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特朗普的決策總令人大跌眼鏡？_風聞

美國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很多人就存在這樣的困惑：

為什麼美國在全世界、全領域、全方位出擊，挑起與中國的貿易摩擦，與俄羅斯互懟，與歐洲主要國家不睦，與日本離心離德，製造與墨西哥的貿易和移民摩擦，在伊核問題上出爾反爾與伊朗交惡，在委內瑞拉插手顛覆政權等，簡直不勝枚舉。

很多人有這樣的疑問：既然美國選定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為什麼不與某些國家結成反華大同盟，集中力量做大事？

楊霄 | 作者

身邊的經濟學 | 來源

01

隨着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加速攀升，美國長期以貿易失衡為由對華施加匯率等方面的政策壓力。

但定量研究結果表明，美國想找回貿易平衡的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就是放鬆對華高技術出口的管制。

這個邏輯非常好理解，就是你限制自己的東西出口到別家，反而還抱怨你進口人家的東西太多了、出口的太少了。

這是極其明顯的道理，而且美國大多數戰略研究學者和政府相關部門也明白他們的訴求本就是無道理的。

美方與中方爭執此事歷時十餘年，後來，美國終於以無法忍受鉅額逆差繼續發展為由，與中國展開了貿易戰。

這時，我們塵封已久的“炮彈”又被發現。

2017年7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赴美與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商務部長羅斯共同主持的首輪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發表演講指出，

“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今年4月的報告，如果美國將對華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對巴西的水平，對華貿易逆差最多可縮減24%；如果降至對法國的水平，最多可縮減34%”。

在中美第十一輪貿易談判破裂後，中國商務部於2019年6月6日發表了《關於美國在中美經貿合作中獲益情況的研究報告》，其中第5頁再次引用了這項研究成果，“如美將對華出口管制調整到對法國的水平，美對華貿易逆差可縮減三分之一”。

道理異常簡單，事實如此昭然，除了“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吵架中總是各説各話”，決策的複雜性也是導致出現背離常識的政策的關鍵影響因素。

實際上，決策非常複雜，國家、組織和企業的決策更為複雜，必須深刻理解決策的過程，才能對決策有清楚的認識。

在美蘇冷戰開始後，美國以理性行為體假設來判斷蘇聯的行為方式，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誤判，甚至將兩國推向核戰爭的邊緣。

也就是從那個時代開始，美國有蘭德公司背景的一些戰略學者開始意識到組織行為對決策有深刻的影響。

冷戰結束後僅僅十年，美國一直沉浸在一極獨大的驕傲和自滿中。“9·11”事件的爆發遠遠突破美國人的想象。

事件發生前，美國一直在夢想着如何在單極世界中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和領導力，決策者陶醉在可以輕易獨裁未來的幻想中。

但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極大地衝擊了美國，美國甚至將本應該採用戰術方式進行的反恐行動推高到了全球反恐戰爭的戰略層面，出現新的重大戰略預判和決策失誤。

特朗普上台後，這種現象越發突出，決策的離經叛道程度甚至超出了普通看客的接受度。

上述現象都反映出一個非常淺顯且容易被非國際政治專業人士忽略的事實，那就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行為體的決策都不是簡單理性的，即使是美國也長期反覆出現重大戰略誤判和重大戰略決策錯誤。

那麼，究竟決策是如何運行的？理想中的決策與實際運行方式的差距在何處？

02

研究一個組織的決策，最基本的方法是假定決策者是理性的。

決策行為以理性和偏好理論為基礎，決策依據是國家利益的排序及導向。

一個方案所實現的國家利益越大，決策者對這個方案越偏好。在理性決策模式分析框架下，決策者在制定政策時通常需要依據實際情況對利益進行排序，並依據利益的排序結果做出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決策選擇。

簡言之，決策者的決策依據是實現組織的利益最大化。

面對具體情況時，一個決策可能對幾個方面的國家安全都造成影響，而且影響程度各異。

例如，戰爭在擴大領土的同時損失了人口。綜合來看，這一偏好如何判斷呢？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將國家利益進行綜合考慮，因為國家利益的互補交換不是固定比例的。

例如，人口很多的國情下，決策者可能對損失一定人口換取土地是有偏好的，而在相反的情況下，決策者則認為不值得。這就是偏好排序的規律。偏好排序在一般情況下不是先驗的，必須通過實際觀察獲得。

除了一些可以用自然科學方法和經濟學方法明確計算得到的偏好排序以外，許多情況下偏好規律需要通過觀察、歷史案例等獲得。

通常情況下，通過利益排序、分析偏好進而判斷決策者的決策行為是可行的並且可靠的，能夠進行較為成功的預測。但是這一方法並非包治百病，在一些情況下也存在問題。

一方面，理性決策將組織視為一個整體。

例如，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作為一個整體由一國政府所代表。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

在組織決策過程中，會有多個部門和機構參與其中。

大量的案例表明，實際決策過程並不能將國家黑匣化而忽略政府各部門間的決策運作過程，即官僚決策模式，或稱科層決策模式。

政府的決策通常由多個部門參與，每個部門都代表了不同的國家利益。在實際情況中，每個部門還代表着各自的部門利益。

例如，美國的軍控決策往往涉及能源部、國防部、財政部、商務部等多個部門。每個部門會從不同的角度考慮問題，比如，商務部着眼於經濟貿易利益，國防部着眼於安全利益，所有的決策都需要在國家利益下整合。

因此，決策的產生往往受到部門利益的影響，通常會反映出決策主導部門的利益偏好。

另外，決策者羣體利益也影響到決策中的國家利益排序，即小集團決策模式。這些問題就造成了實際運行的決策與理想中的決策相去甚遠的局面。

另一方面，理性人假設是理性決策的基本假設。

這一假設認為決策者都是理性的，在決策時會進行利益排序，並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進行決策選擇。

然而，在實際決策過程中，每個決策者面對相同的情況可能做出不一樣的決策行為。其原因就在於，決策者並不是絕對理性的。

首先，理性決策假定利益是可以計算並進行恰當排序的，這就要求決策者的信息是充分的。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決策信息並不充分。決策者對決策選擇導致的國家利益收益或損失並不能進行正確判斷。

其次，決策者具有各自不同的認知心理特質，對於特定的決策環境，可能產生不同的認知和心理反應。在這種情況下，決策者對利益的分析及排序可能產生些微差別，進而影響決策結果。

例如，美國曆任總統對於發動戰爭和結束戰爭的時機選擇，就與總統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質緊密相關。戰爭發動或結束的決策並非按照國家利益分析方法選擇在最恰當的時機進行，而通常表現為一個新總統的上台會實際影響到戰爭的發動和終結。

最後，決策者的決策行為存在慣性。決策行為有可能受到戰略文化和外交遺產等的影響。在某些習慣或思維定式的影響下，決策者有可能並不進行理性的利益分析，而是依據已有的原則和行為方式進行反應，進而形成決策。

03

歷史是面鏡子，從歷史中學習可以説是人類的普遍習慣。

在這個過程中，當決策者面對自己不清楚的決策環境時，總喜歡與歷史上已經非常明確的類似情況進行比較，並根據歷史經驗做出決策。

這種認知方式的模式是：歷史事件——歷史經驗教訓——未來行為。

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學到的東西是決定認知的重要因素，這種認知還會影響對所接受信息的解讀。

而演繹思維就是把看不見或不容易理解的現象和事物類比成一般人都較為熟悉的東西。

例如，美國在冷戰期間對蘇政策被稱作“遏制”，實際上其原意是用容器把蘇聯“裝”起來。

與此類似，冷戰、“多米諾”理論、軍備競賽、“紙老虎”、美國將伊拉克佔領科威特説成是前者對後者的“強姦”、稱一些國家為“流氓國家”等説法也都是簡單的類比。

決策者一旦形成上述認知思維，其決策傾向也就順勢確定了。但是，歷史往往是不會重複的，可以相比的兩件事之間也非完全一致，因此這種認知過程的後果就可想而知了。

人的認知在整個決策過程中發揮作用是從選擇性獲取信息開始，經過個性化解讀，從而比較面對不同的可選對策時的偏好，最終做出選擇進而反應。

人認知客觀現實世界的過程，是“獲得、組織和運用知識的心理過程”。這一過程包括知覺、記憶、問題解決過程中的信息處理、語言、思想和想象等。

認知系統幫助人們把環境分解成可以理解和可以認識的單位，這樣就形成了一種信息過濾的方式，即人們不必評估所有信息。

認知本身是個複雜的、包容性較強的概念。認知複雜性對決策性質，決策者的個人風格、對危險的評估及如何處理信息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與理性假設相反，認知研究的重點是在決策者認知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問題及其對決策的影響。一般情況下，隨着決策者認知複雜性的增加，他們應對複雜局勢的決策能力也會增強。

決策的過程常常被認為是一個“黑匣子”，研究者很難了解這個黑匣子內部所發生的事情。

但是相對於決策過程來説，對認知過程的研究就更難了。可以説，決策者在做出決策時的心理過程屬於決策過程的“黑匣子”內的“黑匣子”。

外部環境或因素通過決策者的信仰、認識、態度、個性等構成的透鏡的“過濾”，形成有意義的影響。

換句話説，這些外在因素只有被決策者觀察到並被決策者在決策時考慮在內，才會成為影響決策的因素，才能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作用，形成影響。

決策者可能通過有選擇地認知來影響信息的處理過程，從而保持認知的一致性。

這種現象極大地影響到決策者採納信息的全面性和均衡性，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一葉障目”。

關於作者：楊霄，法學博士，國家高端智庫戰略研究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本文部分內容摘自《推演》，經出版方授權“身邊的經濟學”原創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