡流了一地。

　　老計趴在地上，一抬頭，和前方的顧客面面相覷：“那真是尷尬啊！”他對顧客賠笑，還是先問出最重要的問題：我能不能先點送達？然後，他跑到附近自掏腰包買了一杯一樣的送過來。

　　他也曾在一場暴雨中“走投無路”——手機進水，電動車沒電。求助無門，完全被困在泥潭。

　　老計索性一咬牙，不管了，推着車，找了一處避雨的路邊，把箱子裏的餐全擺出來攤在面前，一個人一口氣吃完了熱乾麪、米線等三份餐。

　　食物被浪費、耽誤，索性就自己下肚——這對不少騎手而言都是家常便飯。

　　還有一次，電動車沒電時遇到交警，要扣車，老計央求“讓我先把餐送完”，交警卻不鬆口，他只好取消訂單，把3份餐拎到網吧，一個人吃掉了。

　　慶幸的是，這兩次他都沒賠錢。老計説，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平台會體諒特殊狀況，比如交通事故、交警查處，賠付事項會有站長去處理。

　　一個深夜，老計不小心取錯一份餐，顧客一皺眉，告訴他：“這我沒法吃，我不吃蘑菇。”但當時已深夜，這是老計的最後一單，商家也剛好關門，老計別無他法，只好自己跑到別的飯店，給顧客買了一份其他食物。

　　但顧客也沒説不要那份“不能吃的蘑菇”，老計心裏直嘀咕：我也還餓着肚子。 

2

　　“上帝”

　　對專送騎手而言，差評直接影響系統分配的訂單引流，差評越多，接到附近訂單的概率就越小。

　　“一週接到兩個差評，系統就不會給你引流分單了。”小江説。

　　投訴就更簡單粗暴些：無論專送還是眾包，投訴就罰款50元。一個星期被投訴兩次後就無法接單，必須到線下站點接受培訓，“耗時耗力又沒錢”。

　　各外賣APP上，騎手的頭像都長得一模一樣：一個漫畫小人，咧嘴笑。這給人一種錯覺——騎手，至少當他們配送外賣時，就成了無限接近於人工智能的“工具人”，只負責取餐送餐，沒有義務也沒有功夫多説一句話。

　　去年夏天，40歲的騎手老黃給一個小區一棟樓裏沒寫房號的顧客送餐，到了指定樓層，顧客電話怎麼也打不通，老黃只能站在樓道里大喊，一扇門開了，顧客打開門後斥責他“聲音太大”“沒素質”。

　　老黃一聽就不高興了：“你自己不寫清楚（地址），也不接電話，我不喊能怎麼辦？”

　　顧客立馬勃然大怒，一揮手砸門：“我不要了！”老黃不甘示弱：“你愛要不要，愛吃不吃！”轉頭就發現顧客投訴他“騷擾威脅”“態度惡劣”。

　　絞盡腦汁應付的除了顧客，還有店家。騎手就像一個過渡帶，夾在食客和商家中間，但對他們產生直接影響的往往只有顧客端。騎手和店家的爭端，最常出現在高峯期出餐慢的情況下，因為顧客那頭，分秒緊逼。

　　北京“外送騎士聯盟”的“盟主”送外賣兩年，總結了一套應付店家出餐慢的方法：“你可以拍視頻，證明商家出餐超時了，然後申請取消這餐。

　　兩年前，自己的餐廳開不下去後，盟主在北京送了兩年外賣，他組建了一個羣，與所有認識的騎手“稱兄道弟”，在羣裏給新騎手們做培訓，科普“正當防衞”和“無限防衞”的區別。甚至曾因替出車禍後被打的騎手“出頭”，差點被捕。

　　**平台的“套路”讓騎手們最為頭疼。**為了提高騎手配送效率，平台往往會通過數據算法，讓一位騎手在接下某一單時自動被分配到其他訂單，30分鐘掛了十幾單，被壓得喘不過氣。

　　顧客和平台都太隨意，常常讓騎手們非但拿不到配送費，還要倒貼賠償。

　　一次，盟主接到一個跑腿訂單，買一條紫色的圍裙，他騎了5公里趕到商店，發現沒有顧客想要的顏色，他打電話問能否換一個顏色，對方卻“不要了”，意思就是取消訂單，這5公里白跑了。

　　時值盛夏，氣温高達三十七八度，盟主一臉懊喪：“您看，能不能象徵性給我10塊錢辛苦費？”這話剛出來他就後悔了，果不其然，顧客轉眼就投訴了他。配送費沒了，還被反扣了100元，3天不能接單。

　　有音樂人甚至曾根據盟主的講述創作了一支工人詩歌：

　　“單價和補貼越來越低/沒有五險和一金/訂單隻顯示直線距離/難道要開飛機飛過去……我們有時無奈違章騎行/也不想把生命當作兒戲/我們也不是被困在算法裏/只是困在平台套路里。”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濂將前段時間被提上輿論焦點的“算法”比作互聯網時代的“放大器”：“大數據、算法給服務人員帶來的壓迫，放大了‘顧客即上帝’這種扭曲的關係。”

　　不過，就像老計説的：“系統是系統，人是人。我們是人吶。”

　　南方人喜食湯水，有經驗的騎手懂得敏鋭捕捉不同的食物的特性，區別處理。一次老計配送一份炒菜，醬油色的湯汁滲出來，“看上去比較醜”，送到顧客手中，老計照常賠笑道歉，顧客睨了一眼食物，沒看他，也沒説話，沉默地把餐接過去，一轉頭卻點了投訴。

　　結果當然是扣罰。

　　老計遇到的投訴和差評不多。一次，他配送一份湯包，看似幹物，其實很容易破皮漏汁。到達後他才發現食物袋子被浸透潤濕了，他不好意思地向顧客致歉，對方看了一眼後衝他一笑：“你看，包子還是包子，還能吃，沒事兒。” 

3

　　異 數

　　疫情剛暴發時，整個武漢還在營業的商家不到一成。1月底的一天，老計收到的超市訂單井噴式膨脹，送餐箱都快裝不下了，尖尖地冒出來一個角。

　　他把車暫時停在一家酒店外，上去再下來，不到5分鐘，箱子裏其中一袋被打開了，有人順走了一部分零食。

　　老計只得硬着頭皮打電話向顧客如實相告，教對方可以拿二人的對話記錄去平台申請索賠。

　　**顧客卻反問他：“你會不會被扣錢？”**老計實話實説：“原則上要扣。但這幾天比較特殊，也可能不扣。”

　　最後，顧客還是沒點賠付。

　　2019年7月，39歲的老計生意失敗，債台高壘。他回到曾經讀書的武漢，成為某外賣平台的一名眾包騎手。

　　起步還算平穩，每天平均跑100多公里，月收入平均五六千元，最多的時候八九千元；每單平均拿七八元配送費。根據餐食數量、惡劣天氣和特殊時段等因素的不同，最多曾拿到40多元配送費。

　　幾個月後，新冠病毒來襲，武漢瞬間變得清冷、空曠。老計記得很清楚，1月21日早晨，武漢人“過早”最愛的熱乾麪和豆皮的訂單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湧入的便利店訂單，打開一看，全是要買口罩的。

　　這麼多人買口罩，他給自己也買了3盒。

　　除夕夜，關於疫情的信息把老計淹沒，他在微博上看到視頻，一位醫護人員正在醫院裏吃泡麪當年夜飯。他忽然覺得“有點臉紅”，以騎手身份在視頻下留言，沒想到迅速湧入一萬多點贊，他頓時“整個都傻了”——沒想到騎手在這座城市還是有存在感的。

　　二月武漢疫情全面爆發後，老計頻頻收到藥店和超市的訂單（受訪者提供）

　　次日是大年初一，清晨7點不到，老計就接到兩個訂單，都是送往發熱門診定點醫院的。

　　他先去中南醫院，到了大門口，顧客電話沒人接，當時醫院還沒完全戒嚴，他可以進入門診大樓，按照地址上樓後才發現來到了呼吸內科。他多少有些“害怕”，不由得屏住呼吸。

　　找到 “X樓 X牀”，點餐的是一位老人，看上去睡着了，老計把飯盒放到牀頭櫃上，再安靜離開。他在醫院裏逛了一圈，當時還比較冷清，“牀位還沒有緊張，醫護人員還沒穿上防護服，偶爾走過幾個戴口罩的人，看起來也並不慌亂”。“沒想象中那麼可怕。”

　　他開始坦蕩地在城市街道馳騁起來。第二單送往武昌醫院門診部，這是個“大單”，光米飯就有十幾份。老計滿載着送過去，在門口等了5分鐘，對方卻給他發來一個新地址——相隔3公里多的一個衞生服務中心。

　　這時他才明白，這份大餐是別人點給醫護人員的。再後來，他在新聞裏知道，那個服務中心只有十來名醫護人員，其中一名護士感染病毒去世了。

　　接下來的武漢，一天一個模樣，一天比一天森嚴。買燒烤和奶茶的人少了，一口氣買十幾二十盒方便麪的人多了，米麪雞蛋等生活用品的單也多了。最多的藥品單子，是奧司他韋和連花清瘟膠囊。

　　仍然營業的餐廳店鋪所剩無幾，“不到1%”，訂單越來越少，從其他城市遠程下單的佔比越來越大。2月初，老計接到一單跑腿幫送，備註裏寫：“媽媽做的飯給爸爸送去，爸爸是前線醫生。”

　　那段時間，騎手圈裏流傳着一句自我解嘲：“你都他媽的當騎手了，你還在乎個他媽的傳染病？”

　　“説這句話必須得帶‘他媽的’。”老計説。

　　外賣的工作也開始逐漸向外延伸，彼時，穿梭在城市街道的每個人都可能隨時接到意想不到的求助。一二月份，老計天天奔波在藥店、超市和社區醫院之間，幫老人排隊買肉，幫人上門喂貓，替陌生人給醫生送愛心餐。

　　還有一次，一個女孩向他私信求助，説自己在咳嗽，很害怕，卻不敢去醫院。騎手和顧客在平台上的交流是單向匿名的，老計不知道她是誰，只能把她的求助信息發到微博，然後把網友們的鼓勵、安慰留言截圖發給女孩看。

　　**老計逐漸有了種“奇妙的感覺”，從前，騎手像是透明人，風馳電掣地穿梭在這座龐雜的城市，被人需要，也可被人取代，但沒有人記得他們的名字。**封城後，大街上可見的人寥寥可數，騎手還在街上跑。“就感覺這座城市就還活着，還有生機。”

　　網友委託老計買水果去看望援鄂醫療隊，老計附註的留言（受訪者提供）

　　據統計，自2月中旬復工到4月中旬將近60天的時間內，外賣行業擁入了近60萬新人外賣小哥。

　　企業家曹德旺表示不理解：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寧願去送外賣，也不去工廠打工？

　　從車間到工廠，再到現在的寫字樓辦公室，工作時間變得越來越泥化，再到近期“996”等解嘲甚囂塵上。相形之下，外賣騎手更像一陣沉不下來的風，漂浮於不斷被現代社會泥塑的城市生活。

4

　　看見，感知

　　凌晨一點半，“北京外賣騎手交流羣”還在持續彈出光點。

　　“三環需要戴頭盔嗎？”

　　“天安門讓騎電瓶車嗎？”

　　“國貿商場太他媽大了，電梯樓梯都找不到……”

　　有人將外賣員比作“蜂鳥”：長時間飛行，短暫停留，看似每一趟行程都目的明確，實際上卻是一種沒有目的的“懸停”狀態。“（懸停）對於漂泊的人是一種折磨，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裏。”

　　這讓人想起社會學家項飆用以形容中國今天城市人口普遍狀態的一個詞——“懸浮”，指代一種作為生產力的人和作為社會人的人之間的切割，每個人——尤其是底層工作者，每天都在不停息地高速流動。

　　過去的十年內，老黃先後在深圳、山東、內蒙、江西、江蘇等十幾個省市漂，做銷售，擺地攤，開浴室，蔬菜批發……對他而言，做騎手是“走投無路”後的無奈之選，但也是這麼多年來唯一看得到實際收入的職業。

　　一次，老黃在小區一户單元電梯門口遇到一個與自己穿着相同制服的青年，神情焦慮地盯着手機，電梯門開了也不進去，老黃下樓時，青年還站在原地。老黃過去問他是不是需要幫忙，才發現對方是聾啞人，訂單上沒有寫明地址。

　　老黃二話不説，從他手裏接過那單，幫忙送達。

　　他在深夜11點的路邊看到有人安靜地流淚，在民政局門口看到吵架的男女，在深冬的晚上捎過打不到車的女孩。

　　“漂亮的姑娘，就不收錢了嘛。”老黃嘿嘿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