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傳奇仍在，世間已無榮毅仁_風聞

上週，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週年。

　　一提到深圳，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往往就是高新科技，比如華為、騰訊、中興、大疆。

　　深圳不只有高科技。

　　也許鮮有人知，深圳還是最早接受“資本家”的城市：

　　1981年，中國第一家外資企業正大集團在深圳誕生；

　　1982年1月，中國第一家外資商業銀行——南洋商業銀行在深圳開業；

　　1990年10月，中國內地第一家麥當勞在深圳羅湖開業……

　　直至今日，深圳的外商投資企業已累計超過9萬家，吸收外資近3000億美元。

　　1990年，內地第一家麥當勞

　　説到引入外資，中國有一個“資本家”要比深圳更早提出這個概念。

　　1979年，離深圳經濟特區開放還要大半年，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亟需本錢，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對外融資、發外債。

　　但這個想法在仍是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來説，太超前了。

　　當時國人並不理解，覺得這是一種“丟人的、賠本的買賣”，甚至有不少人批評這是“學習西方資本主義”。

　　提出這一理念的資本家，如今已經很少有人記得，他所締造的、當時專門負責對外融資的公司，名氣卻很大——“中信”。

　　眾所周知，如今這家公司已經成為資產萬億的世界500強金融巨鱷。

　　不過，很少有人知道正是這位“資本家”——榮毅仁，幫助我國在改革開放早期順利完成了資本積累。

　　他的一生，和中信一樣傳奇，經歷了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新中國的建設、文革的迫害和改革開放，見證了整個20世紀的中國歷史。

　　他也是中國唯一同時做過首富和國家副主席的人。

　　他的家族更加神秘，在經歷了100多年起起伏伏後，依然是中國最富有的家族，也許沒有之一。

　　01

　　説起榮毅仁和榮氏家族，要從那場驚心動魄的綁架案説起。

　　1946年4月25日上午，榮毅仁的父親榮德生剛出門，就突遇一幫陌生人的攔車。

　　攔車的人拿着“政府軍司令部”的逮捕證，嘴上聲稱“榮德生是經濟漢奸，請他到局裏去一趟”。

　　不由分説，粗魯地將他拉入車裏，揚長而去。

　　為什麼要拘捕他呢？

　　要知道，當時的榮德生已貴為國內“首富”，是國內人心中的“大企業家”。

　　十幾年前，榮德生和哥哥榮宗敬靠開面粉廠發家，在全國開到了14家工廠，佔全國麪粉生產量的1/3，之後又進入紡織行業，很快也開到了9家。在當時流傳一句話：“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吃榮家的、穿榮家的。”

　　不僅如此，他們還將中國的棉布棉紗出口歐洲，賣到“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用中國人的貨，掙外國人的錢，還在當時買下一座日本人的紡紗廠，很給中國人提氣。

　　抗日戰爭後，榮德生的事業達到了巔峯，不僅是棉紗、麪粉，就連印染絲綢、煙酒火柴、金融證券等行業，都有他的招牌。

　　左哥哥榮宗敬，右弟弟榮德生

　　結果拘捕第二天，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榮家收到了“綁匪”的信件，信中用血紅色的字寫着，索要50萬美元贖金。

　　原來不是拘捕，而是綁票。

　　50萬美元在當時是什麼概念？當時1美元能換約2.5枚大洋，2000枚大洋在北京能買一個四合院，50萬美元相當於能在北京買下625個四合院。

　　這樣的天價，連當時駐華美軍的總司令魏德邁得知此事後也公開揶揄道：“贖金高達50萬美元，連美國也沒聽説過。”

　　人命關天，榮家容不得拖延，只得各路籌款，在市場上高價收購美元，硬生生在一週之內湊齊了這筆鉅款。

　　但就在交易當天，奇怪的事再次發生了。

　　**榮家沒等到綁匪，反而等到了警察。**幾位警備司令部的人突然出現在榮家此前和綁匪約好的交易地點，上來不聽解釋就一通亂打，不僅打傷了來交接贖金的工廠經理，還沒收了贖金。

　　第二天，在榮家發動各方關係討要，警察局才將贖金髮還給榮家，之後榮家又收到綁匪的信件，説贖款不必再送，由他們自己去廠長家取。

　　在約好當天，一輛汽車直駛到廠長辦公室門前，不慌不忙地拿走了贖金。

　　28日晚10時，綁匪聲稱順利拿到50萬美元，將榮德生用一輛三輪車送回家中。

　　榮父雖虎口脱險，但整樁綁票案卻讓榮家對當時的政府產生了新的看法：

　　為什麼在約定好的地點，反而警備司令部的人會突然出現？

　　之前家人發現，綁匪的開的車上印有“淞滬警備司令部”標記，這是怎麼回事？

　　該汽車後來經查是警備司令部副官處處長的，警方為什麼不追究？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

　　破案之後，50萬美元贖金原封不動的被找回，但警備司令部只還給了榮家13萬美元，其餘都被無理由扣留了，甚至還款的第二天，警備司令部還派人到榮氏公司，公然索要所謂“破案賞金”。

　　一次不夠二次，二次不夠三次，直到將13萬美元全部要走。

　　之後兩年，各地官員紛紛趁火打劫，要榮家捐錢，僅上海一地，要求榮德生捐款的機關就達50多家，榮家前後又支付了60多萬美元后才息事寧人。

　　榮德生既無奈又氣憤：“綁匪只要50萬美元，現在破案了，卻用去了60萬美元還不夠！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即使如此，榮毅仁並未放棄自己的“救國之志”。

　　榮毅仁在報考大學時，已經對當時的法律系統頗有微詞，本曾想讀法律系，可是遭到了父親的反對，改讀了歷史系。

　　讀大學時，他就讀的老牌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校規極嚴，要求學生不許過問政治。

　　但當時的中國形勢，讓他無法坐以待斃，他和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一向很要好，他們還曾一起出頭髮起向東北義勇軍捐款的活動。

　　一度，榮毅仁還想報考空軍，與敵人博擊長空，可家裏人不同意，只能作罷。 

　　而就在綁架案幾個月後，內戰的戰火燒到上海。

　　戰前，上海的資本家們全部聞風出逃，只有榮德生執意要留下，他做出“決不遷廠、決不轉移資金、決不離開無錫”的三不決定，為民生穩定盡一份力。全家的所有孩子中，只有榮毅仁留下來陪父親。

　　但父子倆實業救國的雄心，很快就被一盆冷水撲滅。

　　10月下旬，先是榮毅仁的堂哥榮鴻元被蔣經國無理由逮捕，最後以私套外匯、囤積居奇的罪名，判處徒刑一年半。

　　在獄中，榮家再次被警察局敲詐勒索，無奈之下，又上繳了上萬美金。

　　緊接着，國民政府還將東北戰場失利的原因，直接賴到了榮毅仁頭上，説他作為麪粉供應商，賣給政府發黴的麪粉，導致前線士兵吃完拉肚子，無心戀戰。

　　但後來知情人告訴榮毅仁，是國民政府糧食部暗中將他上交的30萬擔白麪粉掉了包，才讓前線的官兵吃了壞掉的糧食。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國民政府上海法院以此向榮毅仁提起公訴，再次向榮家勒索鉅額賠款。

　　榮毅仁此時申訴無門，絕望到準備放棄。

　　一個家族在戰亂之下選擇為國出力，卻被人屢次勒索、綁架、威脅，直至扣上賣國賊的帽子，他感到荒謬怪誕。

　　就在5月25號要開庭的時候，他已束手就擒，準備接受國民政府的審判。

　　正巧就在同一天，解放軍大軍圍城，國民黨軍紛紛忙於逃跑，審判擱淺了。

　　第二天天剛亮，榮家被一連串急促的敲門聲吵醒，本以為是官兵來抓他，開門發現是自己公司的下屬。

　　下屬急匆匆向榮毅仁報告，説此時此刻在上海有一個“奇景”：

　　大街小巷上都睡滿了解放軍。

　　這是怎麼回事？榮毅仁心中充滿了疑惑，他親自開車上街，結果真的看到在巷子和馬路兩旁，睡滿了穿着軍裝的軍人。

　　有些人衣服上都是土，有些人綁腿上還沾着泥，有些人枕在路邊的大石頭上，有些人乾脆就在地上一躺，這一切都靜悄悄，無聲無息。

　　他當時不知，這是陳毅在攻佔上海後定下的嚴格規矩：一是市區不使用重武器，二是不入民宅。

　　當時正是江南梅雨季節，有的幹部反對：“遇到下雨，有傷病員怎麼辦？”，但陳毅堅持説：“無條件執行，説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而這一景象，讓榮毅仁看呆了。

　　他見過軍閥部隊，見過北伐軍、國民黨軍，從沒有見過這樣的軍人，寧願在大街上風餐露宿也不擾民。

　　當他快開到租借的時候，被一位士兵攔住了，他很有禮貌地告知，前方還有戰鬥，不安全，請他先回去。

　　這一幕讓他想起在不久前，一支國民黨部隊在他家門口堆起了沙包，架起機槍，要以他家為軍營開打。最後他雙手捧上兩根10兩重的大金條，他們才肯離去。

　　想起此情此景，榮毅仁又對國家充滿希望。

　　02

　　一週後，33歲的榮毅仁收到來自解放軍的請帖，邀他出席一場座談會。

　　妻子不支持他去，擔心此行是“鴻門宴”，凶多吉少。

　　但榮毅仁想起之前的場景，他還是坦然接受了邀請：“我就不信還有比國民政府更差的軍隊！”

　　年輕時的榮毅仁和妻子

　　6月2號下午，榮毅仁一路忐忑不安地來到上海外灘的中國銀行大樓，去的一路上都雙拳緊握、十分緊張。但當他走近門口時發現，等待他的不是盛氣凌人、橫眉冷對的兵役，而是一位滿臉笑容的大叔。

　　這位大叔，正是當時命令解放軍不許入民宅的上海市市長——陳毅。

　　會議一開始，陳毅便講：“我知道，你們對共產黨是怕的，其實沒有啥可怕，你們看我們今天到會的幾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殺人放火之徒吧？”

　　説完後，大家都笑了。

　　之後陳毅向大家解釋了下當前國內的經濟形勢，告訴在座所有人：“有什麼困難可以找黨、找政府，黨和政府説話是算數的。”

　　原先聽國民黨説“解放軍會吃人”的榮毅仁一時愣住了，原來共產黨沒有想象中那麼凶神惡煞，反而鼓勵他們儘快恢復生產，好讓工人們儘快就業。

　　會後，陳毅還拍着榮毅仁的肩膀説：“你是榮氏企業留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所有榮氏企業統統由你掌管。”

　　這讓榮毅仁心中的石頭落了地。

　　回到家後的榮毅仁一反出門前的陰鬱，滿臉興奮地和家人説：“蠻好，蠻好！廠子裏馬上開始準備，明天就復工！”

　　幾天之後，榮毅仁為表達感謝，託人邀請陳毅來家裏吃飯，陳毅知道後剛想答應，身邊的人卻攔住他：“去和資本家吃吃喝喝，立場是否有問題？”

　　陳毅對此嗤之以鼻。“我帶頭，你們誰敢去的跟我去，怕這怕那，怎麼去做他們的工作”。他認為這頓飯不僅要去，還要隆重地去，要帶着全家人一起去。

　　後來事實證明，這頓飯無論是對上海、共產黨、乃至新中國來説，都至關重要。

　　宴前，榮毅仁準備得十分上心，他專門請來全國淮揚系做得最好的莫氏名廚，還把自家洋房上下整修了一番，請來了十多位名流作陪。

　　宴會當天，榮毅仁穿着一身嶄新的西服，從精緻的皮鞋、襯衣、領帶，一直到用的紙巾和刀叉，都是考究時髦的高端洋貨。

　　而赴宴的陳毅一家人，孩子們穿着略顯不合身的舊衣布褂，夫人張茜素顏短髮，穿了件青色軍裝，而作為上海市長的陳毅，更是踩着雙布鞋、一件短袖軍裝、拿着個蒲扇就入了席。

　　陳毅一家

　　在飯局上，兩家人並未聊軍國大事，也不談榮家的廠子何時復工，更不談要如何配合政府工作。

　　只是嘮了嘮家常，問了問老人的身體和孩子的教育，又聊了聊最近上海灘的演出如何如何精彩。

　　一桌人熱熱鬧鬧，一直聊到夜裏11點，盡歡而散。

　　其實在當時，榮家的局面並不樂觀。

　　戰後，工廠本來亟需復工，但屋漏偏逢連夜雨，1950年2月，蔣介石的飛機從台灣轟炸上海，導致工廠再次停工。

　　榮毅仁去查看賬本，發現工廠不僅現金所剩無幾，連機器和紗錠都被賣得差不多了，據上海市紡織工業局一份史料記載，其他榮氏兄弟姐妹帶到海外的資金，高達1000多萬美金。

　　龐大的榮氏工廠，早已是個爛攤子，連工資都發不出了。

　　工人們走投無路，直接去包圍了榮家，甚至闖進了榮家的宅子，在客廳裏“安營紮寨”，撒潑打滾。

　　無奈之下，榮毅仁想到了陳毅。

　　陳毅連夜幫忙聯繫了上海勞動部、工會組織、市政府，一起幫忙籌款，第二天把錢湊齊，給工人們發了工資，幫榮毅仁平息了動亂。

　　之後，陳毅又幫榮毅仁聯繫了人民銀行，向銀行申請了355萬元貸款。

　　靠着這一系列操作，榮毅仁的工廠才扛過了這場難關。

　　1950年，榮毅仁提出“加工訂貨”的想法。

　　所謂加工訂貨，顧名思義，就是國營企業負責供應原材料，委託私營工廠進行加工生產，這是針對很多工廠商品賣不出而想到的法子。當時的中央財委主任陳雲對此十分重視，認為這是一個提高民營企業經濟的好注意，很快就在全國推行。

　　但萬萬沒想到，榮毅仁的好意卻埋下了禍根。

　　下半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榮毅仁帶頭捐獻了12架飛機和大量軍用貨資******，**但與此同時，許多商人開始打發國難財的算盤。

　　他們不願再接受加工訂貨，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場上賣高價。但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開始在商品裏以次充好。最嚴重的是，解放軍攻打舟山羣島，需要白棕繩，而次品使得在戰鬥中繩索繃裂，造成11艘船沉沒，80人犧牲。

　　陳毅對此怒不可遏，發起了三反五反運動，在上海，讓工人當面揭發“資本家”。

　　那段時間，經常能看榮毅仁在八樓會場外踱方步，兜圈子，眉頭緊鎖。

　　一年後，國家遭遇經濟困難，發行公債。

　　當時的上海任務很重，陳毅市長曾邀請幾百個工商界人士到中國銀行大樓開會，動員認購。

　　榮毅仁當場認購了許多，哪裏曉得交錢的時候，一時卻拿不出那麼多，有人問他為什麼當時要認購那麼多時，他講了心裏話：

　　“我榮毅仁不認購多一些，別人還會認購多少呢？”

　　同一年，榮毅仁見到了毛公。

　　在一場中南海的宴會上，榮作為工商代表參加會議，毛公得知他的身份後，開玩笑地説：

　　“榮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呀”，周總理在一旁打趣道：“他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少壯派」。”

　　榮毅仁趕緊説“哪裏哪裏”，毛公看到他畢恭畢敬的樣子，微笑着又補充一句説：“你來了，很好。”

　　席間，毛公鼓勵工商業主們要為人民做好事。“要一貫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譽，人民的獎勵也越多，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半年後，榮毅仁再次去北京開會，會上毛公又説：

　　“只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那麼，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效力的機會的。”

　　一回到上海，榮毅仁做出一個決定：在六天內將申新紡織併入國家，實現公私合營。

　　決定公佈後，董事會炸了。

　　多數股東都舉雙手不贊成，擔心財產會被充公，但榮毅仁説：“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會有飯吃有工作。”

　　**由此，**由榮毅仁帶頭，**榮家積攢了半個世紀的家底，全部“裸捐”給國家。**當年，申新集團成立，榮毅仁成為總經理。

　　本來當時很多大資本家都在觀望，但一看榮毅仁捐了，一陣“公私合營”的風潮才被掀起。

　　6月30日，榮毅仁參加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在會上，他提出了一個在當時很敏感的問題：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我國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轉化成非對抗性矛盾呢？”

　　這個問題放在如今依舊是輿論的焦點，在當時提出立即掀起了質疑，不少人為他捏了一把汗。

　　幾天後，在全國人大的一次小型會議上，榮毅仁又向毛公當面提出這個問題，結果毛公説：“你這人倒蠻會用腦子、提問題的。”

　　次年的2月，毛公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對此問題作了回答：

　　“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

　　1956年初，榮毅仁接到市委書記陳丕顯的突然來電，説毛公要來申新視察九廠。

　　榮毅仁心頭一驚，立即趕到工廠迎接。

　　下午4點半多鍾，毛公乘車來到廠裏，剛下車，看到榮毅仁就説：“你不是要我到你廠裏來看看嗎？我來了。”

　　之前毛公到上海視察不下幾十次，但只視察過一家公私合營工廠，就是榮毅仁的紡紗廠。

　　從那以後，大家都知道毛公格外看重榮毅仁，對他有了一個新外號，叫做“紅色資本家”。

　　毛澤東視察申新九廠

　　1957年，榮毅仁被推舉為上海市副市長。

　　在競選前，陳毅破天荒的在競選大會上公開為他拉票：

　　“我要以共產黨員的身份為這位紅色資本家競選。因為他確實既愛國又有本領，堪當重任；而且憑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國內外資產階級中還能夠發揮我陳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而這次拉票有着不一般的意義，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為非本階級政黨代表競選。

　　上任後，榮毅仁主管輕紡工業，針對上海工業基礎好，特別是輕紡工業方面的尤其突出的優勢，他提出要因勢乘便。從此，輕紡工業、化纖工業，成為了上海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中目標之一。

　　解放後的上海，在我國的棉紡、化纖工業領域中獨樹一幟，少不了榮毅仁那時的精準眼光。

　　1959年國慶前夕，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張琴秋找到榮毅仁，對他説：

　　“建國快10週年了，總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當紡織部副部長。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們一塊幹吧。”

　　原來從政兩年後，中央看重了他的本領，決定讓他來挑更重的擔子，到北京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

　　從上海市副市長到中國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榮毅仁第一次升遷，就從上海到了中央。

　　1959年國慶十週年慶祝，在天安門城樓上，毛公特地把他叫到身邊，關心地説：“北京不出知識，真正的知識在下面。”

　　他牢記了這句話，之後不停的到探訪田間，改進棉質原料技術，提高國產的棉紗質量。

　　在他在任這幾年，中國的紡織業進步飛快，從之前的默默無聞，到出口創匯佔全國總值的30%，位居出口第一，中國也成為了著名的“紡織大國”。

　　03

　　就在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發展時，意外又發生了。

　　文革開始了。

　　1966年夏天，一幫社會上紅衞兵衝進榮家，又批又鬥，榮毅仁和夫人楊鑑清被百般刁難和折磨，榮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斷，楊鑑清被毒打得昏死過去。

　　周恩來得知此事，緊急做出指示，紡織工業部馬上連夜派人趕至榮家，將滿身是血的榮毅仁夫婦救出來。

　　後來楊鑑清回憶説：“紡織部的紅衞兵要晚來兩天，我們都沒命了。”

　　在那之後，造反派仍沒有放過榮毅仁，他們讓榮每天去最髒的公共廁所打掃衞生，用這種方式羞辱他。

　　但一把年紀的榮毅仁，依舊一絲不苟地把廁所打掃得乾乾淨淨，還自費買來鹽酸除去便桶裏的積垢。

　　之後紅衞兵還讓榮毅仁去當過看門人，幹過重體力活，中間榮毅仁患了肝炎及眼底出血，但紅衞兵不讓他去醫院，由於耽誤了治療，造成了他左眼失明。

　　對於那段日子，楊鑑清回憶説：“每天都過得提心吊膽。”

　　有一天晚上她心想，早知有今日我們當初就不該從香港回來，想着想着不由就説出了口，這時躺在一旁的榮毅仁忽然坐了起來，敲着牀板粗聲説：“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這裏。你要記住，我第一是國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

　　這是結婚以來，她第一次見榮毅仁發這樣大的脾氣，心中既難受又心疼。

　　1976年10月6日，隨着“四人幫”被捕，十年浩劫結束。

　　葉劍英是第一位來找榮毅仁的人，他多次來榮家拜訪，找榮毅仁喝茶聊天，向他尋求關於廣東試辦自貿區的建議。

　　葉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覺得奇怪，榮毅仁不是軍委系統的人，過去又不那麼熟識，為什麼元帥找榮毅仁那麼勤。

　　葉劍英卻説：“榮毅仁在國際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國外，這種影響力別人替代不了，共產黨員替代不了。”

　　1979年1月，榮毅仁收到鄧小平的邀請，去參加人民代表大會。

　　在會上榮毅仁提出：“要搞好生產有兩個事情要做。一個是每年至少要漲一次工資，二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劃圈的人多了，辦事效率就會低，生產就不會搞好。”

　　同時對於當時政府最為關注的對外開放，榮毅仁也建議在外方投資比例上只定下限，不定上限。“建議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五，這樣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外資。”

　　鄧小平深知榮毅仁的能耐，於是順着他的話説：“那你來牽頭辦實體，搞對外開放窗口，要得不？”

　　這讓榮毅仁吃了一驚。

　　他原本以為中央找他只是要讓他提建議，沒想到是賦予他更高的任務，還沒等他回應，鄧小平接着説：

　　“給你的任務，由你全權負責處理。處理錯了也不怪你。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從商業角度考慮簽訂合同。有利潤、能創匯的就籤，否則就不籤，**應該排除行政干擾。所謂全權負責，包括用人權。**只要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搞好，就不要猶豫。”

　　此話一出，相當於給了榮毅仁“尚方寶劍”。

　　委以如此重任，又被賦予實權，榮毅仁容不得推辭，他當場立下軍令狀：“完不成任務，唯我是問。”

　　當時會已開到 12 點鐘。鄧小平抬腕看看手錶，表示時間不早了，邀請大家留下吃飯。“肚子餓了，該吃飯了，今天我們聚聚，我請大家吃涮羊肉。”

　　事後，有人形象地稱這頓意義非凡的宴會是「一隻火鍋，一台大戲」。

　　那一天的北京被皚皚的白雪所覆蓋，而在人民大會堂裏，榮毅仁心中卻燃起了一把火。

　　回去之後，榮毅仁連夜起草了“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構想。

　　他深知當時的中國缺實業，但更缺錢。

　　雖然如今中國動不動就哪家公司融資幾千萬、上億，但在當時，國內連吃飯都是問題，融資更是比登天還難。

　　所以榮打算創辦一家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利用他在國外的人脈，**引入外資，幫助國內企業發展。**這種引入外國資本的概念，甚至比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還早了大半年。

　　10月4日，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正式成立，這也就是後來的**“中信”。**

　　剛成立時，中信沒有辦公室，三四十人就擠在北京和平賓館十二間客房裏。

　　到了晚上，大家橫七豎八躺在房間的地毯上打個盹兒，睡醒後用涼水洗把臉，揉揉眼睛，繼續工作。

　　榮毅仁每天睜眼第一件事，就是一邊緊盯市場上的金融信息，一邊用電話和傳真機聯繫各方客户。

　　第一年，中信在國內接洽的客户多達3000多，國外客户4000多人，榮甚至把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都拉來當起了顧問。

　　1979年10月29日，榮毅仁與美國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董事長簽訂合作協議，這是中信成立後與外國銀行簽訂的第一個合作協議。

　　但過了幾個月後，除了個別有國家關係的客户，中信的業績卻一直沒有起色。

　　起初榮毅仁以為是自身經營的問題，但後來發現，這與當時國家的特殊背景不無關係。

　　當時想吸引外國人給來華投資，跟股票一樣，國內的項目至少得像一個潛力股，才有人想來買。

　　但當時的中國又窮又破，外國人來轉了一圈，怎麼看怎麼像扶貧。

　　以至於半年後，來了的外資基本都走了，創立之初國務院首撥的1000萬經費已經被花得所剩無幾，為了救急，榮毅仁還把自家多年節省下來的定息存款1000萬元拿來補貼漏洞。

　　眼看賬户的餘額一天天變少，他急得團團轉，每天難以入眠，在一次寫給高層的信中他寫道：“請理解我在夾縫中走路的艱難！”

　　中信，眼看着就要死在搖籃裏。

　　當時，正好一個全國規模最大的在建化纖企業——儀徵化纖工廠，面臨資金短缺，瀕臨倒閉。中國急需化纖產品，此項目下馬損失難以預料，紡織部找到榮毅仁尋求幫助。

　　榮毅仁本來就缺錢，哪裏再去給什麼化纖廠籌錢，就在左右為難時，他忽然冒出了一個想法：

　　“要不那去國外發債試試？”

　　發債，和入股不同。入股雖然收益大，但虧損風險也大，而債券相當於向國外借錢，國外資本只要按時收回本金和利息就行，風險更小。

　　這個想法現在聽起來不錯，但在當時那個封閉保守的年代，一經提出便遭到了潮水般的質疑，很多人覺得：中國向外國人借債，丟不丟國家的臉面？利息白白送給國外，為什麼不留給國內的銀行？”

　　面對質疑，榮毅仁決定拼一把。

　　1982年，中信破天荒的在日本發行了100億日元的私募債券，很快便借到了100億日元，這也成了建國以來的第一筆“外債”。

　　這筆100億的債券，80%都用在了這個大型化纖工程項目，使工程得以順利建成。

　　幾年後，這家工廠順利建成，每年都產50萬噸化纖原料，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總產量，中信不僅按時還了債務，還賺取了利差，之後這次集資創舉被稱為“儀徵模式”。

　　1984年，嚐到甜頭的中信繼續在國外發債，先後在美國、德國、日本發行了1億美元的債券、1.5億元德國馬克、3億港幣和300億日元。

　　**從那以後，不僅中信活過來了，很多大型國企也活過來了。**國內的企業和工廠再也不擔心資金短缺，也不揪心貸不到款，因為國內有了一個叫“中信”的公司，中信有一位“榮老闆”，缺錢就找他，他總有辦法。

　　在發行債券成功後，中信開始了新的探索——開拓租賃業務。

​　　1981年，中信與北京機電公司共同籌建租賃公司，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兩家出租汽車公司從日本租賃汽車各二百輛，中信公司幫助出租車公司解決外匯問題，汽車公司則付人民幣。

　　在不到兩年時間，兩家出租汽車公司所租賃來的汽車，就賺回了所付的全部資金。

　　自此以後，租賃業務在中信大張其幟，甚至發展成為一大系統。

　　1980年後，中信公司發動了收購香港之戰。

　　最出名的事件發生在1987年1月16日，香港中信公司收購國泰航空12.5%的股權。其後，又收購港龍航空38.3%的股權，取得香港電信公司20%的股權。

　　香港媒體一片驚呼：中國赤色資本家榮毅仁“收購香港”。

　　在榮毅仁的帶領下，中信之後又接連拿下了第一家對海外直接投資、第一家在海外收購商業銀行、第一家擁有商業銀行業務、第一個與人合資購買外國衞星並爭取到在我國發射等重大項目……

　　成為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的一個重要橋頭堡。

　　1987年，榮毅仁被評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業家。

　　中信大樓“中國尊”

　　1993年3月，擔任董事長14年的榮毅仁宣佈退出中信集團。

　　眾人猜測，這是因為榮年紀大了，幹不動了，而此時此刻，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76歲高齡的榮毅仁再一次讓人們出乎意料。

　　這次和以往不同，不是被任命為市長、部長，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由一名資本家來擔任國家副主席。

　　這個消息一傳出，瞬間就聚焦了全世界媒體的關注。

　　在外國人眼中，中國資本家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領導人，似乎是兩條互不相交的平行線，之間還隔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但榮毅仁的出現，不僅讓兩種身份融合在一起，還融合得恰到好處。

　　重新扮演政治家角色，他時常出現在外交場合，器宇軒昂，風度翩翩，舉手投足間盡顯大國風範。

　　1988年5月，榮毅仁在家中會見美國大通銀行董事長布、大通銀行國際諮詢委員會主席戴維·洛克菲勒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共繪國際經濟藍圖。

　　1991年9月11日，榮毅仁在他的住宅設家宴款待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暢談國際政治。

　　國外媒體對於榮毅仁的一致評價是：“身材高大、滿頭銀髮，一身法式雙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總給人以氣宇軒昂的感覺。”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在他的《變革中國》裏提出一個問題：“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到，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會走向市場，中國政府究竟做了什麼，才能夠引導這樣一個幾乎不可思議的轉型？”

　　對於“科斯之問”，公認的回答是——中國最初並不清楚轉型的方向，是企業的本能向市場方向發展，和政治的開放自由，闖出了一條獨特的轉型道路。

　　而榮毅仁，恰恰就是其中的引路人和潤滑劑。

　　正是他的長袖善舞，充當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探路人，也讓中國在當時的背景下互相排斥的羣體相互融合，從而找尋到最適合我國國情的一條路。

　　而對於榮毅仁的重要性，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給出了最恰當的解答：“蘇聯（改革）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是他們找不到一位像榮毅仁這樣的企業家。”

　　尾聲

　　2005年10月26日，榮毅仁去世，享年89歲。

　　有人説，這是一個時代的句號。

　　直到他離開的那一年，中信從剛剛創立的20來人，發展到3萬多人，總資產達到800多億人民幣，下屬33家分公司，業務涵蓋了貸款、進出口貿易、諮詢、國際投標代理、會計事務所等業務。

　　2000年，榮毅仁被美國《福布斯》雜誌評選為中國50富豪第一位。

　　榮氏家族被稱為“中國第一豪門”。

　　然而，在帶領中信的14年裏，榮毅仁沒有佔一股個人股份。

　　即使在退休以後，在晚年，他依舊過得很簡樸。

　　榮宅會客廳曾接待過許多中外貴賓，這也是整個榮宅最講究的地方，平常沒有客人來的時候，會客廳沙發上的靠墊、座墊又都換成布制的。

　　榮毅仁與老伴兒的睡牀，由一張單人木牀與雙人木牀拼成，雙人牀竟還是結婚時留下的。

　　家裏其他傢俱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傢俱，比如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見的、刷着清漆的木頭椅子。

　　平時飯菜以清淡為主，楊鑑清説，“菜多了毅仁要説話，好東西一般留在請客時吃”。榮毅仁愛吃蹄膀，但一隻蹄膀要吃好幾頓。

　　而榮毅仁穿在裏面的秋衣秋褲，也由她補了又補，只要還能穿，他就絕捨不得扔掉。

　　他在《自策銘》裏寫道：“起家勤儉，敗業由奢。山猶可移，況富貴耶。”

　　“摳門”的榮毅仁卻熱衷於慈善，他繼承了父親“興資助學”的傳統，在無錫和上海捐贈了多所中小學，並擴建江南大學和暨南大學。

　　逝世時，他留有遺囑，將5萬餘冊藏書全部捐獻給無錫圖書館，另數千件文物捐給上海博物館。

　　也許現在提到中信，提到榮氏家族，很少有人會想起榮毅仁，但這位一生篳路縷藍，貴而不嬌的老人，的的確確把一生奉獻給了祖國，而且越是逆境，越是把自己置身度外。

　　雖然斯人已去，但這樣的民族英雄不應該被我們遺忘，這才是中國最需要的“資本家”。

　　這才是“資本家”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