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共領袖換成別人，是很難走到1949年的_風聞
西方朔-2020-10-16 11:07
傾聽民國史在歷史與現實間流連忘返82 人贊同了該文章周恩來找博古説：蔣介石文武雙全，知識面廣，又有政治手段，中國革命要打倒蔣介石，我們必須要找個比他強的人領導。我考慮了很久，這個人是毛澤東。
1961年，毛澤東在廬山
1935年1月15日，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博古提出總結湘江戰敗之事。張聞天與周恩來主張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博古服從多數，同意議題改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教訓。
17日的會議，博古同意張聞天起草的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的軍事領導三人小組，由朱德與周恩來任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後下決定的負責人等。
2月5日，周恩來找博古説：蔣介石文武雙全，知識面廣，又有政治手段，中國革命要打倒蔣介石，我們必須要找個比他強的人領導。我考慮了很久，這個人是毛澤東。現在我們商量由張聞天接替你當總書記，也是過渡的。博古立即交出了相關印章，同時提出要他與王明約定的聯絡員潘漢年去向共產國際報告，爭取共產國際批准。
在日常生活中，毛澤東確實是一個頗具“霸氣”的人物，在政治、軍事謀略等大問題上，他更是自信十足、堅持己見，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整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能高瞻遠矚，甚至力排眾議，發出振聾發聵之聲。
當黨內外對農民運動頗有微詞時，他大聲説：“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温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當井岡山時期革命處於低潮時，他卻用詩一樣的浪漫語言預言革命高潮的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當抗日戰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許多人苦悶、動搖時，他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他敢於違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命令。德軍侵入蘇聯後，斯大林唯恐日軍夾擊，要求中共主動發起對日軍的攻擊以形成牽制，而毛澤東就是不出兵。
對中共黨史深有研究的學者楊奎松慨嘆：“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共領袖換成陳獨秀、王明，哪怕是張聞天、劉少奇，它也還是很難走到它的1949年。”
1949年8月，美國政府發表敵視中國人民的白皮書。毛澤東接連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等五篇評論，痛斥美國在中國推行的侵略政策。對美國封鎖新中國的企圖，毛澤東擲地有聲地説：“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一方面派遣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一方面組成“聯合國軍”參與朝鮮戰爭，並將侵略戰火燒到了我國邊境。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作戰。
當時新中國剛剛誕生，百廢待興，毛澤東為何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決策？他説：“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它要把三把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張國燾見到蔣介石就説：“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周恩來憤然回擊：“你糊塗我可不糊塗”。
張國燾投奔國民黨後，蔣介石給他安排做了軍統研究室主任，在戴笠手下做事，風風光光一陣後，很快就被冷落了。落寞之餘，不免大發感慨。據沈醉回憶：張國燾有次對他説：“我要是過去心狠手辣一點，我在共產黨內的地位就不會是第三第二了。”
張國燾説自己不夠潑辣，確切地講，是嫌自己不夠獨斷，尤其是在與人發生衝突、受到外界壓力時不能堅持己見。在回憶錄中，他也多次對這一性格表示不滿。如，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張國燾曾反對中共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認為這樣會使中共喪失獨立性，而且會讓那些老國民黨員感到共產黨人去搶位子，勢必導致國共交惡。
在他看來，國共合作的方式應當是“兩黨聯合”，“兩黨聯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讓國民黨為大股東，中共為小股東。任何一種形式均可避免兩黨黨員在黨內爭奪地位和權勢”。
但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壓力下，他屈服了，最後還出席了國民黨一大。
又如，鄂豫皖根據地反“圍剿”失敗後，他帶領紅四軍進入川北，打算拋棄過去的蘇維埃政策，建立“四川人民政府”。他認為蘇維埃政策是失敗的，政權的基礎過於窄隘，土地革命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威力。
但中央來電嚴令不得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要求立即扯起蘇維埃的旗幟時，他又屈服了。
但他心中卻憤憤難平，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我這個流產的主張，後來就被斯大林拾起來，取消了錯誤的蘇維埃政策，改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乃至國共合作的共同抗日政策。”由此他感嘆道：“我之所以不能改變中共錯誤政策，原因甚多，其中一點是我不夠潑辣之故。”
張國燾缺少一種“一意孤行”的潑辣勁兒。他不僅不敢違抗共產國際的命令，甚至對與自己積怨頗深的王明也俯首帖耳。
這就不難理解，張國燾在1924年被北京政府抓捕後會變節，供出李大釗等黨內同志的名單。
同樣也不難理解，在投降國民黨後，張國燾竟然會接受在戴笠手下做特務工作的安排。其委曲求全至此，豈偶然哉？
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陣營，最直接的原因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1938年，王明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蘇聯啓程回到延安後，儼然以欽差大臣和中共領袖自居。張國燾捱過王明的整，對他很害怕。
王明與張國燾單獨談話時，問起張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錯誤行為。張國燾説：“除批評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外，可以説是爭奪軍事領導權。”
王明説：“這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託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張國燾：“你的四方面軍老部下李特、黃超都是託派，他們在新疆迪化經審問，已招認是託派，並已槍決了。”當然，“你不是託派，不過受託派利用。”
張國燾聽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處決，痛心地説：“李特、黃超是託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託派。”於是，他厲聲指責王明把自己同志當託派來清除，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見張國燾神色憤怒，説：“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便匆匆走了。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説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還能接受，王明對他的評價則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
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逃離延安了。
應該説，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王明斷言其雖不是託派卻也是幫兇，則是促使張國燾出走的直接原因。
中共中央對張國燾做了大量的挽救工作，在武漢張國燾住的旅館裏，周恩來對其徹夜勸説，但張國燾去意已定，最後他提出見在武漢的蔣介石。
1938年4月16日下午，周恩來陪同張國燾一起過江到武昌去見蔣介石。
張國燾見到蔣介石後，開口就説：“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周恩來聽了十分生氣，立即對他説：“你糊塗，我可不糊塗。”接着，張國燾向蔣介石彙報了邊區政府的一些情況，一來事先沒有準備，二來他並不是為彙報工作而來，所以語無倫次。蔣介石見到這種場面，也不便多説什麼。
回到辦事處，周恩來嚴肅批評了張國燾對蔣介石談話時奴顏婢膝的態度。
晚年張國燾
1938年5月4日，毛澤東在抗大給全體學生作報告時，説：
“張國燾到延安後，中央多次開會批評他，他多次承認錯誤；但尾巴猶在，一反一復，兩面派行為始終存在。他資格老，過去做過工人運動。我們講仁義道德，還讓他做邊區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説割掉了，實際上穿起長袍子，尾巴藏在裏面。這次他藉口到陝西中部祭黃帝陵，黃帝抓他到墓裏去了，我們也只好開除他的黨籍。”
5月7日，陝北公學舉行第二期學員畢業典禮，毛澤東出席並講到了張國燾的問題：
張國燾過去在政治上早已“開小差”，現在在組織上也“開小差”了。此人一貫稱自己是“中國的列寧”，什麼都要爭第一，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十足的“老機”，歷史上不“左”就右。
黨的“三大”討論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開會十幾天，他反對十幾天。到了武漢，他又支持陳獨秀右傾。
長征路上，他反對北上抗日，主張到西藏去建立根據地。以後，又另立“中央”。
到陝北以後，1936年10月，他反對黨中央致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信，反對第二次國共合作，説什麼黨中央的信是“韓文公祭鱷魚文，與國民黨合作是幻想”。西安事變後，他半夜敲我的門，堅決主張對蔣介石（毛澤東用手比畫着在脖子上一割）處以極刑。
黨中央進入延安後，張國燾説：“延安是塊雞骨頭，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這是曹操主義，結果味也沒有了，開了小差，一直逃到漢口。
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風，但張國燾沒有看到。張國燾在革命的道路上從頭到尾是機會主義，沿途開小差。
他最後勉勵學員：“我今天講的是堅定革命的旗幟，就作為對同志們遠行的禮物。每個同志出去要記住，堅決奮鬥，不怕困難、不開小差，不學張國燾。”
張國燾的悲劇，多少與他的“不夠潑辣”有關。不夠潑辣，意味着性格中存在軟弱的成分，在關鍵時刻往往缺乏血性，缺乏一種寧為玉碎的精神。也正因如此，張國燾在黨內一直被他的政敵斥為“老牌的機會主義“。若以能夠堅持己見、抵制外來壓力而論，張國燾的確不如毛澤東“潑辣”。
歷史人物的性格，頗值玩味。因為它所影響的，不僅是個人的命運浮沉，而且往往關係到歷史的大事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