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比收入更能決定社會福祉？_風聞

　　編者按：現有文獻表明，信任和社會網絡對社會福祉具有積極影響，在發達國家，社會資本比收入更能決定社會福祉。本期推送探討了中國（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作者使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VS）數據，研究了中國信任、社交網絡和主管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深入分析了信任和社交網絡的內部本質，以及這些社會資本是如何影響主管幸福感的。

　　這是社論前沿第S1787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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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在許多文獻中，社會資本已經與包括信任、社會網絡或社會紐帶在內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事實上，一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最重要的元素，並驗證其對社會福祉的影響。然而，關於社交網絡對福祉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此外，關於信任和社交網絡對發展中國家福祉影響的經驗證據有限。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擴大我們對發展中國家背景下的信任和社會網絡對主觀幸福感影響的認知。具體來説，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的信任、社交網絡和福祉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什麼？儘管現有研究清楚地概述了信任與福祉之間的相互作用，但迄今為止尚未考慮到信任與福祉之間以及社交網絡與福祉之間的潛在內生性。更具體地説，福祉與社會資本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係，即，幸福程度較高的人信任度更高，而信任度較高的人通常會報告較高的幸福感。這種可能性也同樣出現在各種社會資本度量中，即信任度更高的人更有可能形成社交網絡，而社交網絡較廣的人則更有可能信任他人。這些相互作用會引起內生性，並可能使結果產生偏差。作者使用Lewbel（2012）提出的異方差調整工具，以控制潛在的內生性，並作為對我們主要結果的穩健性檢查。

　　Cox（2000）提出了一種內在機制的可能性解釋，進一步闡述了社會資本為何影響幸福感。當個體不得不處理衝突和問題時，社會網絡的好處就發揮了作用。社交網絡促進了社會資本，而那些擁有較高社會資本水平的社區/個人將更好地管理衝突。鑑於衝突會對幸福產生負面影響，可以認為，社會資本（牽涉到社會網絡）對幸福感的影響是社會資本在緩解衝突或適當管理衝突中發揮潛在作用的結果。用這些術語來説，社交網絡在個體可能不願合作或聚在一起解決衝突的情況下很有用。

　　一些文獻也對社交網絡對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的可能性進行了概念化，其中有人認為社會關係可能使個人的資源緊張，並可能帶來負面後果。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可能會受到損害。但是，總的來説，人們可以通過內在地影響生活各個方面的社會聯繫來影響生活質量。

　　Elgar等（2011）的研究結果表明，社會資本是女性主觀幸福感的重要決定因素，而在男性，老年人和年輕人上則沒有這樣的影響。也有人認為，一個人的社會資本具有溢出效應，也就是説，有可能增加身邊其他人的生活滿意度（Helliwel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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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與變量

　　數據來自世界價值觀調查（WVS）的第二次到第六次調查。因變量是自我報告的主觀幸福感。受訪者回答問題“總的來看，您最近對您的整體生活滿意嗎？1表示“完全不滿意”，10表示“完全滿意”，您對整體生活的滿意度如何？”

　　自變量。社會資本，使用Putnam（2000）的定義，即“社會資本指的是個體之間的聯繫——社會網絡以及由此產生的互惠和可信賴性規範。”將社交網絡作為對社會資本的第一個度量，用個體參與社會羣體的程度作為度量，包括宗教、運動、教育、政黨、專業組織六個團體參與度，以及這六項的平均值，作為社會網絡的七個測量。

　　信任度量選擇廣義信任，包括七個方面。首先是一般信任水平，“通常來説，您是否會説大多數人可以信任，或者您在與人打交道時需要非常小心？”；除此之外，還包括對家庭、鄰居、受訪者認識的人、陌生人和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及其他國籍的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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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結果

　　信任和社交網絡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積極作用，信任和社交網絡對幸福感呈正向影響，信任對主觀幸福感有積極影響，並且該結果在所有信任度量中都是一致的。除宗教組織外，社交網絡的參與也與幸福感呈正相關，在中國，宗教信仰並不會有助於個人的福祉或生活滿意度。

　　與其他控制變量相比，作者發現信任和社交網絡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要弱於諸如收入和年齡等控制變量對幸福感的影響。但是，與諸如婚姻狀況、金錢、自由和不安全感之類的控制變量相比，信任和社交網絡的作用相對較強。控制變量表明，收入和自由與主觀幸福感正相關。與收入相比，信任和社交網絡對幸福感的影響相對較弱。

　　結果還表明，像比於單身或離婚的人，已婚的被訪者傾向於報告較高的生活滿意度。與女性受訪者相比，男性受訪者的生活滿意度較低。此外，由於犯罪和缺乏財務自由而感到不安全與幸福感也存在負相關。

　　在這項研究中觀察到的年齡效應與現有文獻一致，年齡具有顯著負面影響，而年齡平方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38歲是U型關係的最低點。

　　作者使用Lewbel（2012）提出的一種新的方法來識別模型的內生性。對於無法使用其他識別源（例如工具變量）或識別能力很弱的應用程序，此方法特別有用。識別的先決條件是迴歸變量與異方差誤差不相關，其中誤差相關性是由於未觀察到的共同因素引起的。因此，只要數據中存在一定的異方差，就可以使用這種方法進行識別。Lewbel的2SLS估計結果與OLS估計結果基本一致。具體來説，OLS結果低估了一般信任水平對幸福感的影響，誇大了社交網絡對幸福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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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信任作為福祉的重要決定因素可能是中國採用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結果。自從經濟改革開始以來，中國就一直非常重視經濟增長，因此對社會福祉的關注減少了。有些作者認為，自從中國嚴重依賴社會網絡和社區互動的合作醫療體系崩潰以來，現在嚴重依賴家人和朋友的貸款來支付醫療服務。這些貸款只能以信任為基礎，因此，間接地，個人的健康和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信任。

　　從另一個角度看，在中國，正式組織可能很少存在。就宗教而言，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質的，因為具有宗教信仰的人相對較少。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宗教參與對幸福的影響也與一些研究相矛盾，有些研究提供了證據表明參與宗教活動可以增進個人的幸福。那麼，對中國而言，這種微不足道的影響可能是由於該國對宗教的認識和邊界所致。例如，在中國、佛教、道教和中國當地民間宗教習俗等宗教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或區分。因此，雖然其他多元宗教社會的界限是相對明確的，但中國的宗教界限並沒有那麼明顯。因此，就宗教而言，團體內和團體外社交網絡之間的差異水平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