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手稿拍出近1.4億嫡孫主張繼承權，律師：需證拍品屬遺產_風聞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

10月16日，備受關注的民國五大日記之一的《胡適留學日記》以1.3915億元成交，創下了“最貴日記”的世界紀錄。

10月20日，胡適孫子胡復通過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邵東方投書澎湃新聞，稱其對包括這份手稿在內的胡適遺產擁有繼承權，“對任何以非法手段取得先祖父胡適先生之手稿及相關文物，並予販賣拍賣之行為，保留法律追訴權，敬請查察。”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一套十八冊，1912-1918年作，12×22釐米（每冊尺寸）。  杭州網 圖

上海市廣庭律師事務所蔣鼎元律師告訴記者，胡復所主張的似乎不是著作權問題，而是繼承權問題。胡復先生主張繼承這份手稿，首先應要證明手稿在法律上屬於胡適的遺產（胡適或其他與胡復間可以形成繼承關係者的遺產），而胡復先生又系該等財產的繼承人。

記者聯繫到拍賣方華藝國際相關公關工作人員，表示已經將情況上報，正式答覆仍需要經過內部流程。

胡復聲明原郵件截圖。 

百年手稿重現天日，上海藏家從香港購得

1910年，19歲的胡適獲得庚子賠款第二期資助，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農科留學，後又於1915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1917年回國任教。在美國的7年留學期間，胡適後期一系列思想和主張逐漸在此時形成，並寫下了記錄它們的50多萬字的日記和札記。

這些日記和札記，於1939年4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當時書名定位《藏暉堂札記》（以下簡稱亞東版），共17卷4大冊。

亞東版自序，詳細記述了1910-1917年日記出版前的存失情況以及出版過程。

1947年11月，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出了此書的校訂本，胡適親自將書名改定為《胡適留學日記》（簡稱商務版）。1959年3月，台北商務印書館又三版了《胡適留學日記》。

商務版重印自序，其中寫道：我同亞東圖書館商量，請他們把全書的紙版和發行權讓給商務印書館。

商務版《胡適留學日記》1948年第二版。

此後，大陸和台灣儘管多次重印《胡適留學日記》，然而所依據的版本，不超過以上三種，但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海內外胡適研究界並不知道手稿仍然存世。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沈衞威從事胡適研究多年，他對記者表示，在寫《胡適傳》時，並不知道這份手稿的存在。

2013年9月，滬上收藏家梁勤峯偶然間從香港友人處得知，有些胡適的手稿在港，問他有沒有興趣看下。看到手稿，“説實話，我當時腦子裏一片空白，醒過神來的第一個反應是胡適老先生竟將這麼大一個功德送給我了，我無論如何要為他做點什麼。”梁勤峯後來回憶道。隨後梁勤峯將手稿授權給上海人民出版社，並於2015年8月影印出版。

亞東版（上）與商務版（下）比對。

對於胡適孫子胡復的聲明，梁勤峯拒絕了記者的採訪。

時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的王興康告訴記者，當時影印出版這套手稿，因為已經進入“公版”，所以不存在著作權的問題。“而且我們從梁先生處獲得授權，他提供了相關所有權的證明，所以不存在法律問題。我們只是本着學術價值，造福學術研究的初衷，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自然而然要出版的。”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時隔百年後重現天日，真實再現了“一箇中國青年學生七年間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和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胡適語），對胡適研究和中國近代史、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稱其為“新世紀以來胡適史料發掘方面最重大和最了不起的發現”。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適研究會會長歐陽哲生認為，以最為原始的形態呈現日記的原貌，其史料價值彌足珍貴，具有極高的文物、文獻價值。

胡復：先祖父將手稿送交商務印書館再版，爾後不知其蹤。商務：再版沒用到手稿

如此具有重大意義的手稿是如何流落江湖的？目前看來，似乎很難説清。

胡覆在聲明中稱：“以1948年底中國局勢紊亂，先祖父匆促離開，殘留於其間各處之手稿，尤以留學時期日記手稿最稱珍貴。據本人瞭解，先祖父將之送交商務印書館，據以重行排版；爾後，竟意外不知其蹤。推想或為有心之士所盜取，庋藏多年，而今始再重見天日。”

其中，胡適將手稿送交商務印書館重印，似為一大關節。然而商務印書館百年文化研究中心總編輯、館史專家張稷調閲館史，未發現有關手稿的記錄。“樣書記錄顯示《胡適留學日記》商務印書館1947年出版，後又兩次再版，最後一次再版時間為1948年8月。”而她也從未聽商務老人談到過手稿事宜。

亞東版《胡適留學日記》，原名《藏暉堂札記》。

張稷給記者調閲發來了《日記》重排書影及胡適自序。在她看來，日記原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印數1000，這時商務再版，一般會與原出版方聯絡，購買其紙型用以印刷，不太可能調作者日記原件來用。

商務版《胡適留學日記》，第一版是1947年11月，1948年2月和8月又兩次重印。最後一個版次出版時，胡適還在國內，他是1949年從上海走的，當時商務總部就在上海，創辦者張元濟也健在，“倆人關係是極好的。”

“如果商務印書館有手稿，沒有理由不還給他（胡適）。而且張元濟日記事無鉅細，有關各種送來出版手稿的記錄非常多，每有信件，必定記錄。但唯獨沒有胡適這份。所以商務版不大可能是依據手稿再版。”

這些間接證據和推測，仍無法確切説明胡適是否將手稿送交商務館。

隨後，張稷請國家圖書館的朋友找到了亞東版的版芯，經過比對，張稷可以確定，兩版版芯一模一樣，説明商務1947面版《胡適留學日記》並沒有重排，而是用了亞東圖書館的紙型直接印刷的。

《胡適留學日記》亞東版（左）與商務版（右）版芯比較，兩版一模一樣，張稷確信商務版是用亞東圖書館紙型直接印刷，無需調用日記稿本。均為張稷供圖。

而在商務版胡適所撰的重印自序中，胡適寫道：去年我回國之後，有些朋友勸我重印這部書。後來我同亞東圖書館商量，請他們把全書的紙版和發行權讓給商務印書館，這件事現在辦好了，這十七卷日記就由商務印書館重印發行了。

如此，張稷確信，胡適並沒有將手稿送交商務印書館用於重印。“當然封面，書名，版權頁都會做必要的變更。因此，1947年，商務不可能因為出版《胡適留學日記》而將日記版本借過來排版用。實際上，即使需要重新排版，也完全無需調用日記稿本。”

律師：後人需證明其為胡適遺產，否則法律支持其主張的可能性不大

從胡復聲明以及現有證據來看，蔣鼎元律師認為，胡復先生主張繼承這份手稿，還需要提供相當多的證據，否則法律很難支持。

首先是繼承人的問題。胡覆在聲明中，提供了胡適遺囑的部分相關文字內容：

“據先祖父遺囑第五條：‘我把我的財產，無論動產或不動產，無論存在於何處，所有其他部分，餘剩部分，遺留部分，交付並遺贈給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後尚存，但如她去世在我之前，則給我的兒子胡祖望與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兩兒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世而有子息，他的份額即歸這子息；但如任何一兒先我而去世，而無子息，他的份額即歸我的另一兒，而如他那時已去世，即歸他的子息。’”

依此遺囑內容來看，蔣鼎元律師認為，胡復是否為胡適遺產的唯一繼承人存疑。

胡適與夫人江冬秀有二子一女，長子胡祖望，次子胡思杜，幼女5歲時早夭。胡祖望的唯一子嗣即為胡復，胡思杜無子嗣，於1957年去世。

胡適於1962年去世，其夫人江冬秀1975去世，按照胡復提供的遺囑，胡適的全部遺產當由江冬秀女士繼承，其二子於此種情況下均非繼承人。因此在江冬秀去世時，是否有遺囑進行遺產處分，將影響胡復與胡適遺產的繼承關係。

而無論胡適遺產的繼承人是誰，想要繼承這份手稿，就必須得證明其在法律上屬於胡適遺產。

“所謂遺產者，指被繼承人死亡所遺留的合法財產，日記手稿的合法性當無異議，但是否已經被繼承人生前處分是一關鍵，如其生前已處分之，則非遺產。胡復先生如欲主張之，則應證明還份手稿未經被繼承人生前處分，否則難以主張繼承。而就拍賣而言，向拍賣機構提供所有權證明是必備文件，拍賣機構也會查驗該等文件，而歸屬他人合法取得之物，胡復先生似難以主張繼承之。”蔣鼎元律師告訴記者。

也就是説，手稿在胡適生前如何處理，是否有贈予、轉讓或其他處分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如果已經有這些處分情況，那麼手稿已經不為胡適所有，也就當然不能成為其遺產而被繼承。

王興康也對記者表示，胡適後人的主張不太合適，流傳出去的過程是關鍵，説盜取或被非法佔有得有證據。

關於以上相關問題以及胡復何時知悉手稿存在、是否與藏家溝通交涉過、胡適生前是否有明確提及這份手稿、是否會進一步採取法律措施等問題，記者已於日前通過郵件聯繫了胡復，截至發稿前還沒有收到其答覆。

附：《胡適留學日記》手稿相關年表

1、1910年-1917年，胡適在美留學，留下50多萬字的日記和札記，即為《胡適留學日記》手稿。

2、1939年4月，手稿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定名為《藏暉堂札記》，共17卷4大冊。

3、1947年11月商務印書館重印，胡適親自將書名改定為《胡適留學日記》。1959年3月，台北商務印書館又三版了《胡適留學日記》。1999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湖南嶽麓書社等多家出版社均依亞東版，出版《胡適留學日記》。

4、1962年，胡適去世。1957年，次子胡思杜去世，1975年，夫人江冬秀去世。2005年，長子胡祖望去世。胡適直系親屬，僅餘孫子胡復。

5、多年來，外界不知手稿存世。2013年9月，滬上收藏家梁勤峯從香港購得。

6、2015年8月，《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7、2020年8月以來，包括手稿在內的“亞東圖書館遺珍——陳獨秀、胡適重要文獻特展”在全國多地進行展出。

8、2020年10月16日，手稿在北京拍賣，成交價1.3915億元，創下了“最貴日記”的世界拍賣紀錄。

9、2020年10月20日，胡適孫子胡復發布聲明。

附：《胡適先生唯一嫡孫胡復的聲明》

敬啓者：據悉近日在中國境內進行先祖父胡適先生留學時期日記手稿及相關文物之拍賣，本人表示深深的遺憾。以1948年底中國局勢紊亂，先祖父匆促離開，殘留於其間各處之手稿，尤以留學時期日記手稿最稱珍貴。據本人瞭解，先祖父將之送交商務印書館，據以重行排版；爾後，竟意外不知其蹤。推想或為有心之士所盜取，庋藏多年，而今始再重見天日。

據先祖父遺囑第五條：“我把我的財產，無論動產或不動產，無論存在於何處，所有其他部份，餘剩部份，遺留部份，交付並遺贈給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後尚存，但如她去世在我之前，則給我的兒子胡祖望與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兩兒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世而有子息，他的份額即歸這子息；但如任何一兒先我而去世，而無子息，他的份額即歸我的另一兒，而如他那時已去世，即歸他的子息。”

據此，先父祖望先生在先祖父於1962年去世後，即繼承其一切財產；先父在2005年去世後，即由本人繼承。

任何關於先祖父胡適先生之手稿及相關文物的商業行為，我們都不同意，也絕不允許。因此，本人對任何以非法手段取得先祖父胡適先生之手稿及相關文物，並予販賣拍賣之行為，保留法律追訴權，敬請查察。

胡復（Victor HU）

2020年10月18日於美國首都華盛頓

（澎湃新聞記者 徐蕭）

原標題為《胡適手稿拍出天價嫡孫主張繼承權，專業人士：需證拍品屬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