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然開朗之後的毛澤東: 如何通過深刻解讀人性,來處理紛繁複雜的矛盾?_風聞
栩先生-栩先生官方账号-微信公众号:栩先生(superMr_xu)2020-10-26 22:25
作者 | 栩然
發佈 | 栩然説(ID:xuranshuo)
1
1920年夏日的一天,上海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2號。
“咚咚咚……”門被叩響了,一箇中年男子的聲音從裏面傳了出來:“誰?”從聲音就聽得出來,中年男子非常謹慎。
“陳先生,是我。”叩門的青年男子説道。
一聽聲音,陳先生立刻放下了警惕,他熱情的打開了門:“哦,潤之啊,快進來”,把人迎進來之後,他小心翼翼的看了看周圍,確認沒有人跟蹤了,才關上了門。
兩年未見,二人都非常高興,上一次見面還是在北京,那時北京的“新文化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也使二人的關係拉近。
住在這裏的中年男子,正是時年41歲的陳獨秀;而前來拜訪的青年男子,正是時年27歲的毛澤東。
陳獨秀説:“兩年未見,可你毛潤之的大名早就灌滿我的雙耳了,你把平民通訊社的輿論做得鋪天蓋地,一介布衣就把張敬堯一省督軍罵成了過街老鼠,舉國上下人人喊打,了不起啊!”
陳獨秀説的,正是1919年至1920年由毛澤東主導,湖南學生髮動的“驅張運動”。
1919年,時年26歲的毛澤東作為學界代表,率領“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赴京請願團”來到北京,他主持“平民通訊社”專門報道“驅張”活動,每天把150餘份揭露張敬堯罪行和“驅張”運動的消息。
1920年張敬堯垮台,可毛澤東悶悶不樂,陷入迷茫。此時,他來到上海找到陳獨秀,就是想訴説心中的困惑,尋求解惑之道:
“一直以來,我相信平民的呼聲可以喚起統治者的良知,但是如果沒有吳佩孚和馮玉祥的倒戈,就是我寫再多的文章,聯合再多的民眾,他張敬堯在湖南照樣是高枕無憂。
真正打敗張敬堯的是軍閥之間的派系矛盾,往根子裏説,是洋人收買軍閥的錢。
所以,儘管張敬堯垮台了,但這只不過是軍閥之間以暴易暴的把戲而已,並不是呼聲的結果,更不是平民的勝利。
事實證明,這條路走不通,這也正是我的困惑,還請賜教。”
陳獨秀來回踱步,思慮了許久,抬頭對毛澤東説:
“你相信民眾聯合的力量,這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你採取的方式。所謂聯合民眾向政府請願,追求的不過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
而現今之中國就像一棵樹,它的根子都已經爛了,你卻還在砍它的枝枝蔓蔓,這能起作用嗎?只有一個辦法--連根拔除!”
“連根拔除”,這四個字深深的刻在了毛澤東的心裏!
那一夜,毛澤東與陳獨秀的促膝長談讓他記憶猶新。16年之後,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曾這樣回憶他在上海與陳獨秀的這次會面:
“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顯然,青年毛澤東已經通過實踐證明,想要解決軍閥對於中國的問題,之前的做法還未觸及到根本!
1919年7月時,他還曾創辦《湘江評論》來呼籲羣眾,可到8月時就被軍閥張敬堯查封;接下來,他又寫文章來進行“驅張運動”,可這一次他又發現僅靠筆桿子寫寫文章、呼籲呼籲,解決不了實際問題,他一直困惑其中。
直到陳獨秀説出“連根拔除”四個字時,毛澤東頓時茅塞頓開!
同年6月18日,毛澤東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湖南人民的自決》,裏面寫道:
“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
2
1927年5月下旬,湖北武漢。
“咚咚咚……”又是一陣敲門聲,從敲門聲音中就可以聽得出來,敲門的人非常焦急。
果然,兩個敲門的人在門外催促:“潤之、潤之,快開門啊!”
毛澤東快步跑到門前,看到兩人後不由得一怔:“易禮容、柳直荀,你們怎麼來了?”然後,迅速讓二人進屋。
易禮容、柳直荀二人衣衫不整,一看就是逃難而來。一進屋,二人就哭喪着臉説:“潤之,救救湖南的同志們吧!許克祥一開始對我們下手,我們不是沒有反抗的能力,上萬農軍圍長沙,許克祥手下只有一千多人,可是中央一紙命令,卻讓我們放下武器,可結果呢?上萬人頭落地,我們那麼多的同志成為刀下鬼。”
易禮容、柳直荀二人説的,就是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的“馬日事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由於中共中央下令湖南省委採取退讓,半個月內湖南省被屠殺的革命人士達萬人以上。
毛澤東心如刀割,他連夜來到了時任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辦公室:“為什麼?為什麼要下達不抵抗的命令?”
陳獨秀回答:
“如果反擊,國共之間還要不要合作?別忘了許克祥的33團是國民政府的軍隊,他們惹的事,只能讓他們自己去調查處理,而不是我們共產黨組織的農民武裝去消滅。
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是小黨,不能樹敵太多,只有忍辱負重才能爭取團結,蔣介石已經公然背叛了革命,北方還有奉系虎視眈眈,現在我們所能依靠的只有國民政府這邊,難道要和汪精衞、譚延闓、唐生智他們翻臉嗎?”
毛澤東反駁説:
“汪精衞、譚延闓、唐生智他們根本就不是什麼革命力量,他們現在口口聲聲説要合作,那是我們還沒觸及到他們的根本利益,一旦觸及到他們的利益底線,他們就會和蔣介石一起聯合起來殺我們共產黨。”
陳獨秀回覆:“我何嘗不知道呢?可我們畢竟是小黨,只能以國民黨作為革命的主力。”
毛澤東説:“那難道,我們要眼睜睜的看着汪精衞倒向反革命,任人宰割?”
陳獨秀説:“汪精衞的態度是有搖擺,不是還有馮玉祥嗎?”
毛澤東説:“西山會議反共,我們只能依靠蔣介石;蔣介石反叛了,我們又寄希望於汪精衞;現在汪精衞搖擺不定,我們現在又寄希望於馮玉祥?馮玉祥現在最關心的是打倒他的死對頭--奉系張作霖,現在誰有實力和他聯合起來打奉系他就會重視誰,他不會在乎我們,因為我們手上沒有兵。”
……
**這一次衝突,使毛澤東與陳獨秀在政見上分道揚鑣。**毛澤東深知,其實二人之間的政見分歧早就有之,只不過這一次擴大化、明朗化了。
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早期,陳獨秀就將工作重心放在了北伐上,而毛澤東認為工作重心應該放在“農民運動”上,為此陳獨秀還訓斥過毛澤東,説農民運動“糟得很”、“過火”、“痞子運動”……
為了真正弄明白農民運動是對是錯,毛澤東還特意到湖南醴陵等地的農村實地考察,在問到“農會好不好”這個問題時,農民們説了一大堆的“不好”:女人都可以進祠堂了、一家只能喂三隻雞鴨、過年不讓打牌打麻將……
在問到“要不要撤銷農會”時,農民們卻異口同聲的説“不能撤銷”,因為農會的好處遠遠多於不好的地方……
調查的事實證明,“農民運動”的路線是正確的,為什麼陳獨秀卻一直反對呢?
….
在毛澤東看來,陳獨秀的路線是“右傾投降主義”,這樣下去大革命必然失敗!
不管是長期以來路線上的分歧,還是因馬日事變而引發的爭吵,毛澤東都與陳獨秀越行越遠,最終事態的發生也證實了毛澤東的預言--大革命失敗,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
自此,陳獨秀離開了中共領導崗位。
3
從1920年在上海時與陳獨秀的政見相同,到1927年與陳獨秀在政見上的分道揚鑣,從“驅張運動”的失敗,到大革命的失敗,一系列紛繁複雜的經歷曾讓毛澤東迷惑不已……
直到他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深層次解讀了人性之後,一切都變得豁然開朗、茅塞頓開。
歸根結底,一切問題的答案都來源於四個字--切身利害!
從人性深處來講,每個人做決策的根本依據,就是切身利害!
這種茅塞頓開的感覺,從他寫的很多文章裏都能看得出來,就以1937年8月寫成的《矛盾論》、1925年12月寫成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以及1957年6月19日寫成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來説明吧。
先説説《矛盾論》一書吧,其中提及了幾個重要觀點: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主次性、矛盾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矛盾鬥爭的兩種基本形式(對抗性的矛盾和非對抗性的矛盾)。
這些概念看起來很抽象、很難懂是吧?其實不然,這很生活化。
從矛盾的普遍性來説,人性的需求也一樣存在普遍性:人有吃飯的需求、休息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求知的需求、娛樂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各種各樣的需求,不可能有什麼方法能一次性滿足所有需求。
從矛盾的主次性來説,矛盾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一定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所以也不必去平均關注所有矛盾,只需抓主要矛盾即可。從人性上來説,這些需求也不是平衡發展的,一定有一個需求是當前最主要、最迫切的需求,重要性遠超其他需求。
就拿農民階級來説,“吃飯的需求”才是主要矛盾,也就是他們的切身利害,只要抓住了這個主要需求,他們就會跟隨於你,其他需求都可以為主要需求讓路。
顯然,毛澤東看清了這一點。1919年他就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後來,當毛澤東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時,農民們明知道只要去打仗就會威脅到他們的“安全需求”,為什麼還那麼堅決的行動?因為這句口號這滿足了他們的主要需求--吃飯問題,其他需求都必須為主要需求讓路!
在這裏,就不得不提一下蔣介石在1934年的2月10日搞的“新生活運動”,他認為當時的中國人舉止太不文明瞭,隨地吐痰、走路抽煙、頭髮很長、廁所太臭、吃飯不好看……所以,只有人人蔘加新生活運動,才能讓中國人民都成為文明的國民,才能改變國家的命運。
我的乖乖,這個“新生活運動”也太不接地氣了吧?農民們連“吃飯問題”這個主要需求都解決不了,肚子都吃不飽,餓都快餓死了,你還要求他們要講文明、懂禮貌、講衞生、勤洗手?這簡直是“何不食肉糜”嘛!
言歸正傳,再説回《矛盾論》,裏面矛盾鬥爭的兩種基本形式--對抗性的矛盾和非對抗性的矛盾。
什麼意思呢?剛才説到矛盾具有普遍性,人性需求也存在普遍性,不可能存在什麼方案能一次性滿足所有需求,只要抓住了主要需求,其他需求都可以暫時讓路。
所以,如果一羣人的主要需求是相反的,那他們之間就不可調和,只能以鬥爭解決問題,所以叫“對抗性矛盾”;反之,如果一羣人的主要需求是一致的,只是在其他需求層面出現了摩擦,那麼這些都可以調和,所以叫“非對抗性矛盾”。
用《矛盾論》去解讀1920年毛澤東與陳獨秀在上海的對話內容,以及1927年毛澤東與陳獨秀在武漢的對話內容,去解釋當時的事態為什麼發生,一切就會無比清晰!
1920年的驅張運動,各路軍閥的切身利害是各自勢力範圍的爭奪,僅靠發幾篇驅張的文章只能“撓撓癢”,根本沒有觸及到他們的主要需求,所以僅僅依靠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羣湖南學生情願,也不可能解決實際問題。
再説了,那些軍閥不可能為了一個不相關的利益,去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觸碰自己的切身利害吧?
事實也證明,無論是自下而上的情願,還是自上而下的改良,都沒有觸碰到切身利害,所以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
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是陳獨秀所説的“連根拔除”,這一點毛澤東也非常同意,這就促成了二人在政見上的相同!
但是,靠什麼力量才能“連根拔除”呢?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和陳獨秀給出的答案不同。
在陳獨秀看來,只能依靠軍閥,利用軍閥之間的派系矛盾來解決問題。那麼,哪個軍閥最能解決其他軍閥呢?國民黨!因此必須要促成國共合作,必須要促成北伐,然後依附於國民黨,哪怕自己受點委屈也要忍辱負重。
在毛澤東看來,只能依靠農民階級,因為農民階級的主要需求是“吃飯問題”,是土地,這就與各軍閥的切身利害形成了“對抗性矛盾”,因此鬥爭的意願最堅決!同時,中國人口農民佔有絕大多數,民眾聯合起來的力量最大!
就是這種思想路線方面的差異,導致了1927年二人在政見方面的分道揚鑣。
陳獨秀錯就錯在,他依靠於國民黨這個軍閥,但並沒有滿足國民黨的主要需求,因此在他眼裏國民黨是不可替代的存在,但在國民黨眼裏共產黨是可有可無的存在,一旦觸及到他們的根本利益,他們就可以毫不留情的痛下殺手!
毛澤東則通過在湖南醴陵等地的農村調查,發現眾多農民説農會不好,但都不同意撤銷農會,為什麼呢?因為農會的這些“不好”只是“不好”在一些次要需求上,之所以不同意撤銷農會,是因為農會能滿足農民們的主要需求。
毛澤東相信,他已經找到了答案!
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後,其本人離開了中共的領導崗位,在隨後中共生死攸關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答案一、武裝鬥爭!
因為軍閥們只在乎自己的切身利害,不會在乎共產黨的切身利害,所以他們靠不住!只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依靠自己,才能解決“連根拔除”的問題!
答案二、土地革命!
因為“吃飯問題”是農民的主要需求,只有土地革命才能滿足這一需求;同時,農民階級與軍閥之間屬於“對抗性矛盾”,只有通過土地革命才能撬動廣大農民的行動力,只有通過廣大農民的力量才能將軍閥們“連根拔除”!
4
翻開《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開頭便一針見血: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那麼,靠什麼依據來識別敵人和朋友呢?其實就是憑藉各階級的“切身利害”、主要需求方向的異同,以識別各階層之間是“對抗性矛盾”還是“非對抗性矛盾”。
接下來,文章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各個階級的現狀: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遊民無產者、失了土地的農民、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
分析什麼?其實就是分析各階級的主要需求是什麼,他們之間是對抗關係,還是非對抗關係?
最終,文章得出結論:
“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
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
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識別敵人好説,識別朋友也好説,可為什麼説中產階級“有可能是敵人,有可能是朋友”呢?依然要從從切身利害出發,文中深入剖析了這一階級的特點:
“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
但是當着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
正因為他們在主要需求上的患得患失,就造成了他們政治態度的妥協性、兩面性。
你看看,論點論據充分,邏輯分析明確,一切都那麼清晰!
正是在此文的基礎上,才會有了後來“統一戰線”的説法。
怎麼統一戰線呢?就是把那些主要需求方向一致的階層羣體全部集中起來擰成一股繩,對抗那些主要需求方向相反的階層羣體。
怎麼保證能對抗勝利呢?毛澤東的回答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只要我能集中最廣大的人羣,我就能保證勝利。
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那麼,如果“朋友”之間在主要需求方向一致,在次要需求方面出現了摩擦,該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在毛澤東建國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可以得到解答。
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開文直接點明主題一樣,此文一開始也是一針見血,指出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
接下來,文中清晰的進行了區分:
“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説來,是非對抗性的。”
“一般説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
再接下來,文中列舉了一系列的人民內部出現的問題:肅反問題、農業合作化問題、工商業者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少數民族問題……
既然這些問題都已經被定性為“非對抗性矛盾”,那麼怎麼處理呢?文中説道:從大局上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這裏所説的統籌兼顧,是指對於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
最後,文中進行了總結,也指引了前方的路線:
“鞏固同蘇聯的團結,鞏固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
你看看,無論是革命時期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還是建國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處理各種紛繁複雜矛盾背後的思想一致,行文的結構一致,概括和總結問題的依據也一致。
5
這一切對人性深層次的洞察,對問題深層次的見解,對解決方案深層次的剖析,都來源於毛澤東曾經的困惑,以及後來的豁然開朗。
毛澤東也不是神,他也遇到過太多難解的困擾,只是他通過實踐和閲歷的增加,一步一步化解了這些困擾,並且形成了方法論。
讀歷史,我們不僅僅是要思考那時的形勢,更要用於解決自己當下的問題。
就拿我們生活、工作來説,是不是也如《矛盾論》所説,會存在普遍的問題、特殊的問題、主要的問題、次要的問題、變化的問題、對抗性的問題、非對抗性的問題……
你會發現,幾乎每一個問題都有吧?那麼面對這麼多紛繁複雜的問題,你是不是有種無從下手的感覺呢?
這時候,就看看《毛選》吧,這裏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比如説夫妻關係,夫妻之間都想相濡以沫、白頭偕老,但生活中又經常會出現一些摩擦:育兒理念差異、消費觀念差異、溝通方式差異、生活習慣差異、處事方式差異……
怎麼辦呢?
這就可以借鑑《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裏的理念,先理清各自的需求,對自己的主要需求、次要需求等按照重要性進行排序,區分這些矛盾是“對抗性矛盾”還是“非對抗性矛盾”。
既然並不能在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一致,那麼接下來的夫妻關係中,就主抓主要需求,兼顧次要需求即可。
再比如説,曾經的朋友成為了現在的競爭對手,該怎麼處理雙方的關係呢?
同樣,可以列出自己的一系列需求,按照重要性進行排序,區分主要需求和次要需求,以此定性二人之間是“對抗性矛盾”還是“非對抗性矛盾”。
當我們讀通了《矛盾論》等書中的精華,並實際運用到處理自己的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各樣問題時,一切都會豁然開朗!
這裏面,揭示了三個重要的法則:
1、既然我們不可能同一時間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那麼只抓最主要問題,兼顧次要問題即可。
2、既然我們不可能同時獲得所有人的支持,那麼尋求大多數人的支持,再讓更多的人成為“朋友”即可。
3、矛盾是有運動性的,也就是説主要問題、主要需求是會變化的,我們要根據變化調整策略。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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