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飛：論遊鳳七器—關中地區先周時期銅器羣探索之二_風聞

摘要:陝西省武功縣遊鳳鎮浮沱村出土的遊鳳七器是關中地區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三期的重要銅器羣。遊鳳七器的組合方式反映出在殷墟文化銅器羣組合基礎之上的損益，是“周因於殷禮”的重要表現。根據遊鳳七器等銅器羣的空間分佈可知，武功縣遊鳳鎮以北的漆水河兩岸區域應是探索先周文化的重要地域。

　　20世紀50年代，陝西省武功縣遊鳳鎮浮沱村（一作滹沱村）出土的遊鳳七器是探討關中地區先周時期銅器羣的重要材料之一。鄒衡在《論先周文化》中曾以賀家73M1、遊鳳七器等銅器羣作為典型代表，對“先周文化”銅器羣的面貌進行了初步探討。隨着考古材料的日益豐富，有必要以具有考古發掘背景的殷墟文化銅器羣為標尺，對遊鳳七器進行重新審視，並對其涉及的相關問題展開探討。

　一、遊鳳七器的年代判斷

　　遊鳳七器包括銅鼎3、簋2、甗1、罍1，還同出銅兵器、車器及工具，從器物組合上看，應是出自一座墓葬。

　　1.獸面紋大圓鼎

　　該鼎（圖一，1）與安陽殷墟郭家莊東南的文源綠島M5所出獸面紋大圓鼎M5:1（圖一，2）的形制和紋飾非常近似。遊鳳七器之獸面紋大圓鼎通高40、口徑32釐米，文源綠島M5:1通高46.3、口徑33.4釐米，兩者的尺寸也比較接近。文源綠島M5的腰坑內、二層台各殉狗1，棺外南側中部和墓底西南角各殉人1，為殷墟文化墓葬的常見葬俗。根據隨葬陶器和青銅器的時代特徵可知，墓葬年代為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或略晚。據研究，該墓的墓主曾見於殷墟卜辭。鄒衡曾指出，遊鳳七器之獸面紋大圓鼎所飾“變形饕餮紋”屬於“周人的獨創”，但從文源綠島M5的考古背景看，遊鳳七器之獸面紋大圓鼎恐怕並非“先周文化”的特色。

　　2.蟬紋鼎甲、乙

　　遊鳳七器包含2件尺寸非常接近的蟬紋鼎，腹部所飾蕉葉蟬紋幾乎完全相同。根據口下紋飾的差異，將飾獸面紋者稱為“蟬紋鼎甲”，飾鳥首夔紋者稱為“蟬紋鼎乙”。

　　口下飾一週紋飾帶，下腹部飾蕉葉蟬紋屬於殷墟文化圓鼎的常見紋飾組合。殷墟婦好墓所出此類圓鼎的口下紋飾帶較寬，下腹部空間相對壓縮，蕉葉蟬紋相應較為矮小，如小屯M5:762（圖二，1）等。文源綠島M5 的年代略晚於婦好墓，所出圓鼎M5:32、M5:4（圖二，2、3）的口下紋飾帶變窄，下腹部的空間增大，蕉葉蟬紋也就相應增高。至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際，此類圓鼎的蕉葉蟬紋變得瘦高，如1952年輝縣褚丘出土銅鼎（圖二，4）。遊鳳七器之蟬紋鼎甲乙二件（圖二，5、6）介於文源綠島M5 和輝縣褚丘所出者之間，年代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三期。

　　蟬紋鼎甲的口下所飾獸面紋（圖三，1）屬於《殷周青銅容器上獸面紋的斷代研究》劃分的“Ⅲ11式”，最早見於殷墟文化第二期，延續時間較長，至西周早期仍然可見。蟬紋鼎甲所飾獸面紋的典型時代特徵為雙角兩端相向圓卷似雲紋狀、背上無刺、腳爪後有鈎狀“距”，與殷墟劉家莊北地94ALNM793:41（圖三，2）、戚家莊M269:41（圖三，3）所飾獸面紋最為接近，後兩者的年代分別為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和第三期早段。

　　蟬紋鼎乙的口下飾三組兩兩相向的短軀直肢鳥首夔紋。根據角和喙的特徵，可將殷墟文化第二期至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際的短軀直肢鳥首夔紋分為三式：

　　Ⅰ式   龍角（或其變體）與頭部相連，嘴峯折角。標本小屯M5:863、819（圖四，1、2）、花園莊東地M54:43（圖四，3）、殷墟西區GM2508:1（圖四，4）、遊鳳七器之蟬紋鼎乙（圖四，5）。

　　Ⅱ式   刀形角與頭部分離，嘴峯折角。標本花園莊東地M54:167、84（圖四，6、7）、戚家莊M269:40、78（圖四，8、9）、遊鳳七器之盆形簋（圖四，10）。

　　Ⅲ式    刀形角與頭部分離，嘴峯向上出尖。標本范家莊M4:4（圖四，11）、戚家莊M269:25（圖四，12）、郭家莊M160:152（圖四，13）、靈石旌介M1:35（圖四，14）、岐山賀家73M1小銅卣（圖四，15）。

　　關於上述分式的年代，Ⅰ式見於殷墟文化第二期中段至第三期早段，遊鳳七器之蟬紋鼎乙所飾者屬於此式，其變體龍角與殷墟西區GM2508:1所飾者最為相似，年代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三期早段。Ⅱ式在花園莊東地M54、戚家莊M269隨葬青銅禮器上均較常見，流行於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至第三期早段。Ⅲ式在殷墟文化第二、三期之際即已出現，但在戚家莊M269中僅有器蓋M269:25飾此式，表明其尚未流行。筆者曾劃出一條大體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際的年代水平線，以岐山賀家73M1、靈石旌介M1、安陽郭家莊M160等銅器墓等為典型單位，Ⅲ式流行於這些墓葬出土的青銅禮器。

　　綜合考慮，遊鳳七器之蟬紋鼎甲、乙二件的年代大體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三期，晚不到郭家莊M160、賀家73M1等銅器墓的年代。

　　3.弦紋甗

　　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銅甗的甑腹部腹壁較直，直立耳，如郭家莊東南M26:38（圖五，1）。遊鳳七器之弦紋甗（圖五，2）的甑部腹壁變為由上而下向內斜收，具有稍晚的時代特徵。郭家莊M160:51（圖五，3）與遊鳳七器之弦紋甗的形制和紋飾非常近似，但雙耳變為綯索耳，具有更晚的時代特徵。殷墟文化第四期銅甗（圖五，4、5）的束腰程度不及殷墟文化第三期及更早者，均為綯索耳。由此可見，遊鳳七器之弦紋甗的年代為殷墟文化第三期。

　　4.圓罍

　　殷墟文化第三期早段圓罍為平底矮圈足，無銜環，如戚家莊M269:35（圖六，1）。遊鳳七器之圓罍（圖六，2）仍為矮圈足，但雙耳銜環。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際圓罍的底部微上鼓，圈足略高，雙耳銜環，如郭家莊M160:140（圖六，3）。殷墟文化第四期早段圓罍的底部上鼓顯著，圈足較高，雙耳銜環，如大司空村M303:59（圖六，4）。可見，遊鳳七器之圓罍的年代為殷墟文化第三期。

　　5.束頸鼓腹簋

　　束頸鼓腹簋是殷墟文化銅器羣的典型形制器物。器體較扁、腹部飾縱向菱格的束頸鼓腹簋流行於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如小屯M18:5（圖七，1）、花園莊東地M54:177（圖七，2）、郭家莊東南95M26:26（圖七，3）、大司空村M663:38（圖七，4）等。至殷墟文化第三期早段仍然可見，如殷墟西區GM2508:2（圖七，5）。遊鳳七器之束頸鼓腹簋（圖七，6）的形體變瘦，口沿外側留白，未飾小三角紋，屬於略晚的時代特徵。遊鳳七器之束頸鼓腹簋的頸部紋飾屬於《殷墟青銅禮器研究》中劃分的BⅢ式“怪異獸面紋”，“常見於第二、三期”，圈足所飾條帶狀獸面紋尾部上卷卻無下勾，流行於殷墟文化第二、三期，至殷墟文化第四期已基本不見。綜上可知，遊鳳七器之束頸鼓腹簋的年代應為殷墟文化第三期。

　　6.盆形簋

　　腹部飾菱格乳釘紋的盆形簋在殷墟遺址較為少見，在先周晚期的關中地區卻較為流行，以高圓凸的乳釘為最大特色。根據上文對鳥首夔紋的分式，遊鳳七器之盆形簋的口下紋飾屬於Ⅱ式，年代晚不到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際。通過納入菱格乳釘紋盆形簋的演進序列可知，遊鳳七器之盆形簋的年代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三期。關於菱格乳釘紋盆形簋的演進序列，將在本文的第二部分進行重點討論。

　　綜上可知，遊鳳七器的時代特徵基本一致，大體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三期，其埋藏時間也應為殷墟文化第三期，晚不到郭家莊M160、賀家73M1等銅器墓的年代。

　二、菱格乳釘紋簋的演進序列

　　腹部飾菱格乳釘紋的盆形簋是“先周文化”銅器羣的重要研究對象。鄒衡在《論先周文化》中劃分的Ⅱ式簋“在陝西發現甚多……此式簋為當時所通用”，並將賀家73M1和遊鳳七器之盆形簋歸為Ⅰ式簋，為商周之際關中地區流行的Ⅱ式簋找到了來源。隨着考古材料的日益豐富，有必要對殷墟文化第二期至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際菱格乳釘紋簋的演進序列展開更為系統的梳理。

　　束頸鼓腹簋是殷墟文化銅簋最流行的形制，有可能源自銅瓿的小型化，殷墟文化第二期早段墓葬小屯YM188所出銅簋R2069（圖八，1）系其過渡形態。銅瓿的腹部通常飾菱格乳釘紋，因而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束頸鼓腹簋的腹部也通常飾菱格乳釘紋，如小屯M18:5（圖八，2）、花園莊東地M54:177、171、郭家莊東南95M26:26、大司空村M663:38等。此風格銅簋至殷墟文化第三期早段仍然可見，如殷墟西區GM2508:2（圖八，3）。遊鳳七器之束頸鼓腹簋（圖八，9）形體變瘦，口沿外側的小三角紋被省略，呈現稍晚的時代特徵。時代特徵更晚的束頸鼓腹簋形體瘦高，腹部也不再飾菱格乳釘紋，如殷墟苗圃北地PNM172:1、郭家莊M160:33等。

　　在殷墟文化中，盆形簋不及束頸鼓腹簋流行。在殷墟文化第二期，盆形簋通常僅在口下飾條帶狀紋飾，如小屯M5:848、851、大司空村M539:30等。腹部飾菱格乳釘紋的盆形簋有可能源自銅盂的小型化並簡化附耳而來，如殷墟劉家莊北地M7:8（圖八，4）仍然保留着銅盂的基本形制特徵。至殷墟文化第二、三期之際，腹部飾菱格乳釘紋的盆形簋開始在形制方面擺脱銅盂的影響，腹部由直壁轉變為斜壁下收，如殷墟范家莊M4:5（圖八，5），成為殷墟文化晚期盆形簋的基本形制特徵。陝西綏德縣墕頭村所出盆形簋（圖八，10）口下和腹部的紋飾組合與小屯M18:5相似，但形制特徵與范家莊M4:5相同，其年代應大體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二、三期之際。

　　殷墟文化第三期是菱格乳釘紋簋的發展轉折期。腹部飾菱格乳釘紋的束頸鼓腹簋趨於少見，菱格乳釘紋通常見於盆形簋之上，兩者甚至存在相同的紋飾組合，似乎存在器物形制的替代關係。如，殷墟西區GM2508: 2（圖九，1）口下飾蟬紋與圓渦紋的組合，圈足飾條帶狀獸面紋，安陽市博物館藏0613號銅簋（圖九，4）的紋飾組合與之幾乎完全相同，惟將口沿外側的小三角紋省略。又如，山東濟南劉家莊曾出土的一件菱格乳釘紋簋（圖九，2），形制特徵與遊鳳七器之束頸鼓腹簋（圖九，3）非常接近，兩者口沿外側的小三角紋也均被省略。濟南市博物館藏盆形簋（圖九，5）、山東青州蘇埠屯M8:12（圖九，6）的紋飾組合與遊鳳七器之盆形簋的紋飾組合幾乎完全相同。

　　腹部飾菱格乳釘紋的盆形簋較為普遍地發現於殷墟文化分佈地域。河北定州北莊子墓地位於殷墟文化分佈區的北部地域，北莊子M5所出盆形簋的腹部飾縱向菱格半球狀乳釘，口下和圈足飾二里岡文化遺風的雙身夔紋。河南羅山天湖墓地位於殷墟文化分佈區的南部地域，M57所出盆形簋的腹部飾縱向菱格半球狀乳釘，口下飾象首夔紋，圈足飾顧首折肢的鳥首夔紋。山東濟南劉家莊M121、M122所出盆形簋（圖八，6）的腹部飾縱向菱格半球狀乳釘，口下飾兩兩相對的鳥首夔紋。青州蘇埠屯墓地處於殷墟文化分佈的東部地域，蘇埠屯M8所出盆形簋（圖九，6）的腹部飾縱向菱格乳釘，口下飾雙身夔紋，圈足飾條帶狀獸面紋。

　　相比之下，遊鳳七器之盆形簋（圖八，11）腹部乳釘呈現出更為明顯的高圓凸特徵。

　　癸山簋（圖八，12）據傳出陝西岐山，與遊鳳七器之盆形簋的形制及紋飾組合非常接近，腹部乳釘圓凸，口下所飾鳥首夔紋的嘴峯向上出尖，屬於本文劃分的Ⅲ式，年代可能略晚於遊鳳七器之盆形簋。殷墟新安莊曾發現一件與癸山簋近似的盆形簋M225:2（圖八，7），口下飾Ⅲ式鳥首夔紋，腹部飾縱向菱格，乳釘較短、出尖，此類風格乳釘在殷墟遺址較為罕見。

　　在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際，關中地區的菱格乳釘紋盆形簋腹部所飾菱格乳釘紋出現了重大變化，突出表現在縱向菱格轉變為斜方格，乳釘在高圓凸的基礎上轉變為高尖刺，以賀家73M1 銅簋（圖八，13）腹部紋飾為典型代表。與此墓年代大體相當的1952 年輝縣褚丘（殘墓？）所出銅簋（圖八，8）的腹部所飾乳釘仍然保持較為扁平的圓餅狀乳釘，殷墟大司空村M51:32與之近同。至商周之際，不論是殷墟遺址出土的劉家莊北M1046:60，或是寶雞石鼓山M1:4，腹部皆飾斜方格，但殷墟所出者乳釘仍為圓餅狀，而關中地區所出者仍保持高尖刺特徵，這表明豫北地區和關中地區在殷墟文化晚期各自保持着不同的乳釘風格。

　　三、遊鳳七器反映的“周因於殷禮”

　　遊鳳七器之獸面紋大圓鼎與殷墟文源綠島M5:1的相似性，使得兩批銅器羣之間的關係尤為引人注目。若將此風格獸面紋大銅鼎視為“先周文化”的特色器物，則需解釋其為何出現在殷墟遺址內有腰坑、殉人的商墓中。事實上，此風格獸面紋大圓鼎屬於殷墟文化對外施加影響的示範性青銅禮器，早在殷墟文化第一期（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Ⅷ組）即已出現。

　　殷墟三家莊窖藏曾出有1件蹄足扉稜圓鼎（圖一〇，1）。在東至江蘇連雲港大村（圖一〇，2），東南至江西東鄉、新幹（圖一〇，3），南至湖北棗陽（圖一〇，4），西南至陝南城固、洋縣（圖一〇，5），西至陝西禮泉（圖一〇，6）、銅川（圖一〇，7）的廣域範圍內均發現了相似風格的銅鼎。其中，新幹中稜水庫所出者仍為槽耳，禮泉朱馬嘴所出者足腔中空，均為相對滯後的特徵，暗示其為本地鑄造，屬於殷墟文化示範性青銅禮器的仿製產品，反映出“殷禮”對外施加的文化影響。

　　遊鳳七器之獸面紋大圓鼎（圖一〇，8）也屬於此類性質圓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禮泉朱馬嘴、銅川三里洞所出蹄足扉稜圓鼎與遊鳳七器之獸面紋大圓鼎之間存在明顯的演進關係。朱馬嘴所出者與殷墟三家莊窖藏所出者最為相近，所飾獸面紋以細陽線勾勒（圖一一，1），其年代應大體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一期。銅川三里洞銅鼎仍然保持垂腹、蹄足、口下及蹄足上部飾鈎狀扉稜的特徵，但口下所飾獸面紋的線條趨於粗獷（圖一一，2），恰好處於向遊鳳七器之獸面紋大圓鼎口下所飾獸面紋（圖一一，3）的過渡形態。考古發掘表明，禮泉朱馬嘴和耀縣北村在殷墟文化早期具有商文化背景，同時聯繫到文源綠島M5的商文化背景，可知遊鳳七器之獸面紋大圓鼎也屬於商王朝對周邊地區施加文化影響的青銅禮器，是鄭家坡文化對殷墟文化銅器羣示範性因素的吸收，可視為“周因於殷禮”的表現之一。

　　與遊鳳七器的情況相似，文源綠島M5同樣發現2件蟬紋鼎（圖二，2、3），暗示兩批銅器羣在青銅禮器組合方面也存在相似性。對比可見（表一），文源綠島M5銅器羣與遊鳳七器的青銅禮器組合存在較為明顯的相似之處。

　　銅器羣之間的不同之處更值得關注。文源綠島M5缺乏銅簋，但銅簋是遊鳳七器乃至“先周文化”銅器羣中的重要器類。遊鳳七器缺乏殷墟文化銅器墓中最常見的銅觚、爵，而銅觚、爵（特別是銅觚）的存在與否，恰好是商周兩系銅器羣的最重要差異之一。由此可見，遊鳳七器的青銅禮器組合明顯受到了來自殷墟文化的影響，但也有所損益，將源自殷墟文化中趨於減少的菱格乳釘紋簋發揚光大，卻拒絕了作為殷墟文化銅器羣核心器物的銅觚、爵。這正是“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的重要表現。

　　與遊鳳七器同出的還有一批青銅工具及兵器，已發表圖像者均屬殷墟文化特徵。兵器中包括多件管銎戈，但均未見毀兵葬俗，暗示毀兵葬俗在此時尚未成為周系文化特質因素。西安老牛坡遺址“商代文化四期”墓葬已存在毀兵葬俗，年代大體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二期前後，據此推測毀兵葬俗最初應屬殷墟文化在關中地區的地方性因素，隨後才被納入周系文化中成為其特質因素。

四、遊鳳七器對探索“先周文化”的啓示

　　在先周時期，漆水河中下游屬於鄭家坡文化分佈區。武功縣鄭家坡遺址是經考古發掘的鄭家坡文化聚落之一，除發現豐富的鄭家坡文化陶器羣外，遺址範圍內的尚家坡還曾徵集到殷墟文化特徵的青銅鼎、甗、觚形杯等，根據器物特徵可知年代不晚於殷墟文化第二期。

　　根據簡報介紹，鄭家坡村南的發掘區“分作南北兩個小區，中間有一條先周時期的壕溝……呈東西走向，西邊直至原邊，並向北環圍，東邊延伸100多米，其餘尚未探明。北區原地勢較高，向南呈緩坡狀……早期遺存主要分佈在北區，中、晚期遺存南北區均有分佈，但大多分佈在南區”。劉軍社指出，鄭家坡遺址發現的壕溝年代屬於該遺址的早期。鄭家坡遺址的早期文化遺存分佈在壕溝向北圍攏的北區，尚家坡徵集的殷墟文化早期特徵銅器也位於鄭家坡遺址的北部。這些情況表明，鄭家坡遺址似乎是先周早期的重要聚落之一。

　　據張天恩介紹，武功縣浮沱村的遺址內包含鄭家坡文化遺存，表明遊鳳七器應具有鄭家坡文化背景。關中地區在殷墟文化第二期之後發生了文化面貌的重大變化，京當型的消失為本地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寬鬆空間，遊鳳七器在組合方式上對“殷禮”進行損益，形成了周系文化特徵的青銅禮器羣。具有鄭家坡文化背景的遊鳳七器是關中地區先周晚期銅器羣的典型代表之一，是相對年代略早於岐山賀家73M1的另一批重要的先周晚期銅器羣。

　　遊鳳七器並非孤立存在。武功縣遊鳳鎮浮沱村以北的黃南窯（圖一二，1）、岸底（圖一二，2）、渠子村（圖一二，3）等地曾發現數批先周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銅器羣，這幾處地點距離頗近，在岸底、黃家河（即黃南窯）等地還曾發現豐富的鄭家坡文化居址和墓葬。這表明，武功縣遊鳳鎮以北的漆水河兩岸有可能存在先周晚期的重要聚落。根據以往對“周原”概念的認識，其東界可至漆水河畔。從遊鳳七器及附近集中發現銅器羣的情況看，武功縣遊鳳鎮以北的漆水河兩岸區域是探索“先周文化”的重要地域，值得學界重點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