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有 | 新中國日本史研究70年綜述_風聞

　　新中國日本史研究70年綜述

　　宋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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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摘要：新中國成立至2019年的70年，日本史研究在曲折中不斷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7年間是奠基佈局階段:第一代學者探索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論説日本歷史，培養日本史研究人才;高等院校的研究機構與科學院學部相輔相成。從1966年開始的10年“文革”期間，日本史研究受挫，教學科研一度荒廢，研究機構停止運轉。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各研究機構快速恢復。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20年，日本史研究爆發式推出大量研究成果，1980年中國日本史學會成立，各地競相成立研究機構;第二代學者充當了主力，學術水準令日本學術界刮目相看。改革開放後的第二個20年，第三代、第四代學者成為研究主力;第五代學者展現風采，實現了年輕化、高學歷化和國際化，發展前景廣闊，同時也存在若干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作者簡介： 宋成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文章原刊：《世界近現代史研究》2019年輯刊。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日本史研究進入新時期。在曲折中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在新中國成立後17年、“文革”10年和改革開放40多年等三個發展階段中，每個階段都有各自的特點。新中國成立後至2019年的70年間，既有創業的艱辛，也有突如其來的挫折，更有全方位的巨大收穫。中國的日本史研究在波折中不斷取得進展，有足夠的經驗教訓值得認真總結，以展望未來，持續推進中國的日本史研究。

　　一改革開放前的奠基與挫折

　　1. 奠基與佈局:新中國成立後17年間(1949～1966)

　　1949年7月，人民解放戰爭凱歌行進，中國新史學研究會成立，加盟新政協。同年11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包括自然科學、理工學科，也包括接管不久的原中研院的考古研究所、語言研究所等人文學科研究機構。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蘇聯專家、包括歷史學教授應邀赴華援建。同年4月至6月，中國科學院增設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研究所，擴展人文學科的建設。1951年7月，中國新史學研究會改稱中國史學會，郭沫若為首任主席，吳玉章、范文瀾任副主席，各地設置分會。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風生水起，中國史學會開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等一系列的活動，影響廣泛。

　　1949年，《光明日報》《新建設》等創刊，與此前一年創刊的《人民日報》一起，增添了史家論文發表的窗口。中國歷史悠久，治史傳統深厚。國家甫建，即大力推進史學的興旺發展。1951年，專門的史學雜誌創刊。其中，天津歷史教學社創辦分成高校、中學兩個版本的《歷史教學》，山東大學主辦的《文史哲》，中國史學會河南分會主辦的《新史學通訊》(1957年改稱《史學月刊》)，為發表史學論文提供了最早的三家平台。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上述報刊在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新史學、開展學術爭鳴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2年6月，參照蘇聯的高等院校專業佈局模式，全國高校實施院系大調整。除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等少數文理科綜合性大學還保留歷史系之外，清華大學等高等院校轉為單一的工科院校，對高校人文學科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燕京大學等撤銷，歷史系主任週一良教授轉至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擔任中國古代史、亞洲史研究室主任，講授以古代朝鮮、日本、印度史為主的亞洲古代史課程，日本古代史首次進入大學講堂。後來，其講稿正式出版，書名《亞洲各國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1954年，模仿蘇聯設立的國家學術秘書處，籌辦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創刊最高級別的綜合性史學雜誌《歷史研究》。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哲學社會科學部。1956年，在“向科學進軍”的聲浪中，學部增設哲學所、經濟所、世界經濟所、文學所、外國文學所、歷史所、世界歷史所、民族所、法學所、世界宗教所和情報所等研究所，機構愈加齊備。同年，參照蘇聯歷史專業教學體制，制定高等院校的歷史系教學大綱，編寫教材、教學計劃，着力培養歷史系的本科生與研究生。

　　1960年，中蘇兩黨關係惡化，蘇聯專家撤離回國，中國尖端科學與社會科學獲得自主發展的機會。哲學社會科學部直屬中宣部，加強黨對人文學科的領導。1961年，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支持下，週一良、吳於瑾教授主持編寫《世界通史》，翦伯贊、鄭天挺教授則出面邀集學者們編寫《中國史綱要》。吳廷璆教授發表論文《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主張“本着不破不立的精神”，“打破了歐洲中心説的世界史體系，保證了世界史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1一年後，兩部通史教材均付梓。《世界通史》中的明治維新一章由週一良先生撰寫。高校歷史學科發展顯著，本科生與研究生的招生人數成倍增長。

　　由於冷戰驟發而導致的營壘劃分，中國外交“對蘇一邊倒”，國際學術交流限於蘇聯東歐或前殖民地國家。在戰後日本，吉田茂—岸信介—佐藤榮作內閣推行“對美一邊倒”的方針，敵視新中國。中日兩國分屬東西方兩大陣營，國無邦交，長期對立。官方文化學術交流闕如，民間學術交流極端困難，學術訪問、圖書資料交換、留學生培養等全面中斷。儘管如此，中國的日本史研究承續民國時期的學術業績，憑藉各大圖書館的日文藏書，仍取得若干開創性成果。

　　哲學社會科學部劉思慕研究員率先推出專著《戰前與戰後的日本》(新中國書局，1949)，生動記述了戰敗後初期日本社會風貌。南開大學吳廷璆先生的論文《大化改新前後日本的社會性質問題》運用社會經濟形態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説”。他認為“中國高度發展的封建制從各方面不斷刺激着日本社會，終於使日本古代社會越過了奴隸制而走向封建制度”，而“自上而下的大化改新，促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21956年，週一良先生在論文《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農民運動》中，採用唯物史觀和矛盾論的研究方法，提出明治維新性質為“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説。他認為，“明治維新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的資產階級革命，同時，它是一場未完成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3

　　1962年，週一良先生的論文《關於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運用主要矛盾分析方法，認為明治維新是社會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日本人民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綜合作用的結果，認為明治維新是“一次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4此説雖然已提出數十年，卻仍為國內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之一。1964年，吳廷璆先生在論文《明治維新與維新政權》中提出明治維新是“沒有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説。5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朱謙之教授出版《日本的朱子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日本哲學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4)等，對日本近世思想史與哲學史開展研究，堪稱開拓之作。總之，在新中國成立後17年間，日本史研究成果雖然數量不多，但均為有分量的精品，啓迪了有志於新史學的年輕學子，發揮了奠基的作用。

　　毋庸諱言，新中國成立之初強調史學理論的政治屬性，普遍採用階級分析研究方法，固然突出了新中國日本史研究的理論方法特色，但成為思維定式或教條化，也使當時和此後相當長時期的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落下了“病根”。概括起來看，即看重理論、突出階級分析，輕視史料、史料學，排斥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考據學、年代學、目錄學等基礎性史學方法論，對培養學生、學科建設等產生了消極影響。史料匱乏的世界史，包括日本史的研究，依據程式化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以宏觀的“理論分析見長”而聊以自慰。實際上，中國的日本史研究既需要廣闊的理論視野與論述框架，也需要紮紮實實的史料支撐，具備兩個輪子，學術之車才跑得起來。

　　2. 挫折與希望:“文革”10年(1966～1976)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大學與科研機構均陷入內亂，正在發展中的日本史研究斷崖式地跌入谷底，處於停頓狀態。週一良、吳廷璆、鄒有恆等第一代學者無一例外，均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或美日“特務”而靠邊站，甚至被關進“牛棚”，失去人身自由。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第二代學者雖值年富力強、大有作為之際，卻捲入無休止的“路線鬥爭”之中，難覓日本史研究的用武之地。他們或者參加某個戰鬥隊，書寫張貼大字報;或者進入學習班，檢討反思;或者走“五七道路”，到農場參加體力勞動，有的甚至成了“羣眾專政”的對象，被關進“小黑屋”。總之，沒完沒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旋渦橫掃一切，學者找不到一張平靜的書桌，無緣日本史研究。1970年高等院校恢復招生，又去“以社會為工廠”，奔波於工廠、農村，與日本史的教學科研不搭界，蹉跎歲月。

　　1972年，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為文化學術交流開闢了道路。1974年，首批中國留學生前往日本，人員交流和資料交換的渠道不斷拓寬。上述新進展，為日本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河北大學日本研究所的《日本問題研究》(1964年創刊)、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的《日本問題》(1964年創刊，1972改稱《日本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日本研究論叢》(1972年創刊)等提供了發表日本研究論文的平台，打破了“文革”以來，日本或日本史研究整體沉寂的冷清局面。基於“立足現實，追溯歷史”或者“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思維模式，抨擊反華反共的右翼團體“青嵐會”或投入批儒評法等政治運動。課題服從現實需要，屈指可數的研究成果，距離政治很近，但距離學術研究甚遠。從總體上看，“左”的思潮依舊盛行，正常的學術研究仍然舉步維艱。

　　就在“文革”行將結束的前夕，1976年1月，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井上清應邀來北京大學歷史系，主持了歷時半年之久的日本近現代史講座。聽講者二十餘人，來自學部世界史所、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史組、南開大學歷史系日本史研究室以及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武漢大學、河北大學、天津民航學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第二代學者或青年教師，均為所在單位日本史教學科研的骨幹。在“路線鬥爭為綱”的聲浪不絕於耳、討伐“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洶洶而來、不遺餘力地追究政治謠言來源的“文革”末期，參加講習班的學者們不為所動，不被打擾，能夠坐下來研討日本近現代史，堪稱一道奇異的風景線，預示了中國日本史研究高潮的到來。

　　二煥發生機: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2 0 年(1978～1998)

　　1976年“文革”結束，百廢俱興。1977年，經黨中央批准，哲學社會科學部升格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其定位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殿堂、黨中央國務院重要的思想庫和智囊團。1978年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熱潮湧動;《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兩國關係再上新台階。1979年兩國政府間文化交流協定的簽署，擴展了學術合作、人員往來與交流的渠道。天時、地利、人和，舉凡日本研究，其中包括日本史研究，均進入前所未有的興旺發展期。

　　1. 研究機構的發展

　　1980年，中國日本史研究會(後稱中國日本史學會)在天津社會科學院成立。全國的日本史研究力量匯聚起來，陣容可觀。吳廷璆出任首任會長，與週一良、鄒有恆副會長樹立了專注學術、通力合作與獎掖後進的學風，餘澤遠被。學會成員約300人，通過舉辦年會或專業討論會，發行《日本史研究》《中國日本史學會通訊》，前後出版《日本史論文集》2輯，對推進全國的日本史教學和科研發揮了積極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96年12月，國內日本研究機構多達98個，日本研究學會43個，參加兩個以上研究團體的會員萬餘人，其中研究學者1260人;各類日本研究雜誌和學術刊物33種;1949年至1993年，出版著作、譯作3529種，發表論文19456篇。6其中，絕大多數為1978年以後取得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機構中，冠以“史”字的研究機構有中國日本史學會、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會、北京市中日關係史學會、蘇州中日關係史學會、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浙江省中日關係史學會、北京大學或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史組等。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南開大學、遼寧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師大、復旦大學、河北大學的日本研究所、研究中心，以及各級社科院的日本研究所等，未必冠以“史”字，仍以日本史為主要研究內容。

　　日本史研究的刊物，除前述河北大學日本研究所的《日本問題研究》、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的《日本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日本研究論叢》之外，東北師範大學外國問題研究的《日本情況》改名為《外國問題研究》(1980),1998年再改為《日本學論壇》，2009年重新變為《外國問題研究》。新增吉林大學日本研究所的《現代日本經濟》(1982)、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日本學刊》(1985)、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的《日本學》(1989)、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的《中日文化論叢》(1991)、復旦大學日本研究所的《日本研究集刊》(1993)、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的《南開日本研究論集》(1996創刊，2010年改為《南開日本研究》)等。此外，《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等刊物上也常登載日本史研究的論文。

　　2. 學術成果的出版

　　(1)斷代史、通史成果。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萬峯撰寫的新中國成立後首部日本斷代史專著《日本近代史》，提出明治維新“近代民族民主運動”説。1984年王金林的《簡明日本古代史》與呂萬和的《簡明日本近代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趙建民、劉予葦主編的《日本通史》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均為創新之作。1994年，吳廷繆主編的《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分為古代、近代和戰後3卷，共計10篇、35章，百餘萬字，由國內學者通力合作撰成。該著觀點鮮明，表述嚴謹，史料豐富紮實，為國內研讀日本史的案頭必備之書。

　　(2)古代史專題研究成果。汪向榮的《邪馬台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與夏應元編《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4)、伊文成與王金林等編《日本歷史人物傳(古代中世篇)》(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張聲振的《中日關係史》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1990年出版週一良的《中日文化關係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王家驊的《儒學思想與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以及蔣立峯的《歷代天皇列傳》(東方出版社，1991)等，展示了學者們的治學功力。

　　(3)日本近現代史專題研究成果。劉予葦的《日本經濟發展的三十五年(1945—1980)》(商務印書館，1982)，開啓專題研究的出版“熱”。1984年，劉天純的《日本產業革命史》(吉林教育出版社)、萬峯的《日本資本主義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高興祖的《日軍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上海人民出版社)、禹碩基的《日本大化革新》(商務印書館)、南京圖書館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推出。1987年，伊文成、馬家駿主編的《明治維新史》(遼寧教育出版社)，伊文成、湯重南、賈玉芹主編的《日本歷史人物傳(近現代篇)》(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王曉秋的《近代中日啓示錄》(北京出版社)出版。1988年，米慶餘的《日本近代外交史》(南開大學出版社)與《明治維新———日本資本主義的起步與形成》(求實出版社)、金明善、宋紹英、孫執中的《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史》(航空工業出版社)等出版。1989年，陳本善主編的《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史》(吉林大學出版社)、禹碩基、楊玉芝、邢安臣主編的《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暴行》(遼寧大學出版社)等出版。1990年，宋紹英的《日本崛起論》(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吳學文主編的《日本外交軌跡(1945—1989)》(時事出版社)等出版。1991年，朱庭光主編的《法西斯新論》(重慶出版社)等出版。1992年，吳傑主編的《日本史辭典》(復旦大學出版社)等出版。1995年，宋成有與李寒梅等合著《戰後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識出版社)、徐康明的《中國遠征軍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王家驊的《儒家思想與日本的現代化》(浙江日報出版社)等出版。1996年，馮昭奎與劉世龍等合著《戰後日本外交(1945—199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王振鎖的《日本戰後五十年》(世界知識出版社)、《自民黨的興衰———日本“金權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張傳傑等合著的《日本掠奪中國東北資源史》(大連出版社)等出版。1997年，推出新作甚多，包括俞辛焞的《唇槍舌劍: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中日外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吳廷璆的《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務印書館)、王曉秋的《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駱為龍及徐一平主編的《中國的日本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章伯鋒等編著的《抗日戰爭》(四川大學出版社)等。1998年，南開大學成果累累，出版王家驊的《日本的近代化與儒學》(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米慶餘主編的《日本百年外交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俞辛焞《黃興在日活動密錄》(天津人民出版社)等。

　　(4)第二代學者的成果。藤軍的《日本茶道文化概論》(東方出版社，1992)、武寅的《從協調外交到自主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出版。1997年，武寅的《近代日本政治體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李卓的《家族制度與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王新生的《現代日本政治》(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1998年，楊棟樑的《國家權力與經濟發展———日本戰後產業合理化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與薛敬孝合編的《日本經濟現狀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周頌倫的《近代日本社會轉型期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以及宋志勇及祁建民合著的《近代日本在華殖民統治》(天津人民出版社)、李卓主編的《日本文化研究———以中日文化比較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尚會鵬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齊紅深編著的《東北淪陷時期教育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等，展示了新鋭力量的整體衝擊力。

　　若干日本學者的專著被漢譯出版。丸山真男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區建英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升味準之輔的《日本政治史》(董果良等譯，商務出版社，1997)，有助於瞭解近現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厲以平、楊寧一等譯計量史學的8卷本《日本經濟史》，包括速水融的《經濟社會的成立17—18世紀》、新保博齋藤修合著的《近代成長的胎動》、梅村又次和山本有造的《開港與維新》、西川俊作的《產業化的時代》(上下)、中村隆英等合著的《雙重結構》、中村隆英編的《“計劃化”和“民主化”》、安場保吉的《高速增長》等著作，1997～1998年由三聯出版社陸續出版，推出了史學研究的新理論。

　　改革開放後第一個20年體現了三個特點。其一，短時間內大量湧現研究成果。在外國史研究中，唯獨日本史的古代、近代、現代史、通史乃至歷史詞典全部出齊。專題史研究“熱”也在持續升温。其二，近現代史領域的研究成果遠遠多於古代史領域，約為其10倍，比例失衡。其三，第二代學者展現了學術研究的衝擊力。之所以形成以上幾個特色，是因為在改革開放前20年，學術研討進入最佳時期，累年積累的學術能量得以集中釋放果。

　　3. 中國學者研究水平得到承認

　　毋庸諱言，中國的日本史研究水準，歷來不被日本學術界看好，評價不高。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日本史研究取得長足的進步，得到日本學術界的承認與好評，構成第一個20年的一大亮點。

　　(1)對等交流的國際形勢討論會。1988年8月，中國日本史研究會邀請日本著名古代史學家門脅禎二、鈴木靖民、佐藤宗淳、鬼頭清明、吉村武彥等來華訪問，在北京大學召開了中日“大化改新國際學術討論會”。兩國學者圍繞着大化改新觀、社會矛盾、東亞形勢、改新詔書真偽、班田制、改新性質和意義等問題熱烈討論，彼此受益頗多。門脅認為中國學者發表的研究成果內容“非常豐富，大大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原先擔心無法展開對話交流的鬼頭清明則感慨説:“中日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大化改新進行探究，是很有啓發性的。”7

　　(2)日本出版界推出中國學者的系列研究成果。1988～1990年，中國日本史學會與日本六興出版社合作，推出日文版的“東亞之中的日本歷史”13卷研究專著系列。其中，沈仁安的《倭國與東亞》、張玉祥的《織豐政權和東亞》等兩卷突出了東亞研究視角;王金林的《奈良文化與唐文化》、任鴻章的《近世日本和日中貿易》、王家驊的《日中儒學的比較》、呂萬和的《明治維新與中國》、周啓乾的《明治的經濟發展與中國》、馬家駿與湯重南的《日中近代化的比較》、俞辛焞的《孫文的革命運動與日本》、萬峯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興亡》、易顯石的《日本的大陸政策與中國東北》、武安隆與熊達雲的《中國人的日本史研究》、沈才彬的《天皇與中國皇帝》等展開中日比較研究，展示了中國學者的學術水平。元老級學者遠山茂樹評論説“最近十年間，中國的日本史研究，發展驚人”，中國學者“謙虛地學習日本學界成果的真摯態度和站在歷史大潮流前列堅持尖鋭且率直的批評”，使之“深受感動”。8

　　(3)中日學者合作，出版了成系列的研究叢書。1995年，兩國學者通力合作，推出歷史、文學、藝術、宗教、民俗、法制、科技、人物等10卷本的日文版《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大修館出版社)。1996年，大系獲亞洲太平洋出版協會學術圖書金獎，浙江人民出版社將其漢譯出版。大系的各卷均由相關領域的中日學者共同撰寫，其中歷史卷由王曉秋與大庭修撰寫，文學卷由嚴紹璗與中西進撰寫，宗教卷由楊曾文與源了圓撰寫，藝術卷由王勇與上原昭一撰寫，等等。大系用中日文出版，見證了兩國學術的對等交流。以上三個事例，表明第二代中國學者以紮實、創新的學術成果，贏得日本學術界的認可。

　　三碩果累累:改革開放後的第二個2 0 年(1999～2 019)

　　世紀之交，特別是進入21世紀，中日關係競爭與合作並存，國民感情由暖趨冷。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連續參拜靖國神社、野田佳彥內閣擅自將釣魚島“國有化”與中國有力反制、中國網民的街頭抗議遊行、安倍晉三內閣解禁集體自衞權等事件接踵而至。中國社會在重新打量日本，要求學者從歷史上做出探源性的解釋。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加大了對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的經費投放力度，為推出多卷本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有力保障。日本史研究陣容增強，學者勤奮努力以及出版行業內的競爭等各種因素彙集在一起，形成合力，再次推出成果井噴的盛大場面。據統計，2001～2010年，各類日本史著作共出版1305種;2011～2018年，出版665種。9按出版先後，列舉如下。

　　1. 通史與斷代史

　　(1)通史。劉建強編著的《新編日本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日本歷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王新生的《日本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等。2006年，王保田的《日本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孫秀玲的《一口氣讀完日本史》(京華出版社)出版。2008年，王仲濤、湯重南的《日本史》(人民出版社)，馮瑋的《日本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王雪松編的《簡明日本史教程》(武漢大學出版社)等出版。6年間，8種日本簡史或通史出版，反映了中國讀者的強烈需求。

　　(2)斷代史。宋成有的《新編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王海燕的《日本古代史》(崑崙出版社，2012)、王金林的《日本中世史》上下卷(崑崙出版社，2013)，王新生的《戰後日本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李卓、許譯兮、郭麗的《中世史》(崑崙出版社，2016)等出版。學者們在這些著作中提出了新觀點，一些著作彌補了學術研究的空白。

　　2. 日本古代史

　　沈仁安的《日本史研究序説》(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德川時代史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日本起源考》(崑崙出版社，2004)等涉及課題廣泛，不乏深度。王金林接連出版《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結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等專著，近年來，又推出《日本歷史與文化論集》(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日本歷史基本史料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7)等，可謂寶刀不老。夏應元等推出新作《策彥周良入明史蹟考察及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筆耕不輟，孜孜以求。

　　第三代學者也在日本古代史研究領域，顯示活力和實力。1999年，李小白的《信仰·利益·權力:基督教佈教與日本的選擇》(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00年，李卓的《傳統文化與家族文化———中日比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劉毅的《高天原浮世繪———日本神話》和《悟化的生命哲學———日本禪宗》(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2001年，趙德宇的《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世界知識出版社)、王勇的《日本文化:模仿與創新的軌跡》(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3年，王寶平的《神道與日本文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戚印平的《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商務印書館)等出版。2004年，李虎的《中朝日三國西學比較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李卓的《中日家族制度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王維先的《日本垂加神道的哲學思想》(山東人民出版社)等出版。2005年，王勇的《書籍的中日交流史》(國際文化工房)、王寶平的《清代中日學術交流之研究》(汲古書院)等出版。2006年，徐建新的《好太王碑拓本研究》(日本東京堂出版)、李卓的《日本家訓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王健的《神體儒用的辨析》(大象出版社)等出版。2007年，王寶平等的《鄰交徵書》(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2008年，《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2010年，陳小法的《日本書法藝術》(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2013年，婁貴書的《日本武士興亡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學者們在以上專著中對日本古代史展開或微觀或宏觀的探討。

　　21世紀之初崛起的第四代乃至第五代學者，開始在日本古代史領域推出新作，展現着中國日本史研究未來發展的希望。陳文壽的《近世初期日本與華夷秩序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王海燕的《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間與禮儀》(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與《日本古代史》(崑崙出版社，2012)等各有所長。2010年，江靜的《赴日宋僧無學祖元研究》(商務印書館)，吳玲、江靜的《日本茶道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郭萬平的《日本人文地理》(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2018年，錢靜怡推出《戰國初期的村落與領主權力》(吉川弘文館)等，顯示了作者的治學功力。

　　相形之下，新一代學者日本近現代史的成果遠超古代史。其中，有孫立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與《戰後日本右翼勢力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崔巖的《日本經濟體制變革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2004)，胡澎的《戰時體制下的日本婦女團體(1931—1945)》(吉林大學出版社，2005)與《性別視角下的日本婦女問題》(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向卿的《日本近代民族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姜春潔的《企業文化之中日比較研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8)，張曉剛的《東北亞開港與早期現代化研究》(東方出版社，2009)，安成日的《當代日韓關係研究(1945—196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戴宇的《志賀重昂國粹主義思想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9)，王蕾的《舊金山媾和與中國(1945—1952)》(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與《日本政府與外交體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王鍵的《戰後日台經濟關係的演變軌跡》(台海出版社，2009)、《日據時期台灣米糖經濟史研究》(鳳凰出版社，2010)與《戰後美日台關係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13)，程永明的《裕仁天皇傳》(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管秀蘭的《日本的反省:走向沒落的經濟大國》(東方出版社，2013)，張躍斌的《田中角榮與戰後日本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文春美的《二戰前日本農業問題與政黨內閣的農業政策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張東的《近代日本政治史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以及湛貴成的《明治維新期財政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等，在相關領域的研究取得新進展。

　　進入21世紀，德川時代史研究成為一大亮點。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國觀察》(商務印書館，2001)、韓東育的《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華書局，2003)等具有啓發意義。韓立紅的《石田梅巖與陸象山思想比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王青的《日本近世儒學家荻生徂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等着重儒學思想研究。2008年，葉國良與陳明姿的《日本漢學研究續探》(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王煒的《日本武士名譽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張寶三等編的《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以及2018年董澋智的《“四書化”與“去四書化”:儒學經典在“近世”中日兩國的不同際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等專著，均不乏新意。

　　此外，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陸續出版，包括劉琳琳的《日本江户時代庶民的伊勢信仰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周愛萍的《日本德川時代貨幣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李永春的《19世紀50—60年代日本和朝鮮封建政權改革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等。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則有朱玲莉的《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樊建川的《明治前啓蒙教材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郭麗的《近代日本的對外認識———以幕末遣歐美使節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江新興的《隱居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等，展現了第四代學者的功力。

　　3. 日本近現代史

　　日本近現代史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可分為以下若干專題。

　　(1)近現代日本政治外交史研究。王振鎖的《戰後日本政黨政治》(人民出版社，2004)，蔣立峯主編的《21世紀日本沉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合著的《日本政府與政治》(台灣楊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高洪的《日本政黨制度論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等著作對該領域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徐思偉的《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新華出版社，1999)、鄭毅的《鐵腕首相吉田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等著作，從多角度研究了吉田茂。俞辛焞的《辛亥革命時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和《辛亥革命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東方書店，2002)，米慶餘的《戰後日本對中東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戰後日本國家安全戰略》(新華出版社，2000)與《近代日本的東亞戰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等著作論述明晰，史料豐富。黃大慧的《日本對外政策與國內政治》(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以及劉世龍的《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李凡的《日蘇關係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喬林生的《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人民出版社，2006)等著作，開拓了對日本外交研究的視野。

　　(2)日本近代化與日本社會研究。劉金才的《町人倫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動因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楊寧一的《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祝曙光的《鐵路與日本近代化》(長征出版社，2004)、吳光輝的《轉型與建構: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研究》(世界知識和出版，2007)、唐利國的《武士道與日本的近代化轉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姚傳德的《日本近代城市研究(1868—1930)》(蘇州大學出版社，2015)等著作，探討日本近代化進程的特徵。

　　2011年，世界知識出版社推出了由楊棟樑主編的10卷本的“日本現代化歷程研究叢書”。其中，包括宋志勇與田慶立合著的《日本近現代對華關係史》、趙德宇等合著的《日本近現代文化史》、李卓的《日本近現代社會史》、臧佩紅著《日本近現代教育史》、米慶餘的《日本近現代外交史》、楊棟樑著《日本近現代經濟史》、王健宜等合著《日本近現代文學史》、劉嶽兵著《日本近現代思想史》、王振鎖與徐萬勝合著的《日本近現代政治史》、彭修銀的《日本近現代繪畫史》等，共約500萬字，研究不乏整體性、系統性、學術性，展示了日本研究院的羣體力量。

　　(3)近現代日本經濟史研究。王振鎖主編的《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國與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楊棟樑的《近代以來日本經濟體制變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日本後髮型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研究》(中華書局，2007)等著作，探討了日本經濟改革與東亞經濟發展等問題。張健的《戰後日本經濟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突出了日本外交的經濟特徵。白雪潔的《日本產業組織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張玉來的《豐田公司企業創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雷鳴的《日本戰時統制經濟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等著作，研究深入且具體。温娟的《關於明治初期地租相關事業推進過程的基礎性研究》(せせらぎ出版，2004)，展示了地税改革的歷史面貌。

　　(4)日本近現代思想文化。王中田的《日本人學思想史綱》(北京出版社，1999)、崔世廣等合著的《日本的社會思潮與國民情緒》(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李文的《日本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1972—200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對日本近現代思想文化展開了宏觀研究。2004年，中華書局出版劉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錢婉約的《內藤湖南研究》、張哲俊的《吉川幸次郎研究》，為深入的人物研究著作。劉嶽兵著的《日本近代儒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與主編的《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中日近現代思想與儒學》(三聯書店，2007)等，追蹤了儒學在日本社會發展的蹤跡。韓立紅的《日本文化概論》(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紀廷許的《現代日本社會與社會思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提供了日本文化及戰後日本社會思潮演進的若干重要信息。

　　(5)中日關係史研究。周維宏等編譯的《永遠的懺悔:歸國日本戰犯的後半生》(解放軍出版社，1999)、王曉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2000)，孫雪梅的《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日本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紀亞光的《周恩來與池田大作》(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相繼出版。蔣立峯等合著的《戰後中日關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徐靜波與胡令遠合著的《戰後日本的主要社會思潮與中日關係》(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劉天純等合著的《日本對華政策與中日關係》(人民出版社，2004)、石雲豔著的《梁啓超與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馮昭奎與林昶合著的《中日關係報告》(時事出版社，2007)、劉江永著的《中國與日本:變動中的“政冷經熱”關係》(人民出版社，2007)，都受到了讀者的歡迎。2004年，陳奉林的《戰後日台關係史(1945—1972)》(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張耀武的《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新華出版社)出版;2008年，龔騫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日本與台灣關係研究(1972—2003年)》(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對日本與中國台灣的關係展開了探討。

　　為適應重新審視日本的社會需要，2012年楊棟樑主編的《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6卷，近200萬字，楊棟樑著第1卷總論，趙德宇、向卿、郭麗著第2卷(1603—1840)，劉嶽兵著第3卷(1840—1895)，王美平、宋志勇著第4卷(1895—1945)，王振鎖、林喬生、烏蘭圖雅著第5卷(1945—1972)，田慶立、程永明著第6卷(1972—2010)。全書總結了古代，特別是近代以來日本人中國觀的演變軌跡，有助於汲取歷史經驗和教訓。楊棟樑的《近代以來日本對華認識及其行動選擇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15)，力求對日本人的中國觀做出理論性的新審視。

　　(6)侵華戰爭研究。蘇智良著的《慰安婦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日軍性奴隸》(人民出版社，2000)，主編的《罪孽滔天———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學林出版社，2000)，以及與榮維木等合編的《日本侵華戰爭遺留問題和賠償問題》(商務印書館，2005)，集中揭露了性奴“慰安婦”問題。時廣東等著的《中國遠征軍史》(重慶出版社，2001)、郭汝瑰等編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韓永利著的《戰時美國大戰略與中國抗日戰場》(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以及徐康明著的《論反法西斯盟國的對日作戰》(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合著的《飛越駝峯:二戰中規模最大的戰略空運》(解放軍出版社，2005)、著的《中緬印戰場抗日戰爭史》(解放軍出版社，2007)相繼出版，積極評價正面戰場的貢獻。王真著的《抗日戰爭與中國的國際地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胡德坤等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綱》(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蔣立峯、湯重南主編的《日本軍國主義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雷園山的《日本侵華決策史研究》(學林出版社，2006)，李洪錫的《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領事館警察機構研究》(延邊大學出版社，2008)等著作，對日本展開了新的探索和審視。

　　(7)東亞視野中的日本史研究。金龜春主編的《中朝日關係史》(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0)、李昌植的《朝日近代思想的形成及其比較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安成日的《東亞國際關係史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劉德斌主編的《東北亞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等著作，提供了多視角觀察日本的新思路。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編撰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與《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的出版，力圖揭示東亞近現代史的真相，達成歷史記憶的共識。

　　(8)資料集的新進展。2001年，黃紀蓮編的《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安徽大學出版社)、黑龍江省檔案館編輯的《七三一部隊罪行鐵證———關東憲兵隊“特殊輸送”檔案》(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2005年，金宇鍾主編的10卷本《東北地區朝鮮人抗日曆史史料集》(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出版。2004年，居之芬、莊建平主編的《日本掠奪華北強制勞工檔案史料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5年，張憲文主編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前8卷(江蘇人民出版社)、李曉方主編的《泣血控訴———侵華日軍細菌戰炭疽、鼻疽受害倖存者實錄》(中央文獻出版社)、何天義主編的《二戰擄日中國勞工口述史》(齊魯出版社)、上海市檔案館編輯的《日本華中經濟掠奪史料》(上海書店出版社)等資料集出版，有助於深入揭露日本侵華的罪行。

　　近年來，搜尋日文檔案資料並影印多卷本的資料集堪稱一大亮點。2005年，吉林省檔案館編的《日本關東憲兵隊報告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率先出版。2014年，吉林省檔案館兩次公佈500多件日本憲兵隊原件影印檔案。由張憲文主編、關捷副主編，王希亮、蘇智良等百餘位研究者編著的《日本侵華圖志》25卷(山東畫報出版社，2015)，收入圖片25000餘張，配以説明文字，圖史互證，生動具體。

　　湯重南主編的《日本侵華密電·九一八事變》(線裝書局，2015)59冊，選用了近萬份密電、密件，其中多為首次公開。2017年又出版了《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線裝書局)51冊，收錄了1931～1941年日本軍政部門的往返密電密件。上述資料集均超千萬字，完整、系統地揭示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過程，史料價值高。徐勇、臧運祜主編的《日本侵華決策史料叢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46冊影印件史料叢書，資料來源於不同國家、中日學者共同編著與解説，是其特色。瀋陽九一八事變歷史博物館等編《九一八事變機密軍事檔案關東軍卷一》20冊(線裝書局，2018)，收錄1931年9月至12月關東軍的影印件原始檔案，史料詳盡。

　　(9)工具書

　　2000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同時出版了李玉與湯重南等主編的《中國的日本史研究》以及李玉、夏應元、湯重南主編的《中國的中日關係史研究》，作為索引書，可謂開卷有益。2010年，中華日本學會、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中國的日本研究(1997—2009)》，介紹了1997年之後12年的研究狀況。其內容涉及1997～2009年中國日本研究的現狀與展望，對政治外交、經濟、日本史、日本文化與社會的研究加以評價，附有中國主要的日本研究學會和機構，信息量大。

　　4. 國外日本史著的譯介

　　翻譯國外學者的日本史研究著作，始終受到重視。其中，日本通史類著作，至少有霍爾的《日本:從史前到現代》(週一良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肯尼斯·韓歇爾的《日本小史:從石器時代到超級強權的崛起》(李忠晉等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等。另外，有關歷史人物的譯著頗多。小森洋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陳多友譯，三聯書店，2004)、赫伯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王麗萍、孫盛萍譯，新華出版社，2014)等出版。山岡莊八的《織田信長》(楊世英譯，重慶出版社，2007)、《德川家康》(第一部)(嶽遠坤譯，南海出版公司，2007)、《豐臣秀吉》(郭宏達譯，重慶出版社，2013)等歷史小説有助於形象地理解日本近世史。

　　專題研究方面，1999年，村上專精的《日本佛教史綱》(楊曾文譯，商務印書館)、梅原猛的《諸神流竄:論日本〈古事記〉》(卞立強、趙瓊譯，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依田熹家的《近代日本與中國日本的近代化———與中國的比較》(卞立強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五百旗頭真編的《戰後日本外交史:1945—2015》(吳萬虹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等各有專攻。2008年，約翰·託蘭的《日本帝國的衰亡(1936—1945)》(郭偉強譯，新星出版社)、約翰·W.道爾的《擁抱戰敗》(三聯書店)出版，2015年馬場公彥的《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苑崇利、胡亮、楊清淞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開沅編譯的《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後，2005年又推出《南京難民宣教師證言集》(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美國傳教士的日記與書信》(江蘇人民出版社)等。《拉貝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與《東史郎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魏特琳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東史郎戰地日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等，構成國外人士提供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佐證史料。限於篇幅不再逐一列舉。

　　5. 改革開放後第二個20年日本史研究的幾個特點

　　(1)研究梯隊實現了世代交替。週一良、吳廷璆、鄒有恆等老一代學者先後謝世;第二代學者退休，但仍筆耕不輟。2008年，研究梯隊中各年齡段學者所佔的比例是:30～39歲佔26%,40～49歲佔30%,50～59歲佔22%,60歲以上(含退休者)佔8%、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10至2018年，60歲以上者繼續降為6%,51～60歲者上升至38%,31～50歲者佔44%。11上述統計數字，證實第三代學者為領軍人物，發揮着核心作用;第四代、第五代學者嶄露頭角，展現着日本史研究的希望。(2)研究重點變化不大。總的看起來，日本近現代史依舊是着力最大、成果最多的領域，與改革開放後第一個20年的研究格局相同。(3)科研團體的屬性決定了自身的興衰隆替。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20年，實體型或虛體型的日本研究機構競相成立，場面火爆且難分伯仲。進入第二個20年，兩者之間的優劣立判。無編制、無經費、無固定辦公地點的虛體科研團體逐漸萎縮，並被邊緣化。相形之下，實體型的科研單位經費、編制有保障，人才濟濟、展示了可持續發展的明朗前景，構成中國日本史研究的中堅力量。

　　結論:新世紀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展望

　　1.進入21世紀，推進中國日本史研究的機遇與挑戰並存

　　在21世紀，中日關係日趨結構性的複雜化。2012年安倍晉三再度執政後，配合美國奧巴馬政府“亞太戰略再平衡”的對華遏制方針，推行“自由與繁榮之弧”與“價值觀”外交，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構想，致使中日關係再陷低谷。2017年10月，自民黨大選獲勝，安倍內閣繼續執政。在支持美國的“印太戰略”的同時，頗感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壓力的安倍，為穩定日中關係和獲取對華經貿利益、對美交涉的籌碼，提議開啓“競爭轉為協調”的對華新方針。2018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問日本。10月，安倍晉三首相正式訪華，與習近平主席達成若干共識。中日雙方簽署2000億元人民幣額度的貨幣互換協定以及在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協議，兩國關係重回正軌。12事實表明:中日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互傷，誰也離不開誰。中日關係的競爭與合作轉換不定，但日本史研究的動力並未缺位。隨着日本進入令和時代，中日普遍關注兩國關係的走向，日本史研究的力度只會進一步加大。

　　2.伴隨着中國進入信息時代，日本史研究與網絡結緣

　　1993年9月，中國公用分組交換數據通信網(ChinaPAC)開通，標誌着中國進入信息時代，網絡用户僅有2000餘名。經過跳躍式的發展，至2018年6月，中國網民達8.02億;手機網民規模達7.88億，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羣升至98.3%。13網絡化，對中國的日本史研究提出新的要求。中國的愛思想、中國知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百度、搜狗、360搜索等50多箇中文搜索引擎，可供查詢各種資訊。

　　在日本史研究領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等科研單位競相建立網站，藉助其傳播的便捷，走出象牙塔，面向國內外大眾開放，另闢一片廣闊的新天地，擴大研究的社會效應。非歷史學科班出身的社會人士搭建網絡平台，相互交流、切磋，形成網絡版的在野史學。例如，日本古代史論壇(www.ribenshi.com)創建於2005年8月，至2012年，發展為具有日本古代歷史討論、歷史劇譯製、相關資源共享、文化交流討論等多種功能的大型網絡社區，入羣者6600餘人。加入其中的網民來自國內外，具有非專業性、興趣第一、生動活潑、來去自由等特點，顯示了草根史學的旺盛生命力。

　　3.今後着力解決的幾個問題

　　其一，日本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在21世紀，社會史學、政治學、文化人類學以及全球史觀、世界體系論、突變論、博弈論等國外的理論的影響力在增強，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主導地位繼續受到挑戰。與此同時，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唯物史觀與實證研究方法已深度融合。馬克思史學理論成為絕大多數研究者的思維模式，構成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的顯著特點。史學研究方法則以不尚空談、周密細緻的中國式、日本式實證研究為基礎。時至今日，理論思維薄弱的中國日本史研究，難以在國際學術界成大氣候;日本史研究缺乏真實、豐富、新的史料支撐，也同樣蒼白無力。在新世紀，儘快推出日本史研究理論方法的研究著作，為當務之急。迄今為止，由中國學者撰述的專著仍告闕如。21世紀呼喚着中國人的日本史學史問世，當有堪當重任者，畢竟“沒有理論就沒有歷史科學”。

　　其二，如何建立中國特色日本史研究體系，即形成中國人的日本史解説體系，可謂見仁見智。其實，中國古代正史《二十四史》裏的“倭傳”“倭國傳”“日本傳”，已經形成古代中國人的日本史解説體系，具有連續性、歷時性等特點，相對客觀、翔實，畢竟是在日本人尚無文字之前中國人代記其國家初建的歷史，史料價值不菲。

　　甲午之戰、馬關締約後，中國成了被日本宰割、蔑視的對象。清末民初，雖日本史成果不少，但得到日本學術界首肯的，不過戴季陶的《日本論》而已。新中國成立後，經過第二代學者多年奮鬥，日本學者改變了看法，展示了中國特色日本史研究羣體的風采。進入21世紀，圍繞日本文化、中日文化交流、日本近代化、日本人的中國觀等重要研究課題，推出多卷本的系列研究叢書，以及好太王碑研究等得到日本學術界好評的專題研究專著。實際上，中國特色的日本史研究體系儼然成形，已是不爭的事實。

　　其三，中國日本史研究成果數量龐大固然可喜，其質量如何，尚需冷靜評價。日本史屬於外國史，研究課題在國內創新較易，國際創新很難。若滿足於國內創新或照搬國外成果、傲視本國同行，出息不大。消化吸收需要時間，要耐得住坐冷板凳。現在是研究者坐不下來、急就篇累出、成果名不副實的現象屢見不鮮。説到底，名實相副是出精品的基本要求之一。經過創新努力，提升學術水準足可預期。

　　其四，中國形成研究日本史的傳統仍需光大。新中國成立後日本史研究的70年並非孤立存在，而是有着悠久的學術傳承史。從縱向來看，《二十四史》正史的“倭傳”“倭國傳”“日本傳”記述一脈相承。近代中國驟遭未見之大變局的被迫東遊學藝，包括民國時期戎馬倥傯的日本研究，以及台、港、澳的日本研究，均與新中國成立後的日本研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從橫向來看，日本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社會研究，也可為擴展或深化日本史研究提供豐富的史識滋養。縱向繼承、橫向汲取，開創21世紀日本史研究的新局面。

　　近代以來，馬關締約後，中國人的研究均離不開救亡圖存的現實觀。誠如黃遵憲的《日本國誌》的編著原則所説:“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牽涉西法，尤加詳備，期適用也。”14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堪稱“期適用”的失敗嘗試。延至民國，乃至今日，中國的日本史研究者依舊關注近現代日本，此一傳統利弊兼有，如何發揮正能量，依舊值得思考。如何調整日本古代史與近現代史研究比重的失衡問題，也值得關注。

　　其五，調整研究姿態仍有現實意義。在中國正史中，約兩千年前的《漢書·地理志》燕地條首次記述日本:“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15但説到研究，至少到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間(1465～1563)，備受“北虜南倭”之苦的明朝人，才放下身段，面對面地考察、研究日本，於是有胡宗憲主編的《籌海圖編·倭國事略》、鄭若曾的《日本國考》、李言恭等的《日本考》等問世。明清更替，又重複了忽視日本吃大虧的歷史性錯誤。甲午戰爭後，出現學習、研究日本的熱潮，以至於今。與此同時，也存在唯日本學者馬首是瞻、學術“精日”的現象。有必要正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利21世紀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健全發展。

　　註釋

　　1吳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光明日報》1961年4月9日。

　　2吳廷璆:《大化改新前後的日本的社會性質問題》，《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55年創刊號。

　　3週一良:《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農民運動》，《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56年第2期。

　　4週一良:《關於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62年第1期。

　　5吳廷璆:《明治維新與維新政權》，《南開大學學報》1964年第7期。

　　6駱為龍、徐一平主編《中國的日本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第23~25頁。

　　7王金林:《六十年以來中國的日本史研究》，《南開日本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第359頁。

　　8王金林:《六十年以來中國的日本史研究》，《南開日本研究》，2013，第358頁。

　　9楊棟樑、郭循春:《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日本史研究---基於“大數據”統計的分析》，《歷史教學》2019年第3期。

　　10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等編《中國的日本史研究(1997~2009)》,2010年5月。

　　11楊棟樑、郭循春:《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日本史研究---基於“大數據”統計的分析》，《歷史教學》2019年第3期。

　　12《安倍訪華:中日關係按下“重啓鍵”》，《新京報》2018年10月30日。

　　13《CNNIC:2018年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8年8月20日，http://www.199it.com/archives/762773.html。

　　14王寶平主編《晚晴東遊日記彙編·日本國誌·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頁。

　　15《漢書·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