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基辛格對世界格局的終極思考_風聞
黄博宁-记者-北京、香港、悉尼三地媒体人2020-10-22 19:03

美國前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的《世界秩序》成書於2015年,是其92歲時出版的迄今最後一本作品,可以看做是他縱橫政壇幾十年,對16世紀以來國際格局的總結以及對未來國際關係的觀測。
什麼是國際秩序呢?書中沒有統一的答案,或者説根本也沒有答案。主權概念止於國家,國家之外是無政府狀態。唯一被基本認可的準則是各國為本國的國家利益服務,不干涉其他國家的事務。以這兩點為基礎誕生的聯合國,是人類有史以來運行的最有秩序的國際組織。
世界上有過什麼樣的國際秩序呢?“天朝體制”算是一種。中國以自身為中心,以周邊國家對儒家文化的熟悉和接近程度為基準,判斷鄰近國家的開化程度,本質上是“我若盛開,芳香自來”,不強迫他人接受,只有文化而沒有或很少訴諸武力外延。穆斯林的世界秩序比儒家秩序要強勢的多,認為是真主的意志號令天下,以此之外都不是“和平之地”。美國自認為“昭昭天命”,認為自己的體制全天下最好,要創造世界的永續和平,就要在全天下傳播民主,民主所及即等於和平興旺。
然而世界秩序基本還是16世紀由歐洲傳承而來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地理大發現、活板印刷術的發明以及新教的興起,讓西方走出中世紀,國家與宗教逐漸劃清界限,各國開始以國家利益為行事依據。三十年戰爭之後,各國停戰簽訂條約,史稱威斯特伐利亞秩序。該秩序承認新誕生國家如荷蘭、瑞典與英法等傳統大國一樣,取得獨立國家地位,各國表面平等。
18世紀末期英國崛起,取代西班牙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國家,從此坐擁英吉利海峽,看歐洲大陸情勢,並在適當時候參戰維護“誰都不能獨大”的秩序。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持續了150年,期間大致維持了歐洲的和平,一直到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崙的崛起。歐洲各國聯合起來,打敗了拿破崙,確定了維也納體系。維也納體系承認了俄國的大國地位,沒收並瓜分法國所有侵略得來的領土。
在遏制法國的前提下,普魯士、俄羅斯、英國以及奧地利形成四國同盟,同時普魯士、俄羅斯、奧地利還成為神聖同盟,旨在共同維持皇權,制止革命在歐洲蔓延。後來法國同各國的關係逐漸改善,歐洲大革命爆發、各國民族主義興起、克里米亞戰爭爆發,維也納體系最初成立的目的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大國調停區域衝突的原則奠定了下來。截止一戰爆發的1914年,這100年稱為歐洲歷史上的黃金時期。
19世紀後半段,德國和俄羅斯步入帝國行列,奧匈帝國崩潰,西歐國家的軍事張力基本消失,南斯拉夫地區開始謀求民族獨立,成為歐洲火藥桶。一戰之後,歐洲各國元氣大傷,俄國搞起了革命,暫時退出歐洲的縱橫捭闔,英國回到了帝國舊有的“孤立”政策,不願意再摻和歐洲的事情。唯一戰勝且“在籍”的法國一心顧着對付德國,無心創立並維持新的歐洲秩序。因此凡爾賽體系中,對戰敗的德國採取了既不接受,也不重罰的態度。被歐洲嫌棄的德國在勉強遵守了20年條約之後,30年代中後期徹底放棄了守勢,在二戰中捲土重來。
二戰之後,歐洲各國吸取了一戰的教訓,沒有再開除德國的“歐籍”,而是把盟國佔領區合併變成聯邦德國。此時,歐洲從舞台的中心下降到邊緣。美蘇之間的核威懾能力成為了較量的主線。英法兩國雖然有象徵性的核武器,但並非為了增強戰鬥實力,頂多是買到説話的席位。從安全的角度説,歐洲成為了美國的附帶品,不得不和美國聯盟,以對美國的順從換取安全保護。
冷戰之後,蘇聯解體柏林牆倒塌,北約的軍事功能基本消失,擴張是歐美力量延伸至俄羅斯周圍的政治表達。蘇聯解體也讓美國與歐洲脱鈎,德國重新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歐洲重新獲得獨立的政治身份。再次面對“強大不可撼動”的德國難題,歐洲列強這次和德國給出的答案都是一體化。歐洲各國讓渡了相當部分的經濟主權,構成了鬆散邦聯機制,“整體歐洲”的理念達到了高峯。與此同時,歐美同盟仍然重要。沒有美國,歐洲就直接暴露於中東和亞洲諸國之中。沒有歐洲,美國就自己成了一個孤島,缺少了地緣政治上的延伸。
中東VS西方 文明的較量?
伊斯蘭文明的輝煌開始於7世紀,先知默罕默德以一代傳教者之名,組織起軍事上強大的帝國,在不長的時間裏征服中東、北非、中亞以及南歐,還廣泛深入影響了南亞次大陸以及東南亞。十世紀十字軍東征,是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第一次直接交鋒。隨後不斷的較量中,基督教文明拿回了伊比利亞半島,中東和北非仍然堅固在伊斯蘭文明手裏。
阿拉伯帝國在10世紀瓦解之後,中東地區先後被蒙古、伊朗薩法維帝國、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統治,一戰之後被英法分割,二戰之後紛紛獨立。在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等國家,君主制被廢除,取而代之的強人以相對世俗化、民族主義的方針,替代“君父”的缺失。但強人們又被反對派以“反對暴政”推翻。
取代者口稱伊斯蘭,增加合法性。美國則從“反專制”中嗅到了“民主”的元素,但是支持了反對者之後發現,反對者與民主非但半毛錢關係不沾,暴戾程度甚至甚於原來。強權的缺失又導致中東碎片化,哈馬斯、基地組織、黎巴嫩真主黨等非國家元素,影響力甚至強於政府。大量難民湧入歐洲,地區形勢更加不可預判。
在中東,沙特阿拉伯是少數美國能摒棄意識形態,長時間保持友好的國家。沙特在大城市之外,仍然是酋長社會,傳統宗族勢力對社會有極大支撐,國王是所有力量的平衡和控制者。在保持伊斯蘭傳統的同時,沙特也有一些民主的成分,如邊緣王室成員一定程度上可以參與決策,公民可以參與公共事務討論。
沙特人口稀少,重大產油區以什葉派人口為多,但幾乎沒有話語權。什葉派重鎮伊朗就成為了沙特的主要戰略競爭者。2010年代以來,喘過氣來的伊朗整合了伊拉克、敍利亞以及黎巴嫩真主黨的什葉派支援,構成“什葉派之弧”,同時支持加沙地帶的哈馬斯以及阿富汗的基地組織。從宗教意義上説,伊朗不介意跨越伊斯蘭教的派別,為了弘揚“伊斯蘭事業”而犧牲,成了沙特和美國在中東共同的敵人。伊朗核問題也取代巴以問題,成為中東最緊迫的問題。
實際上,伊朗作為區域為數不多有悠久歷史和文明的國家,最不容易向美國屈服,也在美國的多輪制裁中毫不讓步,逼着西歐諸國不斷退步,手腕不容小視。如果伊朗擁核武器,沙特阿拉伯、埃及都會謀求核武器。但在制裁不管用的前提下,伊朗擁有核武器是大趨勢。伊朗也吃準美國的不敢出兵、拿他無可奈何。因此基辛格的結論是,想解局只能等待更有視野的人出現。比如願意與以色列建交的埃及總統薩達特,願意與阿拉伯世界握手言和的以色列總理拉賓。然而上述兩位都難逃被暗殺的命運。這隻能説明更多時候,前瞻的視野抵不過現實的困境。
多元不同的亞洲
島國日本千年來邊界不曾變動,因此人種異常純潔,向心力強,團結一致,給政府在危機關頭做出重大政策留出極大餘地。日本離中國體系足夠近,但一直都是把中國文化日本化,從沒有直接照搬;深知中國的期待,但對中國的“臣服”一直在中國“能夠勉強忍受”的範圍徘徊,因此兩國乍看有相似之處,實則差別甚大。
美國的“黑船號”事件打開了日本的大門:日本在看了美軍的裝備之後,幾乎全盤接受了美國的要求,從頭倒腳進行了徹頭徹尾的改革,也因此被西方接受成為平等的合作伙伴。然而日本從來沒有忘記把“西方侵略者”趕出亞洲。一戰之後,日本認為歐洲深陷於戰爭泥團,無力翻身,因此重打新東亞秩序的主意,最終被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擊敗。
二戰之後,大和民族的團結和韌勁再次拯救了整個國家。這一次,日本積極要求美軍駐紮,幫助維持秩序,以免參與到冷戰的政治鬥爭中來。同時大力推進經濟建設,避免談及和平憲法帶來的“殘缺”,轉而強調自己是和平國家。90年代日本的經濟發展一度有超越美國的勢頭,但毫不猶豫的被美國擺平。
印度宗教文化歷來豐富,歷史甚至只記錄神,而不記錄人。歷史上,印度的征服者沒有本土人,反而全是外來者。但是強勢的印度教文化從來沒有被外來元素沖淡,反過來印度不會同化外來宗教,而是任其在印度相對自由的發展。莫卧兒王朝的統治者信仰伊斯蘭教,血統上是土耳其和蒙古人,宮廷的禮儀和語言又以波斯為尊。這種不可思議,大概也只在印度能成立。
16世紀初,印度最開始對來做生意的西方殖民者並無敵意。無論是荷蘭人、西班牙人、英國人還是法國人,各公國都願意接待。後來英國掃平了其他人自己獨霸,又在理想主義的驅動下廢除了奴隸制,鼓勵自由思想,受到英國自由主義思想薰陶的印度精英,喝着宗主國的奶水,爭取來了獨立。獨立之後的印度在冷戰中奉行了“不結盟”原則,以獲得兩邊資源的最大化。
冷戰結束之後印度開始改革,拋棄了原有偏社會主義的思路,現在又差不多放棄了不結盟的原則,跟美國無限靠近。國際關係上,印度在國際社會大體尊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不干涉別國內政,但是在南亞次大陸延續了宗主國的思路,不允許任何周圍任何小鄰居挑戰其霸主地位,也不允許任何國家主導這一地區。
美國到底是誰?
美國的誕生中,強烈的宗教信仰與近乎神聖的自由意識並存。歐洲的部分精英離開故土,並非對自己本身的信仰產生懷疑,而是認為在歐洲紛亂的大地上,高尚的信仰結不出美麗的果實。自由、平等、和平的理想主義精神,只有在美洲大陸上才能實現。因此,精英深信美國是天選的,美國的方案是最正確的,美國有義務也應該幫助世界所有國家都實踐美國的價值。宗教式傳播民主成了美國建國之後的主線。
美國是矛盾的。它打着“昭昭天命”的口號,行“帝國主義”之實,把自己變成“兩洋國家”;它號稱自己不謀求任何國家利益,但多次在重大關口,做出改變世界的決定;它是超級大國,但一直認為自己沒有在玩權利政治。
建國初期,美國是內向的。與法國結盟打退英國取得獨立之後,美國在建國的一個多世紀沒有和歐洲大國直接交鋒。這一時期,其重點在擴張,打通了太平洋和大西洋。1830年代開始,美國實行門羅主義,西半球所有國家,包括加拿大以及南美洲,成為美國的保護國,任何一國的軍事力量都不能進入。再之後,美國認為自己有義務幫助西半球國家的內部治理,並且這種干涉不是為了美國獲益,而是幫助各國人民有更好的生活。直到1898年美西戰爭,美國才與世界大國交手,把其勢力完全逐出南美,並得到太平洋的諸多利益,比如菲律賓。
20世紀初,美國在老羅斯福的領導下,開始積極參與世界秩序。其具體手法有權力平衡的一面,比如在調停日俄戰爭時,最開始因為不願意看到俄國獨大,承認日本獲勝。又怕日本謀求太平洋上的利益,而中間調和,確保誰也不能在亞洲稱霸。羅斯福開始,美國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強調,實現民主、創建共同理念是維持世界和平的根本方法。
羅斯福的繼任者威爾遜,基本上承襲了羅斯福的理念。例如1916年,德皇威廉二世就要求停戰,但威爾遜拒絕了,理由是如果想停戰,德皇威廉二世必須退位。一戰之後,威爾遜建立了League of Nations以及一套爭端解決機制,包括仲裁機構和法庭。這套世界秩序機制的核心是,保證各國爭端通過外交和法律途徑解決,而非訴諸武力。它以集體防衞的理念代替盟友,原因是盟友有共同利益,而League of Nations是參與國共同捍衞和平。雖然這套機制沒有懲罰機制,如不能阻止日本侵華等等,但這種理念在美國國內深受認同,也是二戰之後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基本思路。
二戰以後,美國和蘇聯很快分手,美蘇的對峙成了國際政治的主線。為了遏制共產主義的蔓延,美國打了朝鮮和越南兩場戰爭。當年在穿過三八線後,有無數種可能。其中被嚴肅討論過的包括美軍停在離中朝邊界150公里左右的地方。但是麥克阿瑟從軍事取得勝利的角度考慮,沒有這麼幹,最終導致中國的出兵。1951年左右兩軍停戰,兩年後簽訂停戰協議,雙方又回到了三八線附近。對於中國而言,這場戰爭一方面讓其在全世界“站穩腳跟”,另一方面喪失了與美國短時間內建交的可能,也因為蘇聯的消極幫助,而埋下了中蘇反目的伏筆。反觀美國,出兵的目的自認為出於道義,但沒能徹底“打贏”戰爭,終結了美國戰無不勝的神話。
越南戰爭的開打也是為了同樣的原因。然而扶植的南越政府,不能成為又一個歐洲或者日本。技術的發展以及媒體的普及又把戰爭的殘酷暴露在大眾面前,極大的衝擊了美國人民,認為這與所謂的民主自由不沾邊。加上越南地形複雜,游擊隊以拖代戰,不求打贏,只求搞垮,最終美國在越南放了50萬兵力,也無法挽回敗局。如果説朝鮮戰爭是打了平手,越南就是徹底失敗。兩場戰爭也徹底改變了美國的社會觀感,反戰成為主旋律。
70年底尼克松上台。在基辛格的運籌下,中東出現了可喜的轉機。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基本上不再有大規模的軍事鬥爭,埃及、敍利亞和以色列停火,埃及與以色列建交。為了遏制蘇聯的發展,美國向中國伸出了橄欖枝,也同時接近蘇聯,斷絕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顛覆資本主義的可能。冷戰結束之後,美國覺得自己贏了,唯一剩下的就是培養新生的民主政權。然而恐怖主義的抬頭,改變了美國的戰略方向,反恐成了的主旋律。
在反恐的基調下,2001年的阿富汗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最初都有極高的民意基礎。但事實證明,推翻原有政權簡單,建立美國想要的樂土卻比預期難100倍。塔利班政權推翻之後,卡爾扎伊連帶他所代表的部族,被賦予在“全國建立有效統治”的任務,然而這一現代國家的構建治理,遠遠超出了阿富汗社會的能力所及。到了現在也只能控制首都喀布爾和周邊幾個城市,國家大部分仍然被控制在塔利班和傳統部落手裏。美國這才發現他們在21世紀面對的阿富汗和19世紀末沒有大區別。
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面臨的困境差不多。建立的所謂民主政權,成了在薩達姆治下長期被壓抑的什葉派的統治利器。原來掌權的遜尼派則認為民主是美國用來干涉內政的工具。戰後靠邊站的遜尼派不參與新政府的組建,轉而與基地組織合謀,縱容了伊斯蘭國的做大。如今的伊拉克政府靠向伊朗,北部庫爾德人坐擁石油謀求無限度自治,周邊各部落各自為政。
總結二戰之後,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基辛格認為其善莫大焉,過失比起來微不足道。它拯救了瀕臨破產的歐洲,扶助了東亞、東南亞、中東以及南美的一票國家,民主價值被傳播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發展到空前高度的科技以及繁榮的貿易也是美國的作品。沒有美國的推動,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同時,美國在全世界推廣理想主義,也確實遭到了一些挫敗。比如民主和自由在一些國家成了笑柄。
基辛格認為,雖然美國二戰之後直接參與的5場戰爭中,除了海外戰爭之外,都以失敗收場,但本質並沒有錯,只是好的制度無法適應當地的人文和社會條件,是美國的理想主義遭遇到的現實挫敗。面對未來,美國必須要堅持自由的立場,堅定自己可以超越威斯特伐利利亞體系傳播民主價值,在堅持“美國例外論”的基礎上,現代化威斯特伐利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