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神學的墳場——“底本假説”_風聞

摘錄：

大陸基督徒因缺乏資源，在眾多的參考書中，特別是舊約註釋有關書籍，囫圇吞棗一併接受。看到介紹五經部分，認為底本論是“古代文獻”的不在少數，這種錯覺源自對底本論的認識模糊。底本論自出現起，就沒有在歷史記載上或考古學上出現過，一直被稱為“底本假説”。（二章內容）

《西方神學的墳場——“底本假説“》文稿共五章 現提供大家一章閲讀

前言

十九至二十世紀，無疑是西方教會火熱向外宣教的一個時期。而遺憾的是，也是西方神學界逐漸脱離起初信仰，走向懷疑、否定聖經權威的歷史時期。

從認識到“底本假説”成為一些國內知識分子錯誤理解《聖經》來源後，寫文章也成為心中的一個負擔。他們的理由是：看過或聽過，舊約五經內容是近東口頭神話傳説，進而將整本《聖經》視為編造故事，不接受《聖經》內容是真實的。

“底本假説”許多人可能根本沒有聽説過，以至於對它的危險性茫然無知。儘管在啓蒙運動的炮火下，基督教自由派神學試圖拯救基督教義，但是最終卻無濟於事，並向對手投降，部分或完全接受“底本假説”。結果是，現代的歐洲教會整體衰退、沉淪。

有人認為“聖經無誤論”只是基要派所持守的，其實“聖經無誤”是初期教會的堅守的教義，也是與錯誤教導及異端鬥爭後的產物，並且歷代教會都強調“聖經無誤”。所謂信仰，一定與“信心”有關。阿奎那認為，信仰包含知識但高於理性，“以色列人過紅海”、“童女瑪利亞懷孕”、“基督復活”不必通過理性來論證；奧古斯丁和坎特伯裏的安瑟倫都主張“信心使人理解”，而非“我要先理解才能相信”。

此篇文稿的題目並非危言聳聽，説“底本假説”是西方神學的墳場，是因為凡接受此一學説的皆面臨死亡，而非生命。“底本假説”起源於德國，漸漸盛行於歐洲。西方的基督教神學近二百年的發展，雖然有耀眼的浪花，但二百年來是走了倒退的道路，需要重新認識。

一、底本論的出現****起源

瞭解“底本假説”，有兩個重要的人物要提到。第一個是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出生在1633年12月，以研磨眼鏡片為生，1677年2月病死在海牙，年僅四十五歲。斯賓諾莎是一位深受笛卡爾著作影響的荷蘭猶太人、泛神論者，他不相信人的靈魂不滅。他宣佈一位全新的上帝，斯賓諾莎的上帝，是宇宙自然界的物理定律，他的聖典是自然之書，而非《聖經》。1656年因異端傾向被逐出猶太會堂，主要哲學著作都是在此後所著。他認為獲得真理知識最好的方法，是理性所遵循的方法。1670年斯賓諾莎匿名出版一本書，懷疑五經的作者是摩西。

“底本假説”（以下稱為底本論）的出現是人們發現摩西五經的內容中，有些難解的問題。這些難題是因“時間錯配”、“重複記載”、“矛盾經文”等所謂“五經難題”，學者無法回答這些難題。

原本難題的研究還在尊重作者是摩西的框架下研究。受啓蒙運動影響，歐洲人文學者們為了“突破”，逐漸跳出作者是摩西這個框架，不再受到約束，開始提出另類的方案。歐洲學者們開始猜想，這些難題是因為它們來自不同的獨立文件，此猜想一出，神學研究便像衝出鐵籠的猛獸，在廣闊原野上無所忌憚地遊走。

1853年有三個獨立的資料被編輯到一起，稱為“神典（E）以色列王國時期編纂”、“耶典（J）北國以色列編纂”、“祭典（P）被擄巴比倫後編纂”，第二年聖經學者德維特認為《申命記》是獨立於這三個資料外的獨立著作，稱為“申典（D）北國文士編纂”，以上四個文獻都以以色列民族口傳傳統資料為基礎。學者認為這些口傳在南國與北國流傳，也在流亡巴比倫後流傳，並各自加添內容，再將內容記錄成書，形成四個底本。

威爾豪森（Julius Wellhausen）

瞭解底本論的第二個人物，是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威爾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他是德國伊斯蘭教研究專家、聖經學者。1862年進入哥廷根大學學習神學，他的老師享利奇·伊華德(Heinrich Ewald，1805—1875)，是希伯來語言學和東方學專家。老師對他影響較大，讓他對以色列民族歷史產生了興趣，也大量收集資料，有關底本論的資料進入他的視野，如獲珍寶。1870年威爾豪森獲得博士學位，1876年發表《六經的著述》，並且在此基礎上出版《以色列史導論》，正式提出舊約五經是四個各自獨立的底本，正因為這幾個底本的出現，不同的説法造成了“五經難題”。

《以色列史導論》出版遭到教會的反對。學者們卻頑童般認為威爾豪森《以色列史導論》的出版是“新穎而又富有天才”般人物出現，是“持久對戰中的巔峯之作”。正如《聖經》上記着説：“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林前三19）。

作為現代聖經批判的根基，《以色列史導論》是評價是否尊崇《聖經》權威，和推翻《聖經》啓示的一個歷史分水嶺。此後，學術界將《聖經》貶低為人的作品。

威爾豪森的書中對五經批判，試圖在書中將五經的連貫統一性造成七零八落印象，他不屑理會考古學陸續發現的近東資料，否認五經內容的歷史性。他在書中對以色列人在曠野中，用豐富的材料建造華麗的會幕產生懷疑：“從一開始，這種可能性就值得懷疑。這座華麗的建築以東方最時尚的藝術風格、最昂貴的材料精心雕琢而成，與它所處荒涼的曠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原始的希伯來遊牧部落生存的曠野中，它們不可思議地在沒有外部幫助的情況下建造好了它。”諸如此類前設性懷疑（有信心的基督徒，結合“出埃及記”上下文比較容易明白）在書中比比皆是。

學者們對五經中闡述的其中一個主題“從無到有的神”表示懷疑，威爾豪森在書中認為，曠野中原始野蠻的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後，起初並沒有自己的崇拜系統，而是受到迦南城鎮文化的影響，甚至連敬拜場所也都是從迦南人那裏繼承來的。這一部分也被學者們稱為“最堅實、最具合理性”的部分，這種充滿歷史想象的部分作為最堅實的論證其實是不真實的。

威爾豪森認為五經“祭典（P）”是猶太人流放至巴比倫後的作品，半世紀的流放已經造成歷史的延續性被破壞，信仰歷史記憶的斷裂，所以五經寫作吸收了近東口傳傳統歷史故事、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等。但是流放至巴比倫的以色列人，難道沒有保存大量的聖典？這些聖典如何面對與“祭典（P）”的差異區別？在巴比倫的流放，讓全體以色列人集體徹底放棄了信仰生活？某一個猶太人或家庭中沒有敬拜活動？他們的信仰生活不是靠聖典指導？《聖經》詩篇一百三十七篇第一節有很好的回答：“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這些問題，在威爾豪森的歷史想象的結論裏，無法回答。

底本論產生背景——近代對聖經權威削減

在啓蒙運動的寒風席捲整個歐洲，各地教會信仰熱情被冷風吹至冰點之前，聖經的權威性在教會中是巍然不動的。

教父時期，在諾斯底和馬吉安的《聖經》錯誤觀念之外，早期教父認為《聖經》中每一個部分都是神啓示的聖言。特圖良認為，舊約與新約都是神所默示的。優西比烏認為，認為《聖經》有錯誤是非常放肆的。大貴格利説聖靈才是《聖經》真正的作者。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更正教會脱離羅馬教廷官方的獨斷詮釋。講道取代了彌撒，講台上一本打開的《聖經》取代了天主教的祭壇。宗教改革提出的“唯獨”中，其中就有“唯獨聖經”，《聖經》是信徒最終的、有約束力的權威，將《聖經》權威提升至教會中的首位。

“懷疑”是從啓蒙運動的興起開始橫掃歐洲的。

笛卡爾

十七、十八世紀啓蒙運動帶給西方教會極大的衝擊，其核心思想是崇尚“理性崇拜”，用“理性之光”衝破“教會的黑暗”。笛卡爾放棄傳統的方法論，肯定人類理性能夠找到出路，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懷疑信仰。他在《談談方法》中表達了他的這一看見：“理性中使用的方法可以帶給我們的知識以秩序，不論是哪個學科，包括神學”。笛卡爾認為“判斷一些事情可以被懷疑，那一定不是因為其他原因，而是來自我內心……”。逐漸否認神蹟及超自然的事情，認定《聖經》中記載的神蹟充滿着不合理性，在此背景下，《聖經》不再是啓示出的真理，而是學問研究的對象。

福音派學者認為需要迎合啓蒙運動的人文研究工具。教會的妥協派在啓蒙運動的科學主義及人本主義思潮影響下，為了學術而減縮《聖經》權威性，解經原則逐漸改變，從《聖經》文本之外尋找到的資料成為探討文件的重要資料來源。

笛卡爾從人本出發思考上帝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他認為人不應當一味地相信權威，所有的知識都應當受到測試。在其《沉思錄》“第三個沉思，論上帝和上帝的存在”中，通過懷疑一切開始尋找可靠的支點。

神學院碩、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是在某一點上有所突破，這樣的突破也包括前人所積澱的詮釋《聖經》的歷史傳承，所謂的“先破後立”，但是否能夠站得住腳，另當別論。大公教會所持守的“聖經無誤論”也漸漸被新的世界觀及方法論所動搖。

黑格爾的宗教演化説

黑格爾的宗教演化説認為，從精神主體的自為存在出發，所有宗教皆有相同的演化模式：從泛神論至多神教，最終“一神教”。神學家的思想受此影響，從此模式研究摩西五經及猶太教的發展。黑格爾認為哲學當凌駕於宗教信仰之上，雖然著作中沒有明説，但黑格爾的《宗教哲學》也勢必得出對上帝的信仰自行消化和消亡之結論。

德國歷史學家威爾豪森受到黑格爾的進化哲學觀，達爾文進化論的假設的感染。他堅稱基督教乃由遠古粗劣而毫無規則的“多神”觀念，漸漸因文明進步而演變成“獨一神”的概念和充滿儀式細則的敬拜。他將以色列民族歷史分成三個段落：第一是原始階段；第二是律法階段；第三才走向祭祀的規範；由低級向高級發展。

妥拉與錫安復國運動

第二次大戰前，反猶太人運動在歐洲此起彼伏，不斷高漲。猶太人對待記載他們民族歷史的妥拉（即摩西五經）尤其尊重，視為神聖。猶太人的錫安復國運動與妥拉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復國運動旨在恢復、迴歸，先知摩西在五經所強調的以色列應許之地，重建猶太人家園。

反猶主義的盛行讓“摩西五經”倍受輕視。在德國社會，將“摩西五經”與猶太人的錫安復國運動視為一個整體，這也成為底本論的發展温牀。

自然神論及其他觀念

隨着科學獲得更大的權威，自然神論（Deism）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出現的一個哲學觀點，是為了回應牛頓力學對傳統神學的衝擊。解構《聖經》開始進入教會。上帝創造了世界與人類，上帝的工作就到此！然後就沒有上帝的事了，不再對這個世界進程產生影響。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傑弗遜就是“自然神論”者，他們不再承認基督信仰是“天啓信仰”。

神學在十八世紀前，被公認為是所有科學的“女王”。而康德認為上帝是“不可認知”的，人既不能獲得關於神的任何理論知識，也不能獲得對超自然事物的認識。神學當脱離理性與知識，基督是道德上的楷模，神學在道德層面才有發展空間。

十二世紀建立起大學，神學的研究漸漸從教堂、修道院轉移到大學校園。十八世紀啓蒙運動之後，學者壟斷學術領域，神學的地位受到挑戰，大學應該是權威所存在的地方，而失去權威的神學研究必須離開大學另起爐灶。

德國神學家施萊爾馬赫，1804年擔任哈勒大學牧師和神學教授，他早期受敬虔運動影響，但年青時接觸到啓蒙思想並被深深震撼。為了迎合啓蒙運動，他把信仰的本質視為主觀的，而不是以客觀啓示為起點。他接受對《聖經》的批判，妥協後改變了傳統的神學方法，不再強調聖經無誤，強調信仰的感覺，此變化是為了迎合啓蒙運動之後的學界詮釋者。

神學研究經歷變故，打開科學方法而非《聖經》來建構神學理論的大門，對《聖經》的詮釋，聖經不再是最高標準。“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漸漸取代經文鑑別的低等批判。

十九世紀社會廣泛洋溢着樂觀主義氣氛，歷史是不斷向前邁進的，人類隨着科學的發展、自身的改善將趨於完美。自由派神學家的口號是：每一天、每一個方面、我們會更好。此普遍樂觀情緒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此影響一直延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

底本論發展史

底本論發展至今天的地步，也不是一夜之間從地底冒出來的。教會的牧師、長老、傳道人都會認為，如果遇到聖經中不懂的難題，都會謙卑下來，認識到自己理解能力有限，或者是在知識上有限。但斯賓諾莎的懷疑，促使學者認為是舊約五經的編者自身的不足，造成了這些難題。

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是“世俗主義文化”的勝利。一些自由派的神學家使用高等批判方法，完全否定《聖經》的權威。底本論的假設，釀成西方教會路線的迷失。

十九世紀底本論的先驅如葛拉夫、肯南等對各底本的年代都有不同的認定與分歧。發展到二十世紀初，1913年底本論的發展進入新的時期，開始追尋文本前的口頭傳統及流傳的方式。底本論學者認為各個底本先有口頭流傳，經過沉澱之後，再筆錄為文字。好似中國古代的《詩經》的傳史。並且認為創世記中的“神話”是受到古近東各民族的影響，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影響了五經的寫作，學者們從主題、語言、情節與結構上證明此觀點，否認摩西是五經作者，進而判斷五經沒有歷史的價值。神學界幾乎是被此論説所主宰，整本《聖經》被分解地支離破碎，直至今天像羔羊般被宰割的狀態還是無聲無息地進行。

現在經過幾百年的演變，底本論的內容已經變得更加地複雜，各種論點紛歧。但總體上，底本論被奉為現代聖經學的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