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為什麼遺棄古希臘古典科學？_風聞

一、古羅馬為什麼拋棄古希臘古典科學

我們在《古希臘哲學的兩條進路》一文中説過古希臘哲學上有兩條進路，一條是以智者學派為代表的經驗的現實主義路線，一條是以意大利學派為代表的先驗的神秘主義路線。而後一條路線才是古希臘古典哲學的主流，也是古希臘古典科學所遵循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所在。 然而古希臘古典科學這麼璀璨的人類文明成果。在古羅馬人那裏卻被棄如敝履，棄之不顧。以至於古希臘古典科學的傳統居然在古羅馬斷片兒了。除了在古羅馬帝國初期，在亞歷山大有一些像帕普斯這樣的古希臘古典科學的餘緒之外。在整個古羅馬帝國時代，古羅馬人在理論科學上一無所成、無所建樹。 為什麼會這樣呢？是古羅馬人不喜歡古希臘文化，甚至要滅絕古希臘文化嗎？當然不是，眾所周知，古羅馬人對古希臘文化極為推崇。羅馬詩人賀拉斯曾經這樣詠唱到： “希臘被擒為俘虜，被俘的希臘又俘虜了野蠻的勝利者，文學藝術搬進了荒僻之地”。

的確，早期羅馬文化幾乎是對希臘文化純粹的繼承與模仿。譬如，在神話中羅馬的神幾乎是希臘神話的翻版。萬神之王宙斯變成了朱庇特；天后赫拉變成了朱諾；愛與美的女神阿芙羅狄成了維納斯。在繪畫和雕塑等藝術領域，古羅馬人同樣繼承了古希臘人的藝術風格。最為顯著的是，相對於優雅和複雜的古希臘語，古羅馬早期時代的古拉丁語十分的粗鄙和簡單。當時的古羅馬上流社會都以説一口流利的古希臘語為有文化的標誌，就像19世紀的俄國人以説一口流利的法語為有文化的標誌一樣，古羅馬人熱情的擁抱着古希臘語。眾多的學者矢志不移地根據古希臘語改造古拉丁語，致力於將拉丁語改造成和古希臘語一樣優美、複雜而靈活的語言。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古羅馬，對於現代世界認為古希臘人對世界的最大貢獻的古典科學卻棄如蔽履，棄之不顧，絲毫不做任何留戀，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 古羅馬之所以對古希臘古典科學棄如蔽履，棄之不顧，是因為古希臘古典科學的世界觀和古羅馬主流世界觀格格不入。古希臘古典科學的世界觀從根本性而言是一種貴族的世界觀。具有神秘性、先驗性、貴族性、靜止性、絕對性和單一性的特徵。古希臘古典科學反映了貴族不從事勞動，坐而論道，不從現實的勞動實踐入手，而是以先驗的神秘主義結論為先導。其核心是追求永恆不變的真理。這一真理即是高高在上的神，與勞動人民的現實、經驗性勞動實踐施施然相對立。 而古羅馬社會的主流思想恰恰與之相反。古羅馬先後經歷羅馬王政時代（前753～前509年）、羅馬共和國（前509～前27年）、羅馬帝國（前27～476年/1453年）三個階段。古羅馬的王政時期是原始民主向階級社會的過渡，社會上形成代表集中統一之王，代表貴族利益的元老院和代表全體羅馬人民利益的人民大會。據説，王政時代最後一位王高傲者塔克文暴虐無道，被憤怒的羅馬人趕走，並於公元前 509 年建立起由羅馬貴族掌權的羅馬共和國。羅馬共和國期間，貴族和平民之間爆發了激烈的鬥爭，直到公元前27年屋大維獲得奧古斯都稱號，羅馬成為帝國。 在此期間，有兩件事情對羅馬的發展和今後面貌起到了很大的影響。 一是在平民與貴族的鬥爭中，平民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並且通過擁立軍事領袖為獨裁者的方式將這種勝利成果鞏固下來。自公元前27年屋大維成為奧古斯都以後，羅馬帝國的權力日益向元首集中，貴族及其元老院日益失去權勢，成為專制元首的附庸。羅馬帝國日益向專制獨裁的元首一人之下、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格局轉變。這一改變避免了古羅馬像古埃及文明晚期那樣衰落的局面——神權貴族當道，專制獨裁君主失勢，無力統一國家權力，造成國家四分五裂；平民受到貴族的壓迫與剝削，生活困苦，貴族與平民鴻溝加劇，關係緊張，社會階層固化，毫無生氣，最終成為一個只能從考古中瞭解的文明。  

二、公元前91～前88年發生的同盟者戰爭。即意大利“同盟者”爭取羅馬公民權、反對羅馬統治者的戰爭。戰後，多數意大利人獲得不同程度的羅馬公民權。從此，羅馬突破了一個城邦的限制，大量非羅馬、非意大利人成為羅馬公民。而且這種趨勢隨着歷史的演進、羅馬元首專制獨裁的加強，而日趨普遍起來。古羅馬的元首們不斷給予更多平民以公民權，以獲得更多的支持，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奧古斯都皇帝在他的《功業錄》中不無歡欣的寫到在他對羅馬公民所做的人口普查中，其人口從公元前28年的4,063,000人增長到公元14年的4,937,000人。哲學家塞涅伽的嘲諷克勞狄烏斯皇帝曾設想讓所有的希臘人、高盧人、西班牙人和布立吞人都穿上託伽（暗喻授予其公民權）。獲得公民權的方式也日益增多，比如當兵，被征服土地上的富有者，出任城鎮的官員，等等，不一而足。元首們還時不時將大量人民直接劃為公民：愷撒宣佈從盧比孔河到阿爾卑斯山的北意大利行省全體自由人都享有羅馬公民權；韋帕薌則給予整個西班牙以拉丁公民權。到了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乾脆頒佈敕令，授與帝國境內除“降敵”（即蠻族移民）外全體自由居民以羅馬公民權和一切法定形式的自治。至此，羅馬帝國徹底成為一個相對平等的大帝國。避免了古雅典城邦以公民權為壑、壓迫和剝削同盟內其他城邦人民的局面，為羅馬成為一個地跨歐亞非三大洲、多民族、多宗教、多語言、多文化大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因此，古羅馬的平民性的哲學思想和古希臘古典科學所代表的貴族性的哲學思想必然會產生衝突，古羅馬對古希臘古典科學棄如蔽履、棄之不顧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以古希臘及古羅馬的歷史觀印證對於這個結論，我們還可以利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歷史觀來做一個印證。 《歷史》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傑作，他在這部作品的開篇就明確告知自己寫作的目的： “他所以要把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出來，是為了保存人類的功業，使之不致由於年深日久而被人遺忘，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讚歎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它們的光彩，特別是為了把他們發生紛爭的原因給記載下來。” 很顯然，希羅多德記敍《歷史》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記錄豐功偉績，使之不被遺忘；二是闡明歷史事實發生背後的原因。其中的第二個目的很明顯的帶有古希臘主流哲學思想的特徵：追求並揭示事物表象背後的原因和本質，追求並認識永恆不變的真理。在《歷史》中，希羅多德彷彿毫無感情般地記述歷史事實，對於善人惡報、惡人善終也無動於衷，絲毫不把道德信條帶入文字之中。以至於霍瓦爾德説他無視一切道德準則，是小亞細亞城市商人文化的典型代表。這和古羅馬充斥道德説教的歷史記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和希羅多德齊名的修希底德也是如此。在的不朽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修希底德在第一卷第一章就明確説明了自己所認為的歷史的方法和目的。他説： “在研究過去的歷史而得到我的結論時，我認為我們不能相信傳説中的每個細節。普通人常常易不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事實上，大多數人不願意找麻煩去尋求真理，而很容易聽到一個故事就相信它了。” 他還説： “我的著作不是隻想迎合羣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 在談到雅典和斯巴達戰爭的起因時，他並不認同“每個人”所認為的某個普通事件是戰爭的起因，他試圖尋找隱藏在表象下面的真正原因。他説： “但是這次戰爭的真正原因，照我看來，常常被爭執的言辭掩蓋了。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 不僅在這一件事情上，在敍述很多歷史事件時，修希底德都在試圖尋找事件表象下真正的原因，去探尋世界的普遍真理。由此可見，修希底德在撰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時，追求與希羅多德同樣的目的：一是記錄豐功偉績；二是尋求真理。 而且，在修希底德的言辭中，還體現出明顯的精英主義式的驕傲，在言辭中，時不時表達出自己和“羣眾”、“普通人”、“每個人”所不同的追求的態度。 在修希底德的史學思想中，人性説佔有重要的地位。西方學者一般認為，修希底德視人性為歷史的基本動因，並以人性説為基礎建構自己的歷史觀。人性中追求權力、財富和榮譽的慾望以及好鬥性是修希底德特別關注的。這些並非某些城邦或個人的本性，而有普遍的意義，是人類共有的本性。歷史表現為人的活動，人的活動本質上是人性的反映——歷史的本質就是人性。在修希底德的史學思想中，歷史理性與倫理道德是背離的。比如，雅典人明確指出：“正義的基礎是雙方實力的均衡。”修希底德記述的歷史同樣是忽視道德因素的，而是記述真實的歷史，真實的動因，真實的人性。  波利比烏斯本是希臘人，晚年才成為羅馬公民。他可能生於公元前203年，當時漢尼拔正在意大利征戰。大約在他37歲之時，他作為一名政治犯到了羅馬。他很可能有機會與許多對第二次布匿戰爭依然記憶猶新的人進行交談。他寫下了長達40章的《通史》，成為關於漢尼拔史料的兩個主要來源之一。由於波利比烏斯的經歷，使得他的《通史》成為古希臘史觀向古羅馬史觀轉變極佳的參考。波利比烏斯在《通史》中一方面重視歷史事件表象下本質的揭示，認為能夠發現掩藏在歷史事件之後的政治本質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波利比烏斯寫道： “正如一位醫生如果不清楚引起病痛的原因，那麼他對患者有何幫助呢？一位政治家如果不能判斷某事如何、為何、從哪裏開始，那麼他怎樣才能稱職？” 另一方面他還重視歷史對讀者受眾的影響，而這一點是古希臘的史家所沒有意識到的，希羅多德和修希底德只考慮到記錄豐功偉績，使之不被遺忘。波利比烏斯寫道： “歷史著作與悲劇的目標並不一致，而是相反的。悲劇通過直入人心的詞句在瞬間俘獲觀眾，打動他們。史書則通過記述真實事件和言論，長遠地教導求知者，使其擁有正確的信念——相反，史書參照的是事實真相，其主旨是使讀者有所收穫。” 波利比烏斯所持有的重視歷史對受眾的影響，到了羅馬帝國時代，演變成為一種道德訓誡作用。 李維在《羅馬史》序言中説道： “在認識歷史時，尤有裨益的在於，你可以注意到載於昭昭史冊的各種事例的教訓，從中為你和你的國家吸取你所應當避免的開端惡劣與結局不光彩的東西。” 塔西佗在《編年史》中説： “關於元老院的建議，我認為我只應當提到那些特別高尚和特別惡劣的建議。只有這樣，我認為才符合人們敍述歷史的首要任務，即致力於“保存人們所建立的功業，並且使邪惡的言行面對後世的責難有所畏懼。” 很顯然，塔西佗認為，史學家不但應該記錄豐功偉業，而且應該向讀者揭示歷史事件的成因。當然，這種成因只可能是道德的。通過揭示歷史的道德成因，不但可以向讀者受眾進行訓誡，也是對歷史人物行為的一種制約。  

薩盧斯特、李維、甚至包括塔西佗都認為，羅馬及其生活秩序的道德優越性是羅馬由弱到強、由小變大的主要原因，而處處可見的道德敗壞是一場潛在的政治災難的徵兆和緣由。 薩盧斯特在《喀提林陰謀》中寫道： “一個政權傾向於以他最初獲勝的方式維持其統治。然而，一旦安逸取代了殫精竭慮，享樂之慾與傲慢取代了自我控制與正義，那麼道德態度的轉變同時也在引發外在局勢的改變。記住這點，一個政權總能從弱小走向強大。” 看到這一段話，不能不讓人恍惚，彷彿是在讀一本中國古代的史書；彷彿看到了中國古典時代唯道德論思想的靈魂：統治者只要擁有高尚的道德行為，施仁政，那麼人民就會富裕，國家就會富強，根本不必考慮其他手段。中國的史書，從孔子修《春秋》、《左傳》注《春秋》開始，包括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在內，綿延不絕的中國史書傳統，無不以道德訓誡為根本宗旨，把道德作為國家之本。

德國學者穆啓樂在《古代希臘羅馬和古代中國史學（比較視野下的探究）》一書中，如是總結： “在希臘人所取得的所有偉大的成就中，羅馬人與中國人或許在一個方面超過了希臘人，那就是政治成就。——分析一民族的政治成就與其史學的固有特徵間的聯繫，也許不無道理。當然，筆者的意思並非是説要在兩者之間建立簡單的因果關係，認為相比認知而言更注重道德教化的史學是政治成功必要的和充分的條件。——即相比於希臘史學所體現出來的批評性和科學精神，以及不偏不倚的、不抱幻想的方式看待生命與世界的能力，作為羅馬與中國史學之母體、並且通過史學表達出來的統治階層較為保守、注重傳統的道德取向，也許更有助於一個古代政治實體的穩步發展和維護。” 隨着時間的演進，時代的發展，羅馬史學終於以“教化”取代“認知”，以“深意”取代“客觀真理”，以“被敍述的意義”取代“敍述過程”。而這個過程也是古羅馬從城邦國家向帝國轉變的過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古羅馬貴族的地位和作用不斷降低。先是在和平民的鬥爭中失敗，不得不和平民中的優秀分子相聯合，形成新貴族，為平民打開了一扇通向封閉的血緣貴族的大門；接着無可奈何花落去，成為獨裁元首的附庸；最終轉變為地主式的貴族。伴隨着貴族的失勢，貴族們所持有的、以古希臘主流哲學觀為根基的只能生存於象牙塔之中的理論科學無可奈何地跌落神壇。

其實早在希臘化時代的托勒密王朝，亞歷山大里亞的理論科學家們就備感壓力。他們已經不是城邦中的貴族，不再擁有花不完的財富和諸多奴僕的侍奉，無法自由自在、有充分的閒暇去研究自己感興趣的事情。而這正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科學的本質。他們已經成為獨裁君主供養的金絲雀，不得不時時關注主人的眼色。他們被要求從象牙塔中走出，對國家的發展做出貢獻，對君主的供奉有所回饋。他們不得不將自己所掌握的知識更多用於社會的生產發展，用於農業、工業和軍事中。在托勒密王朝被羅馬征服之後，將知識應用於社會的生產發展成為一種常態，而依託於托勒密王朝的象牙塔——偉大的亞歷山大里亞城、高聳入雲的亞歷山大燈塔、通向古希臘故地的亞歷山大港、以及宏偉的飽含人類文明知識的亞歷山大圖書館——都失去了曾經的光彩。  

到了帝國羅馬時期，在君主和平民的兩面夾擊下，血緣貴族一敗塗地，紛紛轉變為更加類似於中國門閥地主似的“貴族”。他們更加精心地經營着自己的土地和財富，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是天生的貴族，土地和財富才是他們成為“貴族”的基礎，是他們在元老院擁有一席之地的資本；他們如痴如狂地學習優美的拉丁文，通過優美的拉丁文詩歌強化相互間的交際和聯繫，並把他們和粗鄙的平民區別開來。詩歌，而不是科學；宴飲，而不是學園；道德，而不是真理，成為了帝國文化界的主流。

至於理論科學，誰有功夫和閒心去研究那個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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