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泰丨闡釋學視野下公羊學“三世説”的精彩演進_風聞

當前學界對於闡釋學的熱議有重要意義，推出了數量可觀的論著，提出了許多具有創造性和啓發性的觀點。如張江教授在論文中首次提出了“公共闡釋”與“強制闡釋”理論。這些觀點產生了很好的反響，有評論者認為：“不妨將‘強制闡釋’‘公共闡釋’拿來，結合歷史學學科的特點，立足中國歷史科學的歷史與現實去探討歷史闡釋。”其目標是要形成闡釋學的中國學派，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現代闡釋學體系。為此，不但要深入研究西方闡釋學的學術成果，同時必須深入發掘和總結本國的資源。無論從所闡釋經典的重要性、命題的深刻性與鮮明性方面，還是從傳承發展時間的長遠性、產生社會效果的強烈性等方面來看，《公羊傳》對《春秋經》所作的闡釋，都具有典型的意義。對其闡釋的內容、成就和特徵，值得進行深入剖析，從而為建構中國闡釋學提供助力。本文即選取影響最大、特色最鮮明的公羊學“三世説”闡釋史進行分析，期望引起同行的關注與討論。

大力發掘今文公羊學説中歷史闡釋學的珍貴遺產

在《春秋公羊傳》中，“三世説”等主要命題都經歷了長期的闡釋、推演過程。《公羊傳》特別具有闡釋的特性，原因在於它與《春秋經》之間的關係。孔子所修《春秋經》，文字簡略而精密，表達隱晦，評判極有分寸，通過運用褒貶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左傳》成公十四年）。《春秋經》這種“重義”的特點，在儒學史上意義極為重大，如孟子所評論的，《春秋經》具有綱紀天下的作用，是“行天子之事”。孟子又説，孔子修成《春秋經》的功勞可與大禹和周公相媲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春秋經》文字這麼簡略，內涵卻這麼重要而隱晦，這就必須專門加以闡釋才能發揮其經典的力量。於是有以公羊高和穀梁赤為代表的孔門後人專門進行闡釋，其成果分別是《公羊傳》和《穀梁傳》。公羊學派分析更加深刻，發揮更為透徹，遠勝於穀梁學。

《春秋公羊傳》的傳承始於戰國中晚期，原先是口説相傳，至西漢景帝時才著於竹帛，署名的最初傳授者即為公羊高。由此形成了一個推崇孔子為政治家、視《春秋經》為一部政治書的公羊學派；其與西漢末才流傳、推崇孔子為史學家、視《春秋經》為一部歷史書的《左傳》學派，形成明顯迥異的風格。

《公羊傳》使用問答體，凸顯了闡釋《春秋經》“微言大義”的獨特品格。更為寶貴的是，它奠定了公羊學説這套命題和話語體系的基礎，堪稱早期中國闡釋學領域的成功展現，後代學者即可依據這些基本命題，包括“大一統”“三世異辭”“夷夏可變論”“撥亂反正，以俟後聖”等，根據本人的體會而一再加以闡釋。此後在歷史上對社會進程和學術變遷產生極大影響的“張三世”“通三統”“華夷一家”“以經議政”等命題均由此推演。為何能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呢？其奧秘在於《公羊傳》所概括的基本論題乃關係到華夏民族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都有深刻的哲理藴涵，與國家民族的前進方向有着密切關聯。如“大一統”觀念，《公羊傳》將之置於開宗明義的地位，強調要高度重視統一的事業，這就是對《春秋經》“王正月”的解釋：“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經過《公羊傳》的闡釋，要求全體臣民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應絕對服從“天子”，因此“大一統”便成為指導全中國範圍內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意識形態的理論。《公羊傳》“大一統”觀中還包含“夷夏可變論”的進步民族觀。一些宋明儒者對此很不理解，誤認為孔子始終持排斥“夷狄”的態度，凡儒者就必須固守“夷夏之大防”，實則違背了孔子學説的精義。而這恰恰是公羊學者堅持要闡明的原則問題，也是中國本土歷史闡釋學一項了不起的貢獻。《公羊傳》既講“內諸夏而外夷狄”，同時又明確主張“夷夏可變論”，兩者都是對孔子思想的繼承。在古代，“諸夏”即中原地區處於較先進的社會階段，應該阻止處於後進階段的“夷狄”對中原地區的襲擾，故孔子推崇管仲能聯合諸侯、保衞諸夏的功績。但《公羊傳》不是以種族來區分“諸夏”與“夷狄”，而是以文明或道德進化來區分，所以“夷狄”可以稱“子”，可以受到讚許，而“諸夏”如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可視為“新夷狄”。後世眼光遠大的公羊學者對此繼續推進，使公羊學“夷夏觀”在促進民族間交融、團結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放射出獨特的光輝。

《公羊傳》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楚師敗績。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楚當時因後進而被視為“夷狄”，此年楚伐鄭，鄭伯肉袒至楚師謝罪。楚莊王於是下令退師，稱“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而此時晉軍主將荀林父恃強向楚請戰，結果被打得大敗。故《公羊傳》贊楚王有禮，進爵為子，而對“諸夏”的晉加以貶責。又如，《公羊傳》定公四年載：“吳何以稱子？夷狄而憂中國。”“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前因吳能憂中國，故進而稱“子”；後因其倒退為“夷狄”之行，故又以“夷狄”視之。《公羊傳》所持的觀點，並不認為在“諸夏”與“夷狄”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不以先天註定的“種族”或“血統”、後天不可改變的眼光來看待“夷狄”，而是以進化的、發展的、可變的眼光鼓勵其前進、提升，因此放在人類文明史上同樣是無比珍貴的思想遺產。“撥亂反正，以俟後聖”，則是公羊學派宣稱《春秋經》表達了孔子的政治理想，要重新安排天下秩序，是政治書，“立一王之法”，即為漢代立法。故在全書終卷有力地點明：“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上所論，意在概要地説明《公羊傳》的性質是專門闡釋《春秋經》，它所提煉的基本命題確實與華夏民族的演進方向緊密相關，這些論題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和智慧，凸顯出歷史闡釋的典型性。對於公羊學派的特點，筆者曾將之概括為政治性、變易性和解釋性。“三世説”即公羊學説基本命題和話語體系中的重要一項，本文特意選取“三世説”，剖析它在歷史上所表現的理論活力和產生的深遠影響，目的就在於展現公羊學説這一歷史－哲學闡釋體系所具有的深厚底藴和鮮明的經世色彩。

公羊學“三世説”的精彩演進

（一）“三世説”命題的初蕾:《公羊傳》中的“三世異辭”

由於今文公羊學説有其獨特的解經路數，公羊學者曾自稱“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若不把握其話語體系的內在實質，就會不得要領，甚至博學如顧炎武也感慨它“甚難而實非”，既費事又不通。因此對於《公羊傳》的獨特旨趣和基本命題須作一番介紹。以上即為此作了必要的鋪墊，往下我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重點論述公羊三世説的演進和基本特徵。首先論述這一命題的初期理論形態——“三世異辭”。

《公羊傳》所講的“三世異辭”共有三次表述：

公子益都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公元年）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月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桓公二年）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十四年？曰：備矣。（哀公十四年）

“異辭”指用辭不同。親見的時代、親聞的時代、傳聞的時代，為何用辭不同？這是因為時代遠近不同，史料掌握詳略不同，文字處理因而不同。不僅如此，《公羊傳》更有特別的解釋：“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講的是時代越近，孔子因懼禍而有忌諱，故多采用隱晦的説法。司馬遷認同這一觀點，他發揮説：“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春秋》終於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也有特別的解釋，曰：“備也。”至此已完備齊全。何休解釋説，因西狩獲麟，瑞明顯現，見撥亂功成。以上説明兩層意思：其一，孔子著《春秋》，因所見、所聞、所傳聞這三個時代的不同特點，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和書法；其二，孔子修這部《春秋》，起自隱公之時，最後到哀公十四年，才達到完備齊全。這樣，《公羊傳》再三強調“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就包含着一個對待歷史的很寶貴的觀點：不把春秋時期視為凝固不變或混沌一團，而是看作可以按一定標準劃分為各具特點的不同發展階段。這種歷史變易觀點，在中國“述而不作”風氣甚盛的文化氛圍中，更顯示獨特的光彩和價值。

（二）董仲舒、何休對“三世説”的大力發展

到了兩漢時期，經過董、何的闡釋，“三世説”推演成為內涵豐富、具有突出進步意義的歷史進化理論。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提出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劃分為“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三個階段的理論，《楚莊王》篇説：“《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所見世，記事使用什麼書法忌諱多，因而用詞隱晦；所聞世，對於事件造成的禍害感受真切，因此記載明確詳細；所傳聞世，恩惠和感情都減弱，因此記載簡略。董仲舒的論述，由《公羊傳》的“異辭”發展到比較明確地劃分歷史階段的不同，這是歷史認識和闡釋層面的顯著推進，從而為以後何休提出“三世説”歷史哲學做了準備。

董仲舒

尤其有意義的是，董仲舒“張三世”的歷史階段進化觀，是同“通三統”所闡釋的新朝代建立必須實行改制的觀點相結合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説：“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意思是，當新王朝代替舊王朝興起的時候，為了表示自己是“受命而後王”，是天命所歸，就必須“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以有效地實現“一統於天下”。董仲舒把“三世説”向前推進，是同他推闡的一整套《春秋經》的“微言大義”，如建構大一統、皇權神授、德刑並舉、實行改制等理論體系互相貫通的。在他所處的西漢武帝時期，封建社會關係正在生成，國力強盛，武帝本人力求施展其宏大抱負，開拓邊境，興造制度，多所設施。董仲舒推闡的言進化、重改制的公羊學説，正與這一時代需要高度契合，因此公羊學大盛於世，儼然成為統一意識形態的官方哲學。“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學大興。”董仲舒因精通公羊學而拔任江都王相，“為羣儒首”。公孫弘也因精於《公羊傳》，起徒步而數年至丞相。其時，《公羊傳》確實具有最高理論權威和法律標準雙重作用，皇帝詔書策問和朝臣奏議常常引用其作為持論的根據，而當朝政大事遇到疑難不能解決時，也每每以《春秋公羊傳》作為解決問題的準則。這就是以董仲舒為代表，成功地闡釋以公羊“三世説”為中心的理論體系，而使公羊學在歷史上第一次達到鼎盛。

《公羊傳》、董仲舒的歷史闡釋基本命題和範式，被東漢末名儒、《春秋公羊解詁》作者何休繼承發展。何休諳熟儒家學説和闡釋學路徑，將春秋公羊歷史闡釋學體系大力向前推進，深化了“三世説”等基本命題，形成了一套旗幟鮮明的思想體系，大大推進了中國古代言進化、重變革的歷史理論。其主張有利於民族之間的和好、交融，也有利於促進全中國境內各民族共同向着更加美好的目標前進，因而《解詁》一書被譽為“比較完備的公羊學派義法的總結”。

上述評價毫無誇大之處。公羊“三世説”經過《解詁》的精彩闡釋，成為系統的歷史哲學。何休在儒學史上第一次系統地用“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作為描述社會進化的理論。他在《春秋公羊解詁》隱公元年註文中，多層次地闡發公羊學派對於歷史變易的見解。第一個層次，從孔子修《春秋》對“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採用不同的書法，證明歷史是變化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特點。第二個層次，論述孔子對“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還寄託了不同的政治態度和理想。《春秋》“始於粗糲，終於精微”，因此終篇有“西狩獲麟”之筆，何休解釋説：“上有聖明帝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人事浹，王道備。”孔子是以此表示撥亂功成，理想實現。第三個層次，何休提出了“據亂－昇平－太平”的“三世”歷史進化學説。他論述説：“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何休的“三世説”，包含有國家統一規模、文明程度和民族關係都越來越發展的豐富內涵，到太平世，則達到空前的大一統，並且實現民族之間平等、和好相處的理想，不再有民族歧視、壓迫和戰爭。在階級壓迫、民族壓迫不斷的封建時代，何休卻能提出這樣美好的理想，説明他眼光遠大、思想深刻。他總結了孔子、韓非、司馬遷等人肯定歷史向前進步的思想而加以發展，從具體的社會現象概括出歷史由低級向高級進化的哲理，在理論思維上實現了昇華。當代有的學者對此深有感受，認為何休闡發的“三世説”，與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命題，同為中國古代歷史理論最傑出的成就，是很有道理的。“三世説”歷史哲學成為儒家今文學派寶貴的思想精華，並以其對歷史本質的哲理概括和對未來社會的信心，深深啓發了晚清進步的公羊學者，使他們各自結合本人的時代環境和迫切問題，發展了公羊學説。

（三）晚清公羊學者緊扣救亡圖強時代主題的新“三世説”

自東漢末年至清中葉，公羊學説消沉了一千多年。至清朝嘉慶道光年間，由於社會矛盾的逐步激化，統治危機日益暴露，公羊學逐步重新受到重視。對公羊三世説實行革命性改造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龔自珍。他是考證學大家段玉裁的外孫，但他沒有按照外祖父的希望，走古文經學的道路，而是成為一個批判專制、譏議時政的今文經學家。原因是，他生活在嘉慶、道光年間，目睹清朝統治急劇地衰落，對於社會矛盾深重、危機四伏有着敏鋭、深刻的感受，故選擇用公羊學説喚醒世人，倡導變革。他和魏源一樣，對公羊三世説實行革命性改造，論證封建統治的演變規律是治世－衰世－亂世，“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別為一等”。他大聲疾呼衰世已經到來，“亂亦將不遠矣”。從此，公羊學説同晚清社會的脈搏相合，成為鼓吹變革、呼籲救亡圖強的有力武器。龔氏寫有一系列政論，尖鋭地揭露專制統治的黑暗殘酷，他有力地論證：“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他還警告統治者，不改革就要自取滅亡，並且形象地用“早時”“午時”“昏時”來描述三世，指出統治集團已經面臨“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預言“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時代大變動就要發生了。龔自珍用公羊學來觀察、分析清朝國內的危機。其摯友魏源則進而用公羊學説觀察西方侵略者使中華民族生存面臨嚴重威脅的新局勢。他以前“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除弊、變革思想，發展到了明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他又發揮公羊變易學説，提出了“氣運説”，概括中國歷史出現新變局，因而大力呼籲瞭解外國，學習外國技術，在沿海設廠造船、造槍炮，發展民用工業。這些都證明：公羊學説使龔、魏成為近代史開端時期站在時代潮流前面的人物，成為中國近代維新改革的先驅者。

康有為對公羊闡釋學作出了更加重大的貢獻，他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構建了維新變法運動的理論綱領。其於1891、1897年先後著成《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被梁啓超譽為思想界之大颶風、火山大噴火、大地震。在《孔子改制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中，康有為提出：最得孔子改制精義的，是《春秋公羊傳》和董仲舒、何休的書。孔子創立了“三統”“三世”諸義，處在“亂世”，嚮往“太平”。社會的發展，是遠的、舊的必定敗亡，近的、新的終將興起。亂世之後進以昇平，昇平之後進以太平，社會是越向前越進步，泥古守舊，註定失敗。孔子的昇平、太平理想同“民主”政治相通，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朝向共同目標的。“康有為重新改塑了孔子的形象，六經成為主張改制之書，因時變革，甚至資產階級的民主理想，都成為孔子早已樹立的傳統，那麼實行維新變法，改革封建專制政治，就成為效法孔子的、完全正當的行動，這就進一步為變法運動提供了理論綱領。康有為還把公羊三世説與歷史進化觀以及資產階級君主、民主學説都糅合起來。”“他以闡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為途徑，把所瞭解到的並且是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容納進去，把公羊三世説‘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改造、發展成為由君主專制進為君主立憲、再進為民主共和的新學説，成為維新時期向封建專制政體和頑固勢力進攻的思想武器。康有為闡釋的公羊新學説，比起舊的傳統思想具有重大進步意義，因而是近代哲學史上非常重要的理論成果。”

康有為

正由於此，在戊戌維新運動高潮期間，公羊學説以“進化”“變革”“撥亂反正”的思想精髓，回答了列強環伺、民族危機深重形勢下所面臨的緊迫課題，叩響了愛國民眾的心絃，因而公羊學三世説在歷史上再度風靡於世，書寫了晚清公羊學復興的華彩篇章。

公羊學“三世説”成功推闡的深刻啓示意義

儒家經典《春秋公羊傳》在戰國秦漢間提出的“三世異辭”的命題，因處於初始階段而只具樸略的形態；到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大力推闡，將歷史階段明確劃分為“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彰顯歷史進化意識，並且與倡言“改制”的“通三統説”相結合；到東漢末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詁》，發展為系統的“據亂－昇平－太平”歷史進化觀，內涵大大豐富，論證人類社會經過努力將向更加進步、更加合理的階段前進，並且展現民族間交流融合、“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的美好前景；至晚清時期，龔自珍根據救亡圖強的時代需要，對其進行革命性改造，闡釋封建統治“治世－衰世－亂世”的新三世説，倡導變革，規劃天下大計；康有為更把公羊三世説與近代西方政治學説相結合，論證歷史應當經由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的道路，構建了戊戌維新運動的理論綱領，康有為也因此成為近代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人物。“三世説”這一核心命題，在漫長的歷史年代經由儒學思想家大膽而精心的持續闡釋，竟在西漢和晚清兩度風靡於世，對中國社會進程和學術演進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此豈非闡釋學史上令人讚歎的成功篇章？豈非中華民族歷史－哲學智慧的多彩綻放？

我們應當充分肯定今文公羊學説是具有典型意義的中國本土歷史闡釋學的珍貴遺產，對其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特點大力探討，對其歷史闡釋的出色成就、豐富經驗進行深入的發掘總結，從而為構建中國當代歷史闡釋學科體系、彰顯其民族特色提供諸多寶貴啓示。這裏簡要地論述以下幾項。

其一，“闡釋”是讀懂經典、傳承文化、從事各門學科研究所必須具備的思維和理論創造的途徑，是不可缺少的學識和方法，具有“元理論屬性”的意義。而“闡釋”要對學術和社會產生重要作用，並且有久遠生命力，則必須依賴所闡釋的命題、範疇與文化傳承、民族發展、學術演進的基本方向和根本要求相關聯。公羊學説在漫長歷史時期內連續對“大一統”“張三世”“通三統”“夷夏關係”“撥亂反正，為后王立法”等作創造性闡釋，為我們提供了極為成功的闡釋經驗。

其二，必須吸收不同時期的新鮮經驗、智慧，回答新的時代課題，才能不斷豐富、提升本領域闡釋學的體系，使之具有活躍的生命力，推動社會和學術前進。如董仲舒的“闡釋”適應了西漢時期興造制度、加強中央集權、“強幹弱枝”的需要，何休因漢代民族關係發展拓寬了視野，其構建的“三世説”展示了各民族間平等相處、融合發展的美好前景，龔自珍、康有為勇於回答晚清救亡圖強的需要，使新三世説成為晚清時期倡導變革和向西方學習的有力武器：這些寶貴經驗和卓犖成就便是有力的證明。

其三，發掘傳統闡釋學遺產與運用當代學術成果結合起來，才能有更多的創穫。如運用“公共闡釋”與“強制闡釋”的新觀點來考察，清代公羊學存在風格迥異的“議政派”與“經注派”兩派，前者（劉逢祿、龔自珍、康有為等）發揚了“公羊家法”，具有理論創造活力，出色地體現了理性的、符合邏輯發展的、建構性的“公共闡釋”的要求，因此具有震動人心的力量，發揮了極大的社會作用；而後者（如孔廣森、陳立、凌曙等）離開“公羊家法”，只從枝節問題着眼，恰恰陷入“強制闡釋”的窠臼，其所為屬於場外徵用、主觀預設、非邏輯證明之類，因此在理論上顯得蒼白無力。

其四，一個學科、一個領域闡釋學的發展，應有提出基本命題的經典著作奠定理論基礎。要有敢於擔當、具有理論創新活力的學者起到引領作用，還要造就本學科闡釋學的骨幹力量，如晚清劉逢祿大力獎掖龔自珍、魏源，使其成為今文公羊學派的健將，又如康有為在廣州萬木草堂培養人才，其後梁啓超在湖南時務學堂講授公羊學，為學説的傳播大造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