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國人口大爆發”，真的是因為番薯推廣嗎？_風聞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食堂

眾所周知，中國人口在清朝迎來大爆發，根據清朝皇帝實錄我們可以看出清朝人口數據變化。

順治九年（1652年），清朝首次大規模統計全國總人口數據是1448.3858萬；

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基本統一中國時，全國總人口數據是1913.7652萬。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國總人口數據是2576.3498萬；

雍正十二年（1734），全國總人口數據是2735.5462萬

乾隆六年（1741年），全國總人口數據是14341.1559萬；

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國總人口數據是29696.8968萬；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國總人口數據是40100.8574萬。

清朝這個人口數據變化，就給很多人帶來一個根深蒂固的認知，認為清朝人口從順治年間的一千多萬，康熙、雍正年間的兩千多萬突然暴增到乾隆年間突破一億，道光年間的四億。

而導致清朝人口暴增的原因就是明末引進了美洲農作物，尤其是番薯（紅薯）成為了中國人的主食，所以有一個觀點，也成為很多朋友的共識：番薯的推廣，推動了中國人口的快速增長。那這個觀點，究竟對不對？

如果單從數據對比看，這個觀點確實有其道理，但如果全面對照歷史，卻發現“番薯推動人口增長”論，確實還存在着偏差，主要的誤區有兩點。

第一點，很多人犯了一個常見的錯誤，清朝在乾隆六年之前統計人口數據單位都是丁，不是人，而清朝時期一丁實際上一般等於4-5個人。

換言之，清朝基本統一天下時，全國人口數據是8000萬到9000萬左右，清朝人口增長是建立在有一個很龐大的基數上的。

整個“康乾盛世”，康熙年間和雍正年間人口增長並不是很明顯，在乾隆年間迎來一次大爆發增加了1.5億。

第二點，清朝人口增長不是因為番薯而導致的。

而目前見於詳細記載，番薯是在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由一個福建人從東南亞引進到中國。

此後明朝、清朝政府都曾努力推廣番薯種植，但效果並不明顯，番薯完成推廣並開始發揮較大影響是在19世紀中期，也就是道光末年，咸豐初年。

此時清朝人口早已經突破了四億，完成了“人口大爆炸”。而且當時番薯完成推廣主要還是集中在南方山地地區，清朝傳統人口密集的南方平原和北方並不在番薯推廣的主要輻射範圍之內。清朝番薯種植面積根本沒有到讓番薯取代水稻、小麥成為國人最主要的主糧的程度。清朝番薯具體種植面積已經不得而知，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數據是，1914年番薯種植面積佔總種植面積的1%左右，產量在2%左右，（玉米麪積和產量分別是4%，5%）。

民國時期，番薯、玉米種植面積、產糧面積、產糧相比清朝已經有所增長，也就是説在清朝乃至民國時期，以番薯、玉米為代表的美洲農作物依然沒有取代水稻、小麥等傳統農作物的地位，還處於一種邊緣的附屬地位。如此小的種植面積，如此少的產量是不足以養活如此暴增的人口的，番薯對清朝人口暴增的作用實在有限。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番薯作用有限，清朝人口為何會突然增長呢？美洲農作物確實是個因素，但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基數太大。前面已經提到清朝基本統一中國後，人口已經近9000萬，加上隱匿人口，清朝人口破億基本沒什麼懸念。這就導致清朝人口基數非常大。第二，清朝政策鼓勵。

清朝政策鼓勵主要體現在兩點，第一點，減少隱匿人口，康熙皇帝下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皇帝又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將人頭税攤派到田畝之中，這些極大的減少了隱匿人口。

第二點，清朝歷代皇帝都非常重視土地開墾，耕地面積迅速增加，順治十八年，清朝記載的田地是5265068頃；到康熙六十一年，記載的田地是8510992頃；雍正十二年，記載田地是8901387頃；耕地多了，糧食也就多了，人口自然增加了。

實際上，中國從引進番薯，到完成推廣，期間經歷了兩百多年。反觀水稻，宋朝從東南亞引進佔城稻，到完成推廣，僅僅用了幾十年的時間。這已經能證明番薯的作用不如水稻了。清朝廣大農民對種植番薯熱情度並不高，首選還是水稻、小麥。因為清朝賦税，可以要錢，也可以要糧，卻不會要番薯、玉米和土豆。清朝農民一旦大規模種植這些農作物交足賦税的。就算要種，基本也是一些隱匿在朝廷統計之外，或者不用向地主繳納地租的土地，而這些土地數量實在太有限了。

這就註定，在清朝番薯得不到真正意義上的推廣，哪怕清朝在災荒年份曾多次試圖推廣番薯的種植，卻依舊收效甚微。而番薯之所以在後來得到進一步推廣，是因為清朝人口壓力太大，迫使百姓不得不去種植番薯。事實上當時清朝農民不僅種番薯，還種罌粟、種煙絲，種番薯可以救急，種罌粟、煙絲則可以換錢，後者遠比前者更具誘惑力。總之，如果要論述“番薯與清代人口”的關係，我們更可以看到的事實是：清朝人口暴增促進了番薯的種植。

或許有人會反駁説，在上世紀60、70年代，我國大部分地區都在以番薯為主食，那個時候，是番薯支撐了我們都過那段沒有解決温飽問題的困難時期。既然我們可以，清朝為什麼不可以。提起這個，筆者認為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那段歷史。新中國建立後，雖然農民還要繳納一部分公糧，但相比古代，農民翻身做主了，負擔要少了很多。當時政府也確實在推廣番薯的種植，20世紀50年代，番薯種植面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背後的艱辛和無奈？為此筆者曾特意問過我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父祖輩以及幾個安徽、四川、河南同事。以下筆者就以江西萍鄉為例，根據筆者父祖輩口述，簡單講講番薯的種植。其實番薯種植是很艱辛的。

江西萍鄉水稻可以種兩季，番薯種植只有一季，在早晚兩季中間種植，種植時間是端午之前，農曆四月到五月之間；而收穫日期則是在農曆九月底，十月初。也就是説番薯從種植到收穫需要五個月時間。而水稻算上育種只需要100天。再算上切片、切絲，曬乾，儲存，番薯所需時間遠遠大於水稻。而且同樣的種植面積，番薯所需要耗費的人力是大於水稻的。因為肥沃的田地都用來種植水稻了，番薯通常種植在灌溉不方便的山地。當時生產力並不發達，種植番薯遠比種植水稻更為辛苦。

不過對於我們父祖輩來説，只要有收穫，他們根本就不怕辛苦。接下來到收穫了，一季番薯畝產量大概2000斤，局部土地肥沃地區能達到3000斤，但很少；而兩季水稻畝產量最高是1800斤，看着番薯更高不是？但這個2000斤番薯產量是濕的，是不易保存的。實際上除了留下育種的番薯，剩下了用來食用、儲藏的在500斤左右。也就是説，在相同種植面積下，番薯實際是要低於水稻的。

那時候萍鄉農村窮，農民們只要有糧食，不會嫌少，就算這樣依舊會不辭辛苦的種植番薯。

接下來又一個問題出現了，相比水稻，番薯是不適合做主食的。首先，從醫學上説，一個體重120斤的成年人每天所需要攝入的蛋白質在35g-45g，而每100g大米所含蛋白質是7.5g，一個成年人需要吃466-600g大米；每100g番薯所含蛋白質是4.7g，一個成年人需要吃744-957g番薯。這也是為什麼我父祖輩會覺得番薯飽得快、餓得快，有一種“虛假的飽腹感”的一個重要原因，番薯含蛋白質太低了，不經飽，肚子脹，還覺得餓。其次，番薯口感不好，又粗又硬，基本不會單獨食用，而是用番薯絲混飯，更可怕的是番薯含有一種氧化酶，番薯吃多了不僅不消化，而且容易鬧肚子，我們現在偶爾吃點番薯都容易放屁，那會我們的父祖輩更難受，吃多了番薯難受的厲害，尤其是到了晚上，非常難受，我們萍鄉話叫“嘍人”、“燒心”，總感覺肚子裏有股酸水卡着，想吐又吐不出來。

因此，我很多長輩吃番薯吃到想吐，我有個爺爺，自從不用吃番薯後，他嘗都不嘗一口番薯。以前吃得太多，太難受了，他嘗一口都會下意識的想吐。可那時候沒辦法，水稻不夠吃，他們只能吃番薯。永遠不要低估中國農民的忍耐度，就為了這口吃的，他們付出太多的辛勞，忍受我們現在人無法理解的痛苦。筆者文筆有限，思緒凌亂，實在無法描述他們遭遇一切的萬分之一。

最後筆者再次重申一次，番薯一直都是備荒糧食，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以番薯為主食的，只要水稻、小麥足夠，是絕對不會用番薯當主食的。以前我們父祖輩他們是迫於無奈才吃番薯，如果有得選，又怎麼會用番薯當主食呢？

小小的番薯見證了我們父祖輩生活的不易，見證了我們祖國從貧窮到繁榮的艱辛路程。番薯的歷史還很離我們很近，只要你有心，你可以去了解那段歷史。請大家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請大家不要忘記我們父祖輩曾經遭遇的艱辛，付出的汗水。

參考資料：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王育升《中國人口史》；太古《玉米紅薯為何沒拯救大明王朝》；李昕升，《美洲作物與人口增長——兼論“美洲作物決定論”的來龍去脈》；李昕升、王思明，《清至民國美洲作物生產指標估計》；侯楊方《美洲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兼評陳志武“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張巖《對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再認識》；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原因》、《節制生育控制增長：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問題探討》；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王思明《美洲原產作物的引種栽培及其對中國農業生產結構的影響》；高學源《番薯傳入中國四百一十週年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