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藝術作品要教做人——再談《上甘嶺》_風聞

       因為台灣歌手歐陽娜娜和張韶涵在國慶晚會演唱《我的祖國》，這首64年前電影《上甘嶺》的插曲又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央視推出《上甘嶺》之《我的祖國》部分的彩色版，也引起了人們的熱烈好評。       

       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的日子到了，回想起這首歌曲，和很多人不同，我印象最深的是歌詞第二部分：       

“姑娘好像花兒一樣，       

    小夥兒心胸多寬廣。      

    為了開闢新天地，      

    喚醒了沉睡的高山，       

    讓那河流改變了模樣。             

    這是英雄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青春的力量。”

       小時候對它印象深，跟愛國並沒有直接關係，而是因為當我受了什麼挫折、委屈，情緒有些低落時，父 母有時會拿這首耳熟能詳的歌給我講一番做人之道：      

“姑娘好像花兒一樣，小夥兒心胸多寬廣——你聽過多少回吧？女孩子漂亮很重要，男孩子胸懷很重要。你是個男子漢，就得心胸開闊，拿得起放得下，哪兒能芝麻大事兒就想不開，做臉子？大丈夫嘛，小裏小氣能有什麼出息？為什麼你名字裏有個“宏”字？不就是要你寬宏大量嗎？”

       我心説：還為什麼有個“宏“？那我不還有個“曉”字嗎？這“宏”字説實話我還真不喜歡，因為人們一聽，寫我名字的時候往往把“宏”寫成“紅“，以為是個女孩。又比如我上幼兒園時，一個新來的年輕阿姨不熟悉情況，竟把我的名字莫名其妙地聽成了“潘曉虹”（其實我也不姓潘，但當時一個著名女影星的名字叫”潘虹”），又見我穿着一件似乎是女孩穿的圍兜，性格也文靜，跟一幫打打鬧鬧的男孩子格格不入，可看長相呢，又實在不是“姑娘好像花兒一樣”，就忍不住問我：“潘曉虹，你是男孩還是女孩呀？”

       旁邊一箇中年阿姨打趣道：“是男是女，你找個沒人的地兒，仔細看看唄！”

       幾個阿姨笑成一團，那小阿姨羞了個大紅臉不説，這事兒還讓她們傳到我媽耳朵裏。媽媽哈哈大笑之餘，不再讓我穿兜兜了，但好像從沒考慮過給我改名。     

       好了，閒話少敍，雖然這個“宏”字給我帶來過一些小困擾，但總體而言，我是信服爸媽對歌詞和我名字的那一大套説辭的。你要説這也虧他們想得出來，那我得説，那個年代很多家長都這樣，那些紅歌呀，紅色文學呀，愛國主義影片呀，毛主席著作呀，差不多就是他們全部的精神食糧，所以他們教育子女時往往也都是在這些東西里找説法，找素材，找靈感，哪怕他們從中引出的道理和愛國呀，革命呀，政治呀似乎沒有多少關係。       

       但現在想來，這又恰好是一種無心插柳潛移默化的紅色教育和愛國教育：         

       當你帶着孩子參觀岳廟，指着岳飛塑像後的“滿江紅”對孩子由衷讚歎：“看這書法多漂亮！”你不用講任何愛國主義的詞彙，孩子自己會問：“那寫的是什麼呢？”你再教他認“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接下來你就是不再做任何解釋，用不了多久，他自己也會明白：這書法的漂亮並不僅僅是幾行字跡的問題；      

       同樣，當你用《上甘嶺》裏的歌詞去教孩子做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你也不用講任何一個愛國主義的詞彙，孩子自己會去弄明白那些戰士到底是怎樣頂天立地的。     

       《上甘嶺》之所以好看，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濃墨重彩地表現了氣壯山河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同時這種表現又很生活化，是體現在一個個鮮活生動的人物上的，每一個人物都很立體，既可敬，又可愛。      

       因此，你記住那些情節的同時，這些人物不知不覺也會成為你做人的榜樣。      

       比如男一號八連長張忠發。         

           

       上陣地前師長向他交待任務時説：        

       “你們的任務是艱鉅的……”        

       不等師長説完，張連長就搶白道：       

       “是的，我們連戰士説，給八連的任務從來就沒有不艱鉅的。”      

       這話不但是翹尾巴擺功勞，好像還隱含了一絲抱怨：“怎麼啃硬骨頭的老是我們？”

       師長認為得敲打敲打，就一臉嚴肅地反問道：    

       “是哪一個説的呀？我看是他們八連連長自己説的吧？”        

       可是後來，八連接替快打光的七連上了陣地，打了一個上午就傷亡大半。上級先是命令他們放棄地表陣地，撤進地下坑道，八連長已經是臉上掛不住了，七連留下的女衞生員王蘭向他請示工作，他沒好氣地説：        

       “陣地上怎麼還有女的？誰來照顧你呀？等天一黑找個人送你下去，這是命令，不許講價錢！”

       可到營長打來電話説八連已堅守24小時完成任務，指令他們撤到後方休整時，張連長自己卻要講起了價錢：          

       “這算什麼完成任務啊？現在這個樣子，陣地還在敵人手裏，我怎麼説服戰士們啊？”      

       趁着營長問他有什麼困難，他大吐苦水：      

        “困難是有的。我們頭頂上現在站滿了敵人，要撤下去，傷亡是很難避免的。我不是講價錢哪……”        

       這幾個場景就刻畫出張連長豐富立體的形象：        

       他也不是上趕着要找硬仗打，然而一旦受命就要把任務完成徹底，上陣地前的“怎麼艱鉅任務老找我們？”一上了陣地就變成了“往下撤很困難，堅守陣地打到底反倒不困難”的非常邏輯。      

       什麼是做人的擔當？        

       這就是。         

      上甘嶺戰役直到整個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就建立在這樣的邏輯上，而這樣的邏輯體現在張連長這樣的人身上，分外真實可信：    

      他久經沙場屢建奇功，不能説沒有一點傲氣，所以在師長面前他也敢翹翹小尾巴，為自己的戰士擺擺功，叫叫苦，鳴鳴不平。      

       但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這樣一位粗獷、強悍、有想法、有個性的連長，影片中卻塑造得極為乾淨，沒有一絲一毫現在的某些編導塑造我軍基層指揮員（如《亮劍》中的李雲龍）時所熱衷的“三氣”——“匪氣”、“痞氣”、“哥們兒義氣”。

       這部影片究竟如何能做到這一點，塑造出這樣可愛可信但格調毫不低下的形象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當今影視界和觀眾朋友們共同參詳的重要問題，很難三言兩語給出答案。

       但我可以簡單談點看法：       

首先，張連長個性的表現都是在我軍的政治原則和軍事紀律許可的範圍內，這是因為編導自己參加過革命戰爭，高度認同這些原則和紀律，知道這些才是我軍克敵制勝的根本。

       比如張忠發的八連接替七連時，七連孟指導員身負重傷，卻殺紅了眼，執意不肯撤下去，要為傷亡殆盡的七連同志們報仇。張連長勸説無效，一聲大吼：

       “你應該信任我們！”

       孟指導員這才如夢初醒，喃喃着“是的，是的”，終於被八連戰士攙扶了下去。     

       這個片段就很好地表現了張連長的個性：他勸孟指導員下陣地，當然首先是因為關心戰友，同時也是因為一種軍人的強悍：我接手了陣地，這兒就要聽我的。而孟指導員的執意不撤，激起了他的自尊：八連也是英雄的連隊，並不比你們七連差，你憑什麼不相信我們？沒有你在，我們八連難道就打不了仗了？      

       同時他也知道，以我們軍隊的原則和紀律，以孟指導員的覺悟，這是一個他最無法拒絕的理由——不這樣將一軍，孟指導員是不會撤下去接受救護的：這不是為不為戰友報仇的問題，而是戰場指揮是不是統一的問題，是兩個連隊的團結和互信的問題，你身為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導員，難道可以不講政治，由着自己性子來嗎？        

       同時張連長在步話機中向上級報告“七連光榮地完成了任務，沒有丟掉一寸土地。現在這裏交給八連了！”——這既是不容置疑的擔當，也是孟指導員等將責任與榮譽看得高於生命的七連戰友們聽到了才能放心的話。         

       飾演八連長的高保成同志在這段中的表演拿捏得恰到好處，簡潔利落而又意藴無窮，充分表現了張連長粗中有細的個性和多層次的心理活動。          

       當然，這一段也為八連奉命撤進坑道後的戲劇衝突——孟指導員的憤怒（他以為是張連長怕傷亡而擅自撤退，辜負了自己的信任。但傳神的一筆是，眼睛受傷的孟指導員要批評張連長“你必須承認你犯了罪”時，仍然摸索着要張連長給他找一塊“沒人的地方”——很明顯這是為了在戰士們面前維護張連長作為陣地最高指揮員的威信。孟指導員忠誠細心顧全大局的個性被刻畫得淋漓盡致）、張連長的自責、八連戰士的羣情激憤要和敵人拼命——埋下了伏筆。      

       而仔細琢磨《上甘嶺》的故事情節和張連長等人物，在如何克服困難與消極情緒（急躁冒進或沮喪、恐懼），如何看待大局，如何處理與上級、友鄰的關係，如何團結同志，如何關心愛護和鼓舞各種各樣的下級等方面，都會給我們很多啓示。由於這些經驗是來自一場勝利了的真實戰鬥，來自對這場戰鬥前前後後的深入瞭解（那時距上甘嶺戰役只有四年，劇組曾親赴戰場，採訪參戰人員所做的筆記就有幾十萬字），含金量是極高的。        

另外，《上甘嶺》中每個角色説的話都很生動凝鍊，但不是為了造噱頭耍個性，而是為了“做事”，為了更好地完成戰鬥任務。

       比如在坑道缺水時，張連長要一排長給大家講“望梅止渴”的故事刺激大家流口水那一段，語言非常詼諧生動，充滿生活氣息，但並不像《亮劍》的不少對話那樣完全是話嘮耍貧嘴。       

       這也告訴我們：         

並不是滿身痞氣和江湖氣才叫“個性”；

並不是那種故意裝“酷”或是一副神經質的樣子才叫“演技”；

並不是油腔滑調粗俗不堪或囉嗦冗長不知所云才叫有“表現力”的人物語言。     

       而《上甘嶺》所唾棄的這些“個性”、“演技”、“表現力”，不正是《亮劍》等“熱血”、“燃爆”、“男人味兒”的軍旅題材“新”作品以為奇貨可居的“看點”和“賣點”嗎？

       (注意圖中的《亮劍》中李雲龍的台詞，難道不是這樣嗎？這是八路軍能説出來的話嗎？要知道《水滸傳》裏“替天行道”的好漢們都説不出這種話。甚至就算以劇中李雲龍的人物性格設定，他也不是能説這種話的人，這純屬一種低級趣味的噱頭。李幼斌老師是非常優秀的演員，塑造的《江山》中的林然、《橫空出世》中的陸光達等都是正氣凜然而個性豐滿的正面形象，但在這個鏡頭他的確被編導的惡趣味所誤了。)

       恩格斯在評論拉薩爾的歷史劇本《馮·濟金根》的信中肯定了該劇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慾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並由此而批判了當時文學作品中流行的“惡劣的個性化”，指出：

“這種個性化總而言之是一種純粹低賤的自作聰明，並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學的一個本質的標記。”

       黑格爾在《美學》中也曾指出：

“總之，為着要造成衝突或是要引起興趣，而就用精神病來代替健全的性格，這種辦法總是永遠不能成功的”。

        我們今天面對着那些把病態當個性，把畸形當真實、把野蠻當豪爽、把落後當可愛，一提到要塑造英雄人物的個性，就是要寫他怎麼“痞”，怎麼“怪”，怎麼“蠻”，怎麼“橫”，怎麼“非主流”，怎麼莫名其妙地發神經，不把我黨我軍的英雄人物寫成半莽夫半流氓誓不罷休的“創作方法”之大行其道氾濫成災，不覺得恩格斯和黑格爾的這些話還是那樣切中時弊振聾發聵嗎？

        ——《上甘嶺》中沒有一個人、一個表情動作、一句台詞是上述這樣的，但它塑造出了最鮮活生動的英雄羣像，塑造出了英雄們的真正個性，讓我們感受到：    

我們的英雄是崇高的，偉岸的，也是正常的，自然的。

離開這兩點塑造的“英雄”，也許能滿足某種獵奇的心理，渲泄某種陰暗的情緒，但那既不符合那個英雄年代的歷史事實，也不能給人以美的享受，更不能成為做人的榜樣。   

       “姑娘好像花兒一樣，小夥兒心胸多寬廣”，説的就是《上甘嶺》裏這樣的英雄們，因為有了他們，“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才會“到處都有青春的力量”。      

        父母曾用這樣的歌詞教我做人——這是完全正確的：

       好的影片的確要有好的政治導向，但又不是單純的政治圖解，它能把宏大深刻的主題思想完全融化到典型環境下典型人物的思想、性格、行動、語言中去，它通過這些給人以愉悦和美的享受，同時給人以做人的薰陶。 

       《上甘嶺》就是這樣。

       它講了一個保家衞國氣壯山河的戰鬥故事，同時用那些真實可信毫不做作也毫不賣弄的人物形象，教我們去做一個有胸懷，有擔當，堅強勇敢，顧全大局，關心他人，團結奮鬥的人。

       現在的很多文藝工作者也應該認真考慮：        

你們的作品裏，有沒有能夠用來教人做人的東西？  

 

        附帶説一下，上圖是我最近看的1981年攝製的電影《喜盈門》的劇照。劇照上的兩姑娘是兩妯娌，從她們各異的表情你也能看出這中間“有戲”。        

       沒錯，這也是一部可以教人做人的影片，講述的是北方某農村公婆妯娌間發生的故事。      

       關於這部影片，我看完後才注意到豆瓣上一位叫“青山”的網友11年前已經寫出了一篇很出色的觀感，照錄如下：    

“我一直認為，那段歷史的光芒，是不可直視的。它離我太近，是我父輩的事情，而又離我太遠，我們不再如此思考與看待世界。       

       這是最讓我着迷的一段電影時光。我以為，當時的電影成就，是後來很難逾越的高峯。如果對比《活着》《霸王別姬》之類的國族歷史、蒼涼敍事，和《小武》《站台》的存在主義式的記錄與焦慮，我更願意用這段時間的電影，如《喜盈門》《他倆和她倆》等等來代表中國電影。原因在於無論較早的《活着》或是之後的《小武》，都可以看出濃重的西方視角與思考方式，而我更加不會以為這種對傳統及歷史不抱温情的態度，足以代表中國人的電影。而果然這些電影也都一一在國際影壇獲譽無數。

       如果我們去掉那段歷史的光芒，再來看《喜盈門》，其實很是簡單，並非人民內部矛盾。人性有差異，婆媳的雞毛蒜皮，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情，老實丈夫逼急了跳牆，老人家的晚景，孃家的蠻橫，終於在明亮的山水間一一展開，而最終也是以一個皆大歡喜，再次證明了樂觀勤勞的中國人，那種與生俱來的中庸式智慧。       

       再對比現在的國產電影《李米的猜想》《瘋狂的石頭》等等，除了在喃喃自語講述根本不會發生的離奇，這些又哪裏是真實呢？二十年多來，我們以反思的藉口拍了很多扭曲的人性人生，支離破碎展示給外國友人看；而後又以純搞藝術的手法拍了很多非人性非人生，在自我意淫中感覺良好：難道我們就是無能為力於我們自身，於日常人生？      

       《喜盈門》是一個需要繼續的傳統。”

       那個時候（2009年），能看出大陸八十年代反映普通勞動人民健康正常的生活的影片如《喜盈門》是比《小武》、《霸王別姬》等以到海外獲獎為目的的影片更值得繼承的傳統——這樣的影評真是空谷足音。     

       問題在於，當你發現自己不喜歡《霸王別姬》時，看看同樣是講戲劇演員生活的《舞台姐妹》，也許會發現，真正好的影片其實還是在走《上甘嶺》的路線。

   

       據《喜盈門》的導演説，這部片子是拍給農村人看的農村生活題材影片，影片在某地農村試映了幾場，他統計了一下，先後聽到鄉親們發出了一百七八十次會心的笑聲，他這才放下了心。     

       而1980年《牧馬人》主演叢珊回憶，她演的李秀芝脱磚坯那場戲，鏡頭裏李秀芝只脱了一塊磚，但事實上現場的百十塊磚都是她一塊一塊脱出來的，累得人都要虛脱過去。這是因為謝晉導演對她説，只有這樣你才能最後在鏡頭前脱那一塊磚時找到真實的感覺，不然那些有過這種勞動經驗的觀眾一看就感覺你這是假的。   

       這和當年《上甘嶺》劇組深入戰場和參戰部隊寫下幾十萬字採訪筆記，不是同樣的態度和方法嗎？    

       今天的編導和演員們，有誰還會這樣做嗎？     

        這就是那個年代的電影人。       

        這本身不也在教我們做人嗎？

       結尾，推薦大家去看一部《牧馬人》的導演謝晉於1965年導演的《舞台姐妹》

       其中兩位越劇演員竺春花和邢月紅的師傅（他也是邢月紅的父親）臨終前叮囑她們：

       “認認真真唱戲，清清白白做人。”

       可是後來邢月紅在舊上海的十里洋場上逐漸迷失。

       竺春花批評她説：

       “你演的是個窮書生，幹嘛一場戲換好幾次漂亮行頭？”

       月紅為自己辯解道：

       “看客喜歡這個！”

       春花説：

       “風不吹，水不動。怪我們自己在台上開的風氣！

       今天文藝界那些推説“現在觀眾不喜歡正正經經的戲，就喜歡這些個歪的邪的嬉皮笑臉的，所以我們只能這麼寫這麼演”的人，難道不該聽聽竺春花這句樸實而中肯的話，學一學她的擔當嗎？

       後來邢月紅終於淪為劇院經理唐老闆的玩物，被蹂躪，被拋棄，甚至被威逼利誘來對付自己的好姐妹。

       而“認認真真唱戲，清清白白做人”的春花，則一步步走向了光明，在以進步記者江波為代表的地下黨教育和引導下，克服重重困難和危險，把魯迅的《祝福》等揭露舊社會黑暗的作品搬上了越劇舞台，走上了以文藝喚起人民，教育人民的康莊大道。

       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今天的文藝工作者又面臨同樣的抉擇了，那麼在做人和教人做人上，你們又該何去何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