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雲峯 王紹梁 | 本應作為一種享受的勞動，緣何成為“打工人”的自嘲？_風聞

編者按：近日，“打工人”一詞在網絡爆火，成為展示當代年輕人在社會奮鬥的新詞彙。“早安，打工人”“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等網絡熱詞的傳播，是本質上是當代年輕人對工作、對生活的一場認知覺醒，反映了當代勞動形態和社會心態的變遷。當代年輕人揹負巨大的社會壓力，打氣加油，調侃自嘲的背後，是對職場、生活壓力的共識。而當“打工”僅僅作為一種生存手段，無疑會對社會的勞動形態造成一定挑戰。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實現勞動幸福與勞動自由，是需要關注的課題。本公眾號特推出此組文章，供讀者參考。

“勞動幸福”的問題是現代社會發展與治理的首要和基本的問題。以勞動幸福為基礎構築社會主義精神，由此重構的現代社會文化價值系統則是這一基本問題的理論旨趣。這種社會主義精神及文化價值系統有着區別於其他社會形態和制度的基本主張：一是強調信奉“幸福是奮鬥出來的”因果邏輯；二是強調收穫與付出成正當比例的分配邏輯（勞有所獲）；三是要“讓勞動本身成為一種享受”。“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既是社會主義精神的核心主張，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終目的。因此，“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何以可能，就成為亟待研究的時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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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的內涵界定

“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是勞動人權（也即勞動幸福權）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勞動幸福”的哲學內涵是人通過勞動使人的本質力量得到確證和肯定，這種確證和肯定在主體層面會帶來一種深層的愉悦與體驗。因此，從具體的現實內容來看，“勞動幸福”概念主要有兩層含義：其一，勞動是幸福的源泉，“幸福是奮鬥出來的”，只有通過創造性誠實勞動而獲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其二，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成為幸福的事情，簡單來説就是讓勞動本身快樂起來。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還是國民經濟學家，在“勞動是社會財富的源泉”這一基本觀點上是一致的。但並不能僅從社會財富層面理解這種來源的唯一性（價值）和至上性（使用價值），因為勞動幸福在更高的意義上是主體的深層愉悦與體驗的問題。在這層意義上，我們堅持認為“勞動幸福是每一個人不可轉讓的初始權利”。從勞動幸福的物質性看，勞動幸福權的基礎條件似乎是可以通過共同體的法律和習俗轉讓的；但從勞動本身作為一種精神性的體驗過程看，勞動幸福具有主體性和內在性的特性，因而不能在不同的主體間通過法的形式轉讓。但並非所有的活動都能歸為幸福勞動。在現代社會，只有創造性的誠實勞動才能夠產生快樂和愉悦。在中國的“計劃經濟”時期，“勞動光榮”是勞動幸福的一種獲得和表現形式。但那個時期大多還是以體力勞動為主，所以伴隨的是辛苦、勞累甚至痛苦。由此，勞動幸福成為一種以犧牲身體幸福為代價的精神奢侈。在某種意義上，那還只是一種依賴於外在肯定和認同的“光榮”。我們認為，幸福的勞動固然離不開體力消耗，但更根本上是指創造性誠實勞動。一方面，這種勞動具有創造性的特徵，揚棄了以往的簡單繁複和機械性的舊勞動形式；另一方面，在追求勞動幸福的過程中，勞動者不僅不損害而且有益於他人，從而揚棄了那種以損害他人利益為前提的非正義勞動。因此，幸福勞動必須是持久性的有益勞動。

首先，從個體勞動的主體層面看，“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包含五大規定性。

第一，這種勞動須具備合意願性，即我們所從事的勞動活動不是來自外部強加的被迫勞動甚至奴役勞動，而是合乎勞動者意願的勞動。這也是馬克思“自由自覺的活動”的基本思想。從歷史哲學看，人類與勞動的關係大體經歷了從奴役勞動到謀生勞動，再到體面勞動和自由勞動的過程。雖然現代社會大體處於謀生勞動到體面勞動的階段，但這並非意味着現實生活中不存在“強迫性”的勞動。這種違背主體意願的強迫勞動現象仍然是存在的。違背勞動的合意願性並不僅僅是生理上會對人產生傷害和摧殘，心理上的負面影響在一定層面上更嚴重也更持久。所以，勞動成為享受首先要符合個人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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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勞動類別是主體喜歡的活動。現代社會的高度分工化使人越來越難以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因為分工程度高，壽命和學習能力有限的人類不可能“任意”選擇所有喜歡的勞動形式。我們要走出勞動任性的認識誤區，不能把喜歡從事的活動具體化為某個特定的職位，而要看作勞動的類別或職業的類型，如高校教師、藝術創作者、行政管理行業等。我們需要將職位的分工和勞動類別的分工區別開來。因此“喜歡的活動”不是盲目和抽象的，也要求勞動者結合自己的興趣愛好，尤其是能力和技能，在社會上尋找和匹配適合自己的勞動形式和工作崗位。這樣的“喜歡”才能保持可持續性，才能使得勞動成為持久性的享受。

第三，這種勞動必須是自主性的活動。自主性與合意願性、職業匹配性不同，不是單純以人蔘與某項勞動的動機為條件。自主性要求勞動者能夠自主地選擇、支配和展開自己的勞動過程，而非機械、無聊地執行管理者或機器設定的固定程序。這種非自主性實則是現代勞動者的機器化，人與機器的關係倒真成了拉美特利所主張的“人是機器”。在流水線上人被機器牽着鼻子走，人的動作和注意力總是服從於機器的運轉，如計件工資就包含這種非自主性。“勞動是積極的、創造性的活動。”因此，自主性的勞動一定屬於創造性的誠實勞動，在這種活動中，勞動本身一定是充滿幸福感和享受感的。

第四，這種勞動必須對身體有益，而不能損害勞動者的健康。在絕對的意義上，所有勞動都必須伴隨一定的體力或智力的耗費，自然也就無法避免一定程度的勞累。但筆者認為，只要將勞動強度和時間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找到每一個勞動者的勞動和休息時間的合適比例，將高強度和高風險的勞動儘可能地轉移給機器，才能保證勞動對人的身體的有益性，而不損害勞動者的身心健康。

第五，勞動的享受性是過程和結果的統一，既要使人在勞動過程中享受勞動，也必須在結果上實現一種幸福的狀態。過去人們對勞動幸福的理解，往往側重從勞動的結果判斷和評定是否有幸福感和享受感；或者又只因勞動過程的辛苦程度就簡單地否定勞動獲得幸福、勞動成為享受的可能性。實際上，兩者不可偏廢。勞動既要成為享受的過程，也必須能夠提供可持續享受的基礎，即勞動幸福是勞動過程和勞動結果的統一，是勞動的對象性和對象化過程的統一。

“如果勞動能夠創造出一種使人深層感受到的內心愉悦，那麼勞動就會變成人人願意參與的享受型活動。”現代社會的勞動治理只有符合以上五個基本特性，才能讓勞動本身成為一種真正的享受。

其次，從社會勞動的治理層面看，“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到體現。

第一，讓勞動對人的壓迫降到最低限度，即將人從不合意願的強迫性勞動、喪失自主性的機械勞動和損害勞動者健康的高強度和危險性勞動中解放出來。勞動並非完全主觀的思想活動，也不是與動物無異的自然活動，勞動具有雙重的特徵。一方面勞動作為感性的對象性活動，在馬克思那裏意味着人對對象性關係的自覺。從這個意義上説，勞動展現的是人的本質力量，實現人的主體性。現代工業體系是人類最為自豪的成就之一，馬克思曾將工業及其歷史所產生的對象性存在和對象化結果喻為“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和“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另一方面，勞動關聯着自然界，是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因而這種活動也必然要服從和受制於自然活動的規律，即勞動在為人類創造物質資料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時，藴含着自然必然性對人可能造成的傷害和壓迫。在心理學上表現為心理緊張和精神壓力，在生理學上伴隨的是體力的消耗所帶來的勞累甚至痛苦。因此，作為社會性的勞動，必須通過客觀的社會條件和治理過程儘可能將勞動的壓迫性降至最低，但不能將“勞動的享受性”抽象地理解為無任何壓迫性，這是不可能的，也完全違揹人的自然屬性。

第二，讓勞動對人的促進性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勞動可以促進人的發展，使人的多方面潛能得到充分發揮。勞動作為感性的對象性活動同時也是對象化活動，但對象化活動更多是衍生性和第二性的。也就是説，對象化的存在對於人作為主體性的存在來説仍然是展現人的主體本質和體現人類主體力量的中介和環節。與黑格爾單純將勞動看成實現抽象的精神自由的中介和環節不同，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勞動本身具有本體論或存在論的意義。但在現代社會中，勞動這種展現人的本質力量的生存論意義出現了理論和現實的雙重悖論。一方面，人作為有限性的存在物，不可能從事一切活動，因此有了不同的分工，即個體勞動的差異化和多樣化；另一方面，這種個體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又造成人的需要的無限性，人必須通過各自特殊的勞動使彼此的需要得到相互滿足。這就是個體勞動與社會勞動的辯證關係。分工就意味着專業化，專業化要求勞動活動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以及專門性，這種穩定性和專門性就會將人的發展限制住，使人難以獲得真正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所以要想讓勞動本身真正地成為一種享受，社會治理必須從勞動幸福的高度把握這種矛盾，從其五個規定性出發，儘可能地引導、培養和形成享受性勞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在合理的限度內最大限度地開發勞動者的創造性和潛力，讓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感到享受而非束縛和壓抑。“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的五個規定性和兩方面體現在現實中實際上是統一的辯證過程，其核心要義都是要儘可能使得勞動階級在勞動過程中體驗到深層次的愉悦。因此，“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不是抽象的命題，而是一種現實的歷史運動過程，是一個社會良善治理、良性發展和文明進化的標尺。

“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為何重要

在理論上探討“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之所以如此重要和緊迫，源自現實勞動的異化。關於勞動異化的原則性分析和批判在馬克思那裏早已有過比較充分和完整的闡述，關於現代社會“勞動不幸福”的理論聚焦大多仍是跟在馬克思身後亦步亦趨。我們認為，隨着資本在世界範圍的進一步展開以及金融資本、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勞動異化的形式也隨之發生了新的轉變。對這些新的異化形式和實體性內容的概括、分析和批判，是理解“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之重要意義的理論前提。

第一，過強的壓迫性使得人們越來越厭惡勞動，降低了勞動展現人的本質和生命活動的享受性和幸福感。現代勞動對人的壓迫性並不只是表現為對身體的壓迫和摧殘，更多地表現為對勞動的合意願性、自主性、興趣匹配性的否定和壓迫，同時，以往主要因體力勞動的高強度工作所造成的生理上的耗費也轉變為腦力勞動造成的精神上過度勞動甚至過勞死亡。眾所周知，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對異化勞動批判的經驗對象是大工業機器體系下的體力勞動，因此勞動的不合意願性、非自主性、非匹配性等都以人依附於機器的體力勞動為異化中心。勞動的異化表現為感性對象的喪失、肉體的折磨、身體的畸形和自我的貶值，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

隨着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以及物質勞動的非物質化，人們開始陷入一種幻象，即現代勞動的自主選擇程度、合意願程度越來越高，對人身體簡單粗暴的摧殘也隨之逐漸消失。筆者承認這種歷史發展的進步意義，但這種勞動的“自主”與“合意願”恰是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壓迫形式改善所掩蓋的虛假自由和自主。“斜槓青年”的出現正是這一假象的呈現，個人的社會分工進一步分解為個人身兼數職，不但不是自主性的本質體現，在現代社會更可能走向業不精、術不專的反面，是一種不利於個人全面發展的無效匹配。同樣，互聯網的普遍應用使得休閒時間和勞動時間的界限被打破，加班由特定的場域轉變為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可能性。更為隱蔽的是，現代剝削形式在腦力勞動時代轉變為對精神和智力的無限度開發和利用，這種造成神經緊張和精神壓迫的現代性焦慮並不亞於體力勞動時代對“身體的規訓和懲罰”。互聯網行業、金融服務業以及媒體行業等腦力勞動職業類型的過勞死亡事件頻發便是最為典型的例證。可見，異化勞動的直接後果就是工人的被迫勞動以及由此而來的厭惡勞動，從而明顯降低了勞動的享受性和幸福感。

第二，以資本邏輯為以太所形成的不良社會氛圍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力圖逃避勞動、不願參加勞動，反而崇尚不勞而獲，以不勞動為榮。樹立正確的勞動價值觀是實現勞動幸福、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的觀念前提。但現代社會的普遍病症是越來越多的人想要逃避勞動，越來越崇尚不勞而獲的錯誤價值觀。所謂“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的最基本問題是享受主體先勞動起來，沒有勞動、逃避勞動就不可能從勞動中獲得享受感，進而體驗勞動所帶來的幸福。一方面，人們在現實的工作中對勞動異化有着真實和強烈的切膚之感，參與勞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自然就會大打折扣，逐漸遠離和排斥勞動；另一方面，這種對異化勞動的厭惡和逃避所形成的錯誤價值觀，會發生惡性循環。我們熟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邏輯的揭示，也就是社會對財富的追求由舊時代“五穀豐登”的使用價值的生產，轉變為今天“資本增值”的剩餘價值生產。這種生產邏輯的轉變在個人價值觀層面就表現為對貨幣積累的崇拜，是為拜金主義。這一蜕變的內在機制實際上就將“勞動”由目的本身降格為實現資本增值的環節和中介之一。也就是説，只要能達到個人貨幣積累的目的，是通過創造性的誠實勞動，抑或是有害於他人和社會的非誠實勞動，就成為次要的和不必考慮的問題，甚至不勞而獲也是可以的。在以資本邏輯為以太的生產邏輯支配下，作為社會關係總和的現實的人逐漸形成了以不勞動為光榮的錯誤勞動價值觀。

筆者認為，勞動成為享受的規定性之一是過程與結果的統一，在錯誤的勞動價值觀支配下的社會實際上是這種關係的顛倒和片面化，即勞動過程顛倒為手段，勞動結果片面化為勞動的唯一目的。這種顛倒用馬克思的表述就是，“這個媒介（貨幣——引者注）富到什麼程度，作為人的人，即同這個媒介相脱離的人也就窮到什麼程度”。沒有勞動過程與勞動結果的統一，勞動的享受性就不能被真實地體驗到，“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也就隨之淪為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笑談。

第三，社會關係的全面物化，將勞動變成了一種抽象和維持生計的活動，使勞動者變成了單向度的人。在異化勞動的第四個規定中，馬克思指認了由勞動產品、勞動活動、類本質的異化所造成的人同人的社會關係的異化。但是他在這個階段還沒有研究清楚這種異化的實體性內容，而只是現象性地描述了人與人關係的對立與鬥爭。直到《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才指出了勞動異化的這一本質就是社會關係的物化。馬克思認為，人在進行物質生產活動的同時，也在生產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人與人的感性關聯一方面變成以“物”為中介，另一方面為物所掩蓋。“人們信賴的是物（貨幣），而不是作為人的自身。”馬克思物化思想的深刻之處在於，儘管在勞動過程中，我們仍然需要與他人打交道、進行感性的交往，但每一個人所圍繞的真實核心是物或貨幣，只要物或貨幣從人們的勞動-交往中撤離，感性與情感關聯甚至倫理關係都會作為衍生性的伴隨物而消失。當前社會大體來説處於“超越謀生勞動、實現體面勞動”的發展階段，因此，這一階段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仍然沒有逃離全面物化的藩籬，勞動也就變成一種抽象的活動。馬克思認為，在謀生的勞動中，勞動主體和對象不僅是異化的，而且是偶然性（即抽象性）的，因為勞動者的使命取決於外在的社會需要，因此他必須服從這種格格不入的外部強制。最後，維持生存的強制勞動轉變為目的，而展現人的現實的行動則只具有手段的意義。

另外，隨着勞動分工越來越先進，更多技術性活動（如具有特色的手工業勞動）被先進的智能機器替代，人反而成為附屬於機器的一個工具和要素，服從於機器的邏輯和程序安排，勞動者越來越像一台機器，做着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工作。在這種異己的物對人實現全面統治的社會中，勞動者變成了離自由越來越遠的單向度的人。閒暇時間被剝奪、生產世界和生活世界界限被打破，使得勞動的享受特徵和本質被一再邊緣化。

如何“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

儘管今天的勞動形式仍然帶有一定的壓迫性和謀生性，由此而造成的錯誤勞動價值觀大行其道，從而大大降低了勞動的幸福感和享受感，但我們認為“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並非不可能實現。“勞動具有謀生性，但隨着社會的發展，勞動的謀生性在整個勞動中所佔的比重將會不斷下降。”因此，筆者認為，要想使勞動最終成為人的第一需要、成為真正的享受性活動，社會發展離不開以下三個方面的積極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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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社會生產效率，使勞動的生存需求比重不斷下降，將強制性和被迫性的勞動從資本邏輯中解放出來，為人們創造出更多的自由時間，從而逐漸使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使勞動成為享受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自由勞動實現的過程，也是勞動解放的過程。解放勞動並不是要解放一切為人類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而是要把人從單純為了生存需要而進行的必要勞動中解脱出來。必要勞動就是生產基本生活資料的那部分勞動，這種進行物質變換的勞動領域在馬克思看來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而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即真正的自由王國只是存在於必然王國的彼岸。人屬於自然的一部分，必須通過吃喝來維持肉體的存在和完成自身的再生產，所以，生產力的充分發展、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物質的極大豐富，自然也就決定了人能否從禁錮在自然必然性之內的強制性勞動和生計被迫性勞動中解放出來。這裏就會出現“自由時間”和“勞動時間”的劃分。讓勞動成為一種享受的前提是人不再為基本的生活需要、養家餬口煩惱擔憂，人們不僅自由自主地參與適合自己的生產勞動，而且還能在勞動時間之外獲得自由活動的時間。這時，衡量社會“財富的尺度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因此，勞動幸福的尺度也就隨之發生了改變，讓勞動本身成為一種享受，也就依賴於自由時間的存在和延長。

弔詭的是，儘管現代社會的生產力不僅超出以往個體勞動為主的封建時代，而且超過了資本主義自由和壟斷時期，但人們忙碌依舊、加班依舊、過勞依舊。是誰偷走了我們的閒暇和健康？這其實是資本邏輯在作怪，自由時間對於勞動是否能夠成為幸福和享受的活動固然至關重要，但“資本的不變趨勢一方面是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是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餘勞動”。發展個性和能力的自由時間被資本邏輯宰制下的勞動時間所吞噬，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問題，更高的意義上，社會需要從制度安排的良善治理角度將勞動從資本邏輯中解放出來。將勞動的時間和強度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使每一個人找到適合自己的勞動形式，並獲得更多的合意願性和自主性，努力實現社會從“過勞時代”轉向“休閒時代”，“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才得以可能。

第二，積極吸收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對人的解放，不斷減少危險性勞動、摧殘性勞動、單調枯燥性勞動對人的折磨，提高勞動的自主創造性。如果説，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自由時間的開闢奠定了物質基礎，那麼現代科學技術如人工智能的應用則為所獲得的自由時間提供了形式和內容上的雙重發展空間。首先，我們要充分認識人工智能對人的勞動解放的意義。光有自由時間遠遠不夠，關鍵在於如何讓自由時間變成人的享受時間，讓勞動變成一個享受的過程。隨着需求的不斷擴大，人們也需要進行不斷的生產和再生產。那些危險係數和枯燥程度很高的勞動，不論什麼時代都不可能成為人們的享受活動。而人工智能的工業應用為解決這一問題帶來了曙光，可以説“人工智能為替代人類勞動而生”。人工智能對異化勞動的解放性主要表現在彌補人類自身勞動能力的不足、完成人類難以完成的難度係數高的勞動類型、減輕人類勞動強度和負擔以及提高人類勞動效率。因此就人工智能的積極意義而言，“勞動解放不是不勞動，不是擺脱任何勞動，而是要讓勞動迴歸到自由勞動，迴歸到那種真正合乎人的意願，具有快樂性，具有最低限度摧殘性的勞動狀態”。

到目前為止，人們對人工智能形成了一種普遍的焦慮和擔憂，害怕人工智能如無人駕駛、智能機器人等的應用會造成社會大面積的技術性失業。這與自動化大機器時代到來時的擔憂如出一轍。實際上，這種擔憂是多餘的。新的勞動總會替代舊的勞動，人工智能的應用表面上減少了勞動機會，實際上是創造了更多的勞動機會，即新的勞動形式和內容的多樣化。人工智能是歷史性的存在物，而不是超歷史性的存在者（如上帝）。也就是説，人工智能是在人類的實踐過程中產生和發展的，它是社會的歷史的產物，對其的擔憂本質上就是用超歷史性即非歷史性的方法看待歷史性的存在物。這一點在馬克思的“需要理論”中闡釋得很清楚，“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這裏的需要就是一個歷史性的範疇，是人類對人工智能的需要產生了人工智能。因此，人工智能作為工具又會產生新的需要，即解放勞動的進一步需要，同時也即新的產業所帶來的新的勞動崗位的需要。“機器體系的這條發展道路就是分解——通過分工來實現，這種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漸變成機械的操作，而達到一定地步，機器就會代替工人。”當然，在解放舊勞動的同時，我們還需要考慮和培養個人知識的可遷移能力，以保持新舊勞動形式之間過渡的連續性。

但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換句話説，人工智能天生也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解放重複、繁重、枯燥的無意義的勞動形式，如流水線工作、工地體力勞動、文字校對等；另一方面，新的技術作為生產工具一旦被資本邏輯支配，則不但不會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反而會使勞動過程變得更加不自由、更加不自主、更加折磨勞動者。如智能手環利用大數據來監測工人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不僅不解放煩瑣枯燥的體力勞動，反而成倍增加工作量。“最發達的機器體系現在迫使工人比野蠻人的勞動時間還要長，或者比他自己過去用最簡單、最粗笨的工具時勞動的時間還要長。”這就需要對人工智能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即分析和研究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地位以及運作形式。這對於我們盡最大可能地充分利用科學技術對勞動的解放一面，進而“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有着某種決定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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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還需要逐漸克服社會關係的異己力量，將人從抽象的統治之中解放出來，恢復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建立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勞動既造成人與自然的關係實際發生，也生產人與人的社會關係。雖然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的生產意味着獲得勞動機會，但在以“物”或貨幣為中介的社會中，這種關係往往內在包含着對抗性的異己力量。人在一個非自由選擇和非自主支配的勞動過程中所建立的往往也是不愉快的社會關係，所以反過來説，要“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首先就要嘗試建立一種非異化的自然發生的社會關係，在這樣的社會關係中，我們的勞動才會成為吸引人的勞動，才能從中獲得個人的自我實現。但按照馬克思的理解，這種勞動享受性發生和獲得的過程同時也是普遍異化發生的過程，因為要使人的“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在過去生產與生活的界限還比較明顯的時代，人與人關係的片面性和對抗性還只是停留在生產領域，限定在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之間；但自這一界限被打破之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的對抗性也發展到了具有一定普遍性和全面性的程度，以往在兩大階級之間的矛盾轉變為勞動階層內部的矛盾。這就需要在更高的層次上揚棄這種異化的全面性和普遍性。例如要警惕競爭萬能主義，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必須有一定的限度，需要在競爭機制存在的同時安排與之相適應的配套措施。在同一個勞動共同體中的競爭，總會有失敗者和淘汰者，如果只是高揚勝出者的勞動幸福，那麼如何讓這些失敗者的勞動也成為享受呢？不應該給予個別勞動強者過多的光環，要培養其勞動光榮感，但不能變成個人英雄主義。這種勞動中的個人英雄主義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表現，“獎勵要對事但不輕易對人下定論，才符合勞動幸福的原理”。這意味着，要從社會制度安排的高度建立起保護每一個勞動者的勞動價值和勞動創造能力的系統性體制機制，這種保護需要社會的整體性和系統性視野，即是一個社會治理而非簡單的價值觀引導的問題。

總而言之，“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並非天方夜譚的浪漫主義想象，而是人類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可以實現的共同目標。但這一目標並不會自然實現，相反一方面要從社會生產的客觀維度奠定勞動過程與勞動結果相統一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要通過人們的共同努力積極建構起一個以勞動幸福理論為觀念基礎的新的社會文化價值體系。只有主客觀條件滿足，“讓勞動本身成為享受”才不會墮入社會空想的理論窠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