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完成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當代中國最緊迫的任務？_風聞
西方朔-2020-10-21 09:38
作者：李子安鏈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8203200/answer/1199419718來源：知乎著作權歸作者所有。商業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我們現在回到題主的問題，想要回答產業結構轉型為什麼重要，還是那句話：透過現象看本質。現象是什麼？是當前國家政策，讀懂國家政策以後反過來推，你就能明白這些政策背後的動機和原因到底是什麼了。這其中邏輯，讓我們來慢慢梳理一下防守反擊：中國的三手應對措施現如今，美國依舊穩居世界綜合國力第一，而中國仍然在眾多領域大幅落後於發達國家；這種現狀決定了中國尚不具備足夠的實力進行主動出擊，而是會選擇“盡全力穩住當前局面”的防守態勢。
其實中美雙方也都明白，如果現狀繼續維持下去、或者是中國能夠守住美國的進攻和圍堵，那麼最終勝利的天平必然會慢慢向中國傾斜。從近幾年的時政新聞中我們也不難瞭解到，中國針對“割菜三神器”已經分別作出了極其關鍵的應對措施：
首先是在政治上，通過強化政治體制改革，保持政策延續性。
其次是在金融上，嚴格收緊換匯渠道、提高換匯門檻並打擊地下錢莊、防止外部勢力製造金融動盪以後可能會出現的大資本外流。
應該説，上述兩項措施都可謂是在頂住巨大的壓力和風險下操作的，其目的是不給任何勢力以可趁之機；但從另一個角度説，被逼到不惜動用如此釜底抽薪的終極辦法，亦從側面説明了中國當前所承受的壓力已是十分地嚴重而緊迫。
某地區嚴重的經濟泡沫會吸引大量“作空”投機者，簡言之便是通過持續的鉅額貸款加速泡沫拐點的到來，然後一面兑換外匯、一面拋售貨幣引爆泡沫，在貨幣體系崩潰後賺取外匯差價並撤離。當然這是比較高端的金融家玩法，也適用於股票期貨；對於普通玩家而言，他們往往會在某個具體的領域裏人為製造或煽動泡沫的增值、然後通過高位出手來賺錢，對的你沒看錯，這其實在本質上和投機傳銷沒什麼兩樣、也是李X誠之流們最主要的財富積累手段。可惜又可悲的是，某港人民像瞎子一樣，把大炮架起來卻打向錯誤的目標；相反大陸人民就清醒很多：他們一直都在輿論上炮轟地產大亨，高層更是即時跟進封鎖換匯、切斷投機者們變現潛逃的後路。但是，外匯管制所需要承擔的風險與政治體制改革不相上下，因為這對人民幣的離岸市場和國際化都會造成極其嚴重的衝擊，甚至會導致中國經濟的急剎車，潛在損失不可估量，完全稱得上是“壯士斷腕”的一招。圖片來自網絡
當然，一味地防守並非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中國在給政治和金融打下兩樁定海神針的同時，也勢必要在技術封鎖領域採取破局措施、變被動為主動；
而這個主動出擊的戰略措施，具象化以後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帶一路”國家戰略。
通過對“一帶一路”各項政策的研究和解讀，並結合前文所述的世界產業體系分析，我們可以找到該戰略的兩個最重要的任務方向**（此處敲黑板）：**
第一，是在幫助沿路國家進行基礎建設的同時、轉移國家過剩的行業產能，從而實現雙贏；
第二，是通過“一帶一路”的兩極——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互動，引入先進的技術和人才、調整產業結構、最終實現整個國家經濟和科技的躍遷。
而針對這兩個任務方向所展開的詳細論述，將有助於我們從國際化的角度和深度去全面理解該戰略的價值所在，並能夠預測未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趨勢、以及這些變化將會對我們所處的微觀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
傳統的地緣政治研究裏有海權國家和陸權國家兩種分類，從歷史效果來看，自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以來，海權國家一直佔據着絕對的優勢，典型的如英美日澳等等。他們最主要奉行的一個政治策略就是扮演“離岸平衡手”，即利用並煽動大陸國家之間鬥爭和角力來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陸權國家的策略則與之相反，他們都是意圖吞併或整合大陸國家的資源來實現一體化，比如法德俄羅斯等等。而令整個世界感到意外的是，中國人的宏偉理想總是能一鳴驚人：我們在選擇海權發展路線的同時，卻拋出了符合大陸國家整體利益的經濟帶整合方案。至於原因，或許是“韜光養晦”的不自信假設、或許是中國本身半大陸國家的身份，更或許是對於中國來説，這種在三千年前就被老祖宗們玩剩下的“合縱連橫”遊戲，也是時候該更新點資料片了。圖片來自網絡
十字路口與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都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敵人；而蘇聯這個後援雖然幫助中國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但是仍然在中國拒絕擔當馬仔角色之後與之反目成仇。可以説，初期的新中國為了維持其自身的獨立性，是以犧牲了巨大的經濟利益為代價的；再加上建國中期的政策停滯，導致原本傾盡全力發展工業化的思路備受懷疑和指責、關於路線問題的爭論更是愈演愈烈。
正是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一個頗為折衷的方案，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系”，最終被提上了日程。
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體現了當時中國最糟糕的國際形勢。雖然解放軍在正面戰鬥中佔盡優勢，但蘇聯、美國兩大強權、以及西歐和其他不結盟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公開支持印度，再加之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的拖累，導致中國在推進至主張邊界後單方面停火併後撤，未能一舉收復被印度非法侵佔的藏南和達旺。若非我國領導人抓住了“古巴導彈危機”的戰略機遇、果斷出擊粉碎印度的野心，那麼作為新藏公路咽喉而存在的阿克賽欽地區都將岌岌可危。圖片來自網絡
多年以來，中國作為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其核心基礎是利用自己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以及安全穩定且相對高質量的內部環境和基礎設施，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優質的製造業下游，承接來自全世界的生產訂單、完成資本積累。
與此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和韜光養晦政策也讓西方國家放鬆了對其的防備，並在高速發展時期吸收了很多前沿科技的發展思路和應用技術；加之“911事件”後的中東亂局拖住了美國的注意力，白送給了中國十幾年最為美好的國際環境。
另一方面，集中穩定的政治體制又保障了國家可以更有針對性地統一利用和分配高速發展時期的紅利，使得中國不斷完善包括高鐵網、公路橋樑網等等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更逐步積累並發展出了值得驕傲的全套工業體系，其工業門類的齊全程度僅次於美國。
港珠澳大橋。“基建狂魔”三十年工業積累的的巔峯之作，現為世界最長的沉管隧道以及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穿越深圳港及廣州港進港航道的海底沉管隧道最初原計劃引入荷蘭技術，但被15億元人民幣專利費嚇退後自行突破技術壁壘，可見先進技能樹的升級只和正向的技術時間積累有關聯性、而非形而上的國家體制或人種。更何況撇去技術不談，單論該大橋36年半的回報預期，恐怕都只會讓任何資本導向性的“民主”國家望而卻步。圖片來自網絡
當然，正如所有經歷過或者掙扎在“中等收入陷阱”邊緣的發展中國家一樣：
放緩舉國體制的科技和工業化進程以後，轉而採取對工業產品不恰當的保護政策、以及對商品經濟的過度開放，使中國在經歷高速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成本飛速攀升的同時，內部市場日趨飽和、泡沫經濟和貧富差距嚴重擴大、但科技研發的差距卻沒有得到顯著縮小。
這一系列的量變同時發揮作用，導致目前的中國製造業正在面臨巨大的挑戰和瓶頸期；而在擔當了多年的“世界工廠”以後，中國也積累了大量處於產業下游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諸如基建和加工代工廠等等）。由於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隨之急速攀升，但是由於消費市場的日趨飽和、以及消費羣體對於產品質量和個性化的要求日趨苛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過剩產能無法對接與之相匹配的足夠內需、亦無法獲得能夠維持其生存的足夠利潤。
眾所周知，如日中天的金融和房地產都是要依託實體行業的發展來存在，而勞動密集型產業本身也可以吸收社會中大量存在的低端勞動力、幫助維持社會穩定。但是，在所謂經濟增速放緩的新常態下，如果維持現狀而不進行任何破局和戰略調整，那麼後續的情況就將極度惡化：
在新的世界格局和經濟體系中，我國並沒有擁有像歐美當初那樣“殖民地化”的傾銷市場、且現階段的下海創業環境又與當初國企改制時的經濟飛速發展期不可同日而語；所以一旦製造業出現衰退，大量的失業人羣就會衍變成寄生於整個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進一步引發資本外流、金融和房地產動盪，令國家的經濟發展陷入一個永遠無法突破的死循環當中。
事實上，這個死循環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表現形式，也是目前世界上所有“中等收入國家”們都正在經受且無力改變的瓶頸階段。
中國代工廠。隨着人力成本的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必將大幅縮水；對整個國家而言，產業困境帶來的最大危險並不來自於產業擁有者，而是來自基層勞動力。上世紀90年代，中國抓住國企改制的黃金時機，將大量下崗工人轉移到了更新後的產業體系裏。現如今，新的產業體系也即將到達瓶頸，下游運營接近極限、經濟發展退無可退，龐大的基層勞動力又將何去何從？圖片來自網絡
產業結構轉型的兩大要素發展中國家想要徹底扭轉這種死循環下的不良經濟結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並最終成為發達國家，理論上説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完成“產業結構轉型”。只不過由於上一章所闡述的那些掣肘問題，大多數國家為實現“產業結構轉型”所作出的努力，最終都無一例外地會以失敗而告終。
現在，這個艱鉅的任務擺在了中國面前，而中國也已經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價值和目標，其實就是幫助中國最終完成“產業結構轉型”。
產業結構轉型有兩大要素：一是轉移、二是升級。
所謂轉移，即是將擁有過剩產能的大量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其他地區進行轉移；
所謂升級，則是將上述產業取而代之為以高科技為支撐的資本密集型產業。
所以，“一帶一路”沿線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包括東南亞、中亞、中東、東歐等國，必然都將成為中國戰略規劃裏的受益者。
與西方所謂“新殖民主義”指責相悖的是，中國不可能也無法照搬老牌工業國的割韭菜模式，因為如果採取那樣的遊戲規則，中國將註定無法撼動現有世界的上下游分工體系。講白了，在幫助沿路國家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其實並不需要真正賺到多少真金白銀，畢竟外匯放在那裏沒地方用的話也就只能去買美國國債。中國真正所看重且必須做到的只有一點：那就是一定要讓這些沿路國家消化掉中國內部的過剩產能、降低國內製造業崩盤的風險；
與此同時，在這些沿路國家逐步發展起來的過程中，中國還可以順手拓展各類製造業產品的外銷市場，所得盈利又可以進一步加快產業結構轉型的速度，使“中國製造”的產品質量和科技含量同步提高、反過來更加快速地搶佔更多的消費市場。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這種非常健康的良性循環一旦形成，中國和沿路國家們之間就會形成一種封閉式的袖珍版上下游分工體系。在我國“世界大同”的民族理想指導下，該體系的運作模式肯定會比傳統的掠奪式分工更加體面。而真正到了那個時候，中國自然可以隨意憑藉高科技擔當的“中國製造”去競爭並拓展更廣闊的海外市場；然而，是否需要把域外的某些國家徹底排除在體系之外，那就得看中國自己的意見了。
現在我們知道，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產業結構轉型的第一個目標——“轉移過剩的低端產能”是可以實現的；但是對於第二個目標——升級高科技產業，“一帶一路”戰略又將從哪裏開始實現呢？
蒙內鐵路，是中國總投資38億美元在肯尼亞建設的聯通首都內畢羅和蒙巴薩的幹線鐵路，為肯尼亞人提供了累計超過3.8萬個職位。經常狂噴對外援建的國內網民多數還沒搞明白外匯儲備和印發貨幣之間的相生關係，暫且不去算經濟回報和建設人員的賬，就算算這本地3.8萬個職位可以搭上多少個長期性技術指導的崗位吧。想轉移國內巨量的基層勞動力、順帶升級基層勞動力為管理者和指導者，一條蒙內鐵路連塞牙縫都不夠，中國的援外陽光不僅不能停、還必須照耀全世界。什麼？你問這3.8萬個職位為什麼不能都給中國工人？拜託，自古以來崇尚和平、與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中國人民，怎麼會把目標放在割第三世界人民的韭菜上？你看那些坐在產業體系最上游的金融渣渣們，他們的錢不香嗎？圖片來自網絡
**解析“歐盟陷阱”**如果“一帶一路”的終極目標僅僅是打造一箇中國與沿路發展中國家的袖珍版產業分工體系的話，那麼這種戰略就將帶有巨大的侷限性並且很有可能會胎死腹中。因為在區域性分工體系搭建的過程中，產品市場的重新劃分必然會損害和犧牲其他科技壟斷者的核心利益；但是就目前的實力而言，中國還並不足以抵抗住這些老牌強國們的合力一擊。因此，倘若中國真想實現其最終的戰略目標、並讓該計劃順利無阻礙地推行下去，就必須把“一帶一路”的另一極——“歐洲大陸”，從敵對陣營中分化出來，並納入“一帶一路”的分蛋糕利益體系裏。
關於歐洲在世界經濟體系裏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這不是一個能夠一概而論的問題。其根源就在於歐盟雖然是一個經濟共同體，但卻並不是一個在政治上高度統一的地區。隨着貨幣的統一和人口流動的自由化，歐盟內部會在經濟上產生嚴重的分化並形成一種掠奪式的區域性產業分工體系：
高端技術強國（德法瑞等國）可以以最低成本吸納全歐洲的適齡勞動羣體、並以最高利潤額壟斷全歐洲的高附加值產品傾銷市場；
而低技術國家（東歐南歐等國）則只能眼睜睜面對人口和技術的流失，通過變賣國家資源、或者生產和銷售低附加值產品（輕工業和農業等）來艱難維持生計。
另一方面，由於政治上的不統一，歐盟無法有效地運用政策手段去幹預和疏導這種經濟上的嚴重不平衡、更無法阻止歐盟內各國經濟的發展逐漸形成馬太效應（窮的越窮富的越富）。
這兩者同時作用，導致了近年來歐洲各國的民粹和退歐派政治勢力紛紛上台、歐盟的立盟之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動搖和打擊。
讓我們不妨舉個例子來説，比如意大利。
首先，這個國家雖有較強的科技儲備，但卻遠達不到歐洲最先進的水平、且嚴重缺乏海外產品的傾銷市場；
其次，在加入歐盟以後，意大利徹底失去了通過貨幣政策來降低產品成本的機會，所以只能硬碰硬地和一線壟斷國家競爭並屢受重挫、坐看法德等國逐步瓜分掉全歐洲甚至全世界的高端產品市場。
這兩點原因所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在意大利人本身不善經營、產品營業額和利潤率低靡不振的情況下，他們便沒法儲備更多的資金投入科技研發，導致其產品競爭力進一步下滑從而更難創造利潤、整個國家的經濟也隨之陷入一種惡性循環。
近年來，作為歐盟創始成員國的意大利，反而成了退歐鬧得最兇的國家之一，其原因正是出在這裏。事實上，同樣的情況在歐洲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依靠輕重工業發家的二線國家們身上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體現，我個人把這種加入歐盟以後反而經歷經濟衰退的羣體現象稱作“歐盟陷阱“。
全球第一的新冠病毒致死率再次把意大利“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推向台前，除了低生育率之外，更不容忽視的原因來自於青壯年人口的流失。數據顯示，過去十年，每一千個15-34歲年齡段的人羣中就有20位離開意大利，排名前四的流失目的地分別為英國、德國、瑞士和法國。很多歐洲二線國家一直都沒搞清楚的是，現階段會阻礙他們發展、或者説需要他們真正提防的並不是第三世界，而是同處於歐盟內的其他一線國家。因為就算是第三世界裏潛力最強的中國，也必須要在完成產業結構轉型以後才具備同發達國家競爭的實力；但是反觀當下的歐盟，很多成員國早就處在產業結構的同一層級，他們在傾銷產品的過程中必然存在真正白熱化的競爭關係。所以對於沒有意圖爭奪區域霸權的二線發達國家而言，此時跟風對中國採取技術封鎖或者抱持謹慎懷疑的態度，都只會導致被其他競爭者搶佔市場而得不到任何回報。你可以篤信德國人比意大利人天生更擅長工程技術，但是我更願意相信生產力、生產資料和生產關係三者共存的關聯：科學技術的更新和飛躍永遠都是與金錢直接掛鈎的，如果沒有殖民主義的原始資本積累、就不會有工業國家的科技碾壓，連這一點都想不明白的歐洲國家簡直就是數典忘祖。
島鏈封鎖出來的雙向戰略機遇期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説，中國想要完成科技突破或者搭建區域性經濟圈，最優解本來應當是近在咫尺的韓國、日本和東南亞，但是由於美國還在亞太地區佔據着極大的戰略優勢：不僅直接駐軍日韓操縱其本國政治、在亞太地區佈置足以形成三重島鏈的軍事基地，而且擁有舉世無雙的碾壓型海空部隊和全球制海權。所以中日韓三國一直以來都無法在美國的眼皮子底下搞出任何實質性的區域經濟圈；
而恰恰也是因為如此，中國才會不得已而把眼光放到山高路遠的歐洲。
同樣作為上游產業鏈地區，歐盟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十分強大，相較日韓而言受美國的干擾和控制程度較小。
再者，連接中歐之間的是歐亞大陸，駐紮着俄羅斯和其他一大票反美國家，美國使用軍事幹預的能力和慾望都不強（批准“出動地面部隊”和“單純空襲+巡航導彈”對白宮而言絕不是同等政治難度的事）。
在08年次貸危機之後，歐盟的經濟發展嚴重停滯、與美國的關係更因為多重利益磨擦而顯得貌合神離起來；與此同時，歐盟各國上層精英們的政治態度也正在發生着微妙的變化：隨着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瞭解日益加深，他們從強硬自大逐漸轉變為精明務實、與中國XX形態的對立也慢慢得以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