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草原史前遊牧考古研究述評 ——以史前生業模式為視角_風聞

內容提要：考古學界對遊牧社會的關注可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20世紀後期，以蘇聯考古學家哈扎諾夫為代表的國外學者在史前遊牧考古的理論與實踐中，對遊牧的概念、分類、起源、遺址判斷標準和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文中以哈薩克斯坦的拜尕什遺址、塔什巴遺址、塔爾加爾河流域的遊牧考古和巴爾幹半島的動物考古等為例，評述了國外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成果。對國內史前畜牧、遊牧考古研究的評述，集中於新疆東天山地區和阿敦喬魯遺址以及西藏三個典型地點。利用一切手段積極開展對生業模式的研究和探索，是目前歐亞草原史前遊牧考古研究發展的大趨勢。

　　史前畜牧業的判定多基於考古發現中的家養動物骨骼如牛、羊和馬與種植穀物數量的大致比較得出的。與畜牧業的判定不同，以往研究中對於史前遊牧生業的認定則經常是一種推測，或是根據史料記載來直接定性，如對斯基泰、匈奴等即如此，因而，對他們的考古遺存也冠以“遊牧文化”和“遊牧經濟”的標籤。在畜牧生業廣泛分佈的歐亞大草原、蒙古高原、中國北方，基於田野調查和發掘的史前考古學研究相對滯後，造成了學術界對畜牧業、遊牧生業的定義並不十分清晰，為深入研究造成了一定阻礙。本文的評述所涉及的史前遊牧考古的案例，是那些以生業形態分析為基礎的、以史前遊牧經濟為主要對象的考古學研究，其中包含三層涵義：首先這個研究是史前時期的，其次是以畜牧業的考古研究為主，再次這個研究是以遊牧的畜牧生業為中心的。 

一　史前遊牧考古的發端

　　以生業形態分析為基礎的史前遊牧考古是近幾十年才發展起來的，但是考古學對史前遊牧社會的關注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以賓福德（Lewis Binford）、蘇珊•肯特（Susan Kent）為代表的一批考古人類學家的研究為始點。他們為了解決考古遺存所反映的史前人類行為，對現存美洲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以及非洲、大洋洲和歐亞大陸的一些原住民的傳統生活方式進行民族學、社會學的考察，並以此來闡釋一些史前遺蹟的形成過程和當時社會的經濟、政治結構。他們的研究大多是將採集、狩獵部族的生活方式與史前考古發現的現象進行對比研究，從而加深對史前特別是對舊石器時代的人們採集、狩獵行為及社會構成的認識。這些現代原住民包括許多現代的遊牧部族，儘管對遊牧部族研究還不能算作是遊牧考古，但是之後在歐亞草原遊牧考古中廣泛應用的“民族考古學”（ethnoarchaeology），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被接受。這一概念也在張光直先生的倡導下，逐漸在西方考古學中自覺地形成一個新的考古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成為上世紀西方考古學基礎理論“過程考古學”（processualism）中的一個主要方面。近些年來儘管反對的聲音依然存在， 但經歷了“後過程主義”的質疑和批判後，民族考古學的方法和理論在不斷的辯論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摒棄了比較研究中的簡單化類比，向深層次的闡釋古代社會意識形態等方面不斷發展和完善， 為今天的史前遊牧考古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儘管考古學界對遊牧社會的關注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但以遊牧生業為中心的考古研究則相對晚近。直到進入21世紀後的多年間，把史前遊牧考古作為一個地區性考古學研究的課題也並不多見。這其中，除了研究區域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田野工作條件艱苦，甚至有些地區經常處在戰亂的原因外，史前遊牧社會的研究邊緣化現狀是其發展滯後的主要原因。眾所周知，“人類起源”“農業起源”和“文明起源”被視為現代考古學探索的三個重大課題，成為佔有大量研究資源的熱門課題。其中“農業起源”也常常認為是“文明起源”的前提，甚至常常被認為是唯一的前提。這樣觀點幾乎佔據了學術界的主導地位，“農業起源”的研究成為地區性考古學研究的重中之重。相比較而言，“畜牧業和遊牧起源”則沒有像“農業起源”的研究那樣被列在考古學的重大課題之中，甚至存在被排斥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之外的狀況。

　　此外，在畜牧業起源的研究上，某種程度上國內外學者受到“畜牧業晚於農業”“畜牧業是從農業部落分離出來的”觀點的影響。不可否認，這個觀點在很多地區的考古研究中是得到證實了的。正像埃蘭•克•奧特拉姆（Alan K.Outram）指出的，在世界各地農業起源中心地區，穀物種植農業在大多數情況下似乎都要早於動物的馴養，即農業早於畜牧業。中國史前家豬畜牧業的出現也是以水稻、粟和黍的人工栽培為主的史前農業為前提而發生的。但是，如果在畜牧業起源的問題上只強調農業起源中心的產生過程，就很容易忽略了獨立於農業經濟之外的畜牧經濟和遊牧經濟起源的特殊性。基於以上考慮，本文嘗試以生業模式的視角對國內外歐亞草原史前遊牧考古進行回顧和評析，為今後主動地開展史前遊牧考古學的綜合研究提供參考。

　二　國外歐亞草原史前遊牧考古

　　西方很多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涉及到遊牧文化、遊牧考古等內容。有關這些討論，可以參考鄭君雷的《西方學者關於遊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簡要評述》， 文中介紹了西方學者對遊牧文化的研究，特別是遊牧文化起源問題上的一些觀點。在這類研究中，很多西方研究者在努力尋找“純粹的遊牧人”的社會（pure nomadic pastoralism）。現在看來，這種所謂的“純粹的遊牧人”幾乎是不存在的，是缺乏對遊牧民族的深入瞭解而造成的。

　　回顧20世紀後期歐亞草原的史前遊牧考古學研究，可以發現，許多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將這些歐亞草原上的考古發現與歷史記載的、分佈於上述地區的古代遊牧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社會結構相比較，進而確定這些史前遺存的性質。通過這些比較研究，他們認為這些史前居民主要是以牧業（pastoralism）為主、兼營採集和狩獵。早期的研究者甚至認為顏那亞（Yamnaya）文化存在傳統意義的“遊牧經濟” （nomadic pastoralism），即不是在一個特定區域內或固定的地點之間的“移動式放牧”（mobile pastoralism），而是一個非固定的遠距離遊牧形式。部分研究者們進而將顏那亞文化歸於這種傳統意義的“遊牧”民族的遺留。

　　這裏，必須要提及哈扎諾夫（Anatoly M.Khazanov）及其著作《遊牧人羣與外在世界》。作為長期從事歐亞草原史前田野考古的蘇聯考古學家，他較早接觸和開展了對史前畜牧業、遊牧部落遺存的研究，他一直將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史前社會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民族考古學”運用於研究之中。《遊牧人羣與外在世界》是這一時期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哈扎諾夫從民族學、人類學的角度對世界範圍現存的傳統遊牧民族進行比較研究，對遊牧經濟的具體運作，個體、家族和集體，社會關係，遊牧社會的基本構成進行綜合考察，還探究了這些遊牧社會與當地現代國家管理機構之間的複雜關係。書中第二章討論“遊牧的起源”問題，頗有創新之處。 

　　哈扎諾夫把遊牧按所謂的從“純粹的遊牧”到“半定居的畜牧”劃分成五大類。這是對遊牧經濟的一種比較全面、細緻的概括和總結，儘管存在一些主觀的因素，對進一步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對現存的歐亞及非洲、美洲的遊牧民族的深入觀察後我們會發現，遊牧活動是相當複雜的，很難將實際的遊牧活動與這五大類別一一對應。個體牧民家庭在實際遊牧活動時相當靈活，基本的遊牧範圍大都是固定在幾個季節性牧場之間，或在這些季節性牧場中間的數個過渡性牧場之間移動。農業作為附屬經濟，只要條件允許幾乎都存在於各個遊牧社會之中，只不過其佔有的比例隨着各地所能擁有的耕地資源、氣候條件多少不同而已。有時一家人會同時經營轉場遊牧和穀物種植等活動，即春天播種穀物、飼料草，然後婦女兒童留守、照顧穀物，男子則結伴轉場去夏季牧場放牧。作為一種單一的經濟形式，即所謂的純粹的遊牧經濟有可能是存在的，特別是那些根本不具備像耕地、合適的氣候等的農業種植所必要條件地區的人們，遊牧兼營採集和狩獵會成為他們最佳的選擇。這些地區的家庭或團體相對於其他具有一定農業種植地區的牧民來説，可稱為純粹的遊牧人羣。但作為一個多業並存、地域廣闊的遊牧社會來説，很難認為是個純粹的遊牧經濟，或稱之為純粹的遊牧社會。也就是説，包括哈扎諾夫在內的很多人類學家所尋找的那種“純粹的遊牧社會”（pure pastoralism society），即不存在農業種植的、完全以畜牧、遊牧經濟支撐的牧業社會在現實當中幾乎是不存在的。

　　關於遊牧經濟起源的原因，包括中國北方畜牧經濟的發生與發展，很多西方學者將其與公元前2000～前1000年的全球大範圍氣候的乾冷變化相聯繫，認為正是這樣的乾冷變化導致了農業經濟的鋭減和畜牧的發生與發展。這種觀點被鍾焓所質疑，認為是受到“氣候啓動論”的影響。許多研究者認為環境變化導致了歐亞草原西部顏那亞文化的畜牧、遊牧經濟的產生，但事實是，同一地區內顏那亞文化也存在不間斷的農業種植。中國北方公元前2000～前1000年很多地區經歷過經濟轉型，畜牧經濟的比例不斷增加，甚至超過農業經濟， 也顯示了與環境變化的密切關係。可以認為，這種農牧轉換離開了氣候和環境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對於歐亞草原以及中國北方這樣一個廣大區域的牧業、遊牧的起源以及農牧業的轉化，統統以環境變化來解釋未免顯得過於籠統了。而且，在大規模接受牧業之前，各地區無論自然環境抑或史前農牧業經濟的情況都是不同的。例如，以色列考古學家吉迪（Gideon Shelach-Lavi）與吉林大學的同行們一起對遼河上游做了多年考古研究後發現，環境因素的確對人們的生活方式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遠非決定的力量。不論環境的作用如何，那些構成牧業特別是遊牧業基本因素如羊、牛、馬等，這些可以遠距離移動的家畜以及當時的文化交流與互動才是畜牧、遊牧起源研究更應該重視的因素。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遊牧經濟起源的原因是多樣化的，各個地區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和途徑。用單一的原因和方式去解釋世界各地不同自然環境、不同歷史背景下游牧經濟的起源，未免過於簡單化。實際上，無論是遊牧文明起源，還是遊牧文化的起源，都必須要從研究遊牧經濟起源入手，而對遊牧經濟起源的研究則是史前考古學研究的核心。所以，哈扎諾夫在《遊牧人羣與外在世界》這本書的第二章“遊牧起源”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討論歐亞草原的史前考古學。他認為畜牧業在歐亞草原出現的年代並不是很晚，特別是歐亞草原的西部。伴隨着羊、牛等家養動物的傳入，小規模的畜牧業逐漸在公元前四五千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銅石並用至青銅時代就已經出現了，但卻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當時存在遊牧經濟。他還認為，像斯基泰和匈奴那樣的以騎馬作為放牧主要工具的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遊牧。書中他多處強調這個真正意義上的遊牧，以區別一般的定居的畜牧業。

　　哈扎諾夫認為的斯基泰或匈奴那種常年遠距離的、非固定地域的、“居無定所、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是不存在的，很可能是對這些遊牧民族的片面理解或誤解。很多歐亞草原現代遊牧民族的遊牧實際上是轉場放牧，是在固定的季節性牧場之間或短、或長距離上的移動，或在一個季節性草場內短期地、有計劃地移動放牧。所以，目前更多的研究者使用“季節性遊牧”（transhumance）這一概念來代替傳統的“居無定所的遊牧”（nomadic pastoralism）。

　　如何評價西方和俄羅斯學者在歐亞草原的遊牧考古實踐呢？我們從歐亞草原西部典型考古學文化經濟模式的認識歷程來評判。

　　顏那亞—洞室墓文化（Yanamnya-Catacomb）是歐亞草原西部最具代表性的、銅石並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顏那亞文化的主要分佈地域在歐亞草原西部，位於烏克蘭東部、橫跨黑海和裏海以及俄羅斯南部和哈薩克斯坦西部，其主要的年代為公元前3300～前2600年，處於銅石並用和青銅時代偏早的階段。該文化早期居民的經濟模式被認為是以牧業為主，同時從事採集和漁獵。而與之同時或略晚些的、分佈在歐亞草原東部的阿凡納謝沃文化的人羣，被認為是顏那亞文化向東傳播而形成的，其生業形態也被認為是經營畜牧業為主。與哈扎諾夫相似，俄羅斯的學者科亞闊娃（Ludmila Koryakova）也認為顏那亞文化及其後來的繼承者從事着畜牧經濟。原因之一是這些遺存都有相當數量的飼養動物，如發現的羊、牛和馬的骨骼。阿凡納謝沃文化主要分佈包括了現今哈薩克斯坦東北部、俄羅斯西伯利亞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區域，近年來在新疆的西部也發現了這一文化的遺存。然而，阿凡納謝沃文化與顏那亞文化的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在於飼養動物的構成。顏那亞—洞室墓文化的很多遺存中的動物種類除了牛、馬和羊之外，還有家豬，而阿凡納謝沃的遺存中則不見豬的蹤影。這種無豬畜牧的現象，在以後的歐亞草原東部的奧庫涅沃、安德羅諾沃以及卡拉蘇克等文化的考古遺存中是一脈相承的。 

　　歐亞草原的青銅時代是否存在穀物種植業呢？多數西方學者都在使用“agropastoralism”這個概念——“從事少量農業的畜牧經濟”——來描述這些銅石並用和青銅時代文化的生業模式。在對安德羅諾沃文化（以下簡稱安文化）的研究中，庫茲米娜（Kuzmina）用了很大的篇幅談論安文化的農業經濟。她從使用的工具（尤其是青銅鐮刀和鋤頭）分析，認為當時是存在農業種植業的，這個推測在後來的植物考古學研究中得到了證實。安文化遺址出土大量的人工飼養動物骨骼，包括羊、牛、馬等。早期的辛塔什塔遺址中還發現了雙峯駱駝的骨骼，説明畜牧業也是其主要的經濟形態之一。庫茲米娜特別指出，安文化分佈的地域十分廣大，包含了諸如森林地帶、草原地帶和沙漠綠洲等不同的自然地理形態，不同地區安文化的畜牧和農牧結合的經濟形態也會有所不同。庫茲米娜認為生業形態在同一個考古文化聯合體中會根據所在的不同區域的自然環境變化而有所不同，這個認識在目前的史前遊牧考古研究中相當重要。

 　　對於安文化是否出現遊牧的問題，庫茲米娜也做了深入的分析。在她看來，安文化的畜牧是一種定居的放牧方式，但也認為，由於畜羣中馬匹的存在，使得畜羣（包括羊羣）即使在冬季雪大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吃到雪下的牧草，因而存在遊牧方式是可能的。她推測安文化的最後期已經具備了遊牧的一切準備，處在從定居牧業向遊牧的轉型期。當然，這些推測在當時還沒有相應的考古學證據。 

　　事實上，對於歐亞草原的青銅時代無論是農業種植還是畜牧經濟的推測，都缺乏系統的、清晰的考古學論證。所以，像上述的研究中簡單地把歐亞草原的青銅時代形容成一種從事少量農業、固定居住的“牧業社會”，並認為這種“牧業社會”經過千年的發展誕生了後來著名的塞人、匈奴這樣的遊牧王國，這樣的認識未免過於簡單化和理想化。從以往的研究看，早期的歐亞草原考古學研究，在很長一個時間段裏停留在以發現飼養動物骨骼為主要依據，並由此而推定牧業經濟存在與否，而沒有更多地追尋牧業緣起和遊牧起源的原因以及確切的田野考古學證據。

　　這種狀況，在20世紀80年代前後逐漸有所改進，在蘇聯史前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上，西方考古學界開始漸次展開對歐亞草原史前牧業的考古研究。華盛頓大學的弗拉崔悌博士（Michael Frachetti）進入哈薩克斯坦東邊的西天山東北部從事田野考古工作。他參考當地牧民的遊牧生活方式，結合考古發現的遺存形態，對歐亞草原的史前遊牧社會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之後，他的團隊長時間在這一地區從事遊牧考古學的研究。另一個進入歐亞草原進行考古學研究的是美國斯特布萊爾學院（Sweet Briar College）克勞迪婭•張（Claudia Chang），她早年在希臘南部的一個叫Peloponnese島上作遊牧民族學調查，1981年後也一直從事遊牧民族的民族考古學教學和研究。1996～2018年間，她以早期鐵器時代的遊牧考古為研究課題，並將研究重點放在哈薩克斯坦南部西天山北坡的塔爾加爾（Talgar）地區。

　　歐美學者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也影響到了俄羅斯考古學界，俄羅斯國家博物館的娜塔莉亞•施什麗娜（Natalia Shishlina）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尋找季節性移動遊牧在考古的具體證據，是目前為數不多的以考古學的證據來具體判定史前季節性遊牧的考古學研究範例之一。在利用民族考古學方法進行史前遊牧考古的研究中，澳大利亞的考古學家羅傑•克里布（Roger Cribb）博士也是十分傑出的，他於1982年獲得英國南開普敦大學博士學位，研究成果於1991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名為《遊牧考古學》。儘管他的著作中沒有多少涉獵歐亞草原的史前牧業考古，但他以獨到的民族考古學的田野視角和方法，對土耳其晚近的遊牧部落社會形態的實地考察，進而展開對史前遊牧民族的多角度研究，應該是當下史前遊牧考古領域的先驅。羅傑•克里布博士於2007年時（年僅59歲）離世，但是他的《遊牧考古學》是留給考古學界的珍貴遺產，也是史前遊牧考古學研究的必修課。

　　這裏例舉幾個史前遊牧考古研究的實例。

　　1.拜尕什（Begash）遺址的發現 

　　拜尕什遺址位於哈薩克斯坦東南部七河流域，地處卡拉塔爾河(Karatal) 上游的科克蘇（Kuksu）河岸上。遺址分佈在哈薩克斯坦境內天山山脈阿拉套山北坡，附近是以半乾旱的草原植被為主，海拔950米，距離居住址500米的東北部是墓葬區。對遺址的調查、發掘和研究，是弗拉崔悌自博士學習期間一直持續到現在的遊牧考古項目之一。他和團隊對於這一地區進行了系統的、較為全面的綜合研究，對周邊的多處史前遺址進行調查和試掘。拜尕什遺址就先後經過了2002、2005、 2006年三個夏天的發掘，重點是一個多層堆積的居住址的發掘清理。遺址年代跨度較大，自公元前三千紀中葉至公元17世紀。

　　遺址最重要的發現是青銅時代的遺存，除了陶器之外，還包括了飼養動物羊、馬和牛的骨骼，炭化的小麥和黍、粟的種子等多類遺物。由於這是一個多層堆積的遺址，早期青銅時代的聚落建築與晚期的遺蹟相互疊壓，年代跨越了4000多年；發掘者認為，在同一地點發現的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前後的遺蹟，可能是塞人或烏孫人的聚落建築；遺蹟被公元17世紀（以後）近代哈薩克遊牧民族的建築所疊壓，而且聚落建築形式比較接近。他們分析了遺址內涵，並結合對該地區牧業地貌（pastoral landscape）的判定，最終以遊牧遺存對這個遺址進行了定性。這一結論，在弗拉崔悌團隊的一系列植物考古和綜合研究文章中多次被強調。特別是經過了他們對當地草場的電腦數據和遊牧轉場的電腦模擬之後，拜尕什遺址屬於遊牧遺存的結論被廣為擴散，也貼上了遊牧經濟的顯著印記，他們認為，它還是這一地區青銅時代遊牧（形態）冬季居址的代表。 

　　總體而言，弗拉崔悌和同事對拜尕什以及其他幾處遺址的研究，為如何開展遊牧考古打開了新的綜合研究範式。受各種條件和因素的限制，拜尕什遺址中居住址的發掘面積只有155平方米，不同時期的建築形制並沒有被完整地揭露出來，這就大大限制了對遺址整體性的研究。目前對拜尕什遺址的研究中，並沒有見到能夠説明是季節性遊牧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證據。對遺址的遊牧性質的確定多是基於合理的推測。甚至，斯摩絲博士（Tekla M.Schmaus）在後來對該遺址的動物牙齒的研究中，也並沒有發現任何季節性使用的跡象，包括後面要提及的塔什巴（Tashba）和吐祖賽（Tuzusai）遺址，她都認為是四季定居的。但弗拉崔悌團隊以這樣小的發掘面積和有限的發掘資料，能夠對遺址做出一個較為合理的推測也實屬難能可貴。

　　2.塔什巴遺址

　　塔什巴遺址在拜尕什以東大約100多公里的位置，遺址仍然屬於科克蘇河上游，海拔約1500米，比拜尕什的海拔高出600多米。遺址所處草原與拜尕什相似，屬於當地牧民的夏牧場。面南背北，北依一座小山丘，南面十餘公里外是河谷平原，寬廣的河谷對面是高聳入雲的天山（阿拉套）山脈。

　　遺址最初由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考古研究所在2001年進行小型的試掘， 2011年，美國華盛頓大學多曼妮博士（Paula N.Doumani）進行了新的發掘。儘管發掘面積只有50多平方米，但在一個小型的石棺墓內的填土之中發現了這一地區最早的小麥（cal.2596-2515 BC）和黍、粟遺存。這個遺址與拜尕什遺址同樣被視為青銅時代季節性遊牧的臨時居址，其理由與認定拜尕什遺址相同，即大量的飼養動物骨骼、海拔較高的草原地貌等。他們認為塔什巴是當時的夏季居址。但在動物牙齒的研究中，卻沒能給出季節性使用的相關證據。 

　　此外，對土庫曼斯坦穆爾哈勃（Murghab）地區奧加克里（Ojakly）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也與上述兩個遺址非常相似。發掘者在遺址中發現了草拌泥的建築殘片，但除了一個陶窯之外，並沒有發現確切的居住址。根據出土的飼養動物骨骼種類、遺址地層堆積較薄等情況，發掘者認為是屬於青銅時代遊牧的遺存，但並沒有發現確切的季節性遊牧的更多證據。

　　3.塔爾加爾（Talgar）河流域的遊牧考古研究

　　上世紀90年代之際，克勞迪婭•張在哈薩克斯坦東南的塔爾加爾河流域進行民族考古學的研究工作，歷時20多年。雖然關注的重點是公元前1千紀後的遺存，但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對早期青銅時代的遊牧考古頗有啓發。

　　1992年開始的塔爾加爾項目就是以尋找分佈於歐亞草原南部邊緣的、形成於公元前一千紀左右的早期騎馬民族的遊牧社會聯盟為目的。塔爾加爾河是伊犁河下游的一條支流，位於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東面的天山北坡，河流自南向北匯入伊犁河。考古研究人員在該地區做了大量的野外調查，吐祖賽遺址是其中之一。該遺址位於阿拉木圖市東面25公里處的塔爾加爾河沖積扇上，遺址的北面是海拔5000米的天山塔爾加爾峯。遺址周邊自天山腳下的2000～1700米開始呈現緩慢的斜坡，形成海拔1100米左右的廣大沖積扇，在其西北延伸的過程中海拔逐漸降低至650米左右。 

　　吐祖賽遺址的面積非常大，地面調查了50 000～120 000平方米。這一地區的野外工作長達20多年，但發掘面積僅有500餘平方米。遺址的年代根據測年確定為公元前400～前200年，使用時期200年之久。研究者根據連續的層位和其他一些跡象，認為可能是一處四季連續居住的遺址。

　　克勞迪婭•張在這個項目的開展過程中，重視多學科的考古人類學研究。為了深入解讀這個遺址，克勞迪婭•張充分利用她之前在希臘北部的民族學調查的經驗，展開了對塔爾加爾當地哈薩克牧民的民族學調查。通過調查，她不僅發現這裏的牧民轉場的方式與希臘北部牧民十分相似，而且這一地區有較好的農耕土地和與此相適應的農業生產，她開始對歷史上記載的活動於這一地區的塞人、烏孫等所謂的“純粹”依靠畜牧業的遊牧民族的傳統説法提出了挑戰。斯摩絲博士（Tekla M.Schmaus）對該遺址出土一百多隻羊的牙齒做了分析，認為這是一處四季都使用的遺址。這是為數不多的從馴化羊死亡（屠宰）年齡的角度進行系統分析以説明遺址使用方式的嘗試。 

　　克勞迪婭•張和她的團隊的考古研究對後來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任務和思考，即在尋找和認識遊牧考古遺存的過程中瞭解遊牧經濟的真正含義、客觀地復原這些古代遊牧社會的結構及其運作過程。 

　　4.巴爾幹半島的動物考古

　　在探索遊牧經濟起源的道路上，以動物骨骼鑑定為主要方法的傳統動物考古學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者們使用最多的證據是遺址中出土的一定數量的飼養動物特別是具有遊牧特徵的羊、牛、馬和駱駝等骨骼。民族考古學為指導的動物考古研究對史前遊牧考古的貢獻尤為顯著。典型的範例是美國格蘭德沃蕾州立大學（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的伊麗莎白•阿諾德博士（Elizabeth R.Arnold）和加拿大曼尼託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哈斯克爾•格林菲爾德博士（Haskel J.Greenfield）的動物考古研究。他們的研究地區並不在歐亞草原，但他們的研究方法為世界其他地區的史前遊牧考古研究開闢了新的途徑。

　　他們的這項研究持續20多年，其數據涵蓋了南歐巴爾幹半島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早期鐵器時代的不同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標本。同時，他們也收集了當地現代遊牧民族在不同季節宰殺的牲畜骨骼標本。他們發現，分佈於這一區域的高地和低地的古代遺址中的動物種類和死亡年齡，自青銅時代中期（公元前1900～前1600年）開始發生變化，這個變化與當地現代牧民在高地牧場和低地牧場於不同的季節進行轉場遊牧的數據具有相當高的相似性。而且，這一現象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並在青銅時代晚期特別是早期鐵器時代變得越來越明確。這就説明：與現代牧民相似的垂直轉場的遊牧經濟在青銅時代出現，並在早期鐵器時代達到成熟。這項研究為尋找遊牧起源的考古學探索開闢了新的途徑，其研究的細緻和堅持不懈的努力堪稱典範。 

　　5.關於歐亞草原西部顏那亞—洞室墓文化遊牧的推測

　　俄國學者娜塔莉亞•施什麗娜和她的團隊在2001年發表了關於裏海西北的顏那亞—洞室墓文化存在遊牧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這個研究中，他們除了綜合民族學、古環境等學科的研究外，主要是通過對墓葬填土中包含的植物種類以及動物骨骼和牙齒的牙骨質進行分析，以此確定墓葬的埋葬季節，從而為轉場遊牧的假設提供支持。他們基於不同牧場的植物種類受其季節環境變化而不同的理念，比較該地區現代牧民飼養的動物骨骼與考古發現的動物骨骼的同位素食譜的結果來推定當時轉場遊牧的存在。其中一個具體的成果是，在裏海西北的頓河下游的考古遺址中發現的大麥植硅體被推測是由於轉場遊牧的過程中通過交換獲得的。使用現代草場植物種類與考古發現的孢粉、植硅體，以及人和動物同位素食譜所顯示出的植物類別進行對比研究，是一個系統的、長期的工作，需要有針對性地去搜集大量的現代遊牧民族的同類數據作參考，這一過程很難通過幾次簡單的實驗就能解決。

　　6.蒙古高原的畜牧、遊牧業的起源

　　歐亞草原東部、蒙古高原畜牧與遊牧發生的時間及動因也是遊牧考古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美國歐柏林學院人類學與東亞學系的耶和華•萊特（Joshua Saint Clair Wright）博士，在蒙古國北部的額金河流域開展的考古工作與研究，涉及的內容主要是考察當地安德羅諾沃文化的生業形態。他結合人類學田野方法，對當地現代蒙古遊牧民族的季節性轉場進行跟蹤觀察。據此，他認為安德羅諾沃文化是遊牧經濟，其過程是5000年前由歐亞草原西部的“從事少量農業的畜牧經濟”的阿凡納謝沃文化（人羣）來到蒙古高原的西部，帶來了西亞的牛、羊和歐亞草原的馬，使得蒙古高原的居民從採集狩（漁）獵轉化為移動的放牧者——遊牧民族。他的推測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研究仍然停留在傳統的宏觀人類學、民族學與考古材料的比較研究上，缺乏必要的科技考古的微觀證據的支撐。

三　國內史前遊牧考古

　　在中國北方地區考古研究中，以史前畜牧、遊牧為中心的田野考古並不多見。類似內蒙古朱開溝遺址生業形態的討論 以及像冠以“遊牧文化”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研究等，都還是對考古遺存的後續分析，並非是在田野工作中明確以畜牧、遊牧考古學研究為中心，而且，多數研究中並沒有明確“畜牧“和“遊牧”的區別，所使用“遊牧經濟”概念實際上多是指“畜牧經濟”。佟柱臣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初時便開始涉獵遊牧考古的研究，領風氣之先，但他在研究中所使用的遊牧業的概念，目前來看主要是指畜牧業。早期的遊牧考古研究甚至把北方的細石器遺存與遊牧經濟聯繫在一起。即便如此，面對這樣一個世界性的考古難題，這些早期的、開創性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仍然值得參考。

　　國內的研究更多是以古代畜牧、遊牧社會的考古文化為對象，多集中於公元前一千紀之後，如斯基泰、早期匈奴等介於史前向歷史時期過渡的階段，集中在稱為早期鐵器時代的、歷史記載中比較成熟的遊牧社會。這些以文化為對象的研究是史前遊牧生業考古的重要基礎，烏恩先生對斯基泰文化的論述就屬這一類。楊建華教授和包曙光博士對俄羅斯圖瓦和阿爾泰地區斯基泰的遊牧文化的遺存分析，指出這一地區的東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多是發生在貴族階層中。田澍教授與馬嘯總結了過去遊牧考古研究，並注意到了不能簡單地把遊牧經濟與農業經濟相比較，認為今後的研究還需要在理論和方法上進行創新。最近，邵會秋與吳雅彤撰文對歐亞草原的三個不同地區的遊牧文化起源做了詳盡的論述，並指出各地早期遊牧的起源並不同步，起源方式也不盡相同，提出了遊牧起源的“原生地”與“次生地”概念，認為發達的畜牧業和熟練的騎馬術等可能是早期遊牧得以迅速擴張的重要原因。 

　　近20年來，中國考古學在遊牧考古的領域逐步興起，田野調查和發掘的規模以及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不僅如此，國內學者也在史前遊牧考古的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林澐先生關於中國北方遊牧文化帶的論述，對深入認識這一地區的古代遊牧文化的形成具有指導意義。楊建華教授在向國內介紹西方有關歐亞草原史前考古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指出了目前國內歷史和考古學界亟待解決的缺乏對歐亞草原全面研究的問題。王立新教授和胡平平博士基於對史前墓葬的經濟形態的分析，指出當時赤峯地區可能存在隨季節移動的遊牧兼漁獵的經濟形態， 首次使用了“牧獵經濟”一詞來概括這一形態。這些都是史前遊牧生業考古研究的基礎。

　　鄭君雷教授總結了西方學者在遊牧文化的起源方面的研究，並根據中國北方長城地帶的考古實踐，對田野考古中如何判定遊牧性質的遺存做了深入的討論。他在評述了西方遊牧考古之後，總結性地對今後遊牧考古研究提出了七個要點，其中的遊牧起源“要考慮各種發生途徑”“注意遊牧起源技術前提的考古分析”“巖畫對遊牧考古的意義”“加強自然環境的研究”“提倡考古學者參與現代遊牧族羣的民族學調查”等都是史前畜牧、遊牧考古研究的基礎性工作。近些年來在新疆的考古實踐也體現了這些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王建新教授通過對新疆東天山地區的史前遊牧居址的野外工作，簡要地概括了遊牧性質的遺存所具有的居址、墓葬和巖畫的“三位一體”的特徵。進而指出了古代遊牧民族也建造相對固定的居址，從考古學的角度糾正了遊牧民族“居無定所”這個誤導考古、史學界和公眾多年的錯誤觀點。霍巍教授根據西藏史前考古的證據，提出了西藏史前遊牧居址的三種類型。筆者也根據新疆西天山的考古實踐提出了新疆西天山地區早期轉場遊牧出現於當地的青銅時代的觀點。 

　　近年來科技考古廣泛地應用於遊牧考古的遺存分析。呂紅亮教授和唐莉博士介紹了國外是如何在考古遺址中發現和分析家畜糞便遺留， 邵孔蘭和張健平等對遺址土壤與動物糞便中的植硅體的比較分析等， 都為史前遊牧考古提供了新方法、新資料和研究的新領域。此外，國內也有許多直接或間接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史前遊牧考古的發展。例如，人類學家王明珂教授對古代遊牧民族的研究，他在《遊牧者的抉擇》 和《華夏邊緣》 的論述中，參考了世界各地的民族學資料，結合中國古代文獻記載，試圖從人類學的角度去解釋形成遊牧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深層原因。鍾焓教授在《重釋內亞史》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討論遊牧民族的起源和遊牧文化。民族學家陳祥軍博士的《阿爾泰山遊牧者——生態環境與本土知識》 以及他所編著的《楊廷瑞“遊牧論”文集》 ，是近年來國內最新的遊牧民族生業形態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成果，對史前牧業經濟和遊牧生業的研究尤為重要。儘管上述研究在方法、對象上都不盡相同，而且有些觀點之間相去甚遠，但這都是目前國內史前畜牧、遊牧考古研究中可喜的現象，而這些成果都是值得研究者去深刻思考的。

　　中國北方草原地區，包括西北和新疆的廣大地區，其畜牧和遊牧業的起源是與羊、牛、馬這些外來的家畜分不開的。在北方地區的農牧交錯地帶，伴隨着不斷積累的考古材料及研究的深化，可以越來越清晰地看到，確實存在我們常説的農牧業的轉化過程和亦農亦牧的混合經濟形式，這與歐亞草原的牧業產生和遊牧業的起源模式既有聯繫、也存在區域或環境等方面的差異。近幾年來新疆、西藏的史前考古及生業形態的研究中出現了一些具有説服力的案例，包括新疆哈密地區的東天山史前遊牧聚落的研究 、西藏地區史前畜牧業和遊牧經濟的研究 以及新疆博爾塔拉河上游的青銅時代畜牧、遊牧經濟的研究。這些研究大大提升了對包括中國北方地區在內的歐亞草原史前畜牧、遊牧業形態的認識，也把歐亞草原的遊牧考古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1.新疆東天山的史前遊牧考古

　　在國內首先明確以遊牧為主題開展的大型考古研究項目當屬新疆哈密東天山研究。這項研究是以2000年西北大學王建新教授組織的新疆東天山和甘肅西部的大規模的田野調查開始的。他們在天山東部的巴里坤伊吾地區的天山坡地上發現了多處石頭壘砌的建築羣、墓葬羣和巖畫，其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前200年，大致為青銅時代晚期至早期鐵器時代的遺存。遺址多集中在東天山南北兩側的坡地、溝谷、海拔在1900～2100米的高山草場上。這些遺址中柳樹溝遺址 （海拔1800米）坐落在天山南坡，嶽公台—西黑溝（海拔1900多米） 、東黑溝（石人子溝）（海拔1900多米） 、紅山口遺址（海拔2000多米） 分佈於天山北坡的巴里坤縣。這些遺址包括居址和墓葬，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大都是石構建築，居址、墓葬和巖畫（三位一體）人工遺留的遺存以及位於相似的海拔（1800～2200米）的山坡（或溝谷），與草場及河流這些自然景觀緊密相連，構成了天山地區典型的古代畜牧業景觀地貌。

　　經過多年的調查、發掘，發現這些遺址的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1500～前500年之間。基於這些發現，王建新教授對傳統的史籍記述的古代遊牧民族的“逐水草，居無定所”生活方式提出了質疑，依據大量的考古學材料，提出古代遊牧部落的固定的聚落羣的存在，並根據古代文獻和現代遊牧民族學的研究提出了古代遊牧民族存在冬、夏固定的季節性營地和居址的推論。根據大量的調查和資料，他總結出了遊牧文化所具備的居址、墓葬和巖畫“三位一體”的遊牧景觀特徵。

　　該項目還做了多項研究和分析。首先是遺址的聚落形態，研究者指出了遊牧社會存在固定的聚落的事實。特別是通過對大型聚落和高台建築的分析，研究者認為這些聚落代表了當時社會的等級構成，具有高等級中心聚落的性質。其二，區分出兩類不同的遺存，其存在的年代和各自的文化性質都具有明顯差別。第一類大致在公元前1300 ～前300年前後，跨越1000年左右；第二類遺存年代跨度較短，大致處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後。結合了當地的地理、地貌和自然環境資源並參考了大量的當地和其他地區遊牧經濟的民族學資料後，研究者認為第一類是屬於定居的農業、畜牧或半農半牧，晚期開始向遊牧經濟轉化，而第二類的生業形態完全屬於遊牧。這些分析也得到了植物考古學證據的支持。從第一類到第二類的過渡體現了定居農業、半農半牧和定居畜牧向遊牧的轉化。針對不同的自然環境，馬健注意到了東天山山地草原區與哈密綠洲盆地的生業模式的差異，認為農業比重後者大於前者，而且穀物種植的種類也體現了這個環境區別。所有這些研究和認識在新疆地區的史前考古中具一定的代表性。 

　　該項目還展開了多部門、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包括環境、動植物、金屬冶煉等多方面的科技考古實踐。如對出土的羊、馬、駱駝等家畜的動物考古， 植物、同位素 ，石器、有機體殘留物 ，陶器產地分析等 ；其中動物、植物考古分析中的家畜種類、年齡鑑別，植物考古中的栽培穀物的分析以及同位素食譜分析都進一步證實了前述的各個研究中對幾處主要聚落的農牧兼顧的古代生業形態的基本認定，而且，植物考古學的證據表明這裏古代遊牧也仍然保留少量的農業經濟。不惟如此，田多博士的植物考古研究中引入了民族學和實驗考古學的方法，對動物糞便燃料遺留下來的植物遺存做了詳盡的對比分析，以此深入認識當時的畜牧經濟，為今後系統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此外，尤悦博士在動物考古研究中首次應用了民族考古學的方法， 為全方位開展動物考古學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徑。任萌的研究還結合中國古代文獻對遺存的族屬做了詳細的考察，認為東天山的遊牧遺存與歷史記載的匈奴文化有密切聯繫。 

　　就目前而言，東天山的史前遊牧聚落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對以遊牧聚落為中心的田野考古研究開風氣之先，為史前畜牧、遊牧考古學的發展闢出了新思路，也將中國和歐亞草原的遊牧考古學研究水平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儘管上述研究的一些結論要進行更深入的考察，很多認識需要在更多的田野工作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例如，如何在田野考古中區分定居牧業和遊牧業的居址/聚落羣，是否可以進一步深化對景觀考古，特別是綠洲農牧業和山地草場遊牧業典型遺址的景觀考古研究，如何利用科技考古對典型遺址的農牧結合的成分做更加細緻的研究等等。

　　2.西藏地區的遊牧考古

　　以犛牛、黃牛和羊組成的現代西藏遊牧經濟是世界上最具特點的牧業形態之一，適應高海拔、高寒地區，其起源也相當古老，經過世代相傳至今。位於青藏高原的西藏自治區不僅海拔高，各地自然環境差別也大。藏北高原是主要的牧業區，而藏南谷地，海拔平均在3500米左右，地形平坦，土質肥沃，是西藏主要的農業和半農半牧的地區。西藏的史前考古或多或少都與畜牧、遊牧發生一定的聯繫。霍巍教授曾幾次論及西藏的史前遊牧經濟， 根據不同的地理地貌和自然景觀，提出了西藏存在早期遊牧遺址，北部和西部的“羌塘高原”應是古代居民從事遊牧的主要地區。藏南河谷和藏東山脈地帶，則應是半農半牧的古代經濟分佈區。這些古代遊牧居民並不是“居無定所”，而是有固定的石頭壘砌的季節性居址。根據西藏地區早期聚落的考古發現和分佈，他將這些聚落分為三類：季節性半定居式聚落（丁東遺址），臨時性營地遺址（加日塘遺址） 和大型城寨聚落（“穹窿銀城”遺址）。

　　丁東遺址是藏北地區典型的史前居址之一，遺址中發現幾個石頭壘砌的房址都是不規則形狀，內有隔間，與新疆東天山發現的居址很相似。丁東遺址的房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房址依坡地而建，建築多東西寬、南北窄。從建築本身的遺蹟很難確定房址的門道和朝向，這可能也是遊牧居址的一個特點。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新疆天山夏季牧場上，牧民的夏窩子並不一定要坐北朝南，可以朝東或朝西，甚至會朝北。而丁東遺址的F1很可能是朝西的。

　　房址F1的年代在公元前208BCE～66CE（92.7%），是一處2000多年前的居址。與遺址相鄰的東嘎墓葬區應屬於同一時期，都處在海拔4100米的坡地上。遺址中除發現大量動物骨骼外，還在房址（F4）的地面和立石周圍發現了近百粒碳化青稞。説明這裏的古代居民與今天類似，除了在高山草場放牧外，也在河谷低地從事一定的青稞種植。 

　　目前，西藏的遊牧考古研究還在不斷深入，也存在一些疑問。如西藏的史前遊牧經濟是否存在與鄰近地區的聯繫，是否也存在像新疆東天山地區定居畜牧向遊牧的轉化過程，除犛牛之外，綿羊、山羊如果也是來源於西亞、中亞的同一物種，那麼這些家畜是什麼時候、經過什麼路線、又是如何傳入這一地區的，犛牛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被馴化的，那些方形和圓形的石圍居址，是否是轉場遊牧時使用過的帳篷式的臨時居址的遺蹟，早期遊牧的具體形態和遊牧轉場的方式是否和現代居民相似？這些疑問都需要在今後的田野工作中去尋找答案。

　　3.新疆西天山阿敦喬魯遺址的研究

　　阿敦喬魯遺址與墓葬位於新疆西天山博爾塔拉河流域，是繼西北大學東天山遊牧考古項目之後，又一個以畜牧、遊牧生業為中心的考古項目。遺址的年代屬於青銅時代中、晚期的遺存。阿敦喬魯遺址與墓葬地處博爾塔拉河谷，阿拉套山的南坡山前地帶，海拔1800～2100米，碳十四數據顯示其開始使用的年代為公元前19世紀。與之相似的遺址和墓葬在博爾塔拉河流域中上游多有發現，説明當時這裏是一個相對集中的古代文化分佈區。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的發現與研究，是最近一個時期新疆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重要的研究課題。

　　阿敦喬魯遺址中，房址F1的規模和複雜結構都十分值得注意。與西藏的丁東的房址及東天山發現房址的朝向不同，阿敦喬魯F1是坐北朝南，房址（院落）外部規模為22米×18米，雙石牆以內區域為18米×14.6米。石牆所用的石頭都很巨大，其中最大的一塊約為3米×1.5米；房址內分區呈對稱佈局，其間發現一些灰坑，可能用作窖藏。牆體的東南角和西南角內各有一個四分之一圓形的雙石圈遺蹟。此外，內部還可辨認出多個小區域，其界限往往是石牆分隔。而F2、F3作為F1的延伸，位於F1北側。這組建築形式與丁東和東天山的十分相似，説明這些畜牧生業的居住址結構和分佈具有獨自的特點，形式相通。例如，這些居址都存在很大的、多個隔間和擴間，除了少數主體建築比較規整外，包括擴間在內的其他建築經常是沿地勢建造，不甚規整。這種結構、分區和選址等與本地的現代牧民的房屋的平面佈局非常相似，即房址與牲畜圈結合緊密，甚至牲畜圈也出現建有帶屋頂的房子。通過民族考古學的調查與分析， 並結合現代地理環境與古環境及古植物學等的研究結果， 可以初步推定在公元前17世紀甚至更早的時期，博爾塔拉河中上游已經出現了季節性的轉場遊牧。

　四　研究趨勢和展望

　　史前社會生業模式研究是考古學的基礎性研究之一，直接涉及到對史前社會經濟能力以及以此來支撐的社會組織、精神生活和社會發展水平的認識。在開展對考古遺址的年代、文化內涵、屬性及與周鄰考古學文化之間關係研究的同時，利用一切手段積極開展對生業模式的研究和探索，是目前歐亞草原史前遊牧考古研究發展的大趨勢。

　　1.史前生業模式的屬性

　　人類社會進入新石器時代之後，單一的生業模式幾乎不見，多種生業模式並存的樣態成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常態。如何準確地判定多種經營社會中的主要生業模式，即確定遺址的生業模式的屬性是考古學研究的具體任務之一。在研究中我們常常用到如採集、狩（漁）獵、農業種植業和畜牧業等的相關概念，但是嚴格意義上講，確定史前社會的生業模式的屬性，需要用到許多科技考古的方法和技術才能實現。簡要的説包括以下三個大的方面：動物遺存（包括微生物）、植物遺存和除此之外的其他考古遺存的科技考古分析。採集和狩獵生業模式的考古遺存的判定看似直觀，但要真正做到用證據來判定某個遺址是史前採集狩獵居民的遺留就不那麼容易了。合理的判定要從植物考古、動物考古、同位素食譜鑑定、工具分類、地層堆積、聚落形態、景觀地貌等等的諸多不同的方面去尋找證據。 

　　對歐亞草原現代從事傳統經濟活動的人們觀察得知，一個家庭常常會既放牧也種植穀物，同時還兼具採集和狩（漁）獵活動。即使是在工業化之後的鄉村中，那些我們認為專事農耕的農民，他們在傳統經濟活動中也在扮演多種角色，除了種莊稼之外也會飼養雞、鴨、鵝、豬，甚至飼養羊、牛、馬等家畜。類似的情況很可能在史前社會中也是一種普遍現象。準確地在考古實踐中分析和認知這種多種經營的、但主導的生業屬性仍然是畜牧、遊牧的家庭和社會，從而對史前畜牧、遊牧考古遺存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是今後史前遊牧考古的重要課題。

　　2.開展考古學的遊牧民族學調查

　　史前遊牧考古學研究的另一個趨勢是對現存的遊牧民族的考古民族學調查，以民族學的資料來幫助我們認知和闡釋考古遺存。如若我們自己對遊牧本身的經濟運作和遊牧民族本身的傳統文化、居住形式等知之不多，就很難在支離破碎的考古遺存中發現遊牧經濟的證據，也很難對遊牧遺存的作用、意義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所以，史前遊牧考古離不開對遊牧民族學研究。長期以來，許多西方人類學家對包括中亞、西亞、非洲和美洲的現存遊牧民族做過深入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民族學研究資料，是史前遊牧考古的重要參考。但是對於國內的史前遊牧考古來説，更重要的是來自國內的民族學研究的參考。例如，對於新疆的史前遊牧考古研究來説，陳祥軍的《楊廷瑞“遊牧論”文集》和《阿爾泰山遊牧者——生態環境與本土知識》是非常重要的民族學參考資料。目前國內還缺乏有關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傳統遊牧經濟的民族學調查資料。無論是國外的和國內的民族學研究成果，大多是由人類學和民族學家完成的，而考古人類學家參與的、如澳大利亞的羅傑•克里布 和美國的克勞迪婭•張 的民族學研究並不多見。這些人類學研究的成果往往缺失了考古學研究所必需的內容，像遊牧居址（包括牲畜圈）的具體規劃、建造及其使用過程，牧民是如何宰殺動物，如何烹飪，如何祭祀，遊牧路線的具體確定，臨時居址留下遺蹟等等。

　　對於史前遊牧考古研究來説，最重要的資料莫過於掌握其研究區域內的傳統遊牧經濟的民族學調查成果，即以考古學研究為目的，並通過調查詳細瞭解當地的傳統遊牧經濟，和與這個傳統遊牧經濟相關、相適應的自然資源狀況，傳統生產、生活甚至宗教祭祀、社會分工等方面的內容。對於考古學研究而言，這種調查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史前遊牧考古的另一個趨勢。

　　3.史前遊牧考古的全面、系統性研究

　　我們知道，任何學科和技術都有其自身的侷限性，史前考古發現的侷限在於發現的殘缺不全和支離破碎。我們很少能以一個單獨的方法和手段來明確回答考古學研究中的複雜問題。研判古代遺存的經濟形態、生業模式的屬性等更要客觀、全面。如同位素食譜可以確定當時的人們和牲畜的食物來源種類，但卻不能直接判定當時人們的經濟類型或生業模式。也就是説吃的是什麼不等於種植什麼或養殖什麼，食物完全可以依靠交換獲得。包括植物考古學的大植物種子的研究，如果不參考任何其他的考古學證據，僅僅根據浮選發現的種植穀物的種子，還是不能簡單地認為當時存在穀物種植。也就是説，動物、植物考古學的單一的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確定當時人們從事的主要生產活動和一些商品交換的種類，但並不能給出簡單的、直接的生業模式的結論。要想確定這個遺址的生業模式，一定要參考其他一些發現，如農田、草場、牲畜圈等證據，並利用一些新的科技考古的手段，如土壤微量元素分析等來確定這些土壤是否曾用來種植穀物或放羊牲畜等等。未來，除了上述確定生業模式的研究之外，對整體遊牧經濟系統的、全面的研究是遊牧考古的重要任務之一。例如，對於遊牧經濟來説，除了肉食之外，奶製品在其食物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因此，包括對奶酒、酥油、奶酪 等奶製品的起源 以及作為牧業經濟附屬產品的毛紡織業、皮革業起源的研究也將是未來史前遊牧考古的重要組成部分。

　　4.史前遊牧文明的研究

　　綜觀史前遊牧考古研究，確定生業模式僅是研究的第一步。而對於一個特定區域的、長期的史前生業模式的發展和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所反映的社會變革和遊牧文明的研究，則是畜牧、遊牧考古研究的縱深區域。對於一個特定地區的史前生業模式的發展與變化的認識，會幫助我們進一步對當時與生業模式的發展變化息息相關的社會政治進程有更深刻的瞭解。通過對生業模式的考察，進一步幫助我們去認識那些可以引起生業模式變化的自然環境資源、文化傳統、社會政治、宗教或其他的原因，包括探求社會組織進化過程、遊牧國家的建立等，從而為分析現代社會的發展和變化的趨勢和動因提供參考。

　　以往史前社會進化過程的理論源自對採集、狩（漁）獵經濟向農業社會轉變的研究，聚落考古的理論主要基於農業社會聚落形態的研究得出的，這些研究方法和理論，在牧業社會研究中的運用，需要在遊牧考古的實踐中不斷摸索。將應用於定居的、集中的、邊界清晰的一户一居的農業村落的聚落考古理論應用於遊動的、分散的、邊界模糊的、一户多處居址的遊牧聚落的研究，其本身就極具挑戰性。以民族考古學的方法對傳統遊牧聚落的分佈形式進行考察，並與這些聚落相適應的社會組織的考察作比較，以此作為遊牧社會聚落考古的參考，或許是將來遊牧聚落考古的主要研究方法。

文中涉及歐亞主要遺址位置示意圖（製圖：劉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