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騰飛十年，他們從雲端跌落_風聞

10年前的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

1月23日凌晨，剛剛過完臘八節的河南民工馬向前，不願等到春節。

臨近天亮，星月黯淡。馬向前從富士康觀瀾分廠的高樓一躍而下，生命停在了19歲。

隨後的幾個月裏，先後有13名富士康員工跳樓自殺，轟動一時。

同年，中國GDP以10.6%的增長達到了41.30萬億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此之前，日本佔據這一位置長達42年之久，而中國的此次趕超，被普遍認為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性時刻。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19世紀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在狄更斯筆下展現出無比縱深。

新的技術帶來新的增量，新的增量帶來新的荒蕪。

新的荒蕪亟需新的秩序，新秩序的搭建過程中，冒進的冒險家成為了時代的薪火。

他們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奔走在迷霧裏，腳邊是萬丈深淵。

01 名望的俘虜

面對民警的調查，秦志暉一開始還挺得意的。

2011年以來，他先後被封了11個微博賬號，網名分別取過“中國秦火火”、“華夏秦火火”、“東土秦火火”等。

一一細數時，秦志暉好似在深情回憶自己的藝術作品，頗有成就感。

彼時，總部坐落於北京中關村“理想國際大廈”的新浪公司，上下洋溢着某種“商業理想主義”氣息。

“打破信息傳播的壟斷壁壘，改變公共領域的話語格局，進一步實現個體權利。”對於微博所構建的新型虛擬廣場，上海大學副教授李明亮這樣評價。

國內的傳播學者們，不無振奮地撰文寫道：“微博改變了中國的輿論場。”

他們認為，這個通過關注機制分享140字信息的廣播式社交網絡平台，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公共討論空間，“彷彿整個中國社會結構都被壓平，來自底層的聲音能夠輕而易舉地引發輿情震動。”

但亂象也隨之產生。

以秦火火為代表的“大V”們，在不斷的發聲過程中收穫了超出其掌控能力的巨大權力。

據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瀋陽的研究表明：一個總數不超過250人的大V羣體，已成為網絡熱點事件消息傳播的核心軸。這250人通常擁有10萬以上的有效粉絲，如不能激活他們，則無法將事件推向深入。

如何獲取這樣的影響力，秦志暉有着自己的心得。

據其向民警交代，“網民很容易忽悠”，使他們覺得自己是“社會不公”的審判者，只有反社會、反體制，才能宣泄對現實的不滿情緒。

將原本高高在上的人，一輩子贏得的榮譽一夜之間摧毀，會給大眾帶來極大爽感。

他信奉的宗旨是：“謠言並非止於智者，而是止於下一個謠言”。

此外，謠言越是能貼近當時熱點，越能起到較好的效果。特別是顛覆一些名人的名聲，能夠快速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秦志暉傳播了3000多條謠言，包括“雷鋒的生活很奢侈”、“張海迪是日本國籍”、“李雙江兒子不是親生的”等。

被大眾追捧的喜悦令秦志暉十分享受，關於未來，他希望“儘快提高關注度和知名度，就會有出版社找上門，為出書鋪路，以後失業了也有錢掙”。

但他最終沒有等到出書的那一天。

2014年4月11日，北京朝陽法院首次開庭審理了秦志暉涉嫌尋釁滋事、誹謗一案。一審結束後，秦志暉被判3年有期徒刑。

秦志暉的被捕開啓了整個大V羣體的祛魅。

同期，立二拆四、周祿寶等的營銷大V同樣因造謠被捕，隨後商業大V薛蠻子嫖娼被捕，跌下神壇。

沒有捲入官司的其他大V也開始人心惶惶。

李開復請了兩家微博爬蟲公司，檢測是否曾轉發造謠者“秦火火”的微博。

私下裏，他這樣表達內心的荒誕感：“對這樣一個小混混，也要這樣認真對待？”但對時局的敏感性讓他不得不嚴陣以待。

接受媒體採訪時，他主動定義自己，“我就是一株無害植物嘛”。

潘石屹也在其微博裏記錄了這樣一個戲劇化的場景：

他給一大V的朋友打電話：“CCTV要採訪我關於司法解釋的事，我很緊張。我應該怎麼説呢？”朋友説：“你千萬不要接受採訪。”

潘石屹回答道：“他們正在20米處向我走來，來不及了。”

互聯網所具備的發聲便捷和匿名性，使得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習慣了在上面講話的肆無忌憚。

“立二拆四”在被捕後坦言：“之前我認為互聯網是一個虛假社會，説話不用負責任，現在意識到網絡社會也是一個真實社會。”

隨着微博生態的崛起，個體影響力的巔峯終於觸碰到了現實所能容忍的邊界。

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公佈一則司法解釋，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可構成誹謗罪”。

互聯網帶來的公共安全和現實影響被重新考量，言論自由與公共危害之間的微妙平衡在這一風波中得到達成。

如今，在匿名的保護下污言穢語者依舊大有人在。但早年間大V約架，全網站隊，謠言四起的亂象，已得到了大幅扼制。

我們逐漸摸索到了道德和法律的邊界。自此，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02 金錢的俘虜

為獲取盛名，有人不惜造假博出位。而為了真金白銀，他們更是遊走在法律的邊緣。

2014年，寬鬆性政策密集出台，資本市場開始發熱發燙。

任澤平分析師在年底的分析報告中總結那一年的股市：“一個字：牛；兩個字！任性；八個字：黨給我智慧給我膽！”

在接下來的一年多里，深滬兩市像一頭亢奮的瘋牛，幾乎每天都上演着百股乃至千股漲停的奇觀。

一位資深基金經理對記者説：“我決定向市場投降。就是‘無腦買入’也要硬着頭皮買進。對所有的投資人來説，非理性地擁抱泡沫，也許就是最理性的經濟行為。”

冰山轟然倒塌於2015年6月12日。上證指數抵達5178.19點，突然轉頭下墜，恐慌迅速在人羣蔓延，瞬間引發踩踏性事件。

7月初，A股市場大跌效應傳導至港股，恒生指數暴跌。隨後，人民幣匯率、大宗商品、中概股等幾乎所有與中國相關的投資標的全面下跌，市場情緒幾近崩潰。

在這次股災中，徐翔操作如神。

這位年輕的70後，被業內視為“百年一出的奇才”，17歲就帶着父母給的幾萬塊殺入股票市場，隨後放棄高考，專心投資股市。

90年代末期，他和幾個以短線擅長的年輕人以銀河證券寧波營業部為據點，在股市上短進短出，拉殺兇悍，被市場冠名以“寧波漲停板敢死隊”，而徐翔便是這“敢死隊總舵主”。

股災爆發前夕，徐翔創立的澤熙投資於5月準確逃頂，緊接着在6月5日反身殺入，在短短一個月裏獲益25.52%。

緊接着，7月中旬澤熙投資在暴跌浪潮中全身而退，8月中旬，大盤從4000點跌到2850點，澤熙投資居然空倉而待，毫髮無損。

一開始人們懷疑其涉及做空股指期貨。8月底澤熙投資發表聲明，稱“從未開設過股指期貨賬號，亦未從事過股指期貨交易。”

隨後，關於內部交易、操縱股票交易價格的傳聞甚囂塵上。

11月1日，一張照片突然在朋友圈瘋傳。徐翔穿着一件阿瑪尼白色西裝，神情沮喪地站在滬杭甬高速公路的收費亭裏。

數萬元的西裝令他看上去像一個鄉鎮衞生所大夫。不明真相的網友調侃道：“他真的不是非法行醫被抓？”

“為啥這個救護車裏的牙醫可以操控股票價格？”

而財經圈的民間炒家，則震懾於其中的力量，逐漸放緩了手中的投機行為。

在隨後的審判中，徐翔以操縱證券市場罪被判處五年六個月有期徒刑，同時並處罰金高達110億元。

資本的巨浪給海岸帶來了豐厚的饋贈，同時捲走了野心勃勃的人。

金融是刺激經濟釋放生產力的重要工具，但偏離價值投資的投機行為無外乎都是火中取栗。

長期主義，商業價值，人性，誘惑，貪慾，在金錢狂潮中不斷交織閃現。

如何在保有金融槓桿功能的同時避免系統性風險，將是我國金融市場的長久命題。

03 經驗的俘虜

2017年7月，王健林突然缺錢，以至於不得不賣點東西。

13個萬達城、77家酒店打包出售，買主是融創中國和富力地產。

富力老闆張力比較猶豫，他不知道王健林為何要把萬達資產割肉賣掉，因而一直沒敢確定要不要買。

簽約前夜，王健林通知融創中國的老闆孫宏斌，説張力決定不買了。孫表示融創可以全接盤。

第二天簽約現場，富力老闆張力依然出現了，説要買。

下午四點，簽約時間到了。王健林通知孫宏斌，張力又不買了，主辦方匆匆更換背景板，拿去了富力的名字。

正當倆人在會議室確定最終合同的時候，富力另一個老闆李思廉推門而入。老王沒什麼好臉色，問他來幹嘛。李思廉説來簽約啊。老王説不是不買了嗎？李思廉説：

“我堵車了。”

孫宏斌趕緊説，賣吧，我都行。

王健林又把萬達法務高管叫來重新弄合同。跟隨王健林多年的法務高管可能覺得太屈辱了，頂了一句：

“我不弄。”

王健林説，你不弄，誰是老闆？那位高管説，誰是老闆也不弄了。王健林怒了：

“你反了天了，你不知道誰是老闆。”

那位高管也生氣了，他走到另一個屋子，把杯子摔了。

這段秘辛由獸樓處所披露，字裏行間的倉促與一地雞毛，充分體現出萬達那一陣的左支右絀。

其實，王健林對未來的判斷大都是對的，但唯一的誤判卻最致命。

早在2013年，王健林就預言，再有15至20年左右，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就會萎縮。為了長期、持續、穩定的現金流，萬達開始向文化產業轉型。

“沒有一個國家的房地產行業能興旺超過50年，萬達向文化產業轉移，正是為了今後的長久發展。”

如今再看，這樣的判斷可以説是十分精準。

自2016年底，在去槓桿的大背景之下，中央首次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概念，並在以後的日子裏歷次開會，不斷強化這一概念。

在這樣的背景下，房市於近兩年逐漸陷入低靡，一線房企萬科不復往日風光，旗幟鮮明地喊出口號“活下去”，震懾人心。

在文化產業這條線上，中央曾在2011年10月發表的一份決定中提到，“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要求“更加緊迫”。

王健林嗅覺靈敏，但實現方式過於粗暴。

如何實現國際影響力？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直接把具有影響力的文化企業買下來。

自2012年首次進軍海外、收購全美第二大院線AMC後，王健林在海外開啓了買買買模式。

隨後，2013年，他第一次登上全國首富的位置。2014年被馬雲超越，2015年再次奪回，並於2016年蟬聯寶座。意氣風發的他，也正是在那時候説出了傳遍全國的“一個億小目標”。

2015年11月，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直率地承認自己就是在轉移資產。

“你問海外投資是不是轉移資產？確實是轉移資產，但關鍵要看是合法還是非法。萬達的錢既不是偷的搶的，也不是自己印的，完全是我們自己辛辛苦苦賺出來的。我們自己辛苦賺的錢，愛往哪兒投就往哪兒投。”

但這些的錢歸屬，卻也沒有王健林説的那樣乾脆明確。

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從2012年到2017年初，萬達在海外的投資總額高達2451億元人民幣。這些金額約佔當時我國外匯儲備的1.2%。

與此同時，萬達在國內金融體系的貸款額也達到了2000億規模，從這個角度來説，王健林投出的錢既是他的，同時也是銀行的。

“萬達玩的是空手道，一分錢不出就能掙錢。”他自己曾在公司年終會上毫不掩飾的高調講道。

在國內經濟建設仍需大量資金的轉型期，萬達“內貸外投”的行為很快就引來的當局的關注。

2017年6月中旬，銀監會緊急電話要求各銀行對萬達以及海航、復星等其他四家有類似行為的企業進行摸底排查，重點關注所涉及併購貸款、“內保外貸”等跨境業務的風險情況。

隨後，資金鍊出現風險的萬達，便出現了我們一開始所介紹的那幕。

時隔三年，萬達名下的各大業務依然深陷泥潭之中。

疫情之下，文娛大受其挫。萬達體育的核心資產鐵人三項出售，相比起五年前9億美元的收購價，該業務最終只賣了7.3億美元。萬達體育本身，如今市值也快跌破3億美元。

萬達電影，2019年年報顯示，全年虧損47.29億元，裁員消息也被頻頻爆出。

此外，萬達商業和萬達地產，也都在其領域遭受着各自問題。

作為久經沙場的成熟企業家，王健林既不缺乏對行業的戰略判斷，又不缺乏堅決的執行力。

回到2013年的時間點，在國內城市化進程逐步放緩和全球一體化的思潮背景下，向海外擴張，向國際化邁進實在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然而黑天鵝的降臨悄無聲息，隨着國內外形勢的劇烈變化，王健林依然過於信奉以往經驗而對水温的變化視而不見，終於導致萬達帝國摔了重重一跤。

我始終認為，與成功穿過週期的少數幸運兒相比，那些跌落雲端的失敗者，才真正展示着一個時代全貌。

那些冒進與暗礁，那些旋渦與屍骸，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更加豐富廣闊的世界。

在那個世界裏，除了成功者單薄的勵志故事，還有縫隙間的機會，人性的野心，技術的撕裂，資本的力量，以及最終人民的選擇。

從秦火火到徐翔到王健林，他們的段位一個比一個高，但他們三者身上，有一個共同點值得我們警惕與深思。

太聰明。

他們喜歡走捷徑，善於走捷徑，甚至可以在他人全然意識不到的地方，找到捷徑。

在短期內快速收穫一場接着一場的局部勝利後，他們最終被環境逼入死角，嚥下全盤失敗的苦果。

説到這，我不禁想起了王健的過世。

他是海航的創始人，2017年6月中旬，萬達被銀監會摸底排查時，海航也因為相似的海外投資行為，一同被當局點名。

第二年7月3日，王健前往法國普羅斯旺商務考察。

山崖邊美麗的風景吸引了他，那裏有一堵矮牆，王健試圖爬上去，拍照，看風景。

第一次沒有翻上去。

第二次，王健試圖跑起來，跳上去。隨後失去了平衡，從10米高的頂上摔了下來。最終搶救無效身亡。

這簡直像一個寓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