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為什麼是深圳？_風聞

作者：儲松竹/李墨天

支持：遠川研究所宏觀組

1986年10月，亞洲乒乓球錦標賽在深圳舉行。這是深圳建市以來第一次舉辦國際性的大型運動會，社會各界異常重視。10月8日，比賽進行期間，《深圳特區報》刊登了一則祝賀廣告。祝賀者署名為深圳天馬公司及其總經理黃雅麗。第二天，《深圳特區報》又發了一則消息，標題叫《黃雅麗無罪釋放》。

黃雅麗創辦的天馬化妝品公司，曾被宣傳為廣東省最大的個體企業，然而就在1985年，這位多次受到省裏表彰的企業家被公安部門拘捕，理由是有重大詐騙嫌疑。

作為一個典型的個體户，1984年，黃雅麗自己籌集到了276萬港元的資金，申請成立天馬公司（個體），但其實她手裏並沒有這麼多錢。緊接着，她又由深圳市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金融部負責人一手辦理，在沒有擔保和財產抵押的情況下，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貸款1000萬元港幣和100萬元人民幣，並將其中120萬港幣購買了兩幢別墅。

騷操作沒有到此結束，買完別墅的黃雅麗在沒有市工商局正式批准的情況下，在營業執照上填上了“土畜產”項目，擴大了經營範圍，並與市進出口貿易公司開發部合作，聯營出口兔毛生意。1985年，海南島倒賣進口汽車事件被揭露後，公安部門認為黃雅麗已構成詐騙罪，由市紀檢會牽頭成立專案組進行調查。那年8月12日，黃雅麗被收容審查。

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中，個人集資、信用貸款都屬於“解放思想”的行為，政法部門尺度拿捏的難度極大。果不其然，公安部門向檢察院提請逮捕黃雅麗的時候，檢察院提出了不同意見：

用貸款買別墅，雖有違規但不至詐騙；經營兔毛虧損也不是詐騙，而是經濟糾紛；再者天馬公司的大部分貸款是用於投資辦工廠、發展生產的，利息也都按時付了，沒有非法侵吞貸款的行為。檢察院認為，黃雅麗的行為並未構成犯罪。

最終，亞乒賽開幕的一個月前，9月3日由公安機關宣佈解除對黃雅麗的收容審查，釋放回家。對其違反工商、金融法規的問題，交由有關部門處理。

和黃雅麗類似的，還有當年轟動一時的“黎福林案”。作為市供銷公司的負責人，黎福林在一筆生意中私自拿出了12.34萬元，用來給員工發獎金。上級發現後，經“批評教育”，他帶頭動員幹部、職工退清了“不合理所得的財物”。1983年8月，黎福林被逮捕。羅湖區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判處其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

結果黎福林不服判決，以事實有出入、判決對事實性質認定不準確為由，向法院提出申訴。羅湖區人民法院另行組成合議庭，一個月後，宣佈了重審判決：撤銷原審判決，黎福林無罪。

我們很難用現在的眼光去審視80年代開放熱土上的各種光怪陸離，事實上，在特區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深圳的一舉一動都有着舉足輕重的風向標意義，廣東盯着看，上海盯着看，北京自然也盯着看。那些身處其間的人們，面對的種種壓力可想而知。

在1982年討論赤灣開發的一次會議上，袁庚曾這樣説：“蛇口危機四伏，層層卡，辦事難，香港報紙批評我們效率低，弄不好會垮。”時任廣東省省長劉田夫給他出主意：要多寫內參往上捅。無論是當年，還是現在，深圳的很多改革與創新，都是在無數張面孔的注視下，一點一點推敲出來的。

90年代的深圳

深圳曾經有過很多身份，洪武年間的南頭古城、新中國初期的寶安縣城，改革開放的橋頭堡……今天，深圳召開特區建立40週年慶祝大會，總書記對深圳40年發展進行了高度的概括：  經濟特區的滄桑鉅變，是一代又一代特區建設者拼搏奮鬥幹出來的。

回顧四十年間的起落浮沉，很難想象如今璀璨奪目的繁華都市在40年前還是一貧如洗的邊陲漁村，而她的一舉一動，也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深刻的影響着中國與世界。

對什麼是深圳這個問題了解的越多，就越會由心底泛出疑問：為什麼是深圳？

地緣先機  

今天回頭看，深圳的發展如同走在康莊大道上，但只有置身在那個跌宕起伏的改革年代，才能真正體會到深圳發展的艱難。深圳能夠從那個年代的四大經濟特區中脱穎而出，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至關重要。

1978年4月，外貿部組織的港粵澳考察團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報告》，報告建議把靠近香港和澳門的寶安和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吸引港澳投資。這一方案與當時積極引進外資的大方針契合，引起了高度重視。

建設出口基地的規劃與總設計師“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的主張走到了一起，四個城市很快被圈定，但這些地方叫什麼名字成了問題。負責特區籌辦規劃的吳南生後來回憶，叫“出口加工區”就和台灣的高雄一樣了，肯定不行，叫自由貿易區又太資本主義了。

最後還是總設計師拍的板，“就叫他特區吧，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

深圳是新成立的市委，格外的認真，他們第一次市委常委會連市名叫寶安還是叫深圳都經過了充分的討論。“深圳”因為有深水的意思，被香港同胞認為是發大財的地方，佔了先機。

深圳市委報了個327平方公里的特區方案上去，被省裏批評這個方案大的無邊有野心。深圳一直鬧到了北京的國家進出口委主任那兒，這個上海交大畢業的揚州人最終批准了327平方公里的方案。[2]

1980年8月26日，僅僅兩千多字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經過了一年多的討論和13次之多的修改終於被批准公佈，這一天也成了特區們的生日。

後來那首膾炙人口的歌裏，春天的故事被簡化成了“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其實當時老人畫了4個圈，但最終脱穎而出的，卻是深圳。**而深圳的特殊，就特殊在對岸是香港。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抓住了西方工業轉型期的歷史機遇，大力發展化工、電子等輕工業，成為亞洲的製造業中心之一。港督麥理浩在1974年成立了廉政公署，香港社會的風氣煥然一新。東方之珠同時閃耀着市井氣息與國際視野，然而香港最大的歷史機遇，還要望向北方。

當時，香港的商人們最大的擔心是“政策會變”，其次就是物資緊缺。霍英東當年投資白天鵝賓館，需要近10萬種裝修材料和用品，而當時內地幾乎要什麼沒什麼，連澡盆軟塞都不生產，只好用熱水瓶塞來代替。更要命的是，進口任何一點東西，都要去十來個部門蓋一大串紅章。

後來，霍英東情急之下想了箇中國特色的辦法：把開業請柬向北京、廣東及港澳人士廣為散發，把開業日期鐵板釘釘地定死了，然後他就拿着這份請柬到各個環節的主管部門去催辦手續，那些怕擔責任的部門才高抬貴手，工程進度大大加快。

對於改革開放之初的內地而言，香港雄厚的資金與先進的產業無疑令人垂涎。而彼時香港也趁着內地開放的東風，作為內地的窗口迎來了全球財團的入駐，開始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隔岸相望又一窮二白的深圳順理成章的承接了香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塑料、紡織、玩具等香港主要製造業都開始將生產基地前往深圳。

以深圳為首的珠三角成為香港的廣袤腹地，從1985年到1995年，香港在珠三角投資製造業的資金由5億美元飆升至58億，這一過程中香港實現了服務業佔GDP總值超八成的轉型，而深圳則迅速成長。整個80年代深圳GDP增速只有一年沒達到30%，平均增速達到驚人的52%。[3]

香港和深圳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前店後廠分工模式，深圳在承接香港產業的同時不僅得到了經濟上的發展，更重要的借鑑到了香港成功的經驗。既學習了先進的產業技術，也實現了經濟體制的突破。

1983年，深南大道崗廈區域

但深圳之所以能在諸多特區中脱穎而出，除了鄰近香港的地緣優勢，更重要的是深圳本身一種“空杯”的狀態和“一教就會”的學習能力。  

要知道，無論是工程招投標、用工合同制，還是彼時頗具創新色彩的土地招拍掛，深圳的每一步探索，都意味着輿論場上“姓資姓社”軒然大波。

當年，港資竹園賓館由於服務員態度差、水平低，經營狀況與日俱下，有的外商在深圳寧願住條件差的旅館也不住竹園。香港老闆劉天就忍無可忍，向社保部門領導反映固定工制度不改革，老本都要賠光了，他要把不給力的員工炒魷魚。

1981年深圳勞動局在蹲點調查後，批准了試點，但賓館的員工不願意，説劉老闆要求女同志塗口紅，還要站在門口面帶微笑地迎接那些資本家。炒魷魚更是無可理喻：“社會主義還開除人？天大的笑話。”

後來，時任深圳市委副秘書長、財貿辦主任李定痛下決心，直接開除了六個人，還張榜公開，結果驚動了省裏，據説廣州來了好幾通電話，説的很露骨：“你們這可是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政治問題。”

這其實是80年代初深圳的城市管理者每天都會遇到的問題——香港的“先進模式”理解起來容易，但真要落地，就是各種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困難。李定先是頂住了壓力，堅持開除了6名員工，但香港的劉老闆還是不滿意，覺得員工工資都一樣，還是大鍋飯。

在當時，各行業的工資制度基本都由政府決定，李定猶豫之後，還是制定了一個職務工資、技術工資加浮動工資的改革方案：50%是職務、技術工資，相對固定；50%是浮動工資，其中一半與當月的住房率掛鈎，另一半與個人考核表現掛鈎，每月浮動。第二年，砸了鐵飯碗和大鍋飯的竹園賓館，利潤翻了一倍。

後來，李定牽頭搞沙頭角綜合商場的承包經營，省領導又開始糾結“合適不合適”的問題時，李定的底氣就足了很多：一年國家多掙了500多萬，比過去翻了近10倍，有什麼不合適的？

地緣優勢的本質是制度和觀念學習的優勢，常説深圳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但在吃的過程中，怎麼破除思想的桎梏、如何權衡各方的利益，卻是深圳一塊又一塊石頭摸過來的。

體制活力  

1986年11月9日，《深圳特區報》刊發了一篇文章，標題叫《承包工廠賺了大錢，百萬元能否分給曹繼光？》。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1984年12月，深圳市家用電器廠廠長曹繼光和主管部門深圳市家用工業公司簽訂了一份《經濟承包合同書》。合同規定：曹繼光作為承包者，每年向家用工業公司上繳利潤18萬元，向承包企業交18萬元；超額部分再上繳一成，餘下部分3成給企業分配，剩下7成，全歸曹繼光。

結果兩年幹下來，曹繼光分了200多萬元，但錢還沒到手，家用工業公司跳出來反對：“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國家幹部，根本就不應該搞個人承包，更談不上合同規定的利潤歸自己分配。”1986年底，曹繼光的承包合同就要到期了，合同該不該兑現，還沒討論清楚。

曹繼光承包款能不能到手之所以引起關注，是因為改革和承包已經逐步在深圳大小企業中推廣。當時，承包租賃的322家企業中，增盈和扭虧為盈的有275家，減虧的有20家，變化不大的只有27家。如果不能兑現承諾，對正在已經的改革無疑是滅頂之災。

最終，在輿論的推動下，曹繼光拿到了200萬元的承包款。媒體宣傳他是“我國第一個公開的百萬富翁”。

曹繼光引發的討論，其實是改革中的深圳面臨的新事物、新情況、新問題、新經驗的縮影。改革的本質，是創造適應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所謂制度、規則、管理，都逃不開對人的激勵。      回答改革能不能成功，其實是回答有沒有足夠的魄力打破舊的生產關係。小到一次承包制改革，大到一家金融機構的成立，不外乎是這個道理。  

袁庚和馬明哲籌劃設立平安保險時，袁庚曾評價後者説：誰叫他姓馬，馬就喜歡跑。

在2006年的中國平安壽險明星高峯會上，馬明哲親口講述了當初去北京“跑牌照”的情景。“1986年7月16日，我向人民銀行深圳分行遞交了一份申請成立保險公司的報告，之後就帶着一個秘書、一名司機，開始了籌建。兩年間，三次北上首都，兩次直書，屢挫屢戰。”

馬明哲向央行深圳分行遞交的那封報告，不到一週就被駁回，理由也很官方：建議很好，但條件不成熟。隨後，馬明哲直接越過了深圳分行，把報告遞給了總行，總行又把報告批轉給當時還是半官半商、雙重職能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人保的意見跟央行深圳分行一樣，只不過多了幾個字：“建議很好，但目前的法規環境和再保體系均不完善，暫緩。”

袁庚寫給北京的信

1987年，在香港參加完一個保險研討會後，深感時不我待的馬明哲親赴中南海，國務院特區辦也趁勢拉上央行、財政部和各家保險公司，組織了一個研討會，討論的問題只有一個：中國需不需要一家股份制保險公司？

在會上，馬明哲充分陳述了想法和思路，特區辦的一個負責人甚至在會上説：會開完了，這個事情必須要有一個説法。經過一番爭論，會議最終討論出來了一個折中方案——新公司“限於深圳特區開展業務”。

在平安最終拿到牌照之前，國務院特區辦還主持開過兩次協調會。在第一次協調會上，包括中國人民銀行代表在內的大多數與會者達成共識，認為成立一家商業保險公司的條件和基礎是有的，但會議沒能解決成立一家新保險公司的一些技術方面的問題，以及能不能開辦再保險業務的問題。

第二次協調會召開的時間，是1988年3月12日“植樹節”前。會前幾天時間裏，馬明哲都很忐忑，幾天都沒睡好。幸運的是，會上各方最終達成共識，紛紛表態支持，原來持“不支持”態度的參會代表也把意見改成了“不反對”。兩週後的第一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上，馬明哲忍不住感慨：即使很多朋友欲助一臂，在各部委、機關出台的種種條例前也會無所適從。

1988年5月27日，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險企業——平安保險正式對外營業。這一天被定為“司慶日”。從1986年7月16日馬明哲遞交申請，到1988年5月27日正式營業，一共是690天。

平安保險在蛇口開業

李灝是深圳市委書記位置上的任期最長的領導，從1986年一干就是七年。他在回憶當年的改革時，説過一句高度概括的總結：“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

在80年代初，深圳最重要的改革目標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中，為市場經濟新體制趟出一條路。當時全社會剛剛從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中解放出來，對於經濟建設的新共識還相對迷茫。許多如今已經習以為常的觀念和做法，在彼時都不得不面對“姓資還是姓社”靈魂拷問的上綱上線。

在這之中，80年代的土地制度的改革遇到的詰難最嚴重，引進外資、招商建廠、發展民營經濟都需要提供土地，受到香港啓發，深圳想到了拍賣土地使用權換資金的法子。“賣土地”、“喜歡外匯”的深圳引起了全國輿論的批評，有老幹部痛哭流涕“想不到社會主義變成了這個樣子，時任市委書記梁湘，甚至被批評是“20世紀80年代的李鴻章”。

但事實證明，土地制度改革帶來的經濟活力讓深圳在面對“賺內地錢”、“賺倒賣錢”的炮轟時，能夠快速的從轉口貿易轉向工業化。總有學者簡單的認為深圳突出成績來自於優惠政策，這忽視了深圳體制不斷自我進化的生命力。

進入90年代，深圳又用一系列產權改革、所有制改革發展壯大高科技產業和民營經濟。

1987年，深圳出台了全國首個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營科技企業的文件，鼓勵人才以技術專利、管理要素入股，任正非就是在這個時候創立華為的。1993年，深圳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服務政策，為高科技產業服務，深圳市領導親自帶隊去海外招攬人才。深圳還是全國最早成立高新技術園區的城市，為創業企業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服務。

深圳不是沒有走過彎路，世紀末也曾投入大量土地、資金和優惠政策去大力發展顯像管、汽車等產業，但最後結果都一地雞毛。但這種探索中的曲折與經驗沉澱為深圳體制改革的寶貴精神財富，“特區”不特在政策，而特在永遠改革永遠前進的體制土壤，這種氛圍為深圳的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能。

政策輪番上馬的背後，又有着一條貫穿深圳發展的國際化視野——舉例來説，早在1994年，平安就引進摩根斯坦利和高盛成為公司戰略性股東，成為中國第一家引進外資的金融企業。資本的國際化，推動了平安公司治理、戰略規劃及經營管理等方方面面建立起與國際接軌的管理體系。

如今的平安高管團隊，近一半來自海外，這些人才來自麥肯錫、高盛、花旗、保誠等國際知名公司。從高管團隊的國際化程度看，平安領先於在國內其他金融公司，無論是國有大行還是股份制銀行，或者其他保險、券商機構都無法與之相比。

2000年左右，著名的《深圳，你被誰拋棄》引爆輿情後，深圳再度啓程改革。一方面進一步加大簡政放權改革力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辦事效率；另一方面積極引進高素質人才，加快產業升級，向高科技產業和高端服務業邁進。18年後的今天，深圳GDP超過香港，成為舉世聞名的科創中心。

深圳成功的從邊陲漁村逆襲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哥，這種永遠在改革路上的體制土壤至關重要。這種體制活力讓深圳發展的歷史中，擁有了許多中國第一的記錄：中國第一家商品房小區東湖麗苑、中國第一家麥當勞羅湖光華餐廳、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保險企業中國平安、第一家外資銀行南洋商業銀行、第一張股票“新寶安”……

肥沃的土地上自然會漲出參天大樹，深圳的體制活力培養出了中國最具競爭力的企業羣體。

今天，平安、華為、騰訊等極具競爭力的企業成為了深圳的城市名片。

企業創新  

1996年，美的創始人何享健抬着一台電腦來到了會議室，對着在場“北滘街辦塑料生產組”的鄉親元老們説：  你們在座的各位，誰能操作這東西就能留下，我還給他再升一級，要是不行的就退休”。

利用台式機來杯酒釋兵權，也是一大發明。對於誕生在改革前線的企業來説，數字化幾乎是刻在骨子裏的一種本能。

作為平安早期創始人之一，畢業於中科大少年班的謝虹曾回憶，“馬明哲説，我們公司以後要給每個人都配一台電腦。那可是1988年！對我這樣一個學計算機的人來説，當時覺得他是在吹牛。”

但馬明哲沒有吹牛。平安的第一張保單就是用電腦出的單。後來當“會計電算化”流行時，平安提出建立自己的“以保單為中心的計算機數據管理系統”，要求所有分公司在開業時必須配置一台電腦、一台複印機、一台傳真機。

自1988年8月起，平安總公司電腦室逐步開發出處理保險業務的系統軟件。當時，由電腦處理的業務有出具保單、核對保單、查詢保單、統計、提示需續保到期保單等。到了1989年3月，平安第一次使用電腦發放工資，同時經過對有關分保業務的系統分析、軟件要求分析及系統設計、編程等，實現了分保業務的電腦化。

進入90年代，平安在全國各地的機構數量大大增加，且不斷擴展業務範圍。要在全國範圍內提供完全一致的產品，IT保障是必備因素。相比其他金融機構，平安的科技基因至少領先了十年。

深圳的前市長許勤曾這樣總結深圳的政商關係：“深圳政府從來不干預企業做的事，我們做好保姆”。深圳對企業給予了大量的支持和幫助，但並不會對企業的發展提出過多的要求。正是這樣的營商環境滋養了深圳繁榮的民營經濟，深圳形成了一種“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創新精神和創業環境。

不止步於當下業務，總是將目光投向未來，進化力是深圳企業的基因。在這座因改革而興的城市中，企業也善於在奔跑中不斷變革，這種特質在伴隨深圳共同成長的中國平安身上尤為明顯。

在2018年的中期業績説明會上，馬明哲提出“科技賦能金融，科技賦能生態，生態賦能金融”的戰略，要構建五大智慧生態圈。開完會，平安高管們介紹，“這是馬總的臨場發揮、即興演講，此前並沒有聽他説過，應該在心裏醖釀很久了”。

隨後，平安的“金融服務、醫療健康、汽車服務、房產服務、智慧城市”五大生態圈正式揭曉。  

依託搭建起來的業務場景，留存流量和資源，實現“場景+客户+服務”的生態閉環，這是“科技賦能生態”；有了業務場景和服務交易，自然會跟底層的金融產品掛鈎，這是“生態賦能金融”；當用户與平安的捲入程度從最初的場景到業務，最後再發展到金融服務時，不斷強化的用户黏性又會進一步拓寬業務場景，實現“金融賦能生態”的良性循環。

“金融+科技”“金融+生態”的組合，讓平安各條業務線展現出了極強的協同效應。當2020年嚴重的疫情襲來，平安“爆表”的戰鬥力第一次展現在用户面前。

金融壹賬通用一站式解決方案推進業務線上化，平安智慧醫療用醫學影像、知識圖譜等核心技術幫助前線醫護人員智能診療，最顯而易見的是，平安好醫生在疫情期間，用線上診療服務着數以億計的患者。

當企業已經形成了一種向前奔跑的慣性，持續進化就成為一種必然。對於平安來説，最大的“進化”體現在，她總能放下過去的包袱，緊跟時代發展的趨勢，不斷跳出已有的框架，一次又一次重新定義自己。

平安好醫生的誕生，來源於一次內部會議，當時，平安高層在一起討論怎麼樣能做好健康險業務。馬明哲認為：“既然20%的人屬於亞健康，80%的是健康人羣，那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在20%的亞健康人羣上呢？為什麼不把精力放在80%的健康人羣上呢？”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平安好醫生設計的第一款產品，居然是一個類似提示家長“嬰兒的紙尿褲是否濕了”的傳輸數據的App，這款產品顯然沒有太多的市場需求。

在後來的規劃中，平安開始思考能不能在線上提供“輕問診”服務。這主要是考慮到，中國的醫院資源分佈極不平衡，市民們更願意往三級甲等大醫院去，使得這些醫院越發擁擠，就醫體驗非常不好。而事實上，很多小問題是能夠通過線上問診解決的。

2015年4月21日，調整之後的產品定名為“平安好醫生”正式上線，迅速變成連接用户與醫生，提供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服務，整合線上、線下相關醫療健康資源的共享平台。三年後，平安好醫生（01833.HK）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共發行1.6億股，這次發售不僅規模大，而且極其火爆，公開發售獲超額認購654倍，凍結資金超3768億港元。

對平安來説，“進化”的表象是高屋建瓴的戰略規劃，但其內核不斷試錯、不斷推翻、不斷重來。

平安的進化只是深圳高科技企業的一個縮影，創新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創新不是源頭，而是產物。持續的自我改革讓深圳企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進化力護城河，如果探究深圳企業的這種獨特性由何而來，答案幾乎是呼之欲出的，敢闖敢試的精神是這座城市的靈魂。    

深圳精神  

什麼是深圳？

深圳有長度，深圳地鐵運營總長超過383千米、公交線網長度3321公里，管養道路總里程8066公里。在住建部剛剛公佈的《2020年度全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告》中，深圳的“45分鐘公交服務能力佔比”高達57%，位列全國第一，這意味着深圳通勤人口中有57%的人可以通過公交系統實現45分鐘內上下班[1]。

深圳有寬度，“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城市標語展現着這座移民城市寬廣的胸懷，相對於北京、上海等內地一線城市，年輕人在深圳落户是最容易的。良好的營商環境使深圳同樣成為初創企業最舒適的土壤，深圳市中小企業數量達215.2萬家，每千人商事主體約251.6户，名副其實的創業之都。

深圳有高度，200米以上的摩天大樓這裏有82幢，名列世界第一。1985年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竣工，這座大陸地區第一座綜合性超高層建築，用“三天一層”的深圳速度震驚寰宇。此後深圳平均每年有6.5座超過150米的大廈拔地而起，成為中國摩天大樓最為密集的城市，宏偉壯觀的平安金融中心更以600米刷新了深圳高度。

深圳有厚度，在今年艱難的宏觀環境下，深圳經濟的韌性展現出城市的底藴。深圳GDP完成了從一季度的-6.6%到上半年0.1%的逆襲，強大的活力與韌性連新華社都感嘆不易。內功來自磨鍊，2019年我國《專利合作條約》申請量排名前三的企業依次為華為、中興通訊、平安科技，創新和科技始終是深圳經濟的底色。

在一線城市中，深圳沒有北京的底藴、也沒有上海的資本，但深圳的發展卻呈現出一種澎湃的動力。深圳在四十年的發展中，GDP增長了10000倍，擁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7萬家，擁有435家上市公司，總市值超過15.71萬億……深圳是鏡子，映射出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深圳是史詩，見證了中國人民砥礪奮進的追逐美好生活。

在深圳四十週年之際，回答“為什麼深圳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產業最具活力的城市？”這個問題，會思量毗鄰香港的地緣先機，會認同堅持改革的體制土壤，會認可不斷進化的企業創新。但真正塑造深圳的，是什麼？

1990年，19歲的劉中華在深圳看到了一則招聘廣告：飛亞達公司招聘手錶組裝員。到公司後，劉中華先從學徒工幹起，起初連鑷子都拿不穩，一夾零件手就抖。想進步，沒有捷徑，必須反覆練習。劉中華肯吃苦，比別人付出多，不斷磨練，加上悟性也好，慢慢地成為公司裝配部一把好手。

機械錶走得靈不靈，關鍵看師傅的調試功力。劉中華的工作，精確度計量單位不是毫米，而是絲。1絲有多細？頭髮絲直徑是8絲。2002年，劉中華拿了個獎：深圳第四屆職工技術運動會手錶裝配工比賽上，獲個人第一名及團體冠軍。怎麼拿的呢？3分鐘拆裝兩個石英機芯。

修表師傅劉中華

2003年10月，神舟五號載人飛天成功，舉國歡慶。劉中華也參與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航天員專用手錶的研製工作，主要負責機芯調校和成表組裝。在深圳的這麼多年，劉中華也見證着這座城市從凋敝到繁榮、從貧窮到富裕。

今年10月，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做客央視《對話》欄目，王偉中用40分鐘的節目回答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深圳？

“你要成為高地，那應該你是標杆，你的發展應該是可以給別人打出樣板。這個是很高的要求。所以我想，對這座城市意義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不斷地去堅持創新，創新驅動，使我們經濟發展的質量更高。”

這句話的背後，是深圳的身份與角色，已經從“先行先試”，變成了“先行示範”。  

歸根結底，深圳的奇蹟，屬於2000萬天南地北來到這裏的普通人和萬千企業：他們在倉庫裏跟蹤訂單，或是在省際的高速上駕車運貨，或是在寫字樓裏熬夜加  班。40年間，完善縝密的頂層設計、創新拼搏的企業精神，和一個又一個勤奮、堅韌、智慧、磨難串聯在一起，就是深圳精神最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