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騰飛十年,他們從雲端跌落_風聞
财经琦观-2020-10-19 13:45

10年前的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
1月23日凌晨,剛剛過完臘八節的河南民工馬向前,不願等到春節。
臨近天亮,星月黯淡。馬向前從富士康觀瀾分廠的高樓一躍而下,生命停在了19歲。
隨後的幾個月裏,先後有13名富士康員工跳樓自殺,轟動一時。
同年,中國GDP以10.6%的增長達到了41.30萬億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此之前,日本佔據這一位置長達42年之久,而中國的此次趕超,被普遍認為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性時刻。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19世紀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在狄更斯筆下展現出無比縱深。
新的技術帶來新的增量,新的增量帶來新的荒蕪。
新的荒蕪亟需新的秩序,新秩序的搭建過程中,冒進的冒險家成為了時代的薪火。
他們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奔走在迷霧裏,腳邊是萬丈深淵。
01 名望的俘虜
面對民警的調查,秦志暉一開始還挺得意的。
2011年以來,他先後被封了11個微博賬號,網名分別取過“中國秦火火”、“華夏秦火火”、“東土秦火火”等。
一一細數時,秦志暉好似在深情回憶自己的藝術作品,頗有成就感。
彼時,總部坐落於北京中關村“理想國際大廈”的新浪公司,上下洋溢着某種“商業理想主義”氣息。

“打破信息傳播的壟斷壁壘,改變公共領域的話語格局,進一步實現個體權利。”對於微博所構建的新型虛擬廣場,上海大學副教授李明亮這樣評價。
國內的傳播學者們,不無振奮地撰文寫道:“微博改變了中國的輿論場。”
他們認為,這個通過關注機制分享140字信息的廣播式社交網絡平台,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公共討論空間,“彷彿整個中國社會結構都被壓平,來自底層的聲音能夠輕而易舉地引發輿情震動。”
但亂象也隨之產生。
以秦火火為代表的“大V”們,在不斷的發聲過程中收穫了超出其掌控能力的巨大權力。
據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瀋陽的研究表明:一個總數不超過250人的大V羣體,已成為網絡熱點事件消息傳播的核心軸。這250人通常擁有10萬以上的有效粉絲,如不能激活他們,則無法將事件推向深入。
如何獲取這樣的影響力,秦志暉有着自己的心得。
據其向民警交代,“網民很容易忽悠”,使他們覺得自己是“社會不公”的審判者,只有反社會、反體制,才能宣泄對現實的不滿情緒。
將原本高高在上的人,一輩子贏得的榮譽一夜之間摧毀,會給大眾帶來極大爽感。
他信奉的宗旨是:“謠言並非止於智者,而是止於下一個謠言”。
此外,謠言越是能貼近當時熱點,越能起到較好的效果。特別是顛覆一些名人的名聲,能夠快速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秦志暉傳播了3000多條謠言,包括“雷鋒的生活很奢侈”、“張海迪是日本國籍”、“李雙江兒子不是親生的”等。
被大眾追捧的喜悦令秦志暉十分享受,關於未來,他希望“儘快提高關注度和知名度,就會有出版社找上門,為出書鋪路,以後失業了也有錢掙”。
但他最終沒有等到出書的那一天。
2014年4月11日,北京朝陽法院首次開庭審理了秦志暉涉嫌尋釁滋事、誹謗一案。一審結束後,秦志暉被判3年有期徒刑。

秦志暉的被捕開啓了整個大V羣體的祛魅。
同期,立二拆四、周祿寶等的營銷大V同樣因造謠被捕,隨後商業大V薛蠻子嫖娼被捕,跌下神壇。
沒有捲入官司的其他大V也開始人心惶惶。
李開復請了兩家微博爬蟲公司,檢測是否曾轉發造謠者“秦火火”的微博。
私下裏,他這樣表達內心的荒誕感:“對這樣一個小混混,也要這樣認真對待?”但對時局的敏感性讓他不得不嚴陣以待。
接受媒體採訪時,他主動定義自己,“我就是一株無害植物嘛”。
潘石屹也在其微博裏記錄了這樣一個戲劇化的場景:
他給一大V的朋友打電話:“CCTV要採訪我關於司法解釋的事,我很緊張。我應該怎麼説呢?”朋友説:“你千萬不要接受採訪。”
潘石屹回答道:“他們正在20米處向我走來,來不及了。”
互聯網所具備的發聲便捷和匿名性,使得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習慣了在上面講話的肆無忌憚。
“立二拆四”在被捕後坦言:“之前我認為互聯網是一個虛假社會,説話不用負責任,現在意識到網絡社會也是一個真實社會。”

隨着微博生態的崛起,個體影響力的巔峯終於觸碰到了現實所能容忍的邊界。
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公佈一則司法解釋,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可構成誹謗罪”。
互聯網帶來的公共安全和現實影響被重新考量,言論自由與公共危害之間的微妙平衡在這一風波中得到達成。
如今,在匿名的保護下污言穢語者依舊大有人在。但早年間大V約架,全網站隊,謠言四起的亂象,已得到了大幅扼制。
我們逐漸摸索到了道德和法律的邊界。自此,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02 金錢的俘虜
為獲取盛名,有人不惜造假博出位。而為了真金白銀,他們更是遊走在法律的邊緣。
2014年,寬鬆性政策密集出台,資本市場開始發熱發燙。
任澤平分析師在年底的分析報告中總結那一年的股市:“一個字:牛;兩個字!任性;八個字:黨給我智慧給我膽!”
在接下來的一年多里,深滬兩市像一頭亢奮的瘋牛,幾乎每天都上演着百股乃至千股漲停的奇觀。

一位資深基金經理對記者説:“我決定向市場投降。就是‘無腦買入’也要硬着頭皮買進。對所有的投資人來説,非理性地擁抱泡沫,也許就是最理性的經濟行為。”
冰山轟然倒塌於2015年6月12日。上證指數抵達5178.19點,突然轉頭下墜,恐慌迅速在人羣蔓延,瞬間引發踩踏性事件。
7月初,A股市場大跌效應傳導至港股,恒生指數暴跌。隨後,人民幣匯率、大宗商品、中概股等幾乎所有與中國相關的投資標的全面下跌,市場情緒幾近崩潰。
在這次股災中,徐翔操作如神。
這位年輕的70後,被業內視為“百年一出的奇才”,17歲就帶着父母給的幾萬塊殺入股票市場,隨後放棄高考,專心投資股市。
90年代末期,他和幾個以短線擅長的年輕人以銀河證券寧波營業部為據點,在股市上短進短出,拉殺兇悍,被市場冠名以“寧波漲停板敢死隊”,而徐翔便是這“敢死隊總舵主”。
股災爆發前夕,徐翔創立的澤熙投資於5月準確逃頂,緊接着在6月5日反身殺入,在短短一個月裏獲益25.52%。
緊接着,7月中旬澤熙投資在暴跌浪潮中全身而退,8月中旬,大盤從4000點跌到2850點,澤熙投資居然空倉而待,毫髮無損。
一開始人們懷疑其涉及做空股指期貨。8月底澤熙投資發表聲明,稱“從未開設過股指期貨賬號,亦未從事過股指期貨交易。”
隨後,關於內部交易、操縱股票交易價格的傳聞甚囂塵上。
11月1日,一張照片突然在朋友圈瘋傳。徐翔穿着一件阿瑪尼白色西裝,神情沮喪地站在滬杭甬高速公路的收費亭裏。

數萬元的西裝令他看上去像一個鄉鎮衞生所大夫。不明真相的網友調侃道:“他真的不是非法行醫被抓?”
“為啥這個救護車裏的牙醫可以操控股票價格?”
而財經圈的民間炒家,則震懾於其中的力量,逐漸放緩了手中的投機行為。
在隨後的審判中,徐翔以操縱證券市場罪被判處五年六個月有期徒刑,同時並處罰金高達110億元。
資本的巨浪給海岸帶來了豐厚的饋贈,同時捲走了野心勃勃的人。
金融是刺激經濟釋放生產力的重要工具,但偏離價值投資的投機行為無外乎都是火中取栗。
長期主義,商業價值,人性,誘惑,貪慾,在金錢狂潮中不斷交織閃現。
如何在保有金融槓桿功能的同時避免系統性風險,將是我國金融市場的長久命題。
03 經驗的俘虜
2017年7月,王健林突然缺錢,以至於不得不賣點東西。
13個萬達城、77家酒店打包出售,買主是融創中國和富力地產。
富力老闆張力比較猶豫,他不知道王健林為何要把萬達資產割肉賣掉,因而一直沒敢確定要不要買。
簽約前夜,王健林通知融創中國的老闆孫宏斌,説張力決定不買了。孫表示融創可以全接盤。
第二天簽約現場,富力老闆張力依然出現了,説要買。
下午四點,簽約時間到了。王健林通知孫宏斌,張力又不買了,主辦方匆匆更換背景板,拿去了富力的名字。
正當倆人在會議室確定最終合同的時候,富力另一個老闆李思廉推門而入。老王沒什麼好臉色,問他來幹嘛。李思廉説來簽約啊。老王説不是不買了嗎?李思廉説:
“我堵車了。”
孫宏斌趕緊説,賣吧,我都行。
王健林又把萬達法務高管叫來重新弄合同。跟隨王健林多年的法務高管可能覺得太屈辱了,頂了一句:
“我不弄。”
王健林説,你不弄,誰是老闆?那位高管説,誰是老闆也不弄了。王健林怒了:
“你反了天了,你不知道誰是老闆。”
那位高管也生氣了,他走到另一個屋子,把杯子摔了。
這段秘辛由獸樓處所披露,字裏行間的倉促與一地雞毛,充分體現出萬達那一陣的左支右絀。

其實,王健林對未來的判斷大都是對的,但唯一的誤判卻最致命。
早在2013年,王健林就預言,再有15至20年左右,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就會萎縮。為了長期、持續、穩定的現金流,萬達開始向文化產業轉型。
“沒有一個國家的房地產行業能興旺超過50年,萬達向文化產業轉移,正是為了今後的長久發展。”
如今再看,這樣的判斷可以説是十分精準。
自2016年底,在去槓桿的大背景之下,中央首次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概念,並在以後的日子裏歷次開會,不斷強化這一概念。
在這樣的背景下,房市於近兩年逐漸陷入低靡,一線房企萬科不復往日風光,旗幟鮮明地喊出口號“活下去”,震懾人心。
在文化產業這條線上,中央曾在2011年10月發表的一份決定中提到,“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要求“更加緊迫”。
王健林嗅覺靈敏,但實現方式過於粗暴。

如何實現國際影響力?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直接把具有影響力的文化企業買下來。
自2012年首次進軍海外、收購全美第二大院線AMC後,王健林在海外開啓了買買買模式。
隨後,2013年,他第一次登上全國首富的位置。2014年被馬雲超越,2015年再次奪回,並於2016年蟬聯寶座。意氣風發的他,也正是在那時候説出了傳遍全國的“一個億小目標”。
2015年11月,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直率地承認自己就是在轉移資產。
“你問海外投資是不是轉移資產?確實是轉移資產,但關鍵要看是合法還是非法。萬達的錢既不是偷的搶的,也不是自己印的,完全是我們自己辛辛苦苦賺出來的。我們自己辛苦賺的錢,愛往哪兒投就往哪兒投。”
但這些的錢歸屬,卻也沒有王健林説的那樣乾脆明確。
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從2012年到2017年初,萬達在海外的投資總額高達2451億元人民幣。這些金額約佔當時我國外匯儲備的1.2%。

與此同時,萬達在國內金融體系的貸款額也達到了2000億規模,從這個角度來説,王健林投出的錢既是他的,同時也是銀行的。
“萬達玩的是空手道,一分錢不出就能掙錢。”他自己曾在公司年終會上毫不掩飾的高調講道。
在國內經濟建設仍需大量資金的轉型期,萬達“內貸外投”的行為很快就引來的當局的關注。
2017年6月中旬,銀監會緊急電話要求各銀行對萬達以及海航、復星等其他四家有類似行為的企業進行摸底排查,重點關注所涉及併購貸款、“內保外貸”等跨境業務的風險情況。
隨後,資金鍊出現風險的萬達,便出現了我們一開始所介紹的那幕。
時隔三年,萬達名下的各大業務依然深陷泥潭之中。
疫情之下,文娛大受其挫。萬達體育的核心資產鐵人三項出售,相比起五年前9億美元的收購價,該業務最終只賣了7.3億美元。萬達體育本身,如今市值也快跌破3億美元。
萬達電影,2019年年報顯示,全年虧損47.29億元,裁員消息也被頻頻爆出。
此外,萬達商業和萬達地產,也都在其領域遭受着各自問題。
作為久經沙場的成熟企業家,王健林既不缺乏對行業的戰略判斷,又不缺乏堅決的執行力。
回到2013年的時間點,在國內城市化進程逐步放緩和全球一體化的思潮背景下,向海外擴張,向國際化邁進實在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然而黑天鵝的降臨悄無聲息,隨着國內外形勢的劇烈變化,王健林依然過於信奉以往經驗而對水温的變化視而不見,終於導致萬達帝國摔了重重一跤。

我始終認為,與成功穿過週期的少數幸運兒相比,那些跌落雲端的失敗者,才真正展示着一個時代全貌。
那些冒進與暗礁,那些旋渦與屍骸,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更加豐富廣闊的世界。
在那個世界裏,除了成功者單薄的勵志故事,還有縫隙間的機會,人性的野心,技術的撕裂,資本的力量,以及最終人民的選擇。
從秦火火到徐翔到王健林,他們的段位一個比一個高,但他們三者身上,有一個共同點值得我們警惕與深思。
太聰明。
他們喜歡走捷徑,善於走捷徑,甚至可以在他人全然意識不到的地方,找到捷徑。
在短期內快速收穫一場接着一場的局部勝利後,他們最終被環境逼入死角,嚥下全盤失敗的苦果。
説到這,我不禁想起了王健的過世。
他是海航的創始人,2017年6月中旬,萬達被銀監會摸底排查時,海航也因為相似的海外投資行為,一同被當局點名。
第二年7月3日,王健前往法國普羅斯旺商務考察。
山崖邊美麗的風景吸引了他,那裏有一堵矮牆,王健試圖爬上去,拍照,看風景。
第一次沒有翻上去。
第二次,王健試圖跑起來,跳上去。隨後失去了平衡,從10米高的頂上摔了下來。最終搶救無效身亡。
這簡直像一個寓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