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後，為什麼説“天堂往左，深圳往右”？_風聞

　作家餘華在他的長篇小説《兄弟》後記裏，寫下過這樣一段話：“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箇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

　　這話在深圳體現得尤為明顯。

　　40年前，深圳的前身叫做寶安縣，一眼望去，荒煙蔓草，塵土飛揚，而就在不遠處的對岸，香港恍如另一個世界，高樓聳立，燈火輝煌。

　　一年只能掙270元的寶安農民們，紛紛心嚮往之，逃港浪潮應勢而生。

　　此後，對標香港，成為深圳最大的使命。

　　從1979年忽然而至的一陣風，到無數人如過江之鯽湧入深圳，它的傳奇就這樣開始了。

　　深圳人見面時，常會用一句話開場：“你是哪年闖深圳的？”

　　他們當中，有迫於無奈時的一次次鋌而走險，有陷入泥潭時的一次次人困馬乏，也有勇敢決絕下的南下異鄉。

　　1984年跟着父母來深圳的馬化騰，畢業後和幾個小夥伴創辦的一個軟件公司，未曾想這個小公司成了全球500強；

　　被一家大型國企開除的任正非，在中年危機時創辦了華為公司，如今成為全球第一大電信設備商；

　　技術狂人王傳福，當他從生產手機電池轉向生產電動汽車時，舉世全是嘲諷，但他硬是讓比亞迪成為純國產汽車代表品牌。

　　他們的成就毋庸贅述，一個個不凡的名字早已寫在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上。

　　金錢與資本在這座城市裏汪洋恣肆，不斷洗刷着舊日的土氣與簡陋，南中國最耀眼的一顆新星冉冉升起。

　　但一個人走得太快了，也難免心浮氣躁。

　　當人們感嘆“深圳在左，天堂在右”時候，巨大的鴻溝將人活生生撕裂，竟有一種比過去更加沉重的悲傷。

　　古人説，四十不惑，深圳四十歲，也到了最疑惑的年紀。

　　少年去遊蕩，中年想掘藏。曾經心氣滿滿，志在四方，如何到了後來，開始汲汲營營，面目可憎？

　　四十年，深圳的故事裏寫滿了輝煌，但也有一些陰影。

　　就在整個中國都在巨大的十字路口的當下，也許，深圳也需要思考思考，重新再出發。

　　1

　　關於《春天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已經耳熟能詳，它成為了改革開放的代名詞。

　　歌詞裏，春潮滾滾，萬紫千紅，美景如畫。其實，當時的現實，與歌詞相去甚遠，甚至有些殘酷。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如火如荼召開，鄧小平主持工作，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出乎意料的是，一場“逃港”潮的風潮席捲而來，而且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乎最大的一次逃港潮。後來，人們稱這次事件為“大逃港”。

　　那時，封閉的國門開始露出一絲縫隙，在深港邊界，深圳有個叫羅芳村的地方，界河對岸的香港新界也有個羅芳村。

　　這不是巧合，因為這兩個村本就是一個村，許多人還是親戚，新界的羅芳村，是20世紀60年代，深圳羅芳村的人跑到了香港建的。

　　過去，這邊人都以為那邊處在水深火熱中。

　　現在兩邊通了信息，人們得知深圳羅芳村的人，收入才百十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一年收入高達萬元，兩者相差100倍。

　　一河之隔，收入差距竟如此懸殊。

　　於是，深圳的人，選擇了用腳投票，或者説用生命做選擇，冒着被大海吞噬、子彈擊斃的風險，偷渡到香港。

　　除此之外，由於文革結束，階級鬥爭的枷鎖開始鬆懈，民間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躁動情緒。

　　不止是困難羣眾，基層幹部、知識青年、異己分子，都加入了逃港大軍。

　　僅1979年，從深圳河偷渡外逃累計29萬多人次、成功逃出人數7.6萬人。形勢愈演愈烈，邊防部隊幾乎無力防守。

　　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廣東省主要領導向鄧小平彙報情況時，“逃港”作為一個重大的惡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來。

　　港英政府對中國外逃反應強烈，香港輿論界大量報道廣東的外逃偷渡之風，稱中國“政局不穩”，共產黨對局勢“失去了控制”，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正當廣東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時，鄧小平卻出奇的沉默。他連吸了幾根煙，緩緩地轉過身來，平靜地對大家説：“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廣東省乾脆向中央提出要求創辦貿易合作區的建議，並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一搏。

　　鄧小平回應：“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的深圳

　　深圳經濟特區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

　　説起頗為神奇，這個消息剛剛放出，逃港的風潮就戛然而止了。

　　1979年10月，《紐約時報》刊文稱：“鐵幕拉開了，中國大變革的指針正轟然鳴響。”

　　兵貴神速，説幹就幹。1979年9月，解放軍工程兵一支先頭部隊奔赴深圳。

　　基建工程兵第1支隊深圳指揮所某連隊營房

　　此時，深圳還是南粵邊陲默默無聞的“小漁村”，街道狹窄，建築破舊，沒有一條像樣的馬路。

　　現在的羅湖火車站，原來是一片窪地，一下雨就汪洋恣肆，連大便都浮在水上，噁心至極。香港來的女士下了火車，就要把高跟鞋脱下來拎着。

　　當時在東門的新園招待所，集中了全國108個建築工程師，招待所都是平房，雨天水漫金山，第一件事就是搶救圖紙。

　　工程師向市委書記吳南生建議，問他敢不敢搬掉羅湖山。

　　中國軍人發揮了戰天鬥地的鋼鐵意志，將羅湖山移走，用它的土將羅湖填平。以後這一帶再沒有洪水了，還憑空多出來大片土地。

　　這也回答了初到深圳的人可能都會有的一個疑問——羅湖為什麼沒有湖？

　　羅湖第一棟高層建築“國商大廈”、深圳第一幢高檔酒家、第一座大型商場，都出自工程兵之手。

　　1981年正在建設中的深圳電子大廈，該樓高20層，是深圳特區第一棟高層****建築

　　很快，五年過去。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來到了深圳。

　　站在深圳最高的國際商業大廈22層天台上，鄧小平見到了一個今非昔比的城市。

　　深圳市委書記梁湘，向鄧小平彙報了特區建設情況，滿以為小平同志會有一番指示，但是鄧小平聽完彙報後，一語不發。

　　在他下榻的迎賓館桂園別墅備上的宣紙，直到鄧小平同志離開深圳，仍是一片空白。

　　鄧小平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遊中心眺望蛇口工業區

　　在珠海考察後，鄧小平提筆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深圳人倍感壓力。

　　直到大年三十，鄧小平終於為深圳題詞，是一個長句：“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至此，關於“要不要辦特區”以及“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一錘定音。

　　而深圳也開始一路狂奔。

　　然而，隨着時間的繼續，一度平息下來的質疑聲，也慢慢變得公開。有人説：

　　“深圳除了口岸的國旗還是紅的，其他都已經黑了，變天了。”

　　“中央要取消個體户了”

　　“改革開放該收一收了，該抓一抓階級鬥爭了”。

　　1992年1月19日，9點整，一列沒有車次編號的列車緩緩駛進。南國春早，此時卻尚有寒意。

　　88歲高齡的鄧小平在家人的攙扶下走下火車，到了賓館，大家想讓小平先休息一會兒，但老人只在庭院裏散步了10多分鐘，就急迫地要求出門。

　　1992年，鄧小平在深圳迎賓館

　　“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處去看看”。

　　老人開始馬不停蹄地巡視深圳，這一次與八年前顯然不同，他不再沉默，而是一路走一路説。也許，老人是覺得有些話需要抓緊説出來，不説就來不及了。

　　《深圳特區報》記者陳錫添跟隨在後面，用心記下了老人的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表情。

　　3月26日，他寫下那篇著名的通訊，名為《東方風來滿眼春》。

　　文章披露了老人的一系列重要講話，這就是後來對中國未來進程具有決定意義的“南巡講話”。

　　第二天，全中國報紙都在轉發這篇通訊，而另一本叫《1992年鄧小平與深圳》的書，很快被搶購一空。

　　舉國目光都投向南方，各地考察團奔赴深圳。

　　最後一天的行程結束時，鄧小平慢慢地走向停候的小巴，在即將上車時，又轉過身來，對送他的人們説：

　　“你們現在是個好機會，你們要抓、要抓，我們國家已經窮了幾千年了，是時候了，不能再等了，我們對國家要愛啊，對人民要愛啊。”

　　天地轉，光陰迫。在這個轉身裏，自然是一個老人的殷殷囑託，也是一個關於盛世的美好希冀。

　　1992年，深圳按下了加速鍵。從此，開弓再無回頭箭。

　　2

　　一句不爭論，讓人們面對“改革姓‘社’還是姓‘資’”拷問時，不再糾結。因為大家心中悄然明白一個道理：發財才是硬道理。

　　鄧公南巡講話後，“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的豪言壯語傳遍中國。其中的人，有一多半是衝着深圳而來。

　　想去深圳的人很多，但不是人人都能去的。

　　由於是“摸着石頭過河”，中央一開始如果攤子鋪大了，擔心收不了場，如果只在小範圍內試驗，萬一失敗可以立刻剎車。

　　一道長達84.6公里高3米的鐵絲網，將深圳分割成兩部分：特區內、特區外。也叫關內、關外。

　　國內其他地方的人到深圳去，必須辦一個。邊防證其實就是一張紙，上面手寫着姓名、籍貫、年齡。

　　每天在南頭、小梅沙等幾個關口，除了人頭湧動的排隊驗證進關者，還聚集着大量無證的人，他們心急火燎地四處設法搞證，也就是花錢買證。

　　據説，某房地產大亨，當年曾徘徊在深圳特區外，因為沒有邊防證，進不了特區，而且邊防證也賣脱銷了，他只好花50塊錢，找了一個當地人，被帶到鐵絲網中段的偏僻處，找到了一個缺口，偷偷溜進了深圳特區。

　　1990年10月，中國內地第一家麥當勞餐廳在羅湖區東門商業步行街開業。盛況空前，麥當勞被人們裏三層外三層圍着。

　　來自大洋彼岸的風吹遍了大街小巷。

　　琳琅滿目的商店次第而開，很多人第一次目睹到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新鮮玩意兒。

　　更吸引他們的是，深圳對外表達了求賢若渴的聲音，很快，百萬民工下深圳，創業者同樣絡繹不絕。

　　南方燥熱的空氣裏，透露着魔幻與現實交錯的味道。

　　1991年，電視劇《外來妹》爆紅全國。

　　在資本的衝撞下，守在田地上一代又一代前仆後繼農民，終於放下了鐮刀與鋤頭，滿懷興奮與不安，走上了南下的道路。

　　那時的深圳，每逢星期天，郵局就會出現排隊匯款的長龍。

　　這是“打工妹”在排隊向內地匯款。10年間，深圳臨時工從郵局匯往內地的款項多達40多億元人民幣。

　　1992年，任正非北上招人，有人説“人招多了也沒事幹”。任正非就罵，“我****叫你招你就招，沒事做，招來洗沙子也可以。”

　　那一年，稱為創業之年，大家來到深圳只有一個念頭，辦公室，當老闆。

　　“想當老闆的人太多，辦公樓明顯不夠，當時繁華地段的寫字樓很少出租整套辦公室，而是出租桌位，基本上一個桌子就代表了一個公司。”

　　上世紀90年代初，手持大哥大的女老闆

　　1993年，揣着400元來到深圳的王文銀，出了車站，身上僅剩10元錢。他一度流落街頭，以撿廢銅爛鐵為生。2015年，他的已經身價超612億。

　　此類例子，不算罕見。

　　空氣裏金錢的味道衝擊着人們的嗅覺，像“我要發了”這樣直接粗暴的廣告詞，街面上四處可見。

　　它告訴我們實現財富自由的另一條路徑。

　　1992年8月8日前，易駿鵬還是個深圳的初中生。8月8日這天，放暑假的他不到7點就被父親催促叫醒，叫他趕緊吃早餐出門。

　　“隊伍已經排起來了，到處都是人”。

　　母親也十分焦急 ：“快點快點，股票不等人啊！”

　　他們此去是為了早點排上隊，人羣中，男男女女們都在談論一個新詞 ：“打新。”

　　這一天，無數人的人頂着烈日，躲在儲蓄所門前的水泥地上，礦泉水瓶、快餐盒子等垃圾，扔得到處都是。

　　所謂“打新”，就是指搶最早股票申購的資格。因為有利可圖，深圳的300個新股認購發售點擠滿了150萬股民。

　　8月10日，深交所"1992股票認購證" alt=“500” />　　當時預發認購表500萬張，不到半天的時間，一搶而空。售價100元表格，被黃牛炒到1000元。

　　秩序就在人們的質疑中開始崩潰，併發生衝突。深圳市政府當夜緊急協商，決定增發500萬張新股認購兑換表，事態才得到穩住。

　　那個夜晚雖然混亂，但卻直接推動了證監會的成立，資本市場正在飛速發展起來。

　　當年，全國房地產公司增加了10倍，貿易公司增加了100倍。

　　同時，《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要發財，忙起來》的文章，鼓勵人們下海。

　　人們見了面，都要説一句，恭喜發財。

　　“下海潮”席捲全國，大批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投身商海。據統計，當年辭官下海的人超過了12萬，而保留職位而去經商的更超過了1000萬人。

　　如同電視劇《下海》劇情一樣，一夜之間，有人從千萬富翁淪為一無所有，也有人從一窮二白到億萬身家。

　　深圳起飛了。

　　賣投影機和錄像機的萬科，加工電風扇和電話機的中興，為香港公司代銷交換機的華為，此時雖籍籍無名，但很快就會迎來他們的曙光升騰。

　　1999年，深圳最中心的位置，華強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匯處，豎起了一座華強電子世界。

　　不久後，華強北幾乎壟斷了全球LED市場的半壁江山。採購商紛至沓來，這裏也漸漸變得一鋪難求。一個邊邊角角的鋪位，轉讓費就炒到了50萬。

　　再往後，北方掀起一場浩大的互聯網浪潮，深圳從表面上，似乎掉隊了。

　　實則不然，以小米為例，雖然總部北京，但硬件生產、加工等環節多在深圳。此時的深圳，也有一個新的身份——科技之都。

　　無數人前赴後繼，這座小鎮，慢慢變成了大城。

　　深圳這樣的成就，得益於其一張白紙。

　　在這張白紙上，各地的人接踵而至，沒有歷史負擔，沒有文化牽絆，沒有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這就是深圳的包容性。

　　如果非要給這張白紙作個註腳，那就是在這座城市街道上隨處可見的一句話：

　　來了就是深圳人。

　　但在深圳的輝煌背後，同樣也有苦痛和迷惘。

　　3

　　狄更斯寫過一部傳世之作《雙城記》，雙城指的是倫敦和巴黎。

　　幾十年後，遙遠的東方也被硬生生分出了一個雙城，香港被從廣東的母體上切割下來，而深圳更是與香港糾纏不清。

　　《雙城記》講的是大革命背景下，小人物在風雲變幻時代裏的血與火。中國的雙城自改開以來，亦給世人透露出激盪和迷茫。

　　許多年裏，深圳一直是香港的陪襯。今天，當對岸的天通過關口，來到深圳，看到的早已不再是一箇舊世界。

　　兩邊俱是滿城燈火，霓虹閃耀，各自璀璨。

　　的確，深圳和對岸越來越像了。

　　而且，是全方位地像，好的與壞的，都被複制了。

　　年輕的作家慕容雪村寫下《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似乎説這裏一陣躁熱，一陣寒冷，忽冷忽熱，令人難以適應。

　　這種複雜的滋味，體現在網上的一個段子上。

　　在XX街道辦辦公室內，甲乙兩人正喝茶閒聊，討論深圳的未來。

　　甲：“上一個十年我們飛速發展，一個粵海街道的税收可以頂一個青海省，那麼下一個10年，我們應該如何保持優勢？”

　　乙：“採用人肉乾電池模式即可。”

　　甲：“哦？願聞其詳。”

　　乙：“我們不生產年輕人，我們只是年輕人的搬運工。夢想是很便宜的，我們用夢想來吸引外省的優秀人才。”

　　甲：“但這些人湧進深圳，基礎設施跟不上啊！他們在這裏生孩子了怎麼辦？全市中小學教育資源缺口巨大，更不用提養老了，醫療設施連許多二線城市都比不上。”

　　乙：“我説了，深圳只需要年輕人。只要生了孩子的，超過35歲的，電池空了，就請他們回老家即可。”

　　甲：“哪裏能説來就來，説走就走呢？”

　　乙：“房價。30歲前年輕人租房子，好好拿那一萬兩萬的月薪，開心享受都市生活。**30歲之後要考慮結婚了，一平米貴的房子10萬。**想一想，不如回老家舒服，生娃買房子都便宜，爸媽還能幫着帶。”

　　甲：“內行啊，房價簡單，我們只要不批地就行了！而且市裏都是些互聯網企業科技型企業，是吃青春飯的，他們也不歡迎35歲以上的員工，本來就有一萬個理由把他們‘對行業輸送出去’，都不需要我們動手了。”

　　甲：“這麼一想，上幾代留下的口號真是精妙啊！‘來了就是深圳人’——我們歡迎你來，但沒説歡迎你留下，除非你能證明你是有用的人。”

　　段子總是冷俊不禁的，而現實總是來得更殘酷。

　　2015年開始，深圳引領了新一輪全國房價普漲。樓市均價從前一年的2.39萬上升到3.34萬；2016年繼續上漲到5.34萬。

　　深圳房價高位翻倍，僅用了兩年時間。

　　更早前，深圳出台了《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劃定了 974 平方公里不可開發，佔去了將近一半的面積。

　　剩下的1023平方公里中，在2016年已經建成的面積達到了923.25平方公里。如果不考慮舊改，深圳能夠使用的新增土地面積不超過100平方公里。

　　《商業性質概論》中指出：“土地擁有者決定了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和市場價格。”

　　土地越少，越易內卷。

　　內卷問題的根源，就是在城市誕生了一批以房地產食利者為首的新地主階級。

　　城市化浪潮中，掉隊的人越來越多。

　　網上有個很有有意思的問題，問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深圳是什麼都？

　　有人説是“福都”，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福報的降臨；有人説是“加德滿都”，加班加得滿滿的都市。

　　最有趣的回答，當屬**“戾都”。**

　　“戾”由户和犬組成，源自深圳兩大著名現象：房和狗。

　　房，自然説的是房價高，年輕人接盤不易盤。狗，則代表禁止吃狗肉，以示與國際接軌。此外狗還代表畜牲，即社畜。

　　南山必勝客、龍崗無敵手的對抗，吃狗肉人士與不文明養狗人士的對抗，以及城市新地主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抗，產生出了嚴重的戾氣。

　　一個“戾”字，既指出了原因，也道出了結果，不可謂不精妙。

　　有人行走在巍峨高聳的寫字樓間，一擲千金，談笑風生；有人住在經年不見陽光的握手樓，白晝如夜，無端淒涼。

　　“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句話後面，其實有一句鮮有人提及的話——來了就做志願者。

　　深圳今年40歲了，“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榮譽加身，卻止不住人們在茶餘飯後的竊竊私語。

　　這就是終點了嗎？

　　冷戰後期到現在，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國家都在搞改革。蘇聯把自己改到猝然長逝，東歐如今已七零八落，朝鮮尚在在艱難嘗試中。

　　對中國自己來説，我們的前面已經沒有老師了，而美國的前車之鑑就在眼前，搖搖欲墜的燈塔，再也無法讓兔子摸着過河了，中國再次來到了抉擇的路口。

　　以“窗口”著稱的深圳，背後藏着無數雙目光，十幾億人密切注視，每邁一步，都牽一髮而動全身。

　　揚鞭向前，毋庸置疑，因為火車不能停下。但朝哪個方向出發，不僅是深圳，也是關乎我們所有人最至關重要的問題。

　　在這一趟遠行裏，請別忘了我們當初的承諾，要請所有人都登上列車，跋山涉水後的黎明曙光，應該打在所有人臉上。

　　40年後，我們重新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