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阿衝突30年：蘇聯解體留下的地緣政治傷口_風聞

“這恐怕是現代戰爭史上最短命的停火協議了。”聽聞納卡衝突雙方的第二次停火再次失敗，待命隨時上前線的阿塞拜疆青年阿納爾嘆道。

納卡地區村民檢查破損的房屋。人民視覺 圖

全球疫情之下，南高加索的衝突卻沒有任何降温的勢頭。無人機羣對地攻擊、火箭炮雷鳴般齊射、地面戰車殘骸熊熊燃燒，網上不斷流出的戰場畫面使在2020年對突發事件早已“無感”的人們持續將注意力聚焦高加索。

9月下旬以來，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軍隊在納卡地區持續交火。10月10日中午，經過10個小時艱難會談達成的停火協議剛剛生效幾分鐘，雙方就迫不及待指責對方違反協議，繼續軍事行動。

10月18日，雙方的第二次停火再次以失敗告終，這又是一個僅僅維持了幾分鐘的停火協議。“再來幾次這樣的‘停火’，恐怕就該輪到我上前線了吧。”28歲的阿納爾打趣般地向記者傾訴道。

9月28日開戰以來，阿塞拜疆城市佔賈已遭多輪炮火襲擊，阿納爾的叔叔就居住在佔賈，他不幸在炮火中受傷，目前仍在接受救治。

前線的亞美尼亞士兵

在交火線的另一側，大量亞美尼亞青年已經拿起了槍加入戰鬥，就連婦孺也準備好加入前線救護行列。“我弟弟幾天前在納卡前線戰鬥中受了傷，現在在醫院中情況不明，所有家人都心焦萬分。我家中還有一些表姐妹們已經到納卡當了志願護士。”26歲的亞美尼亞女孩塔特維克告訴記者。

海外留學之後，塔特維克留在了亞馬遜德國工作，目前她積極參加海外亞美尼亞人的遊説活動，希望為祖國贏得國際同情。

截至10月12日，雙方聲稱共殺傷超過6000名武裝人員。到了14日，雙方互指對方發起了新一輪攻勢，路透社評論稱俄羅斯斡旋下的停火努力已失去希望。

一些國際媒體的統計數據顯示，有至少500名平民在衝突中傷亡，最多可能造成7萬多居民流離失所。

當地時間2020年10月22日，納卡地區衝突持續，居民躲進防空洞內度日。

凍結的衝突和冰封的友誼

包括納卡在內的幾處東歐/高加索熱點——東烏局勢、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德涅斯特河左岸等——常被稱作“凍結的衝突”（frozen conflicts）。

這類衝突的調解工作往往進展甚微，時間的推移似乎無法帶來局勢向好演變。在一些學術論著和媒體討論中，納卡之爭還被當成典型案例，象徵着蘇聯解體後高加索地區流血時斷時續，遲遲無法癒合的地緣政治傷口。

在當代，兩國間圍繞納卡的爭端肇始於1988年，當時忙於內部改革的蘇聯政府已無暇顧及邊遠地區兩個少數民族間的齟齬，隨後幾年，衝突演變為戰爭，整整兩代人被籠罩在動盪和恨意之下。

不過，這三十多年間每輪衝突的間隙中，並非完全沒有個人和解的空間。阿納爾和塔特維克曾同在歐盟國家立陶宛學習政治學，他們通過同來留學的格魯吉亞好友查科結識。身處環境陌生的異國，三人間的交往頗有些他鄉遇故知的意味。

“那時2016年的衝突剛過去沒多久，大家心裏還有些芥蒂。查科是率先打破‘冰層’的人，我們常常去他那裏聚會。”阿納爾回憶道，“先是吃飯聊天討論課業心得，俄語夾雜着英語交流。熟了之後我們開始意識到，原來共同點還挺多。”

這些共同點主要集中在近似的家庭價值觀和對共同過去的回憶。三人感到，同樣來自高加索地區，他們的成長經歷比較類似，家中上一輩人都經歷過集體主義洗禮，拋開具體的歷史衝突和國家對抗，其實看待世界的方式差異不大。

“大家都是學政治相關專業的，經過一段時間相處，漸漸不忌諱聊歷史和政治了。幾番長談後，他們倆發現彼此從小所受的歷史教育幾乎截然相反，同樣的衝突事件被安放在了兩個對立的民族歷史敍事裏。”查科説，“那是他們第一次試圖從對方角度理解衝突。我還記得，碰到難以彌合的分歧時，他們還會過來問我怎麼看，因為格魯吉亞是旁觀者，可能（關於亞、阿紛爭的）歷史敍述會中立些。”

諸多分歧之中，兩方的歷史敍事似乎只在一點上存有共識，那就是衝突持續的時間遠不止32年。塔特維克和阿納爾都不認同衝突始於1988年的説法。

塔特維克認為，自打蘇聯執政者“愚蠢地”將納卡歸於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國，衝突的種子就已埋下，無可避免。阿納爾則表示，亞美尼亞人在19世紀前期從沙俄境內“湧入”納卡，“擠走”了阿塞拜疆人，才是後來兩國為了納卡交惡的歷史根源。

不管紛爭起源如何，到了1992年，雙方終於在納卡土地上爆發全面戰爭，至1994年戰事暫告一段落時，已有超過十萬人傷亡，4萬多名納卡本地的阿塞拜疆居民逃亡，只留下亞美尼亞人，還有約2萬阿塞拜疆人從亞美尼亞國內逃離。

據《紐約時報》報道，前後數十年間從納卡地區和亞美尼亞本土逃離的阿塞拜疆人數更是驚人，或已達到了阿塞拜疆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阿納爾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儘管他坦承政治紛爭不應影響私交，但真當衝突再度爆發，雙方各有親朋牽涉其中，過去的友誼只好暫時擱置。

“蘇聯時期遺留下的‘多民族混居於一個大家庭’的氛圍隨着這些阿塞拜疆人的逃離徹底消失。”他嘆道，“當你看見成千上萬的同胞被人不客氣地掃地出門的時候，腦中感性思考的比重就會不斷增長。”

在塔特維克那邊也是類似。1994年之後的多輪衝突也使不少納卡亞美尼亞人背井離鄉，而此次衝突之激烈，死傷之慘重，早已通過電視和網絡赤裸裸地展示在亞美尼亞公眾面前。加之幾乎人人家中均有成員戰鬥在前線，旁觀者發出的所謂“和平”、“相互理解”云云不免被當局者當做“何不食肉糜”之言。

“説得輕鬆，誰不想要和平呢？”塔特維克問道，“然而仗打成了這樣，這麼多年的仇恨擺在那裏，就算亞美尼亞現在立即讓步，把納卡整個交給阿塞拜疆，誰來保證亞美尼亞居民的安全，誰來阻止過去那樣的殺戮慘案再次發生？”

兩次停火告吹之後，戰事發展已經進入了關鍵階段。

塔特維克和阿納爾每日的空閒時間幾乎全部用於跟蹤事態進展並宣傳本國立場。兩人的社交媒體賬户上早已沒有任何個人內容，全是支持本國主張的新聞或分析文章，以及攻擊對方立場的媒體材料。

“我已經把她的內容從時間線上屏蔽了，不然看見實在尷尬，想來她也會這麼做吧。”阿納爾無奈地説，“我當然希望有一天能重拾友誼，不過，那得是在阿塞拜疆獲得勝利以後。”

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人民視覺 資料圖

誰是主人誰是客

儘管在歐洲受過高等教育，阿納爾並不諱言是情緒而非理性的力量驅使他支持阿利耶夫的政策。

僅僅在幾個月之前阿塞拜疆國內爆發反阿利耶夫政府遊行示威的時候，他還在社交媒體上為抗議者聲援。但一説到亞阿衝突問題，他直言稱阿塞拜疆全社會確實對亞美尼亞有意見。

事實上，在首都巴庫和阿塞拜疆的各個城鎮，不少從亞美尼亞離開的阿塞拜疆人和他們的家人好友構成了一股無法忽視的政治力量，堅定地支持着阿利耶夫的強硬姿態。

阿利耶夫總統本人的家庭正與這段歷史息息相關，他們曾居住在亞美尼亞境內。

阿利耶夫的父親、前總統海達爾·阿利耶夫來自亞美尼亞南部小村塔納哈特，不少阿塞拜疆人曾在此與亞美尼亞鄰人混居。海達爾一家後來搬到了納切希萬，那是一片夾在土耳其和亞美尼亞之間的阿塞拜疆飛地。

亞美尼亞南部山區中散落着很多像塔納哈特這樣的小村和城鎮，80年代末的衝突以前，它們多有亞、阿兩族人民和諧共居的歷史。

34歲的亞美尼亞人安娜希特家住距塔納哈特不遠的小鎮錫西安，離爆發衝突的納卡地區只有三十多公里。三十多年前，安娜希特的父母正是從納卡舉家搬來，從此定居錫西安。

“那時蘇聯還沒解體，但亞、阿兩國圍繞納卡的爭鬥已經開始，當地發生了很多暴力活動，治安十分惡劣，人人都感覺到局勢可能會惡化。家裏正好有親戚住在亞美尼亞南部，我爸媽就搬了過來。”安娜希特説。

1988年2月下旬，納卡地區的亞美尼亞人發起了街頭運動，要求從阿塞拜疆脱離，最終加入亞美尼亞，隨即亞美尼亞國內也發生了類似的集會。一些阿塞拜疆城鎮則出現了反對納卡獨立的抗議活動。

最初階段的和平集會之後，兩名阿塞拜疆年輕人在兩族衝突中不幸死亡，引發阿族抗議者的憤怒。在阿塞拜疆的蘇姆蓋特市，當地的亞美尼亞社區遭暴力攻擊，26名亞美尼亞人被殺，還有數十人遭強姦或毆打，事件性質之惡劣震動整個蘇聯。

當地時間10月22日，納卡地區，街上的兩位居民。人民視覺  圖

一時間不安情緒在納卡的亞美尼亞社羣中瀰漫，國際輿論聯想起20世紀初的亞美尼亞大屠殺，擔心再次出現民族仇殺。這種氛圍之下，安娜希特父母離開了可能爆發衝突的納卡。

安娜希特當時尚小，現已無法回憶起全家捲起鋪蓋從納卡離去的情景。不過，就在幾年之後，她親眼目睹了一次方向完全相反的大移民。1992年2月，一些被複仇情緒衝昏頭腦的激進亞美尼亞武裝分子在霍賈利製造了另一起駭人聽聞的暴行，數百名試圖逃離的阿族平民被殺。

恐怖氛圍之下，一批住在錫西安的阿塞拜疆人被迫離開了久居之地。他們和納卡地區的同胞一樣，成為流離失所的移民。

“那是在1994年，我們的阿塞拜疆鄰居在清晨的濃霧中離去。我還依稀記得爺爺和爸爸媽媽前一天給幾家鄰居搞了個低調的送行聚會。”安娜希特回憶説，“臨別時有些亞美尼亞人主動開車將阿塞拜疆鄰居送往邊境，再由俄軍士兵接手來確保這些人的安全。”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作為加盟共和國加入蘇聯後不久，莫斯科就進行了一系列行政區劃調整。1923年，納卡地區被劃入阿塞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過當時，亞、阿之間的人員流動基本暢通，納卡地區的居民可在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之間自由往來。

二戰爆發後，兩族年輕人大量參軍，在同一面蘇聯旗幟下抵抗納粹德國侵略軍，安娜希特的爺爺就是其中一員。“我爺爺能説流利的亞美尼亞語、阿塞拜疆語和俄語。”她説，“正是在服役和作戰期間，他結識了一些阿塞拜疆族戰友。1988年亞、阿雙方‘撕破臉’後，爺爺常私下表示惋惜和無奈。”

蘇聯時期，不同民族並肩作戰對抗外敵是官方在高加索地區推崇的主流二戰歷史敍事。不管是在阿塞拜疆還是在亞美尼亞，蘇聯政府都曾設立不少蘇軍士兵紀念碑，其中不乏亞、阿兩族烈士。

安納希特還清楚地記得，直到四、五年以前，每逢蘇聯衞國戰爭勝利紀念日都有亞美尼亞當地居民來到阿塞拜疆族烈士的紀念碑前獻花，但2016年衝突再起後，類似的行為逐漸絕跡。

今年9月戰事爆發後，當地政府已經“自發”地移除了這些為阿塞拜疆人而立的紀念碑。另據《紐約時報》報道，類似的事情在亞美尼亞南部多地發生。“畢竟它們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以後亞美尼亞人要紀念自己的英雄。”安納希特説。

戰場上的炮彈殘片

三十年衝突，什麼變了，什麼沒變？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10月8日就納卡局勢表示，“令人擔憂的是，最近幾天人口稠密地區成為目標，衝突地區及其周邊區域都遭到重型武器轟炸。”

巴切萊特還對有關交戰雙方使用集束彈藥的報道表示關注。這是一種從空中或通過大炮發射出的彈藥羣，其中許多炸彈無法立即爆炸，會對平民構成長期威脅。2010年，《國際禁止集束炸彈公約》已禁止締約國製造並使用該類炸彈。

與1992到1994年的全面衝突和2016年的短暫交火不同，今年的戰鬥顯然更加殘酷，交戰雙方都是正規的武裝部隊，大量使用進口武器。有分析認為，此次戰爭中所使用的高科技武器讓這場長達28年的戰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破壞性。

英國《衞報》報道稱，在衝突的前兩週中，已有至少7萬亞美尼亞人逃離納卡，難民流動的速度已超過了1992到1994年的戰爭。

據半島電視台報道，阿塞拜疆在作戰時使用了土耳其製造的Bayraktar TB2無人戰鬥機和以色列制Harop自殺式無人機。還有視頻顯示，阿塞拜疆動用了以色列最新制造的LORA短程彈道導彈。而在亞美尼亞一方，雖然由於國力所限，軍事資源捉襟見肘，但也配備了俄製“龍捲風”火箭炮和“伊斯坎德爾”戰術彈道導彈等技術裝備。

多家國際媒體的視頻畫面顯示，有土耳其軍隊官兵出現在納卡戰爭阿塞拜疆一方。不僅如此，土耳其空軍甚至直接接手了阿塞拜疆部分空戰的指揮。但阿塞拜疆政府否認存在亞方指責的土耳其軍隊及其他國家“恐怖分子”參與戰爭的情況。

領導人阿利耶夫明確表示，這次衝突，已躋身“全球軍力50強”的阿塞拜疆的戰略目標就是奪回整個納卡地區，還包括此前被亞美尼亞軍隊控制的納卡地區周邊的幾處阿塞拜疆領土。

亞美尼亞更多倚重海外亞美尼亞人的支援，這與90年代的戰爭倒是十分類似。只不過那時來的“志願者”多為俄羅斯人、奧塞梯人或其他斯拉夫民族僱傭兵，而如今在埃裏温降落的飛機送來的卻是一批批帶着亞美尼亞血統的法國人、美國人或黎巴嫩人。

在戰線對面，同樣有一個“國際縱隊”趕來助戰。據《衞報》報道，當年有很多車臣、阿富汗“聖戰士”（Mujahideen）來到阿塞拜疆參加戰鬥，到了如今，卻換成了土耳其軍人和埃爾多安送來的“敍利亞軍團”。

“我家人在上世紀90年代的衝突中見過那些阿富汗或車臣‘聖戰士’的樣子，我那個參軍的叔叔還和他們打過仗。他們常常穿着飄動的白色衣服，並總是帶着頭巾。”安納希特回憶説，“20多年過去了，現在埃爾多安又送來了敍利亞人，看來有些事情是很難改變的。”

“敍利亞政府官員跟我們確認過，確實有一批來自伊德利卜等地的反政府武裝分子去了納卡前線，埃爾多安就這樣堂而皇之地用船把這些宗教極端分子在東地中海上運來運去。”長期穿梭於貝魯特、大馬士革和巴格達的亞歷山大説，他是一家援助中東地區基督徒的NGO在敍利亞地區的負責人，同時長期關注伊德利卜地區的敍利亞武裝分子情況。

一名居住在納卡地區的亞美尼亞裔敍利亞人霍維格則向英國《衞報》講述了他的故事，他在2011年敍利亞內戰爆發時逃到了納卡，此後一直在當地經營餐館。眼下他正積極幫助前線的亞美尼亞軍隊籌劃食物供應。

“真是又好笑又悲傷，戰爭怎麼總是跟隨着我們敍利亞人？”他説。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