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企參會，温州為什麼拒超“一年30次”？_風聞
城市进化论-城市进化论官方账号-探寻城市路径，揭秘经济逻辑2020-10-18 16:23
圖片來源：温州發佈
一個趨勢是，城市與企業家正越走越近。
前有武漢聘用小米科技董事長兼CEO雷軍等企業家為“招才顧問”，在當地召開的各類會議上，少不了雷軍為家鄉攬才搖旗吶喊的身影；
後有廈門為新落户的趣店集團創始人兼CEO羅敏頒發“投資顧問”聘書，他本人更是不停組局開會，將唱吧創始人陳華等一波又一波企業家引薦到廈門。
企業家充當了政府對外形象的名片，也為政府牽起了與外界溝通的紐帶。
前不久，70萬“温商”遍天下的温州，卻主動提出要與企業“保持距離”。根據温州出台的《關於規範涉企工作 推進民營企業精力減負的實施方案(試行)》，提出要解決服務企業“過繁”“過度關愛”等問題。
“
除企業家履行責任義務或參加特殊性會議等情況外，對有頻次限定要求的企業，邀企參會應尊重企業意願，年度頻次最高不超過30次（含入企調研頻次），不同頻次間隔原則上不小於7天。
”
為什麼讓政府與企業家互利的大小會議，會被温州視為“過度關愛”？
“陪會高管”
圖片來源：攝圖網
“在某些地方，有相關部門打着優化營商環境、解決企業痛點的旗號，頻頻要求企業負責人‘陪會’。一些號稱給企業減負、提氣的會議，結果成了企業新負擔。”去年，《半月談》有關政府會議的一則調查文章引發關注。
文章中的一個現象，足以顯示“矛盾”的尖鋭程度：一位光伏行業企業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説，為了滿足地方對公司高管參會的要求，甚至專門招聘了一名專門的高管“陪會”。
為何企業“陪會”變成了“家常便飯”？
對於優化營商環境而言，讓企業家進入涉企政策決策過程成為共識。去年，國家發改委還印發《關於建立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的實施意見》，進一步保障企業家的意見能真正傳遞到政府耳中。
座談會是政府獲取企業家聲音的一種普遍方式，比如在温州有關民營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程序的暫行辦法中，就點名“通過召開座談會”徵求企業家意見。
初衷是好的，但執行層面，一些地方卻出現了偏差。
《半月談》採訪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在召開會議時並未充分考慮企業訴求，只重視開會的過程，並不重視實際效果。邀請的企業與會議主題未必相關、點名邀請的企業主要負責人也未必熟悉情況，企業若提出異議，還可能被扣上“架子大”“不給面子”的帽子，甚至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原本解決實際問題的座談變成了宣講，個別企業為了保障日常生產活動開展，不得不請專人“陪會”。
事實上，在温州此前召開的一次企業座談會上，企業也反映了類似的問題：
“我們知道政府部門的培訓，是為了幫助我們發展，但對象是否可以更廣泛？”“每次培訓都要企業負責人蔘與，各個部門都有組織，我們沒有精力……”
會議給企業帶來了過重的“精力負擔”，反而可能會影響政企關係。
“開會依賴症”
圖片來源：攝圖網
過往的工作慣性，或許可以解釋政府“好心辦壞事”的原因。
2013年，新華網披露，一個沿海省份某廳局負責人因不堪忍受會議過多，讓人統計涉及其廳局相關工作全年的開會數量，得出的數字是1068個——若平均到全年248個工作日，每天至少要開4個會議。
同一時間，“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刊登的一則評論對政府“開會依賴症”給出了幾個理由：由於常常出現“令不行禁不止”的情況，通過簡單的發文或者電話會議難以推進政策執行，不得不一層一層地開會、不同領導三令五申，最大限度提高責任落實落地的概率。
在“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的工作思路下，“會浮於事”的狀況自然難以避免。
去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國務院及其部門要帶頭大幅精簡會議、堅決把文件壓減三分之一以上”後，同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明確2019年為“基層減負年”。各地亦相繼出台文件，確定會議壓減比例、甚至推出“無會月”“無會周”等制度。
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周振超等人指出，
“
有的地方用會議規模來體現對工作的重視，把一些與會議內容無關的人員拉來陪會。有的地方把召開會議的次數當作政績，時不時地召開交流會、研討會、座談會。
”
在其看來，本身具有實效的會議也淪為形式主義。
在《半月談》的採訪中，有民營企業就表達過類似的感受：似乎領導不開會發表講話，就是對某項工作不重視。然而，實際上一些重要的政策文件，可能只有在會議現場才能領到，政府網站上卻很難找到，會議的落實情況可想而知。
請還是不請？
圖片來源：攝圖網
當然，也不是所有會議都是“無用功”。
在近年來各地紛紛舉辦國際企業家諮詢會的潮流下，城叔曾在一座城市見證幾次會議的全程。
在每年會議上，都會有一個例行的流程：主辦方在彙總當年各企業家建議的同時，也會簡要公佈前一年建議的落實情況。從程序上來看，會議內容而非開會本身，已經成為城市關注的重點。
但武漢市社科院副院長吳永保此前在接受採訪時的一番評論，也為觀察這種會議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口：城市邀請企業高管參加諮詢會，最容易被看到的明顯價值是招商引資。
這在一些會議主辦方的經驗中得到印證：在諮詢會上，市長和參會企業高管通常會換一圈名片，便於地方政府走出去，也有利於企業第一時間與這些城市取得聯繫。
事實上，在會展經濟1：9的經濟帶動力愈加為人所知的當下，會議本身早已有了更多的意義。在任何會議現場，都不乏希望借會議平台達成合作的企業，而通過此方式與政府加強聯繫的企業也大有人在。
温州的政策，提供了一種對政企關係的思考契機。
究竟政府在開會時應該邀請怎樣的企業？温州的答案是需要“分類討論”——
有關“一年不超過30次”的精力減負措施主要對象是“四上”企業，即“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限額以上貿易業企業、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資質建築業企業以及房地產開發經營企業”。
該政策與企業的一種聲音恰好吻合——“經常‘陪會’的企業往往是地方重視的新項目、大項目、標杆項目。而當企業身處困境，真正需要政府部門幫一把的時候，可能未必能得到邀請。”
開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好的營商環境絕非來自座談會的數量，企業的感受度更多源於問題能否得到解決、政府政策是否足夠有針對性。
去年，杭州市發佈“新製造業計劃”，將抽調100名機關幹部進駐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重點企業擔任政府事務代表。在外界看來，這是從企業“陪會”到政府入企的一次理念轉變。
當然，更深層次的變化，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展開。
要從根源上杜絕“文山會海”，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建立一套科學、完善的績效評價機制，引導幹部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最終真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文字 | 楊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