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了這種犀牛200年，我們還不知道它吃什麼_風聞

公眾號：物種日曆/GuokrPac

作者： 一個男人在流浪

　　蘇門答臘犀的故事究竟該從何講起，它又如何走到今天這般田地？

　　兩百多年來，這個問題如同一道魔咒，讓數不清的研究者無法參透。

異域的奇獸

　　蘇門答臘犀的名字反映了最早的標本採集地。1793年，一頭遊蕩在蘇門答臘島東南部的犀牛被獵殺，西方分類學者才第一次得知，在遙遠的東方居然也生活着雙角犀。

　　犀牛頭骨，左下為蘇門答臘犀。圖片：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 / Flickr

　　即便是在那個自然科學大發現的年代，一種生活在遙遠異域的奇異犀牛依舊對學者們充滿吸引力，從蘇門答臘島的初遇開始，伴隨着人們探索的腳步，蘇門答臘犀的分佈區域也逐漸明晰，從中南半島到馬來半島，從蘇門答臘島加里曼丹，西方學者們找尋到許多犀牛存在的間接依據，但籠罩在蘇門答臘犀身上的神秘面紗卻愈發厚重。

　　直到18世紀晚期，倫敦動物園終於捕獲了活體的犀牛，在那之後的整整100年裏，被捕獲圈養在世界各地動****物園、馬戲團裏的55頭蘇門答臘犀，是科學界認識這種奇異生物的唯一途徑，甚至在1972年，圈養在丹麥哥本哈根動物園裏的雌犀Subar去世後，這唯一的線索也一度中斷。

　　這頭蘇門答臘犀名叫Begum，生活在倫敦動物園。圖片：Wikimedia Commons

　　今天研究者的局面恐怕比先輩更為棘手——自2019年馬來西亞宣佈本國的蘇門答臘犀滅絕之後，蘇門答臘島和加里曼丹島上5片互不聯通的狹小區域，就成了這種犀牛最後的棲息地，根據最新的估算，今天的蘇門答臘犀野外種羣恐怕不到30頭。

　　弔詭的是，在過去的200年裏，當學者們翻越密林，希望觀察到自然環境下充滿活力的蘇門答臘犀時，他們從當地原住民口中聽到許多關於犀牛的奇談怪聞，甚至聽説，圈養蘇門答臘犀這件事，早在1641年的亞齊酋長國統治初期就已經實現過。如此看來，蘇門答臘犀似乎並非一直稀少，那麼，蘇門答臘犀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

　　蘇門答臘犀最明顯的外貌特徵是毛髮格外長，有兩個角。圖片：Charles W. Hardin / Wikimedia Commons

　　可惜的是，想在東南亞古老國度的記載裏找到答案是很困難的，許多國家——譬如柬埔寨叢林裏的吳哥王朝，或蘇門答臘島上的室利佛逝，連他們自己存在的痕跡都需要依靠北方一個更悠久文明的記錄才能佐證。而幸運的是，在如今已沒有犀牛種羣的國度裏，一脈相承的文字記錄卻為蘇門答臘犀謎團留下了線索。

犀牛的退卻

　　清代道光年間，山東出土了7件青銅器，其中一件被稱為“小臣艅（yú）犀尊”，鑄造於商晚期。它塑造了一頭敦厚肥壯的犀牛，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頭雙角犀牛。

　　實際上，由商周時期流傳至今的青銅器皿裏，雙角犀牛的造型並非孤例，在《中國青銅器全集》收錄的12件帶有犀牛造型的青銅器中，雙角犀佔據了大半，尤其是在商辛四年鑄造的四祀（sì）邲（biàn）其壺兩側、西漢鑄造的嵌金銅犀尊身上，都能明顯地感受到古代工匠對現實中動物造型的生動把握——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它們的原型就是蘇門答臘犀，工匠親眼見過這些犀牛。

　　西漢錯金銀雲紋青銅犀尊，雲紋模仿了身上的毛髮。圖片：BabelStone / Wikimedia Commons

　　沿着文獻脈絡前進，關於蘇門答臘犀在中國出現過的旁證就會更加豐富，在《左傳·宣公二年》中記載着這樣一個故事——宋相華元戰敗後逃回宋國，一位築城民工嘲笑他，“丟盔棄甲難道不覺得丟人嗎？”，華元回覆道，“牛和犀那麼多，丟掉一副盔甲算什麼呢？”，民工反問道，“（牛和犀牛的）皮當然很多，但製作盔甲的丹漆可不便宜”。由此看來，用犀牛皮製作盔甲在地處淮河流域的宋國已很流行，犀牛皮的成本甚至要比丹漆低不少，當時的野生犀牛種羣規模應當還較為龐大。

　　今天的中國境內已沒有犀牛種羣，而現存的5種犀牛隻分佈在熱帶亞熱帶地區。有一種觀點認為，是氣候變化帶來了犀牛的消退：商周時期的中國氣候，應當比今天更為温暖濕潤，隨着氣候變化，犀牛的棲息地也逐漸萎縮乃至和中國無緣。

　　馬來西亞洛高宜（Lok Kawi）野生動物園的蘇門犀。圖片：小蓋仙少爺

農田到來，犀兕消失

　　“氣候變化論”看似合理，卻無法解釋一些歷史上的插曲。在南北朝時期之前，中國的犀牛分佈逐漸南遷，但南北朝連年戰亂導致的人口減少和農業衰退，使中原地區的次生林面積重新擴大，犀牛種羣不僅停止了衰退，甚至還有向北的擴散勢頭。犀牛不斷退縮雖無法排除氣候變化的大格局影響，但似乎和農業經濟的發展成負相關。

　　英國漢學家伊懋（mào）可認為，蓬勃發展的農業文明，無法與犀牛或大象這樣的大型野生動物共處。自周朝開始，農業就是我們這個古老文明的基本生產活動，這導致了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一次正面衝突——種植農作物需要平整開闊的田地，顯然是原始林地所無法提供的，森林成了農業發展的阻礙。為了消除這個阻礙，農業文明積極地推廣土地治理政策，這甚至一度成為君王是否賢明的衡量標準——在《孟子·滕（téng）文公上》中，記載了舜引火燒林發展農業。連邊緣地區的少數族羣，都以“我諸戎除翦（jiǎn），驅其狐狸豺狼”作為“文明開化”的證據。

　　小臣艅犀尊。圖片：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 Wikimedia Commons

　　我們可以想象，在中國文明的核心地帶，一定曾遍佈植被，否則就不需要王室如此盡心竭力地清理。在蘇門答臘犀分佈的其他地區，也一定經歷過自上而下的毀林開墾運動，否則就不可能滋養出如此繁多的人口。規模化的農業種植帶來穩定的食物來源，是滋養龐大人口的根基，而在那個人口幾乎等同於國力的年代裏，古代文明因此興盛。但代價是，原本的自然地貌被徹底地改造了，這恰恰是蘇門答臘犀難以承受的。

最後的嘗試

　　1984年，鑑於蘇門答臘犀日益頹唐的生存現狀，世界自然基金會發起了一項雄心勃勃的保育項目：捕捉野生蘇門答臘犀進行人工繁育，來挽救這個岌岌可危的物種。

　　當時只有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還擁有蘇門答臘犀的野生種羣，不過，這兩個國家在是否和他國合作上抱有不同的看法。馬來西亞人並不希望自己的犀牛被帶出國境，他們試圖自己掌控繁育過程，而印度尼西亞相對開放一些。1985年，一頭雄性蘇門答臘犀在蘇門答臘島被捕捉並送往英國，隨後，4家美國動物園也陸續得到了7頭犀牛，而馬來西亞的捕捉計劃也在馬來半島和沙巴州同步開展。

　　馬來西亞洛高宜（Lok Kawi）野生動物園的蘇門犀。圖片：小蓋仙少爺

　　此時距離蘇門答臘犀被科學命名已近200年，但人們對它的認知****並沒有絲毫增多，在計劃開始不久，蘇門答臘犀牛人工繁育計劃就從一個宏願轉變為災難——有3頭在捕捉過程中死亡，剩下的犀牛則面對各種養殖環節中的風險。到了1990年，已經有8頭犀牛死亡，儘管參與各方不斷改進飼養方式，卻都沒能止住這一趨勢。

　　人們逐漸發現，蘇門答臘犀和其他犀牛有許多本質的不同，它們並不像黑犀、白犀和印度犀那樣，生活在開闊的草地上，也從不以草為食。當人們終於學會給它提供新鮮樹葉時，又遇到了新的難題，樹葉中富含鐵，在野生環境下，犀牛不斷被寄生蟲騷擾，需要大量的鐵重建被寄生蟲損害的組織和血液，但圈養環境（尤其是境外的）下，經過驅蟲，缺少了寄生蟲這個“包袱”，犀牛攝取的鐵過量貯藏，很容易罹患致命的鐵貯積病。

　　印尼Way Kambas國家公園的蘇門答臘犀牛保護區。圖片：Willem v Strien / Wikimedia Commons

　　更重要的是，計劃的目的——繁育，一直沒能實現。人們發現，即便是生殖功能健全的雌犀，也沒有固定的排卵期，必須經過外界刺激誘導才能排卵，而誘導的關鍵就是和異性的接觸。由於野生種羣的棲息地已經被不斷開發的人工設施切割破碎，許多被捕獲的犀牛已經獨自在破碎的棲息地中生活許久，由於常年無法遇到配偶，雌犀罹患卵巢囊腫，失去了生育能力。

　　長期的挫折之後，終於出現了轉機，美國辛辛那提動物園成功説服了其他美國動物園，將最後3只送抵美國的犀牛聚集到一起，2001年，母犀牛Emi終於成功受孕併產下一頭雄性幼崽，此後幾年裏，他們又順利繁育了2頭幼崽。自1984年人工繁育計劃啓動以來，這個充滿悲劇的項目終於露出絲絲希望之光。

　　2007年出生在辛辛那提動物園的蘇門答臘犀“Har-ah-pahn”，意為“希望”。圖片：W. Alan Baker / Flickr

　　不過，距離真正的勝利還為時尚遠。我們當然希望，從1984年至今所付出的代價，可以讓我們講好蘇門答臘犀未來的故事。但我們也不能忘記，從無法追溯的遠古開始，我們書寫了一段沉重的歷史——從家世興旺到必須寄希望於牢籠，犀牛無法理解，是什麼讓它們遭此噩運，但同樣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我們，總該學會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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