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支付往事_風聞
节点财经-节点财经官方账号-专注上市公司价值发掘，聚焦头部公司增长节点2020-10-20 10:34
出品 / 節點財經
2017年3月，兩名90後無業青年分別從雲南和寧波出發抵達杭州。幾天之後，二人在鳳起路一帶連續“洗劫”三家便利店，隨後駕駛電動車逃竄。案發6個小時左右，杭州市下城區民警在附近網吧將其抓獲。
這場極其業餘且略帶荒誕色彩的普通刑事案件，因只獲得1800元的劫款而被公眾熱議。據嫌犯交代，兩個人千里迢迢乘坐飛機和火車來杭州策劃“幹一票大的”，沒曾想搶得贓款還不夠來時的路費。被抓後兩人哀嘆：你們杭州怎麼沒現金的……
同一時間，距離被搶便利店不足5公里的杭州市天目山路，耗資近12億、佔地50畝的支付寶大樓進入了最後的交付階段，它同時還有一個好聽的名字——“螞蟻Z空間”。5個月後，這座極具現代科技感的辦公樓將迎來第一批入駐的員工。
兩劫匪一方面低估了杭州警方的辦案能力，另一方面，對於“計劃”的可實施性也未做出充分的預判。作為支付寶的誕生地，杭州是國內最早一批全面進入移動支付時代的城市，人們早已習慣通過手機進行掃碼結賬，現金交易的場景已經越來越少。
三年後的今天，移動支付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佔領中國商業活動的每一個角落，支付寶、微信更是憑藉超高的市場佔有率成為最耀眼的雙子星。而放眼世界，中國移動支付也將美國、日本、德國等一眾發達國家徹底碾壓，以絕對的優勢引領着全世界支付行業的大變革。
然而回望歷史，這一路走來卻倍顯艱辛。當時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中國，由於物質資源極度匱乏，不得已而開啓了長達近40年的票證經濟時代。糧票、肉票、油票、布票……這些計劃經濟時期的特殊產物，還曾一度遭到外邦的嘲笑。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了銀行界。第二年，在總設計師的指示下，農業銀行恢復設立、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從人民銀行分設、建設銀行從財政部分設，至此，中國銀行業從人民銀行“大一統”的局面轉向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專業銀行為主體的新體系。
從機構體制上主動破局的中國銀行業，隨着規模的迅速膨脹，很快便迎來技術上的挑戰。在當時，各大行還停留在“手工聯行系統”時代，支付指令由郵局或電報發出，資金劃撥通過人民銀行，整個過程都是通過人工操作，費時、費力且易出錯。
直到1980年，人民銀行YBS（銀行保險系統）項目陸續上線，藉助IBM 、日立等國外計算機系統，中國銀行業的電子化終於蹣跚起步。而關於中國現代支付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一）
改革開放初期，國內銀行業還處於人工記賬的階段，銀行的櫃枱前幾乎還沒有任何電子計算設備的影子，工作人員最主要的工具是算盤和鋼筆，他們旁邊永遠是摞得高高的賬本，一筆匯款往往要在系統內走上半個月。
支付行業的基石是銀行，後者的落後必然也阻撓着前者的突破。在當時，手工記賬模式下的存摺顯然並不具備直接支付的條件，而僅僅有儲蓄記錄的功能。直到同時有着儲蓄和支付功能的銀行卡出現，才真正開啓了中國現代支付的大門。
1979年秋季的第46屆廣交會上，外商首次被允許使用外幣來採購貨品，為了方便交易，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與香港東亞銀行簽署代理“東美VISA信用卡”取現協議，信用卡作為“舶來品”首次被引入內地。在此之後，中國銀行陸續與國外銀行及信用卡組織合作，逐漸擴大了國外信用卡的使用範圍。而此時距離中國首張信用卡誕生，還有漫長的5年時間。
1984年，中國銀行珠海分行一位名叫周炳志的員工前往香港探親，並順帶考察了當地的支付市場。作為世界窗口的橋頭堡，香港幾乎成了大陸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站，周炳志被這裏信用卡的廣泛使用所震撼。回到珠海，周炳志把相關信用卡的資料反饋給行長，緊接着，珠海地區發展信用卡的可行性報告被髮往北京總行。
在時任中國銀行總行副行長李裕民的支持下，中國銀行批准由珠海分行先行試點發行自己的信用卡。1985年3月，珠海市信用卡有限公司成立；6月，國內第一張信用卡——“中銀卡”（也被稱為“珠女卡”）發行。自此，中國無銀行卡的歷史正式結束。
珠女卡之後，中國銀行又於1986年發行了國內第一張全國通用的信用卡——“長城卡”，時任央行行長陳慕華成為該卡的持有者。接着，工行於1989年發行“牡丹卡”，建行於1990年發行“龍卡”，農行於1991年發行“金穗卡”，深發展於1992年發行“發展卡”，交行於1993年發行“太平洋卡”，中國逐步進入了卡消費時代。
銀行卡解決了現金交易不安全和不便捷的問題，一方面減少了現金和支票的流通，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支付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而各大銀行為了提升銀行卡的使用場景，都推出相應的受理設備——POS機，在商户側，通過布放不同機具受理對應的銀行卡。
不過在當時，各家銀行都是守着自家的“一畝三分地”，由於不同銀行之間的系統沒有打通，用户把錢存入建行，就只能去建行的ATM上取，拿着工行的信用卡，就只能在工行的POS機上刷。所以，早期大型商户都上演過一個櫃枱擺放大堆POS機的“壯觀”場面，急壞了消費者，也忙壞了收銀員。
於是從1993年起，各地陸續推出了“銀行卡服務中心”，用來對接一個城市或者一個省份的信用卡信息，解決同地區刷卡聯網。同年6月，國務院啓動了“金卡工程”，進而促進銀行卡跨地區、跨部門聯營，並且發展電子貨幣，為企業和個人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且安全的支付方式。
2001年底，全國銀行卡發行量超過3.8億張，ATM近4萬台，POS終端超過20萬台，銀行卡消費佔當年社會商品零售額的比重達到2.7%。第二年，經國務院批准，各商業銀行聯合起來，合併了原有十多家城市銀行卡信息交換中心，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國銀聯。
作為中國唯一的銀行卡聯合組織，銀聯被允許以特許的身份加入CNAPS（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它統一了銀行卡的受理市場，包括POS機的普及等，避免了系統重複建設、標準不一致和資源浪費的問題。2004年，銀聯建成了第一代銀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統，從此，所有的中國銀行卡都可以在全國範圍內跨行、跨地區無障礙使用。
可以説，中國銀聯是“含着金湯匙出生”的。在其成立後的十幾年裏，它幾乎沒有正面遭遇過對手，一直佔據國內銀行卡清算市場近乎全部份額。並且，由於國內始終未對外開放人民幣清算市場，VISA、MasterCard等行業寡頭們均被擋在了國門之外。
外患不及內憂。當銀聯逐步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卡組織時，國內支付市場卻已是風譎雲詭，第三方支付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
（二）
1996年11月，位於北京首都體育館西門外的“實華開網絡咖啡屋”開張營業，隨後，“網吧”作為一個新名詞開始被人們所熟知。這一年，全球電子商務悄然興起，中國銀行率先建立網上銀行服務，電子支付在中國醖釀起步。
彼時，網上銀行還只是停留在概念當中，尚未真正進入人們生活。直到1998年3月6日，中央電視台職員王柯平通過中國銀行網上銀行從世紀互聯通訊技術有限公司購買了10小時上網機時，國內第一筆internet網上支付才得以實現。
就在王柯平成為“網上支付第一人”這一年，首都電子商務工程啓動，確定首都電子商城為網上交易與支付中介的示範平台，中國首家第三方支付平台“首信易”正式成立。緊接着，環迅支付在“東方魔都”上海成立，坊間開始流傳“北首信、南環迅”的説法。
相比銀行而言，由於合作商户拓展服務商、市場調節收費、對接銀聯獲取支付渠道、重視增值服務開發等，第三方支付機構在獲客渠道、費率、產品支付渠道、增值服務上顯然要有更強的優勢。
不過，首信易、環迅當時還是以網關支付為核心進行支付結算，其功能僅僅是把用户的支付需求告知銀行，讓用户在銀行的網上支付頁面完成支付，技術含量並不是很高。並且，由於2000年前後互聯網泡沫破滅，第三方支付發展緩慢，極低的交易流水也並未引起央行等金融監管部門的注意。
2003年5月，已經深耕B端數年的阿里巴巴投資創辦了聚焦C2C業務的電子商務網站——淘寶網，網上購物開始進入民眾視線。在當時，許多用户在論壇發帖討論和諮詢業務，但是由於缺乏信任機制，淘寶網一直沒有真正的交易產生。
當年10月，一個名叫崔衞平的留學在日本將一台二手數碼相機以750元的價格放到了淘寶網平台出售，信息發佈後，在西安工業大學讀大二的焦振中看中了相機且有意購買。而此時，恰逢淘寶推出了擔保交易服務——支付寶，在買家和賣家之間搭起信任橋樑，最終，這筆“遠洋”交易達成併成為支付寶的第一筆業務。
支付寶開創了全新的信用中介模式，與此同時，整個第三方支付市場都處於蓄勢待發階段。同樣在2003年，從硅谷回來的“海歸”唐彬和餘晨聯手創立了易寶支付，從體制內辭職的趙國棟用四處借來的3萬元創立了網銀在線；次年，從網易走出的關國光、何海文夫婦創立了快錢支付；2005年，歷經多次成功創業的孫陶然創立了拉卡拉；2006年，曾任銀聯電子支付公司總裁周曄創立了匯付天下；2008年，銀聯創始人萬建華創立起通聯支付……
第三方支付最初是為解決網上支付銀行卡聯網通用的問題，但隨着其快速的發展，很快成為集網銀支付、移動支付、數字電視支付、固話支付、ATM支付、NFC近場支付、掃碼支付等多功能於一身的支付平台，並在這短短几年間內給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就在匯付天下成立的2006年，易觀報告顯示國內第三方電子支付市場規模在Q4季度達到124.07億元，其中互聯網支付市場規模為120.3億元，支付寶、銀聯的China Pay佔到半數以上的交易額。並且，以拉卡拉為代表的線下便民服務網點設立，使得中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呈現更加多樣的發展態勢。
到了2009年，國內第三方支付市場已經達到5766億元的規模，衍生出數百家與支付相關的企業。但是此時的第三方支付還處於混亂的“放養”狀態，行業挪用資金、非法套現的行為時有發生。為此，人民銀行不得不在次年6月公佈《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明確指出從事支付業務需要獲得相應牌照。
2011年5月26日，央行正式發放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寶、銀聯商務、拉卡拉、財付通、快錢等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企業獲得許可證。當年，央行共分3批頒發了101家支付牌照，第三方支付行業開始在央行的監管體系下發展。
支付牌照的發放意味着第三方支付機構正式獲得“央媽”認可，在此之後，支付行業的爆炸式增長都離不開監管對於該行業的包容與鼓勵。多年以後，馬雲曾公開提及這段往事：“沒有當年央行對於互聯網和科技的尊重，就不會有支付寶，更不會有螞蟻金服”。
（三）
2004年，阿里步入第一個“五年陳”。這一年的一天，馬雲來到位於上海市浦東新區松林路的中國銀聯總部，希望就淘寶網的支付問題尋求合作，然而剛剛成立兩年的中國銀聯並沒有健全的線上網絡，馬老師只能碰壁而歸。
而此時馬雲也意識到，支付寶在初步解決交易信用問題後，應該還有更大的想象空間。於是在同年12月，支付寶網站上線，從依附於淘寶網的第三方擔保平台向獨立支付平台邁進。
而為了獲得更多的信任，在接下來的幾年間，支付寶以開拓者的身份不斷引導和教育着用户：
2005年2月，推出“全額賠付”支付，承諾“你敢用，我敢賠”；
2008年2月，發佈移動電子商務戰略，推出手機支付業務；
2008年10月，上線公共事業繳費業務，支持水、電、煤等繳費；
2010年12月，與中國銀行合作，首次推出信用卡快捷支付；
2011年7月，推出手機APP二維碼支付業務，進軍國內線下支付市場；
2013年6月，推出賬户餘額增值服務“餘額寶”……
伴隨着支付寶一系列的創新操作，中國正式開啓“移動支付時代”。2008年8月，支付寶用户數首次突破1億，甚至超越當時淘寶網的8000萬用户，佔網民總數的40%；2013年底，支付寶手機支付用户超1億，“支付寶錢包”用户數達1億。
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2014年支付寶的移動支付市場佔有率達到82.3%，第二名騰訊財付通為10.6%，支付寶以絕對實力領先，被馬雲形容為“開着望遠鏡都找不到對手”。不過，難得得意一次的馬老師很快就因為微信支付的爆發而被重重打臉。
事實上，就在支付寶網站建立的第二年，騰訊財付通也悄然上線，與阿里巴巴當時強大的線上場景相比，騰訊的QQ團購、QQ商城、拍拍網的存在感始終不高，知名度和市場佔有率極其有限，在支付寶的重壓下一直未能抬頭。
真正讓騰訊完成逆襲的，是2014年1月推出的“微信紅包”。這一年春節，互聯網上掀起了一場全民狂歡的“搶紅包”熱潮，超過800萬用户參與其中，數百萬個銀行賬户被綁定在微信支付上。馬雲不得不在自家社交平台“來往”上感嘆，騰訊的微信紅包如同“珍珠港偷襲”。
在此之後，“發紅包”成了人們春節拜年的重要一環。據騰訊官方數據顯示，2015年春節微信、QQ兩大平台收發紅包16億元；2016年大年三十，當日微信紅包發送量更是達23.5億次，相較於2015年春節6天收發32.7億次，增長了近10倍。
從微信紅包開始，支付寶明顯感受到來自騰訊的壓力，進而慢慢轉化為焦慮，以至於在2016年11月醖釀出轟動一時的“校園日記事件”，支付寶從此也被背上了“支付鴇”污名。2017年1月，馬化騰在內部會議上表示微信支付線下份額已經全面超越支付寶，並獎勵支付團隊1億元人民幣，這標誌着支付寶的守土之戰全面失敗。
隨後的幾年，背靠雄厚資金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繼續捲入曠日持久的戰爭，雙方不斷培養用户粘性和使用頻率，同時，藉助大數據、雲計算等新興技術對商户和用户開展精細化運營。除了線上支付，兩大巨頭又將戰場擴展到線下零售，採取了大量補貼和推廣措施，迅速搶佔新零售市場。
如今來看，微信、支付寶已經進入了相對穩定的階段。近期數據顯示，2019年微信支付交易筆數5508億，支付寶交易筆數2298億。就市場規模來看，2020年一季度支付寶市場份額為55.4%，財付通則達到了38.8%。
隨着C端流量見頂，主動轉型深度挖掘商户價值成為兩巨頭下一階段的發力重點，而對於其他支付機構而言，進行B端轉型也成了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四）
自2011年央行發放第一張支付牌照起，中國第三方支付行業便進入繁榮發展的春天。然而到了2016年，央行突然宣佈暫停了相關牌照的發放，堅持“總量控制、結構優化、提高質量、有序發展”的原則，一段時期內原則上不再批設新機構，第三方支付牌照數量自此穩定在270張左右。
而這二百多張存量牌照的權限也不盡相同，其中大部分是預付卡發行與受理，並且多以地方性牌照為主，而互聯網支付牌照僅有86張，移動電話支付牌照35張，與收單業務緊密相關的銀行卡收單牌照54張。
對於企業巨頭而言，第三方支付的生意未必有太大吸引力，但支付作為連接系統生態必不可少的一環，各類機構自然不希望將主動權拱手讓人。特別是零售、金融類企業，因為交易頻率高、流水量巨大，使用第三方支付公司提供的服務不僅有鉅額成本，還有消費信息、交易數據泄露的隱患，因此對支付牌照的需求最為旺盛。
一方面，後入場的企業無法再申請支付牌照，另一方面，部分擁有支付牌照的企業經營不善苟延殘喘，兩者需求交互，於是產生了一門新的生意——牌照收購。
事實上，早在2012年，京東就通過收購網銀在線拿到了支付牌照，在此一年前，京東停止與支付寶合作，原因為“支付寶的費率過高”。隨着央行牌照“斷供”，第三方支付牌照在2016年後進入併購的高峯期，為了鎖住平台用户粘度，保障平台數據安全，巨頭們不惜重金加入到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爭奪中。
2016年2月，小米科技以6億元收購捷付睿通65%的股權，隨後由於海瀾之家的撤出，小米拿到了該持證支付機構的全部股權。捷付睿通於2011年8月獲得央行發放的支付牌照，業務類型為互聯網、移動電話支付，後又增加了全國範圍內的銀行卡收單業務。2014年4月，因銀行卡收單業務違規被央行處罰，捷付睿通被勒令停止全國範圍內的商户新增。
除小米科技外，2016年美的集團花費3億元收購神州通付、恒大集團以5.7億元收購集付通、唯品會以4億元收購浙江貝付、美團13億元收購錢袋寶等等。而伴隨着併購進入白熱化，第三方支付牌照的價格也是水漲船高。
近一年來，支付牌照買賣再次受到互聯網公司的關注，拼多多、字節跳動、京東數科、攜程等互聯網巨頭早已摩拳擦掌。
2020年1月23日，上海易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認繳出資6000餘萬元，獲得付費通50.01%的股權，成為付費通大股東，而上海易翼的實際控制人為拼多多聯合創始人陳磊。這意味着，拼多多通過控股公司“曲線”獲取了支付牌照控制。
8月28日，武漢合眾支付股東發生變更，唯一股東由中發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變更為天津同融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股權穿透後，同融電商疑似實控人為張一鳴，股權佔比99%。至此，字節跳動系正式將支付牌照收入囊中。
9月27日，攜程集團受讓上海東方匯融信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100%股權申請正式獲得中國人民銀行的批覆。這意味着攜程集團通過全資收購的方式，也拿下了第三方支付的入場券。
艾瑞諮詢新版《中國第三方支付行業研究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交易規模市場份額情況為：支付寶（54.4%）、財付通（39.4%）、壹錢包（1.5%）、京東支付（0.8%）、聯動優勢（0.7%）、快錢（0.6%）、易寶支付（0.5%）、銀聯商務（0.4%）、蘇寧支付（0.2%）。在“AT”佔據C端支付市場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轉向產業端尋求增量市場已經成為互聯網巨頭以及其他支付機構的關鍵突破點。
（五）
2015年3月13日，中國銀聯總裁時文朝在拉卡拉新產品發佈會上訴説其苦衷，他表示，人民銀行當時已經批准了250家第三方支付機構，其中前20家佔據了90%以上的市場份額，但這些第三方支付公司千方百計繞過銀聯進行轉接清算，中國支付市場可能是全球最浮躁、最喧鬧的場所。
時文朝的擔憂不無道理。早在2013年銀聯的一個調研顯示，如果第三方支付機構和銀行直接連通，前者將支付平均0.1%左右的手續費，但通過銀聯的話，這個數字將上升至0.3%-0.55%，僅此一項，銀聯每年就少收了30億元的手續費。
在這樣的業務模式下，作為清算機構的銀聯變得頗為尷尬。第三方支付公司與銀行直連後徹底屏蔽了央行和銀聯，事實上已經是扮演着跨行清算的角色，央行難以掌握資金流向。更為重要的是，部分第三方支付公司為一些非法商户提供互聯網支付結算便利，洗錢、“二清”、備付金挪用、賬户資金失竊等問題集中爆發。
事實上，從2014年央行就開始了一系列的重拳出擊，以解決第三方支付的亂象。當年3月，央行支付結算司叫停二維碼支付；4月，8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全國範圍內停止接入新商户；9月，央行又開出對匯付天下、富有支付等在內的幾家第三方支付機構“最強罰單”。
2015年起，央行直接對支付牌照下手，先是註銷了浙江易士、廣東益民、上海暢購的支付業務許可，接着又註銷了中匯電子支付的互聯網支付業務許可，停止12省市收單業務，一時間整個支付行業風聲鶴唳。也正是在此之後，第三方支付牌照被更加嚴格地限制，直至停止增發。
2016年10月，在央行的指導下，由中國支付清算協會按照市場化方式組織非銀行支付機構，以“共建、共有、共享”原則籌備網聯清算，負責支付機構與銀行之間的支付清算業務，開啓了“斷直連”工作。
所謂“斷直連”，就是斷掉支付寶、微信等第三方支付機構和銀行的直接連通，兩者之間必須要通過銀聯或網聯。從資金流向來看，由第三方支付機構→銀行服務商--收單機構→商户的流向過程中加入銀聯/網聯作為清算機構，變為“第三方支付機構→銀聯/網聯（清算）--收單機構→商户”。
2017年3月，網聯平台正式啓動，中國銀行成為網聯平台首家接入銀行，並聯合相關機構成功處理首筆交易。這相當於在第三方支付機構和用户間增加一個數據引流器，所有的支付清算數據最終都通過網聯彙總到了央行。
對於終端用户而言，由於大部分操作都是在機構後台進行，“斷直連”對支付體驗的影響用户幾乎感知不到，但代收費率開始有增加的跡象，例如微信支付部分銀行卡取現費已有提升。
對於銀行來説，網聯取締了支付機構跨行資金清算等違規業務，使支付機構在銀行賬户連接和獲取上的優勢漸失，進而大大增強了銀行對付款業務的控制力，以及支付機構對銀行賬户和付款渠道的依賴性。
對於第三方支付行業而言，在網聯的介入下，其已不再是直接各自對接銀行，而是統一單點對接網聯平台。由於失去備付金利息收入和支付通道費優惠，行業面臨新的洗牌，收入來源單一的中小支付機構可謂壓力重重。
目前，第三方支付已經全面完成斷直連工作，解決了內部黑箱操作、多頭連接等一系列潛在的金融風險，備付金全額上繳將“灰犀牛”關入籠中，無證經營全面查處，二清、黑灰產等違法違規行為基本得到整治，第三方支付進入了更加有序的發展階段。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網聯成立的關口，其“同胞哥哥”中國銀聯聯合40餘家商業銀行推出“雲閃付”二維碼產品，持卡人通過銀行APP可實現銀聯雲閃付掃碼支付。憑藉超強陣容的線下金融機構基礎，這個成立於2015年的移動支付平台迅速崛起，成為微信和支付寶在C端支付領域最強大的對手。
（六）
2008年11月，一位自稱中本聰的程序員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描述了一種基於互聯網的新型數字貨幣，他將這種貨幣命名為比特幣。2009年1月3日，比特幣創世區塊誕生。
與各國法定貨幣相比，比特幣沒有中心化的發行方，而是由網絡節點的計算生成，人人都可以參與其中。它以去中心化、分佈式的網絡架構結合加密技術的應用，解決了之前數字貨幣設計上的缺陷，一度被稱為“數字黃金”。隨着比特幣的迅速傳播，市場開始湧現大量所謂的新型數字貨幣。
在國內，也曾在一段時間內出現過近乎瘋狂的“造幣”熱潮。2017年起，國內ICO（首次幣發行）項目層出不窮，承載着大量投資者一夜暴富的希望。然而隨着央行等各部委《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的發佈，投資者的暴富美夢破碎。
儘管算法上的優勢讓比特幣們有了成為數字貨幣的可能，但因為沒有貴金屬屬性以及主權信用背書，其並不具備價值基礎，同時也無法保證價值穩定。所以直到今天，儘管各種所謂虛擬貨幣層出不窮，但直接參與支付場景的機會卻極其有限，僅僅作為一種投資資產受到炒作者的追捧。
另一方面，因為“不可偽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開透明”等特徵，比特幣底層區塊鏈技術反而日益受到重視。放眼全球，各國央行都試圖利用相關技術發行自己的數字貨幣。
據國際清算銀行今年初發布的數據，全球80%國家的“央行”正在研究數字貨幣，10%的國家即將發行本國數字貨幣，泰國、法國、瑞典等國的數字貨幣已經進入測試階段，南美石油大國委內瑞拉近15%的加油站已使用Petro（石油幣），此外美國方面也開始積極地探索數字貨幣。
中國人民銀行則在2014年就成立了專門的研究小組，啓動了法定數字貨幣（DCEP）的研發工作。2017年，央行又成立了數字貨幣研究所，與多家商業銀行聯合展開研究，從數字貨幣方案原型、數字票據等維度論證實施數字貨幣的可行性。
與市場上各種混亂的“代幣”不同，DCEP主要是在頂層技術上借鑑了區塊鏈的部分理念，比如參考了區塊鏈的非對稱加密，UTXO模式（未消費的交易輸出）和智能合約等技術，重要的是，此法定數字貨幣享有央行信用背書，安全性相對要高得多。
目前，DCEP已經進入試點階段，據央行透露，DCEP同時還有電子現金的功能。可見，DCEP具備通用式央行數字貨幣的構架，其運營模式將採用中央銀行對接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對接大眾的雙層運營模式。
對於第三方支付機構來説，未來央行具體採用哪種合作模式，DCEP的推廣使用情況幾何？都將影響着其未來走向。如果DCEP直接進入支付市場，缺乏競爭優勢的第三方支付或面臨用户流失、業務收縮等風險。極端情況下，央行數字貨幣錢包如若不向第三方支付機構開放接口，後者大部分功能將可能被代替。
不過話説回來，作為金融市場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國當前二百多家第三方支付機構已經是各種消費場景創造的核心動力，為中小微企業與居民投資理財提供重要服務。如果讓DCEP作為支付工具實現對第三方支付的完全替代，這相當於傳統支付體制的迴歸，恐怕央行也不願看到這樣的結果。
可以預測的是，未來第三方機構更大的想象空間在於加強數字錢包C端支付體驗，通過差異化競爭獲得客户留存；當然也不排除，央行或許也會因為流量問題與第三方支付機構達成更加個性化的合作模式。但不管如何推進，一個新的支付時代又將重新開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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