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媒吐氣：西方媒體為什麼一邊罵中國，一邊還説愛中國？_風聞

大家好，我是Kris。

今天的話題源自一件小事，有天某同事問我，你每天在看什麼東西這麼歡樂？我説什麼意思，他説經常辦公室鴉雀無聲，你突然開始呵呵怪嚇人的。我説我就是在看外媒啊，他説你笑點這麼低的嗎，新聞也能把你看笑？我反思了一下，不能全怪我笑點低。

有時候我笑是預先猜出劇情會心一笑，比如提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必然要提一句“這是中國的橡皮圖章議會”，提到一帶一路，一定要加一句“它被廣泛批評為債務陷阱外交”。這種解讀性質的話我要是在文章前半部分沒看到我都着急，後半部分看到了就舒坦了，非常好你們沒有忘記本職工作。

有時候是出乎意料讓我覺得不是吧這也能黑，對神來之筆讚歎的笑，比如中國用健康碼防控疫情，你以為他們只會説這是大規模監控，不他們還會説這是在助長猜疑和歧視；比如內地省市在新疆結對幫扶消除貧困，你以為他們只會説這是強制性勞動，不他們還會説你們為什麼要殺死傳統的遊牧生活方式。這種操作我願稱之為零角度射門。

還有些時候呢是看到外媒和中國螺旋式成長，流露出慈愛的笑。比如最初很多人説你們基建都是豆腐渣，後來我們不但自己修得漂亮還幫別人修，他們説你們修的是鬼城是通往絕路的橋，我們基建帶動整體發展，他們説你們發展是在破壞生態啊，我們開始重視綠水青山，他們説你這是上令下行不是真正可持續發展，我們看着可持續燃燒的美國西海岸一時語塞。外媒越來越會拿中國做文章，中國越被批評發展越好，所以我覺得寫還是你們會寫，會寫就多寫點嘛。

説到這裏你也知道我説的是反話。有時候我納悶兒，作為西方國家第四權的嚴肅媒體，怎麼成了我這個肥宅的快樂源泉，是不是哪裏出了點問題？究竟是什麼問題？我們可以很簡單地批評它們佔領着話語霸權，經常玩雙重標準，選擇性報道，抹黑扭曲等問題，進而產生一種戒備心理，覺得你天天故意找茬就是恨我嘛。話要是這麼説，很多外媒記者覺得好委屈眼淚都要掉下來了，自己之所以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是因為對這片土地、這裏的人民，這裏精彩的文化充滿興趣，希望通過自己的描述讓更多人瞭解中國。

我不懷疑他們當中許多人説這種話的誠懇性，比如《紐約時報》的普利策獎記者Ian Johnson，中文名叫張彥，他不久前因為簽證被取消離開了中國，臨走前寫了篇相當情真意切的文章，紀念他在中國的這段人生，他在中國住的時間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久，文章裏特別提到他跟一位武術師傅學五虎棍的經歷，中國文化就像那根浸潤着他汗水和油脂的棍棒一樣，已經成為他生活難以割捨的一部分。他是這麼説的：我在1984年第一次訪問中國時就愛上了中國，當今年初離開時，我仍然深愛着它。

可他們愛的究竟是什麼呢？他寫道：“中國並不像某些人聲稱的那樣是納粹德國。沒錯，中國許多政策與開放社會的價值觀背道而馳，但這個國家仍有許多人是外界可以接觸的：獨立電影人、作家、知識分子，甚至是政府官員。”這話説的很妙，你不是純粹的惡棍，你還有好的一面，我深愛着這樣的你。言外之意，除了這些獨立電影人、作家、知識分子等等，另一部分人，特別那架無情割裂我與這片土地血肉聯繫的國家機器，都不是好東西。話説一半不説一半，但一切盡在不言中，這才是大陰陽師的高端操作。

有人可能覺得這是我在惡意腦補，那我們就看看在Ian Johnson另一篇報道《來自艾未未，一幅武漢嚴酷封城的畫像》裏，他所欣賞的中國藝術家艾未未是怎麼描述中國的。艾未未這個名字年輕的朋友可能有點陌生，簡單來説就是公知本知，他高大上的頭銜很多，包括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榮譽院士、國際特赦組織良心大使等等，特點是喜歡打光膀子豎中指和露生殖器，幹過一些經濟犯罪，煽動顏色革命的事。最近他拍了個關於疫情的紀錄片，中文名自欺欺人地叫做《加冕》，實際上英文才是他要表達的東西Coronation，拆開coronavirus nation冠狀病毒之國。講的是什麼呢？講的是中國抗疫特別有效率，但是——我們都知道但是後面才是關鍵——但是這種效率是以極權主義漠視人性為代價的，沒有温情，缺乏溝通和關懷。Ian Johnson就很會捕捉艾未未的意思，通過他的嘴説出：“但重要的不只是你決策的效率，還有你能給人類社會帶來什麼。中國在這方面沒有答案。”文章的最後，他又借老藝術家的話來畫龍點睛了：“中國沒有可以穩定自己的根基，因為它沒有非政府組織，只有政府。”

這簡直是胡説八道，中國政府面對疫情不是光桿司令，它打的是一場人民戰爭，無數人註冊成為志願者申請到一線去，居民社區高度組織動員起來日以繼夜嚴防死守，很多私營企業哪怕自己虧本也免費慰勞醫務人員，這些難道是政府逼着做的嗎？當然了，我們也有要反省的地方，是不是全民發動效率太高，還來不及給他們看到就已經結束了，所以我覺得非政府組織還是要向敍利亞的白頭盔學習一個，隨手拍記錄生活動人時刻，這才配叫公民社會嘛。

説了最受美國媒體寵愛的中國男性藝術家，不提女作家有點不公平。所以我再分享一篇《紐約客》的文章《封閉的城》，也叫《在新冠疫情爆炸中心武漢的九天》，文章記錄了作者在武漢九天的種種見聞，前前後後出現了很多人物來講述各種道聽途説的傳聞，有個體户、詩人、建築師、醫生、記者、包工頭等等。這麼多人七嘴八舌的言論，營造出一種屬於瑣碎的真實感，以及一種與之相對應的屬於權威的不真實感，就是説中國官方公佈的疫情數字不可靠，文章説“在武漢，官方公佈的人數是3869人，儘管許多人認為實際數字要高得多。”

文章很直白地傳遞一個信息，政府用強制性力量刻意隱瞞，而歷史真相遲早有一天會揭開。一個着墨不太多但卻與這一主題絲絲相扣的人物貫穿全文，她就是疫情期間因為日記而為人熟悉的女作家方方。儘管方方女士罵過別人是狗、是人渣、是腦殘、是極左、是餘孽，但在這篇文章裏她是個沖和恬淡，閃爍着睿智光芒的女英雄。文章寫道：“方方日記最引人矚目的特點是她努力動用一輩子在這座城市裏攢下來的人脈，傳遞了她從不具名的醫生、科學家、政府官員和警察那裏收集來的信息。如今人們對新冠疫病的認識已比當初深刻得多，回頭看方方大多數初期的評估都是準確且合理的。”

到底怎麼個準確合理呢？方方1月25日寫武漢人到處被嫌棄，實際上全國人民在給武漢和湖北加油，醫療支援源源不斷到達；1月29日她説火神山醫院遠水救不了近火，實際情況是火神雷神方艙醫院在很短時間內，迅速扭轉了疫情初期一牀難求的被動局面；2月2日她説女兒不能給母親送葬不符合人性，她也許不同意，對傳染者遺體科學處理，保護他人，才是更高的人文關懷；2月4日她批評官員只講空話不幹實事，我覺得除非有眼無珠，否則這事已經不值得浪費口舌去反駁什麼了，倒是大作家自己除了躲在房子裏寫日記，還幹了什麼實事，救了幾個人呢？哦對了她救了自己的侄女，為新加坡撤僑工作做出了貢獻。是我不嚴謹，我的我的。

但我意思你懂了吧，方方在外媒記者筆下的形象，和在大多數經歷疫情後的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兩回事。我估計是因為這個記者跟方方是同一類人，有相似的方法論。這個記者叫Peter Hessler，有個中文名叫何偉，是個很有名氣的作家，1996年加入美國和平隊來到涪陵師專教英文，寫過著名的中國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尋路中國》，這幾本書廣受知乎豆瓣等網站的書友們的好評，文字雋永，情感豐沛，結構精巧，敍事宏大，非常令人着迷。他的書和文章裏面都經常用一種高級的寫作手法，他還靠這個獲得過麥克阿瑟基金會天才獎金，就是以小見大，從個人視角切入記錄磅礴的時代，説白了就是從我的朋友張三李四那裏收集碎片，然後靠自己的本能把它們串成故事，對這個天賦Hessler相當自豪。他就是有一種直覺，當然這也是一種自信，自己觀察到的東西不是小人物浮生中的浪花，而是時代的脈搏。

這一方面是媒體的通病，這個行業的從業者就是容易陷於自負，覺得自己什麼都懂，面對一個陌生的話題，花點時間讀讀資料採訪幾個人，就覺得自己成了半個專家，有資格去教育讀者了，這在前信息時代是可行的，但現在太容易被拆台被揭穿。另一方面，這種自負的心態在外媒記者中尤其普遍，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們成長教育環境決定的，凡事以我為主，比較少有大多數中國人認識新事物時的那種謙卑，況且西方媒體對中國還有一套高度政治化的闡釋，你這件事比如控制疫情做得好，不是真的好而是另一個維度實在太爛，比如説你漠視個人自由和尊嚴，這套東西你不用管對不對，反正什麼都能扯兩句，似乎很有解釋力，掌握了這套思維，你就不需要對真理上下求索，只需要在微觀上對事實加以選擇和拿捏，來印證已經形成的觀點。

從小處着眼，讀者很容易順着文章的節奏，接受作者的整體設定。比如他很細節地記述了中國是如何雷厲風行控制病毒擴散的過程，然後突然筆鋒一轉，迴天無計的口吻嘆道“事已至此，再無可能斬斷病毒的源頭。自那以後，中國政府很少披露華南海鮮市場或疫病源頭的消息。”這一句沒有紮實論證的敍述就足以抵消前面對中國的正面描寫，因為中國被默認為病毒的源頭。可現在人們已經知道，西班牙科學家從2019年3月的污水樣本里檢測出了新冠病毒，冷鏈食品外包裝也可能跨國傳播病毒，沒有人知道病毒源頭究竟是什麼，中國充其量只是第一個接受自然界考驗的國家，卻被描寫成給世界出難題的麻煩製造者。

這樣的例子在文章裏還有很多，通過閲讀人們很容易形成一種印象，中國當前處於一種不正常的狀態，掩蓋事實，極左當道，迫害講真話的人。文中用許多人的言論反覆呼應這一主題，結尾再用方方的話點題，她勸慰另一個對世道感到失望的作家説：你要有耐心，我相信不會永遠這樣。讀完整篇文章，人們很容易產生一種印象，儘管中國疫情控制得比美國好，可人們反而更加痛苦，因為體制剝奪了人們瞭解真相的自由。這屬於外媒很典型心態，覺得自己比中國人更懂中國，更明白什麼才是為中國人好。

我反覆地想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可以如此自大？有多少外媒記者花幾個小時瞭解一點維吾爾族歷史的皮毛就覺得自己有資格批評中國民族政策，有多少人根本不需要來中國就能對中國的方方面面品頭論足，與他們相比肯花九天時間在武漢走訪的Hessler已經是鳳毛麟角，可哪怕這樣他還是沒法像自己期待的那樣呈現一個真實的中國？

為什麼？

我想到了一個人，可能是美國最有名的媒體人，Henry Luce，《時代》《生活》《財富》《體育畫報》等雜誌的創辦人，美國世紀這個説法也是他提出來的。Luce1898年出生于山東蓬萊的美國傳教士家庭，對中國有很深厚、很複雜的感情。他當然愛中國，愛這裏的山川河流，愛這裏的販夫走卒，愛這裏的歷史文化，所以他無比努力地遊説美國不再奉行孤立主義，出兵支持國民黨政府抗日。但他作為基督徒和資本主義的堅定支持者，跟無神論的共產黨勢不兩立。這種明顯的好惡左右了當時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敍述，比如《時代》雜誌對西安事變的報道中，把蔣介石描寫成聖徒：這個正在創建基督教民主國家的偉大領袖遭到了邪惡癮君子張學良和匪首楊虎城的綁架，在被囚禁的日子裏靠誦讀《聖經》激勵自己，彷彿就像耶穌在曠野中的那 40 個日夜，最終他將按照上帝的旨意領導中國人走出苦難。

自從利瑪竇以來，西方人一直有“感化中國皇帝”的傳教理想，讓異教徒在美國文明的指引下脱離黑暗，走進主的光明。這種理想敦促着他們隨時隨地去尋找符合這種理想敍事的具體例證，也會影響他們對現實的判斷，主動裁剪捨棄不符合這種敍事的事實。比如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但Luce卻不採用自己的駐華記者Teddy White（白修德）從前方發回的報道，而是按照自己的傾向性拼湊擁護蔣介石的材料，以至於《時代》和國民黨宣傳稿唯一的區別的就是寫得更漂亮，能忽悠更多美國人。

Teddy White後來回憶道：“在（如何看待新中國）這個問題上，美國新聞界和Luce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對於任何要使美國的亞洲政策重新具有現實性的人來説，Luce的刊物都是個重大障礙。”今天的美國媒體再次陷入Luce當年的認知陷阱，他們中的許多人口口聲聲説愛中國，愛這個country，愛這個nation，只是不愛這個state，他們説愛中國人，卻不認為中國人有自主選擇的能力，不但不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必然、文明的延續，反而認為它完全是歷史和人民的對立面，可能是因為種種偶然因素——比如Luce所歸因的常凱申剿匪不力，日本在核打擊下崩得太快；比如現在許多人愛提的國家資本主義——而導致的，屬於有待糾正的異常狀態，而不管中國大多數人如何表達自己的看法，比如民調中反映出人民對國家整體方向的認同感，這些西方人總認為自己才具備獨立思考能力，比被洗腦的中國人更懂中國，在這樣的認知作用下，寫出來多麼離譜的東西都不足為奇。

説了這麼多，想必許多朋友心裏很不舒服。其實我倒是看挺開的，我覺得西方媒體這樣倒行逆施，最終受損害的人不是我們。我為什麼心態這麼好呢，跟你分享一下。很多年前，我曾經想當一名鑑黃師，為清朗的網絡空間貢獻我的力量。後來這個理想沒有實現，但我驚訝地發現，其實現在的工作距離初心並不太遠。瀏覽外媒涉華報道，其實跟鑑黃也差不多。你可能會問了，媒體又不GHS，通篇讀下來不出現任何身體器官，甚至連白胳膊短袖子都沒有，你怎麼能憑空污人清白？其實世界上有很多色情和下三路沒什麼關係，比如貧窮色情（poverty porn），就是創作者以盈利為目的，利用窮人賣慘，讓消費者付出同情，獲得心理滿足感。

所有色情都有同一個內核，那就是以挑逗刺激去暫時滿足受眾，對人類某些正常行為進行扭曲、誇張或不恰當地展現，進而讓人產生錯誤的觀念和不合理的心理預期，一旦現實和預期產生落差，不是調整自己的認知，而是去否認現實。同樣，西方媒體為了賣錢，扭曲事實和選擇性報道去迎合乃至加深讀者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和偏見，長此以往讀者的大腦會發生變化，需要越來越強烈的刺激才能興奮，哪怕製造興奮的點已經距離現實相去甚遠，反應能力已經受到了破壞。而大多數看我節目的人顯然不是西方媒體的主要受眾，你們很幸運，腦殘片我吃，吃完告訴你什麼味兒。

那麼西方媒體為什麼會在利益驅使下走到這一步？一個最簡單的答案，因為它們能，這個能是過去時could。19世紀幾個主要殖民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技術都處於絕對優勢，它們的通訊社壟斷了新聞，你只要在信息市場上消費，生產源頭一定是它們，這種媒體霸權很少受到挑戰，哪怕到了20世紀後期，西方還是隻強調媒體輸出的自由，而不討論公眾接受各種信息的自由，所以這種不對稱性一直持續到21世紀。但現在情況出現了改變，我，一個沒學過新聞學的人，之所以能夠把外媒的很多東西當作笑話和小黃文來看待，不是我自己多牛X，水平多麼高。而是因為我以及屏幕前的你們，我們腳下這片土地的高度不一樣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在非西方國家積貧積弱的情況下，西方媒體説什麼都是對的，批評你都是為你好，而當你各方面硬實力不再處於絕對劣勢，物質上腰板開始挺起來的時候，這種忽悠就很難得逞，我過得好好的，又不比你差太多，憑什麼處處教訓我？

當然，外媒還是有很多有價值的文章，比如報道它們本國政治事件或者社會現象的時候，深度往往是我們國內媒體無法企及的，另外一些對中國的建設性批評也是我們可以適當採納的。只要這些報道不是迎合西方對華刻板印象而蓄意扭曲事實的爽文，我們完全有能力吸收批評並將其化為進步的動力，這樣一來西方記者，尤其是那些號稱深愛中國的記者，也不必擔心自己“因言獲罪”，受到中國人的唾棄。

説到最後，我還想回到上世紀四十年代，當時美國痛心疾首地檢討，到底誰該為“失去中國”負責，這個詞本身很有意思，你必須擁有一件東西，才談得上失去它。這麼多年過去了，美國還是沒變，許多媒體和知識精英還是大談自己如何愛中國，可他們從來沒有將中國視為一個有主觀能動性的主體，他們潛意識裏真正愛的，只不過是一個帶有異域風情的海外資產罷了。今天的西方如果還保持這樣的看法不變，那麼因為無法真正認識中國而產生的沉重代價，最終還是要落到他們自己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