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亮劍》到《金剛川》，文人們為何熱衷於矮化解放軍的文化水平_風聞

從亮劍開始，文人們就開始矮化解放軍的文化水平，李雲龍就是大老粗，楚雲飛就是高材生，到了《金剛川》甚至進一步發展，解放軍戰士變得連名字都沒有，或者説，起名水平已經退回到古代。

那實際情況是不是如此呢？

我們看看英美那些真正的文人如何記載。

“我（毛）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我讀了《御批通鑑輯覽》以後，得出結論，還不如自學更好。我在校六個月就退學了，訂了一個自修計劃. 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看書。我非常認真地執行，持之以恆。我這樣度過的半年時間，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中午只停下來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午飯。我天天在圖書館讀到關門才出來。

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我在那裏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懷着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穆勒的一部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着作，斯賓塞的《邏輯》和盂德斯鳩寫的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曆史地理的同時，也閲讀詩歌、小説和古希臘的故事。”

“他（周）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説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

“一天，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他（徐特立）開始幽默地一一列舉他的一些困難。“同我們所估計的幾乎一樣，”他説，“在西北，在我們到達以前，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你知道嗎，陝北和甘肅的人竟相信水對他們是有害的！這裏的人平均一生只洗兩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時候，一次在結婚的時候。他們不願洗腳，洗手，洗臉，不願剪指甲，剃頭髮。這裏留辮子的人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這一切，還有許多其他偏見，都是由於無知愚味所造成的，我的任務就是改變他們的這種思想狀態。這樣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確非常落後。江西的文盲佔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們在那裏工作的物質條件也較好，合格教師也多得多。在我們的模範縣興國，我們有三百多所小學，約八百名教師——這與我們這裏全部紅區的小學和教師數目相等。我們從興國撤出時，文盲已減低到全部人口百分這二十以下！”

——斯諾《西行漫記》

“千百年來，文人和有錢人壟斷着漢字，以便統治這個帝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渾身糞臭、迷信鬼神的農民不願意學這種字，沒有這種字，日子也混過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才能往他們的腦瓜裏灌進一堆漢字呢？

這確實是個問題。國民黨儘管有那麼多優秀教師，有那麼多從英國、法國、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對此卻束手無策。前些年，有個叫晏陽初的留美學生出了一陣風頭，因為他在蔣管區的定縣辦了示範性的平民教育。但問題是要教幾百萬人讀書寫字，那些示範頂什麼用呢？而且要教的是成年人，不是兒童。

共產黨的辦法很簡單，容易推廣。他們把教育與生活結合了起來。農民並不在學校裏學習（冬天除外），共產黨教他們認與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勞動有關的字。例如，羊倌學認“羊”、“狗”、“棍”、“草”等宇，農民學認“地”、“谷”、“麥”、“騾”等字。教學法很巧妙，也很有趣。一個學童在午間休息時要串五六家門，在門上、桌上、灶台上貼上代表備該物件的字。這樣，家庭婦女可以一邊幹活一邊認字。第二天，學童又會帶來三個新的字。

我還見過農民耕地時，在地兩頭的大牌子上各貼一個字，這樣來來回回認它一天，頭腦再簡單也能記住那筆畫複雜的方塊字。

不論我走到哪個村子，到處都能看到那些不久前還與教育無緣的泥腿子們在聚精會神地做功課，或者成羣結隊地上冬學，或者在場院觀看鄉村劇社的演出，或者傾聽人用號筒讀報上的新聞，或者研究刷在牆上的標語並費力而耐心地把其中的字讀出來。

共產黨在兒童的學校教育上也有建樹，雖然不象羣眾性成人教育那麼有聲色，但影響卻深遠得多。這方面的困難也是很大的。教地理沒有地圖，老師有時就憑記憶畫，這就免不了出錯。由於缺乏課本，老師既要為學生，也要為自己準備講義。在山區，差不多所有的材料部是油印或石印的。毛筆要由學生自己製做。紙張也很缺，不過由於手工業的恢復，還不至於使學生做不成作業。教授在大學教物理沒有儀器，教化學不能做實驗。然而，考慮到邊區教師在工作中的人力、物力條件，我認為他們已經創造了奇蹟。”

——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

甚至連不大關心政治的英國貴族理工宅班威廉也注意到：

“但是最可嘆的一點，就是這許多成就並沒有真實用處。做成的這些東西根本很少銷路，因此，所做的數童只是一件或是兩件，作為展覽會的陳列品，並不是千千萬萬件推銷到市場上去的。老百姓當然不是不要這些東西，但是大家太窮了，買不起！ 換句話説，人民的經濟能力不夠消納這許多奢侈品。

在共產黨地區之內則不然。每一個小小的改良，雖然大部是很簡便單純的技術，都是直接和大家的需要有直接關係，所以立即普遍傳到各處，大量為人民所採用。在重慶這裏，共產黨所認為反動的中心的地方，誰知工業革命已經進行到如此迅速程度，竟超過了人民所需要的地步！自由中國工業界貢獻於中國人民的生活資料實在太高超了，整個社會還不曾準備好接受它的條件咧。展覽會上的東西，在一般四川土人看來，非但和日常生活都無關係，簡直可以説是做夢也不曾想到過世界上有這些東西。所以説，重慶科學家雖然對於工業革命的進行快過了共產黨，遠景未嘗不很美麗；但是實際上，對於國家進步的影響反而是極端微小的。

如何把這些技術和人力用到支援戰爭上去，就是那時最切要解決的問題。國民黨當局對此似乎束手無策。第一，就因為戰時經濟困難，無法辦理交通運輸事業，因此要大量發展工業就成為不可能。第二，更壞的情形，是中國的資本家在中日戰事開始時早已失掉信心，所有大量資金並不用來開發內地工業，反而匯到意大利、德國、和英美去買股票。國民黨的經濟根基在歐美，根本就不在中國。”

——班威廉克萊爾《新西行漫記》

所以可見，解放區才是真正注重文化，注重科技，注重教育的，那麼為什麼從都編劇到管導演，一系列文人都矮化我們的教育呢？斯諾也早已給出了答案。

“只有當你瞭解中國的歷史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所經過的那種突出的孕育過程的時候，這個問題才能得到答覆。這一孕育的合法產兒顯然就是現在這支紅軍。幾百年來，中國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駕於人民之上，儕身於高高在上統治人民大眾的一小批官僚階級之列——所憑藉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僅有的一些知識據為已有，以此來作為控制鄉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來啓蒙。但是新的孕育卻產生了一種現象——這個嬰兒不但要同“愚昧的大眾”共享知識，而且甚至要把大眾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