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崢，回不到過去_風聞

文 | 吳喋喋

編輯 | 吳燕雨

《我和我的家鄉》的五個單元故事裏，若票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最後一課》單元的中範偉飾演的“範老師”可能是人氣最高的。

豆瓣高贊短評寫道：“範偉把我的淚點掐住了”、“教科書級別的演技”；微博上，範偉雨中奔跑的花絮衝上熱搜第一，評論説：“範偉真的厲害，從他跑出教室我就開始哭，一直到單元結束”。

也有觀眾能夠指出，範偉動人的表演不止是範偉自己的功勞。作為這個單元的導演，恰好在徐崢的導演方法論裏，表演也是重要的話題。

“導演對錶演，必須達到一種切身的理解，要完全能夠站在演員的立場上，為演員的表演提供有幫助的指示。”10月12日，徐崢在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的大師班上，傳遞了這樣一種觀點。

對錶演的理解深度，或許是徐崢作品裏容易誕生“高光演技”的原因之一：從《我和我的祖國》裏驚豔的小演員“鼕鼕”韓昊霖，到《我和我的家鄉》裏“掐住觀眾淚點”的範偉，都憑藉演技引發了話題。

另一方面，敍事功力也是《最後一課》受到好評的另一個原因。豆瓣一則熱評寫道：“（最後一課）展現出徐崢某個程度的細膩，他很擅長從小的切角去展開一個宏大敍題。”

《最後一課》中，村民為幫助身患阿爾茲海默症的範老師，設下“重返1992年”的騙局，最終騙局的敗露，也揭示了家鄉的發展變化遮掩不住。徐崢在大師班上這般解釋如此構思的原因：“因為觀眾是非常害怕説教的”，所以要通過一個“過去無法重塑”的故事，去展現變化。

而毒眸通過徐崢在大師班上的講述，也感知到《最後一課》與徐崢個人軌跡的某種暗合：從演實驗話劇的先鋒文藝青年，到家喻户曉的影視演員、商業片導演，近年來的徐崢正在試圖迴歸到更接近個人表達的狀態。

但過去無法重塑，徐崢要做的不是變回90年代那個文藝青年，而是帶着對過去自我的同理心和多年積累的經驗，介入到當下青年導演的創作中去——成為青年導演的電影監製。

徐崢提到，大部分導演正如當年的自己一樣，是因為熱愛藝術而投身電影創作的文藝青年，而現在的徐崢和他所成立的真樂道文化，正在通過“監製”這一角色，去服務青年導演，幫助“曾經的徐崢”們緩解創作之外、全產業流程上的壓力。

某種程度上，範偉飾演的鄉村教師，也帶着幾分徐崢的自我投射：一個人僅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改變“家鄉”或者“環境”的，但是把經驗分享出來，幫助更多有能力改變的人，環境就會向好的方向變化。

文青徐崢

“程耳找我拍《犯罪分子》的時候，是在1998年，那時候我也是個文藝青年。”大師班上與青年導演對談的徐崢，回溯了他的青年時代，但很快又調轉話鋒：“現在如果讓他（程耳）看我的電影，他肯定看不上我，覺得我已經不是一個藝術青年了。”

二十年前，徐崢在大眾的認知裏是《春光燦爛豬八戒》裏的豬八戒、《李衞當官》中的李衞。但其實在古裝喜劇之外，他還是個演先鋒話劇的藝術青年，這一度會讓許多觀眾感到驚詫。

但近年來，1999年問世的《犯罪分子》的重新流行，再度將文青時代的徐崢帶回觀眾的視野。

這部31分鐘的小成本犯罪片拍攝時，導演程耳還在北京電影學院畢業讀大四。作品有“北電史上最牛學生作業”之稱，豆瓣評分7.4，一條2014年發佈的熱門短評無不惋惜地評價男主角徐崢：“大腦袋有大智慧，演技真實準確，可惜了現在的被定位。”

《 犯罪分子》劇照

但彼時觀眾跨越時空的“惋惜”對徐崢來説，未免來得遲了一些——文青時代的徐崢是不為觀眾所青睞的。

《十三邀》中，徐崢和許知遠走進了上海話劇藝術中心——1994年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後，徐崢的第一個工作單位。藝術中心進門處的牆上掛滿了劇照，徐崢很快從中發現了自己的身影：《擁擠》《藝術》《股票的顏色》……而後者令徐崢在1998年摘得白玉蘭戲劇獎最佳男主角。

根據徐崢的描述，從戲劇學院畢業後沒有人找自己拍戲，所以他一直在演話劇。那時，話劇演員徐崢一度“小有名氣”，徐崢還和朋友組建了劇社，並自己擔任導演排了兩部先鋒的實驗作品《擁擠》和《母語》。

“當時就受到很多質疑，別人説你排的戲看不懂，這那的，當時我就很激動，還會跟人爭辯。”徐崢在《十三邀》裏説道。但他很快轉變了思路，開始反思過於先鋒的內容是否有意義，他認為自己應該對作品的傳播效果負責任。

願意主動做出這樣的改變，是因為徐崢雖然接受過高屋建瓴的戲劇教育、具備做出先鋒性表達的能力，但他並不是那類厭棄成功的、憂鬱的、純度很高的文藝青年。徐崢在藝術性和商業化兩個方向裏同樣具有可能性。

世紀之交，徐崢開始涉足影視圈，同時也仍然在排話劇，前者所帶來的曝光一度讓徐崢的話劇事業“沾光”。

2000年1月《春光燦爛豬八戒》在各大衞視反覆播出，據索福瑞收視數據，該劇在湖南衞視、黑龍江衞視、山東和江西衞視播出的平均收視率均超過20%，最高平均收視達到31%。次年徐崢主演的喜劇話劇《藝術》在宣傳不多的情況下，於上海連演15場。

儘管徐崢自嘲現在的程耳一定看不上自己，但事實上，2007年程耳和徐崢又再度合作了懸疑驚悚劇《第三個人》。2009年，徐崢主演兩部公路片，一部是指向喜劇和商業成功的《人在囧途》，一部是暗黑的《無人區》，後者入圍了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無人區》海報

文藝青年的人格從未離開徐崢的軀殼，只是一度被喜劇演員的光環蓋住了——面向大眾的商業喜劇片、古裝電視劇能夠輻射的受眾，遠比話劇和嚴肅電影來得多。

但近年來，隨着主演作品《我不是藥神》的上映和徐崢個人導演作品中愈發明顯的人文表達，他的“前文藝青年”身份不再顯得太過違和。

《我不是藥神》在豆瓣被150萬用户打出9.0分，位列豆瓣電影top250第47名——達到了近20年來華語電影鮮少能觸碰到的金線。

《最後一課》在《家鄉》的五個單元之中，口碑亦屬於上乘。

徐崢延續了執導《我和我的祖國》單元《奪冠》的經驗，從小人物的動機和情感出發，反而真實懇切；在敍事上，他在過去與現在的故事線反覆切換，用重塑過去來反襯現在；細節也值得咂摸，比如顏料打翻在水裏化成了彩虹的顏色、範老師一路走進教室那個調度複雜、明星雲集的長鏡頭。

而從顏料到彩虹溪水，再到片尾真實存在的“彩虹學校”，也是導演思維所創造的震撼。“最重要的是，這所小學是真實的，”徐崢強調。現實中，“彩虹學校”坐落於浙江省淳安縣富文鄉，真實存在的小學讓影片的詩意得以落地，而非空中樓閣。

這份細膩，與刻板印象裏的喜劇演員徐崢、爆米花商業片導演徐崢，似乎是背離的，同時也是向着文青時代徐崢的某種迴歸。

擁抱觀眾

迴歸獨立表達的慾望，一直草蛇灰線地埋伏在徐崢高歌猛進的商業成功之路里。並伴隨其從演員嚮導演、監製身份轉換的過程，流露得愈發明顯。

《十三邀》裏，站在劇照牆前的徐崢，向許知遠介紹了一部自己出演過的劇目《資本論》，劇情講述了資本湧入文化領域，蠶食、吞噬文化的過程，主旨自然是藝術家對資本影響藝術創作獨立性的擔憂。

“這個戲演完以後，（資本入侵文化）就真的發生了。”説這話的時候，徐崢語氣平鋪直述，聽不出明顯的情感色彩。

正如徐崢沒有糾結太久，就順暢地從做先鋒戲劇的藝術青年轉型為擁抱觀眾的國民喜劇演員。決定出演《春光燦爛豬八戒》意味着與文藝青年的價值系統徹底分道揚鑣，但徐崢坦言轉變的過程沒有太大的困難，在《十三邀》裏，徐崢自嘲：“因為（我）就是比較偏俗。”

徐崢做客《十三邀》 

那幾分的“俗”，或許指的是徐崢天然能夠享受演喜劇，樂意聽到觀眾的笑聲。

在大師班的分享裏，徐崢提到自己早在學生時代演話劇時，便着迷於逗笑觀眾：“我發現我很喜歡演喜劇，你只要站在台上，你説一個包袱，下面‘譁’，馬上就笑了，你會瞬間獲得一種滿足感。”

《資本論》是徐崢主演的最後一部話劇，這部劇目演出的年份是2010年，這也是徐崢主演作品《人在囧途》上映的年份，這部700萬的小成本喜劇電影最終收穫3700萬票房，並讓“囧”系列成為徐崢往後十餘年裏揮之不去的作品符號。

《人在囧途》之後，是票房12.67億、創下當時華語電影票房新紀錄的《人再囧途之泰囧》，這一紀錄直到2015年才終於被《捉妖記》打破。

《泰囧》不僅是徐崢的電影導演處女作，也開啓了徐崢的事業新階段：2012年，徐崢與妻子陶虹、經紀人劉瑞芳創立北京真樂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這家公司也《泰囧》的聯合出品方。

電影《泰囧》海報

看上去徐崢有計劃地、高歌猛進地進行着身份的轉換並獲得更大的商業成功。但他自己卻認為，轉型導演是個“一點點介入”的過程。

在成為影視演員之前，話劇舞台上的徐崢就在兼顧表演之外的工作，擔任過話劇導演，帶領整個劇目的演員進行長時間的聯排。成為影視演員後，徐崢也自然而然地關注到表演層面之外、劇組的各種狀態。

在徐崢看來，表演是需要土壤和空間的，前期的準備、氛圍的營造缺一不可，“處在一個比較對的環境裏面，才能談得上你的表演，場景、服裝、造型哪都不對，你演什麼？你是演不出來的。”

隨着在演員層面對劇組環境提出越來越多要求，徐崢開始謀求轉型為導演。這一心態用徐崢自己的話來説是：“要不然我還是自己來吧。”

因此，與“吞噬文化的資本家”形象截然相反，徐崢介入創作時帶着平衡商業與藝術的初衷。

但這種初衷在徐崢成為導演和公司高管的前幾年並沒能很好地實現，他被商業所掣肘了。徐崢多次在採訪和公開場合流露出對“囧系列”的某種拒斥，更多的時候是避而不談，在《十三邀》裏則明確説，自己不喜歡“囧”這個字。

這個字代表着國產商業片最具價值的IP之一，但徐崢卻想要終結它的商業片屬性。“大部分觀眾認為囧系列就是爆米花電影，但我自己知道不是，我只是之前做得不夠成熟，但隨着我越來越深入，我必須讓它脱離爆米花電影。”

另一方面，他又對辜負觀眾的期待感到自責。“我其實非常理解觀眾，他們其實就想看我和王寶強折騰一下，你怎麼就不給我看？你在裏面探討什麼中年危機的，煩不煩。”徐崢在大師班上這麼説道。

他甚至將自己的嘗試歸結為“教訓”，並以此奉勸青年導演：如果要做的電影是一個商業IP，就應當遵守跟觀眾以及市場的約定，“作品裏面保留觀眾最認可的這種元素。”

從跨界做導演到創立真樂道文化，徐崢的初衷是平衡商業性與藝術表達，但這種平衡術本身，也對徐崢構成了矛盾和撕扯。

超越“滿足於笑聲”

但隨着徐崢近兩年執導《奪冠》《最後一課》，並解鎖電影監製這一新身份，他的撕扯也得到了某種紓解：文青徐崢和爆米花商業片導演徐崢之外，存在着更多可能性的外延。

作為導演，徐崢認為，自己到了可以規劃更多自我表達的階段。

兩次“命題作文”的嘗試為徐崢指引了方向：“基於我做了《最後一課》和《奪冠》，我希望能夠找到那種人跟時代交織的（題材），比較有情懷，也有個體的故事，好像現在市場上這一類的電影不是特別多。”

用“命題作文”來概括徐崢的這兩部短片似乎也是有失偏頗的。畢竟他做得非常有誠意：徐崢的導演團隊為《最後一課》進行了大量的採風，人物原型是基於大量調研鄉村教師後進行的藝術再創作，彩色玻璃小學也是現實中存在的扶貧成果。

從兩次短片的創作經歷中，也能清晰地看出，徐崢對自我表達的執着已經不再是文青式的了。他不再囿於主觀視角，徐崢驚異於自己居然很享受“命題作文”，站在“他視”的角度，觀看故事主人公的情感與心路歷程，這個過程讓他感到快樂。

作為監製，徐崢在幫助更多當下的“文青徐崢”們——那些帶着創作熱情進入電影行業的新人導演。

徐崢認為，當下的電影行業仍然有很多像當初的自己一樣，忿忿於觀眾“看不懂”自己作品的文青式導演。徐崢和真樂道文化，便期待為他們提供幫助、讓其找到更舒服的創作方式。

“現在的市場會把年輕導演搞得很焦慮，既要找到投資去完成自己的作品，又要在作品當中完成自己的表達，片子拍完了，還得面對市場的考驗。”在徐崢看來，年輕導演正需要一個監製的角色去幫助他們緩解創作以外的壓力。

導演楊子2019年執導的《寵愛》正是徐崢監製、真樂道文化出品的一部電影。在《北京日報》當時的採訪中，楊子提到徐崢與自己一起修改了十個月的劇本，態度十分嚴苛，每當楊子認為劇本已經過關時，徐崢還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徐崢還建議楊子“稀釋”掉寵物題材的概念，以擴大觀眾的接受度。大師班上，楊子再次回憶徐崢作為監製給導演提供的幫助：“一個是抓點，一個是抓面。徐崢老師抓不會只是從大的層面去給予一些建議，而是會細化到點上去。”

除了對具體的作品創作提供建議，徐崢對整個青年導演羣體如何實現能力進階，也有自己的思考。

比如演員出身的徐崢意識到，大量青年導演對“表演”缺乏重視。為此他提到自己有一個心願：“辦一個導演表演訓練班。我來請幾個表演的老師，然後我帶着導演們一起做表演的練習。”

而徐崢相比其他導演出身的監製，優勢也正基於他的“現役”演員身份——不僅在表演層面上，甚至在表演之外，徐崢可能都是最擅長與演員溝通的監製。

由六個單元故事組成的《寵愛》啓用了十餘組明星演員，《我和我的家鄉》中，《最後一課》也是明星數量最多的一個故事，按照常理，明星越多的劇組導演、監製可能會焦頭爛額，但對徐崢來説，大量啓用成名藝人反而是省力的辦法。

徐崢在大師班上提到，今年疫情、汛情讓拍攝進度變得緊張，在這樣的情況下，“找明星演員是一個比較圖快的方式”，因為成熟藝人在徐崢的調度下，能夠快速的找到人物感覺，省下了不少與演員磨合的時間。

此外，大量的話劇經歷也讓徐崢非常強調導演同步提升自身的文學、美學、音樂素養。“最終混錄的時候，音樂、畫面聚在一起調試，需要導演有綜合的能力。你自己的品位決定了最後的作品是什麼樣子。”

不過，監製不是一個人的工作，更多時候，也基於徐崢背後的真樂道文化的團隊工作。

真樂道曾經只是經紀人劉瑞芳與徐崢陶虹夫婦共同創立的工作室，如今已經轉型為在前期創作、商務合作、中期製作、後期宣發、數據分析上全流程為創作者提供服務的電影公司。

據劉瑞芳表示，2018年的《超時空同居》之後，真樂道真正開啓了扶持新導演、內容多元化的階段，不久之後，真樂道又通過《風語咒》涉足了國漫領域。也正是基於背後團隊強有力的支撐，徐崢才得以在監製、演員、編劇、導演的身份之間輾轉騰挪，在各個領域都交出不錯的成績單。

“範老師”回不到1992年，徐崢也回不到先鋒話劇的舞台，資本湧入文化市場的大潮無法逆流，但或許有人能在浪潮中把握好船頭的方向，這個方向必然不會是單打獨鬥的英雄主義，而是工業化和人文表達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