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傳奇仍在,世間已無榮毅仁_風聞
酷玩实验室-酷玩实验室官方账号-2020-10-21 08:28
上週,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週年。
一提到深圳,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往往就是高新科技,比如華為、騰訊、中興、大疆。

深圳不只有高科技。
也許鮮有人知,深圳還是最早接受“資本家”的城市:
1981年,中國第一家外資企業正大集團在深圳誕生;
1982年1月,中國第一家外資商業銀行——南洋商業銀行在深圳開業;
1990年10月,中國內地第一家麥當勞在深圳羅湖開業……
直至今日,深圳的外商投資企業已累計超過9萬家,吸收外資近3000億美元。

1990年,內地第一家麥當勞
説到引入外資,中國有一個“資本家”要比深圳更早提出這個概念。
1979年,離深圳經濟特區開放還要大半年,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亟需本錢,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對外融資、發外債。
但這個想法在仍是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來説,太超前了。
當時國人並不理解,覺得這是一種“丟人的、賠本的買賣”,甚至有不少人批評這是“學習西方資本主義”。

提出這一理念的資本家,如今已經很少有人記得,他所締造的、當時專門負責對外融資的公司,名氣卻很大——“中信”。
眾所周知,如今這家公司已經成為資產萬億的世界500強金融巨鱷。
不過,很少有人知道正是這位“資本家”——榮毅仁,幫助我國在改革開放早期順利完成了資本積累。
他的一生,和中信一樣傳奇,經歷了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新中國的建設、文革的迫害和改革開放,見證了整個20世紀的中國歷史。
他也是中國唯一同時做過首富和國家副主席的人。
他的家族更加神秘,在經歷了100多年起起伏伏後,依然是中國最富有的家族,也許沒有之一。
01
説起榮毅仁和榮氏家族,要從那場驚心動魄的綁架案説起。
1946年4月25日上午,榮毅仁的父親榮德生剛出門,就突遇一幫陌生人的攔車。
攔車的人拿着“政府軍司令部”的逮捕證,嘴上聲稱“榮德生是經濟漢奸,請他到局裏去一趟”。
不由分説,粗魯地將他拉入車裏,揚長而去。

為什麼要拘捕他呢?
要知道,當時的榮德生已貴為國內“首富”,是國內人心中的“大企業家”。
十幾年前,榮德生和哥哥榮宗敬靠開面粉廠發家,在全國開到了14家工廠,佔全國麪粉生產量的1/3,之後又進入紡織行業,很快也開到了9家。在當時流傳一句話:“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吃榮家的、穿榮家的。”
不僅如此,他們還將中國的棉布棉紗出口歐洲,賣到“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用中國人的貨,掙外國人的錢,還在當時買下一座日本人的紡紗廠,很給中國人提氣。
抗日戰爭後,榮德生的事業達到了巔峯,不僅是棉紗、麪粉,就連印染絲綢、煙酒火柴、金融證券等行業,都有他的招牌。

左哥哥榮宗敬,右弟弟榮德生
結果拘捕第二天,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榮家收到了“綁匪”的信件,信中用血紅色的字寫着,索要50萬美元贖金。
原來不是拘捕,而是綁票。
50萬美元在當時是什麼概念?當時1美元能換約2.5枚大洋,2000枚大洋在北京能買一個四合院,50萬美元相當於能在北京買下625個四合院。
這樣的天價,連當時駐華美軍的總司令魏德邁得知此事後也公開揶揄道:“贖金高達50萬美元,連美國也沒聽説過。”

人命關天,榮家容不得拖延,只得各路籌款,在市場上高價收購美元,硬生生在一週之內湊齊了這筆鉅款。
但就在交易當天,奇怪的事再次發生了。
**榮家沒等到綁匪,反而等到了警察。**幾位警備司令部的人突然出現在榮家此前和綁匪約好的交易地點,上來不聽解釋就一通亂打,不僅打傷了來交接贖金的工廠經理,還沒收了贖金。
第二天,在榮家發動各方關係討要,警察局才將贖金髮還給榮家,之後榮家又收到綁匪的信件,説贖款不必再送,由他們自己去廠長家取。

在約好當天,一輛汽車直駛到廠長辦公室門前,不慌不忙地拿走了贖金。
28日晚10時,綁匪聲稱順利拿到50萬美元,將榮德生用一輛三輪車送回家中。
榮父雖虎口脱險,但整樁綁票案卻讓榮家對當時的政府產生了新的看法:
為什麼在約定好的地點,反而警備司令部的人會突然出現?
之前家人發現,綁匪的開的車上印有“淞滬警備司令部”標記,這是怎麼回事?
該汽車後來經查是警備司令部副官處處長的,警方為什麼不追究?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
破案之後,50萬美元贖金原封不動的被找回,但警備司令部只還給了榮家13萬美元,其餘都被無理由扣留了,甚至還款的第二天,警備司令部還派人到榮氏公司,公然索要所謂“破案賞金”。
一次不夠二次,二次不夠三次,直到將13萬美元全部要走。
之後兩年,各地官員紛紛趁火打劫,要榮家捐錢,僅上海一地,要求榮德生捐款的機關就達50多家,榮家前後又支付了60多萬美元后才息事寧人。
榮德生既無奈又氣憤:“綁匪只要50萬美元,現在破案了,卻用去了60萬美元還不夠!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即使如此,榮毅仁並未放棄自己的“救國之志”。
榮毅仁在報考大學時,已經對當時的法律系統頗有微詞,本曾想讀法律系,可是遭到了父親的反對,改讀了歷史系。
讀大學時,他就讀的老牌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校規極嚴,要求學生不許過問政治。
但當時的中國形勢,讓他無法坐以待斃,他和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一向很要好,他們還曾一起出頭髮起向東北義勇軍捐款的活動。
一度,榮毅仁還想報考空軍,與敵人博擊長空,可家裏人不同意,只能作罷。

而就在綁架案幾個月後,內戰的戰火燒到上海。
戰前,上海的資本家們全部聞風出逃,只有榮德生執意要留下,他做出“決不遷廠、決不轉移資金、決不離開無錫”的三不決定,為民生穩定盡一份力。全家的所有孩子中,只有榮毅仁留下來陪父親。
但父子倆實業救國的雄心,很快就被一盆冷水撲滅。
10月下旬,先是榮毅仁的堂哥榮鴻元被蔣經國無理由逮捕,最後以私套外匯、囤積居奇的罪名,判處徒刑一年半。
在獄中,榮家再次被警察局敲詐勒索,無奈之下,又上繳了上萬美金。
緊接着,國民政府還將東北戰場失利的原因,直接賴到了榮毅仁頭上,説他作為麪粉供應商,賣給政府發黴的麪粉,導致前線士兵吃完拉肚子,無心戀戰。

但後來知情人告訴榮毅仁,是國民政府糧食部暗中將他上交的30萬擔白麪粉掉了包,才讓前線的官兵吃了壞掉的糧食。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國民政府上海法院以此向榮毅仁提起公訴,再次向榮家勒索鉅額賠款。
榮毅仁此時申訴無門,絕望到準備放棄。
一個家族在戰亂之下選擇為國出力,卻被人屢次勒索、綁架、威脅,直至扣上賣國賊的帽子,他感到荒謬怪誕。
就在5月25號要開庭的時候,他已束手就擒,準備接受國民政府的審判。
正巧就在同一天,解放軍大軍圍城,國民黨軍紛紛忙於逃跑,審判擱淺了。
第二天天剛亮,榮家被一連串急促的敲門聲吵醒,本以為是官兵來抓他,開門發現是自己公司的下屬。
下屬急匆匆向榮毅仁報告,説此時此刻在上海有一個“奇景”:
大街小巷上都睡滿了解放軍。
這是怎麼回事?榮毅仁心中充滿了疑惑,他親自開車上街,結果真的看到在巷子和馬路兩旁,睡滿了穿着軍裝的軍人。
有些人衣服上都是土,有些人綁腿上還沾着泥,有些人枕在路邊的大石頭上,有些人乾脆就在地上一躺,這一切都靜悄悄,無聲無息。

他當時不知,這是陳毅在攻佔上海後定下的嚴格規矩:一是市區不使用重武器,二是不入民宅。
當時正是江南梅雨季節,有的幹部反對:“遇到下雨,有傷病員怎麼辦?”,但陳毅堅持説:“無條件執行,説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而這一景象,讓榮毅仁看呆了。
他見過軍閥部隊,見過北伐軍、國民黨軍,從沒有見過這樣的軍人,寧願在大街上風餐露宿也不擾民。

當他快開到租借的時候,被一位士兵攔住了,他很有禮貌地告知,前方還有戰鬥,不安全,請他先回去。
這一幕讓他想起在不久前,一支國民黨部隊在他家門口堆起了沙包,架起機槍,要以他家為軍營開打。最後他雙手捧上兩根10兩重的大金條,他們才肯離去。
想起此情此景,榮毅仁又對國家充滿希望。
02
一週後,33歲的榮毅仁收到來自解放軍的請帖,邀他出席一場座談會。
妻子不支持他去,擔心此行是“鴻門宴”,凶多吉少。
但榮毅仁想起之前的場景,他還是坦然接受了邀請:“我就不信還有比國民政府更差的軍隊!”

年輕時的榮毅仁和妻子
6月2號下午,榮毅仁一路忐忑不安地來到上海外灘的中國銀行大樓,去的一路上都雙拳緊握、十分緊張。但當他走近門口時發現,等待他的不是盛氣凌人、橫眉冷對的兵役,而是一位滿臉笑容的大叔。
這位大叔,正是當時命令解放軍不許入民宅的上海市市長——陳毅。
會議一開始,陳毅便講:“我知道,你們對共產黨是怕的,其實沒有啥可怕,你們看我們今天到會的幾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殺人放火之徒吧?”
説完後,大家都笑了。

之後陳毅向大家解釋了下當前國內的經濟形勢,告訴在座所有人:“有什麼困難可以找黨、找政府,黨和政府説話是算數的。”
原先聽國民黨説“解放軍會吃人”的榮毅仁一時愣住了,原來共產黨沒有想象中那麼凶神惡煞,反而鼓勵他們儘快恢復生產,好讓工人們儘快就業。
會後,陳毅還拍着榮毅仁的肩膀説:“你是榮氏企業留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所有榮氏企業統統由你掌管。”
這讓榮毅仁心中的石頭落了地。
回到家後的榮毅仁一反出門前的陰鬱,滿臉興奮地和家人説:“蠻好,蠻好!廠子裏馬上開始準備,明天就復工!”

幾天之後,榮毅仁為表達感謝,託人邀請陳毅來家裏吃飯,陳毅知道後剛想答應,身邊的人卻攔住他:“去和資本家吃吃喝喝,立場是否有問題?”
陳毅對此嗤之以鼻。“我帶頭,你們誰敢去的跟我去,怕這怕那,怎麼去做他們的工作”。他認為這頓飯不僅要去,還要隆重地去,要帶着全家人一起去。
後來事實證明,這頓飯無論是對上海、共產黨、乃至新中國來説,都至關重要。
宴前,榮毅仁準備得十分上心,他專門請來全國淮揚系做得最好的莫氏名廚,還把自家洋房上下整修了一番,請來了十多位名流作陪。
宴會當天,榮毅仁穿着一身嶄新的西服,從精緻的皮鞋、襯衣、領帶,一直到用的紙巾和刀叉,都是考究時髦的高端洋貨。
而赴宴的陳毅一家人,孩子們穿着略顯不合身的舊衣布褂,夫人張茜素顏短髮,穿了件青色軍裝,而作為上海市長的陳毅,更是踩着雙布鞋、一件短袖軍裝、拿着個蒲扇就入了席。

陳毅一家
在飯局上,兩家人並未聊軍國大事,也不談榮家的廠子何時復工,更不談要如何配合政府工作。
只是嘮了嘮家常,問了問老人的身體和孩子的教育,又聊了聊最近上海灘的演出如何如何精彩。
一桌人熱熱鬧鬧,一直聊到夜裏11點,盡歡而散。

其實在當時,榮家的局面並不樂觀。
戰後,工廠本來亟需復工,但屋漏偏逢連夜雨,1950年2月,蔣介石的飛機從台灣轟炸上海,導致工廠再次停工。
榮毅仁去查看賬本,發現工廠不僅現金所剩無幾,連機器和紗錠都被賣得差不多了,據上海市紡織工業局一份史料記載,其他榮氏兄弟姐妹帶到海外的資金,高達1000多萬美金。
龐大的榮氏工廠,早已是個爛攤子,連工資都發不出了。
工人們走投無路,直接去包圍了榮家,甚至闖進了榮家的宅子,在客廳裏“安營紮寨”,撒潑打滾。

無奈之下,榮毅仁想到了陳毅。
陳毅連夜幫忙聯繫了上海勞動部、工會組織、市政府,一起幫忙籌款,第二天把錢湊齊,給工人們發了工資,幫榮毅仁平息了動亂。
之後,陳毅又幫榮毅仁聯繫了人民銀行,向銀行申請了355萬元貸款。
靠着這一系列操作,榮毅仁的工廠才扛過了這場難關。

1950年,榮毅仁提出“加工訂貨”的想法。
所謂加工訂貨,顧名思義,就是國營企業負責供應原材料,委託私營工廠進行加工生產,這是針對很多工廠商品賣不出而想到的法子。當時的中央財委主任陳雲對此十分重視,認為這是一個提高民營企業經濟的好注意,很快就在全國推行。
但萬萬沒想到,榮毅仁的好意卻埋下了禍根。
下半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榮毅仁帶頭捐獻了12架飛機和大量軍用貨資******,**但與此同時,許多商人開始打發國難財的算盤。
他們不願再接受加工訂貨,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場上賣高價。但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開始在商品裏以次充好。最嚴重的是,解放軍攻打舟山羣島,需要白棕繩,而次品使得在戰鬥中繩索繃裂,造成11艘船沉沒,80人犧牲。
陳毅對此怒不可遏,發起了三反五反運動,在上海,讓工人當面揭發“資本家”。
那段時間,經常能看榮毅仁在八樓會場外踱方步,兜圈子,眉頭緊鎖。

一年後,國家遭遇經濟困難,發行公債。
當時的上海任務很重,陳毅市長曾邀請幾百個工商界人士到中國銀行大樓開會,動員認購。
榮毅仁當場認購了許多,哪裏曉得交錢的時候,一時卻拿不出那麼多,有人問他為什麼當時要認購那麼多時,他講了心裏話:
“我榮毅仁不認購多一些,別人還會認購多少呢?”

同一年,榮毅仁見到了毛公。
在一場中南海的宴會上,榮作為工商代表參加會議,毛公得知他的身份後,開玩笑地説:
“榮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呀”,周總理在一旁打趣道:“他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少壯派」。”
榮毅仁趕緊説“哪裏哪裏”,毛公看到他畢恭畢敬的樣子,微笑着又補充一句説:“你來了,很好。”

席間,毛公鼓勵工商業主們要為人民做好事。“要一貫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譽,人民的獎勵也越多,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半年後,榮毅仁再次去北京開會,會上毛公又説:
“只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那麼,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效力的機會的。”
一回到上海,榮毅仁做出一個決定:在六天內將申新紡織併入國家,實現公私合營。
決定公佈後,董事會炸了。
多數股東都舉雙手不贊成,擔心財產會被充公,但榮毅仁説:“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會有飯吃有工作。”
**由此,**由榮毅仁帶頭,**榮家積攢了半個世紀的家底,全部“裸捐”給國家。**當年,申新集團成立,榮毅仁成為總經理。
本來當時很多大資本家都在觀望,但一看榮毅仁捐了,一陣“公私合營”的風潮才被掀起。

6月30日,榮毅仁參加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在會上,他提出了一個在當時很敏感的問題: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我國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轉化成非對抗性矛盾呢?”
這個問題放在如今依舊是輿論的焦點,在當時提出立即掀起了質疑,不少人為他捏了一把汗。
幾天後,在全國人大的一次小型會議上,榮毅仁又向毛公當面提出這個問題,結果毛公説:“你這人倒蠻會用腦子、提問題的。”
次年的2月,毛公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對此問題作了回答:
“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

1956年初,榮毅仁接到市委書記陳丕顯的突然來電,説毛公要來申新視察九廠。
榮毅仁心頭一驚,立即趕到工廠迎接。
下午4點半多鍾,毛公乘車來到廠裏,剛下車,看到榮毅仁就説:“你不是要我到你廠裏來看看嗎?我來了。”
之前毛公到上海視察不下幾十次,但只視察過一家公私合營工廠,就是榮毅仁的紡紗廠。
從那以後,大家都知道毛公格外看重榮毅仁,對他有了一個新外號,叫做“紅色資本家”。

毛澤東視察申新九廠
1957年,榮毅仁被推舉為上海市副市長。
在競選前,陳毅破天荒的在競選大會上公開為他拉票:
“我要以共產黨員的身份為這位紅色資本家競選。因為他確實既愛國又有本領,堪當重任;而且憑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國內外資產階級中還能夠發揮我陳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而這次拉票有着不一般的意義,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為非本階級政黨代表競選。
上任後,榮毅仁主管輕紡工業,針對上海工業基礎好,特別是輕紡工業方面的尤其突出的優勢,他提出要因勢乘便。從此,輕紡工業、化纖工業,成為了上海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中目標之一。
解放後的上海,在我國的棉紡、化纖工業領域中獨樹一幟,少不了榮毅仁那時的精準眼光。

1959年國慶前夕,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張琴秋找到榮毅仁,對他説:
“建國快10週年了,總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當紡織部副部長。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們一塊幹吧。”
原來從政兩年後,中央看重了他的本領,決定讓他來挑更重的擔子,到北京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
從上海市副市長到中國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榮毅仁第一次升遷,就從上海到了中央。

1959年國慶十週年慶祝,在天安門城樓上,毛公特地把他叫到身邊,關心地説:“北京不出知識,真正的知識在下面。”
他牢記了這句話,之後不停的到探訪田間,改進棉質原料技術,提高國產的棉紗質量。
在他在任這幾年,中國的紡織業進步飛快,從之前的默默無聞,到出口創匯佔全國總值的30%,位居出口第一,中國也成為了著名的“紡織大國”。
03
就在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發展時,意外又發生了。
文革開始了。
1966年夏天,一幫社會上紅衞兵衝進榮家,又批又鬥,榮毅仁和夫人楊鑑清被百般刁難和折磨,榮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斷,楊鑑清被毒打得昏死過去。
周恩來得知此事,緊急做出指示,紡織工業部馬上連夜派人趕至榮家,將滿身是血的榮毅仁夫婦救出來。
後來楊鑑清回憶説:“紡織部的紅衞兵要晚來兩天,我們都沒命了。”

在那之後,造反派仍沒有放過榮毅仁,他們讓榮每天去最髒的公共廁所打掃衞生,用這種方式羞辱他。
但一把年紀的榮毅仁,依舊一絲不苟地把廁所打掃得乾乾淨淨,還自費買來鹽酸除去便桶裏的積垢。
之後紅衞兵還讓榮毅仁去當過看門人,幹過重體力活,中間榮毅仁患了肝炎及眼底出血,但紅衞兵不讓他去醫院,由於耽誤了治療,造成了他左眼失明。
對於那段日子,楊鑑清回憶説:“每天都過得提心吊膽。”
有一天晚上她心想,早知有今日我們當初就不該從香港回來,想着想着不由就説出了口,這時躺在一旁的榮毅仁忽然坐了起來,敲着牀板粗聲説:“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這裏。你要記住,我第一是國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
這是結婚以來,她第一次見榮毅仁發這樣大的脾氣,心中既難受又心疼。

1976年10月6日,隨着“四人幫”被捕,十年浩劫結束。
葉劍英是第一位來找榮毅仁的人,他多次來榮家拜訪,找榮毅仁喝茶聊天,向他尋求關於廣東試辦自貿區的建議。
葉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覺得奇怪,榮毅仁不是軍委系統的人,過去又不那麼熟識,為什麼元帥找榮毅仁那麼勤。
葉劍英卻説:“榮毅仁在國際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國外,這種影響力別人替代不了,共產黨員替代不了。”

1979年1月,榮毅仁收到鄧小平的邀請,去參加人民代表大會。
在會上榮毅仁提出:“要搞好生產有兩個事情要做。一個是每年至少要漲一次工資,二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劃圈的人多了,辦事效率就會低,生產就不會搞好。”
同時對於當時政府最為關注的對外開放,榮毅仁也建議在外方投資比例上只定下限,不定上限。“建議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五,這樣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外資。”

鄧小平深知榮毅仁的能耐,於是順着他的話説:“那你來牽頭辦實體,搞對外開放窗口,要得不?”
這讓榮毅仁吃了一驚。
他原本以為中央找他只是要讓他提建議,沒想到是賦予他更高的任務,還沒等他回應,鄧小平接着説:
“給你的任務,由你全權負責處理。處理錯了也不怪你。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從商業角度考慮簽訂合同。有利潤、能創匯的就籤,否則就不籤,**應該排除行政干擾。所謂全權負責,包括用人權。**只要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搞好,就不要猶豫。”
此話一出,相當於給了榮毅仁“尚方寶劍”。

委以如此重任,又被賦予實權,榮毅仁容不得推辭,他當場立下軍令狀:“完不成任務,唯我是問。”
當時會已開到 12 點鐘。鄧小平抬腕看看手錶,表示時間不早了,邀請大家留下吃飯。“肚子餓了,該吃飯了,今天我們聚聚,我請大家吃涮羊肉。”
事後,有人形象地稱這頓意義非凡的宴會是「一隻火鍋,一台大戲」。
那一天的北京被皚皚的白雪所覆蓋,而在人民大會堂裏,榮毅仁心中卻燃起了一把火。

回去之後,榮毅仁連夜起草了“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構想。
他深知當時的中國缺實業,但更缺錢。
雖然如今中國動不動就哪家公司融資幾千萬、上億,但在當時,國內連吃飯都是問題,融資更是比登天還難。
所以榮打算創辦一家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利用他在國外的人脈,**引入外資,幫助國內企業發展。**這種引入外國資本的概念,甚至比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還早了大半年。
10月4日,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正式成立,這也就是後來的**“中信”。**

剛成立時,中信沒有辦公室,三四十人就擠在北京和平賓館十二間客房裏。
到了晚上,大家橫七豎八躺在房間的地毯上打個盹兒,睡醒後用涼水洗把臉,揉揉眼睛,繼續工作。
榮毅仁每天睜眼第一件事,就是一邊緊盯市場上的金融信息,一邊用電話和傳真機聯繫各方客户。

第一年,中信在國內接洽的客户多達3000多,國外客户4000多人,榮甚至把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都拉來當起了顧問。
1979年10月29日,榮毅仁與美國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董事長簽訂合作協議,這是中信成立後與外國銀行簽訂的第一個合作協議。

但過了幾個月後,除了個別有國家關係的客户,中信的業績卻一直沒有起色。
起初榮毅仁以為是自身經營的問題,但後來發現,這與當時國家的特殊背景不無關係。
當時想吸引外國人給來華投資,跟股票一樣,國內的項目至少得像一個潛力股,才有人想來買。
但當時的中國又窮又破,外國人來轉了一圈,怎麼看怎麼像扶貧。
以至於半年後,來了的外資基本都走了,創立之初國務院首撥的1000萬經費已經被花得所剩無幾,為了救急,榮毅仁還把自家多年節省下來的定息存款1000萬元拿來補貼漏洞。
眼看賬户的餘額一天天變少,他急得團團轉,每天難以入眠,在一次寫給高層的信中他寫道:“請理解我在夾縫中走路的艱難!”
中信,眼看着就要死在搖籃裏。

當時,正好一個全國規模最大的在建化纖企業——儀徵化纖工廠,面臨資金短缺,瀕臨倒閉。中國急需化纖產品,此項目下馬損失難以預料,紡織部找到榮毅仁尋求幫助。
榮毅仁本來就缺錢,哪裏再去給什麼化纖廠籌錢,就在左右為難時,他忽然冒出了一個想法:
“要不那去國外發債試試?”
發債,和入股不同。入股雖然收益大,但虧損風險也大,而債券相當於向國外借錢,國外資本只要按時收回本金和利息就行,風險更小。
這個想法現在聽起來不錯,但在當時那個封閉保守的年代,一經提出便遭到了潮水般的質疑,很多人覺得:中國向外國人借債,丟不丟國家的臉面?利息白白送給國外,為什麼不留給國內的銀行?”
面對質疑,榮毅仁決定拼一把。
1982年,中信破天荒的在日本發行了100億日元的私募債券,很快便借到了100億日元,這也成了建國以來的第一筆“外債”。

這筆100億的債券,80%都用在了這個大型化纖工程項目,使工程得以順利建成。
幾年後,這家工廠順利建成,每年都產50萬噸化纖原料,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總產量,中信不僅按時還了債務,還賺取了利差,之後這次集資創舉被稱為“儀徵模式”。
1984年,嚐到甜頭的中信繼續在國外發債,先後在美國、德國、日本發行了1億美元的債券、1.5億元德國馬克、3億港幣和300億日元。
**從那以後,不僅中信活過來了,很多大型國企也活過來了。**國內的企業和工廠再也不擔心資金短缺,也不揪心貸不到款,因為國內有了一個叫“中信”的公司,中信有一位“榮老闆”,缺錢就找他,他總有辦法。

在發行債券成功後,中信開始了新的探索——開拓租賃業務。
1981年,中信與北京機電公司共同籌建租賃公司,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兩家出租汽車公司從日本租賃汽車各二百輛,中信公司幫助出租車公司解決外匯問題,汽車公司則付人民幣。
在不到兩年時間,兩家出租汽車公司所租賃來的汽車,就賺回了所付的全部資金。
自此以後,租賃業務在中信大張其幟,甚至發展成為一大系統。

1980年後,中信公司發動了收購香港之戰。
最出名的事件發生在1987年1月16日,香港中信公司收購國泰航空12.5%的股權。其後,又收購港龍航空38.3%的股權,取得香港電信公司20%的股權。
香港媒體一片驚呼:中國赤色資本家榮毅仁“收購香港”。

在榮毅仁的帶領下,中信之後又接連拿下了第一家對海外直接投資、第一家在海外收購商業銀行、第一家擁有商業銀行業務、第一個與人合資購買外國衞星並爭取到在我國發射等重大項目……
成為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的一個重要橋頭堡。
1987年,榮毅仁被評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業家。

中信大樓“中國尊”
1993年3月,擔任董事長14年的榮毅仁宣佈退出中信集團。
眾人猜測,這是因為榮年紀大了,幹不動了,而此時此刻,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76歲高齡的榮毅仁再一次讓人們出乎意料。
這次和以往不同,不是被任命為市長、部長,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由一名資本家來擔任國家副主席。

這個消息一傳出,瞬間就聚焦了全世界媒體的關注。
在外國人眼中,中國資本家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領導人,似乎是兩條互不相交的平行線,之間還隔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但榮毅仁的出現,不僅讓兩種身份融合在一起,還融合得恰到好處。
重新扮演政治家角色,他時常出現在外交場合,器宇軒昂,風度翩翩,舉手投足間盡顯大國風範。
1988年5月,榮毅仁在家中會見美國大通銀行董事長布、大通銀行國際諮詢委員會主席戴維·洛克菲勒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共繪國際經濟藍圖。

1991年9月11日,榮毅仁在他的住宅設家宴款待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暢談國際政治。

國外媒體對於榮毅仁的一致評價是:“身材高大、滿頭銀髮,一身法式雙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總給人以氣宇軒昂的感覺。”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在他的《變革中國》裏提出一個問題:“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到,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會走向市場,中國政府究竟做了什麼,才能夠引導這樣一個幾乎不可思議的轉型?”
對於“科斯之問”,公認的回答是——中國最初並不清楚轉型的方向,是企業的本能向市場方向發展,和政治的開放自由,闖出了一條獨特的轉型道路。
而榮毅仁,恰恰就是其中的引路人和潤滑劑。
正是他的長袖善舞,充當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探路人,也讓中國在當時的背景下互相排斥的羣體相互融合,從而找尋到最適合我國國情的一條路。
而對於榮毅仁的重要性,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給出了最恰當的解答:“蘇聯(改革)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是他們找不到一位像榮毅仁這樣的企業家。”
尾聲
2005年10月26日,榮毅仁去世,享年89歲。
有人説,這是一個時代的句號。
直到他離開的那一年,中信從剛剛創立的20來人,發展到3萬多人,總資產達到800多億人民幣,下屬33家分公司,業務涵蓋了貸款、進出口貿易、諮詢、國際投標代理、會計事務所等業務。
2000年,榮毅仁被美國《福布斯》雜誌評選為中國50富豪第一位。
榮氏家族被稱為“中國第一豪門”。
然而,在帶領中信的14年裏,榮毅仁沒有佔一股個人股份。
即使在退休以後,在晚年,他依舊過得很簡樸。

榮宅會客廳曾接待過許多中外貴賓,這也是整個榮宅最講究的地方,平常沒有客人來的時候,會客廳沙發上的靠墊、座墊又都換成布制的。
榮毅仁與老伴兒的睡牀,由一張單人木牀與雙人木牀拼成,雙人牀竟還是結婚時留下的。
家裏其他傢俱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傢俱,比如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見的、刷着清漆的木頭椅子。
平時飯菜以清淡為主,楊鑑清説,“菜多了毅仁要説話,好東西一般留在請客時吃”。榮毅仁愛吃蹄膀,但一隻蹄膀要吃好幾頓。
而榮毅仁穿在裏面的秋衣秋褲,也由她補了又補,只要還能穿,他就絕捨不得扔掉。
他在《自策銘》裏寫道:“起家勤儉,敗業由奢。山猶可移,況富貴耶。”

“摳門”的榮毅仁卻熱衷於慈善,他繼承了父親“興資助學”的傳統,在無錫和上海捐贈了多所中小學,並擴建江南大學和暨南大學。
逝世時,他留有遺囑,將5萬餘冊藏書全部捐獻給無錫圖書館,另數千件文物捐給上海博物館。
也許現在提到中信,提到榮氏家族,很少有人會想起榮毅仁,但這位一生篳路縷藍,貴而不嬌的老人,的的確確把一生奉獻給了祖國,而且越是逆境,越是把自己置身度外。
雖然斯人已去,但這樣的民族英雄不應該被我們遺忘,這才是中國最需要的“資本家”。
這才是“資本家”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