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3000元進行早期干預，能否搶救國家未來？_風聞

來源：微信公號“財經雜誌”

在貧困地區，離婚現象、母親跑路、父母沒有履行法定結婚手續便分開的單親現象並不鮮見。在調查中，有幾個縣的單親家庭的兒童佔比達到8%至10%，其中存在經濟、情感等問題。而家庭暴力、家長酗酒、冷漠、語言暴力等也是對兒童健康成長非常不利的因素

文｜《財經》記者 鄒碧穎

編輯｜王延春

今年9月，中國兒童中心師資培訓部的老師孫曉舒在漳縣一家錫紙加工廠遇見了黃素芳（化名）。工廠聘請的五六十位留守母親中，黃素芳尤其引人注目——旁邊還有一個3歲的女兒、5歲的兒子，這是唯一一位帶着自己的孩子來做工的母親。

不過，黃素芳的孩子在工廠裏經常無所事事，這裏沒有玩具、少有來自母親的互動交流。孩子好幾次跑到馬路上，黃素芳都沒有注意到，還是工友幫忙領回來的。

成為母親對於黃素芳而言並非易事。孫曉舒瞭解到，黃素芳嫁人時僅19歲，尚未到法定結婚年齡，只是一心想通過婚姻逃離原生家庭。結婚後，她的丈夫在工地打工，家庭收入來源較為單一，財務問題經常引發兩人之間的矛盾。

在漳縣的錫紙加工廠裏，黃素芳和丈夫在手機視頻裏的爭吵變得愈發激烈。9月16日，孫曉舒和黃素芳幾乎聊了一整天。聊完第三天，從未獨自出過縣城、只有小學文化的黃素芳出走了，工友們告訴孫曉舒，“她跑了”。留下的兩個孩子由奶奶照養。

10月14日，孫曉舒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舉辦的貧困地區兒童發展調查座談會上分享了這一故事。而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和中國兒童中心在全國婦聯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在全國680個貧困縣中隨機抽取了28個貧困縣，組織12個調查組針對近萬名兒童開展了一項廣泛的實地調研。黃素芳的案例只是此次調研中摘取的一個小碎片。

從上世紀90年代起，外出務工導致中國掀起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潮，造就了第一代農民工和第一代留守兒童。參與此次調研的新京報記者王俊發現，第一代留守兒童雖然經歷各異，但背後的發展路徑有着相似的脈絡：他們走上父輩的道路進城務工，但很難在城市紮根，大部分人在適婚年齡回到村莊，經人介紹結婚生子。婚後男方繼續外出務工，女方暫時留在家鄉，等孩子斷奶或是上幼兒園後重新外出務工——代際循環還在繼續。

**由於父母一方或雙方在成長中長期缺席，家庭養育方式簡單粗暴，上學距離遙遠和教育資源匱乏，五毛零食和手機短視頻大量充斥生活……即使物質條件已相較第一代留守兒童獲得了很大改善，中國貧困地區兒童所面臨的整體處境依然比城市孩子複雜、艱難，**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期許，在人生道路的起點仍然滿布荊棘。

寒門是否再難出貴子？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一書中認為，代際之間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內的不平等更惡劣。2019年，中國共有2.9億農民工，他們的子女能否平等享受到中國經濟進步的紅利？第二代留守兒童失去“機會公平”將會對社會產生哪些隱憂？應當如何改變階層固化，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充斥五毛零食和手機視頻的童年

河南寧陵縣的鄉鎮商業發展程度超出了王俊的想象。她調研前往的曹西庵村辦幼兒園對面坐落着兩家母嬰店，每家店鋪佔地一百多平方米，擺放着各類嬰幼兒用品，展示着產後修復廣告。這些年人們外出務工的收益迴流，顯然對當地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反哺作用。

曹西庵村辦幼兒園園長劉月曾是留守兒童，沒有上過幼兒園，只上過一次學前班，幼時一次玩耍不小心摔在生石灰上，沒能被老師及時發現，左眼隨後失明。對於每年回家一兩次的父親，直到2歲，劉月仍不會叫爸爸。很長時間裏，她不敢獨自呆在屋子裏，即使開着燈也需要有人陪。

如今在劉月開辦的幼兒園裏，相似的童年經歷還在重複：雙留守兒童約佔70%，20%孩子的媽媽留在家裏，主要是為了照顧二胎，只有10%的父母能夠陪伴在孩子身邊。而經過多年教育觀察，劉月發現，雙留守兒童相對內向，表達能力偏弱。爺爺奶奶由於自身能力有限，很難有效介入孩子的教育。

王俊在調研中還遇到了李凱（音），8歲，一直由奶奶養育，前後左右區分困難，一年級成績考個位數。今年8月母親回村，週末帶去上美術班，才知道孩子是色盲。由於李凱做作業十分費勁，母親教育方式比較粗暴，兩人產生了很多矛盾與摩擦。李凱甚至會偷偷打電話説讓媽媽走吧，要求讓奶奶來帶。

**在彰縣的調研中，孫曉舒發現“跑路媽媽”也不是個例。許多孩子由缺乏監護能力的爺爺奶奶隔代撫養。有的孩子不到兩歲，對手機快手的操作已非常順暢。**此外，貧困地區的兒童語言發育普遍相對遲緩，表達連貫的、具有邏輯性的句子比較困難。兒童吃五毛零食較為普遍，孫曉舒遇到的兩個小孩，牙齒已經黑掉。

走訪松桃縣的山區幼兒園時，媒體人楊蓓蓓遇到一位奶奶帶着三四個小孩，對孩子調皮的舉動，用棍棒敲頭方式予以警告。她發現，孩子一旦哭鬧，大人習慣於用零食和手機分散注意力。相較於城市孩子被安排上幼小銜接班、下課便去學奧數，鄉村兒童的空閒時間更散漫。一户人家的門口，4個小孩拿着一台手機刷抖音，一連能看幾小時。鄉村兒童的齲齒現象也較為嚴重。

零散的現象最終指向了統計數據。中國兒童中心黨委書記叢中笑介紹，**貧困地區兒童的零食攝入比城市嚴重，70%以上的兒童會攝入膨化食品和糖果類食品。**家長賺錢後願意給孩子買零食，但不能挑選出健康食物。**屏幕充斥兒童日常生活的問題也非常突出，0到3歲58.9%的兒童、3到6歲65.7%的兒童，每天屏前時間超過1小時，**嚴重超過《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中的標準。

叢中笑表示，**貧困地區家庭的物質條件不斷改善，但教育手段單一。**儘管許多家庭已經擁有冰箱、電視、手機，但家長的文化水平偏低，近七成的家長學歷為初中及以下，為兒童提供的書本和玩具較少，僅有約三分之一的家長會帶着孩子外出遊覽。

這幾乎是《不平等的童年》一書的中國版再現。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在此書中指出，美國工人階級家庭和貧困家庭父母趨向於採取成就自然成長的文化邏輯，孩子們得以體驗長時間的閒暇時光、自發的嬉戲、大人與孩子之間分明的界限、每天與親戚的交往。

**但工人階級的家長不認為協作發展孩子的能力（尤其有組織的業餘愛好活動）是教育好孩子的必要因素，他們傾向於直接下達指令，而不是給出理由説服孩子去做事。**他們家中教養孩子的邏輯與教育機構的標準不同步。結果就是，孩子們看起來在機構體驗中得到了一種形成中的疏遠感、不信任感和侷促感。

相較而言，中產階級的孩子漏失了與親戚的聯絡和自己的閒暇時間，但看起來卻（至少）在潛能上獲得了在（教育及其他）機構中重要的優勢。家長習慣與孩子一起討論問題，孩子們學習以相對平等的身份與成年人講話，從協作培養中學到各種對將來進入工薪世界可能大有好處的寶貴技能。

此次大規模的調研中，部分參與人員也提到，遇到的一些留守兒童存在膽怯內向、青春期打羣架等現象，併為此感到擔憂。

家庭養育環境成關鍵，扶貧更要扶智

“留守兒童不等於問題兒童，我們不要把他們貼標籤”，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盧邁認為，哪怕家裏有一個親人關愛願意關愛孩子，不管是爺爺還是奶奶，肯付出心血，能夠與之溝通，孩子就能實現健康成長。而沒有任何人關心，才是真正的危險因素。

據瞭解，對孩子的照料主要以女性為主，農村尤甚。叢中笑介紹，母親、奶奶、外婆是主要的照料者，而父親陪伴的時間非常有限。此次調研發現，總體而言，中國貧困地區兒童的家庭關係比較良好。個別具備高中、中專、大專學歷的母親，對兒童教育的認識明顯比文化水平更低的母親還要更高些。

**不可忽視的是，在貧困地區，離婚現象、母親跑路、父母沒有履行法定結婚手續便分開的單親現象也並不鮮見。**盧邁提到，有幾個調研縣，**單親家庭的兒童佔比達到8%至10%，其中存在經濟、情感等問題。**而家庭暴力、家長酗酒、冷漠、語言暴力等也是對兒童健康成長非常不利的因素。

首都兒科研究所主任醫師金春華在此次調研中負責數據分析。她介紹，貧困地區兒童的大運動發展相對城市兒童較好，但是適應能力和語言均值相對更低。總體來看，女孩的表現好於男孩。同時，楊蓓蓓觀察到，貧困地區家庭的供養意願根據孩子的性別不同存在差異，男孩相對更容易獲得教育資源支持，而一些女孩讀到初中或高中只能輟學打工。

多位專家強調，家庭養育環境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因素。東南大學教授禹東川認為，在兒童早期發展階段，家庭的書本讀物供給、認知發展教育、情感互動情況等對孩子的成長至關重要。好的家庭養育環境將有利於保證農村孩子正常的求學和發展。然而，在現實境況中，貧困地區孩子的原生家庭面臨的無形障礙往往超過城市孩子。

**一方面，許多父母忙於為生計奔波，常年在外務工，孩子不熟悉自己的父母、童年缺失親情已成普遍現象。**全國婦聯2013年的數據顯示，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為6102.6萬人。2016年國務院文件重新限定留守兒童的定義後，民政部統計截至2018年8月底，中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人。無論是6102.6萬人亦或是697萬人，均是不可小覷的羣體規模。

另一面，撫養兒童的成年人受教育程度相對偏低，對母乳餵養、輔食添加、溝通教育等科學育兒的知識掌握不足。《中國居民營養與慢病狀況報告（2015）》顯示，2013年中國6歲以下兒童生長遲緩率城市為4.2%，貧困農村為19%。而在互動教育方面，《中國兒童發展報告2017》介紹，一項研究顯示：雲南省貧困縣72%的家庭稱，從未和自己的孩子玩耍過；47%的家庭稱，從未給孩子讀過書；約90%的家庭存在在幼兒面前抽煙的情況。

而在擺脱貧困的路上，好的家庭養育環境能否帶來改變？東潤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孔東梅在湖南古丈縣的考察遇到了一位關心教育的爺爺：外孫女的母親因為傳銷跑掉，父親在當地水庫打工。爺爺同時管教着3個孫輩，全部送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當地設立的山村幼兒園進行早期教育，不僅每年省下1萬元錢，還接觸到了外界的教育理念。現在外孫女在縣城最好的中學唸書，全年級七八百名學生中可以考到二十多名。

**祖父母們的健康、知識和心力不如青年人，但如果對教育多上心，依然可能為孩子的成長撐起一片安全天空。**美國作家J.D.萬斯在自傳《鄉下人的悲歌》一書中認為，自己能擺脱貧困的枷鎖，很大程度歸功於祖父母：萬斯出生於衰落的工人家庭，幼年父母離異，母親經常換男朋友、長期嗜毒、情緒波動大。慶幸的是，祖父母願意幫助他避開母親無休止的搬家與吵鬧，毫無保留地為孫子留出自家的安全空間，並明確指示出“上大學”這一希望之路。

書至最後，萬斯順利從耶魯法學院畢業。回首來路時，他發現，母親和周圍的鄰居們沉迷毒品、自甘沉淪，固然有個體選擇的原因，**但貧困其實早已寓於結構性問題之中：在地方經濟衰落的大背景下，逃離幾乎是貫穿鄉下人的命運主旋律。**逃離故鄉向外尋找機會、通過早婚遠離原生家庭，不僅顯現在祖父母的青春選擇中，也在姨媽和母親的人生中重演——而由此匆匆搭建起的年輕家庭又很大概率意味着下一代成長的混亂環境。

這不止是美國“鄉下人”們遇到的共性問題，也展露在黃素芳等跑路媽媽的部分經歷中。實際上，寄希望於家庭成員自發改善家庭養育環境，力量依然不足。多位專家認為，社會應當儘早介入干預。“如果只有城市人口、沒有農村孩子參與到國家建設中，我們這個國家是不完整的。針對貧困地區的兒童，應該從源頭上增加教育。”叢中笑認為，應當推動將兒童早期發展納入“十四五”規劃，中國的脱貧攻堅已經取得很大進展，今後還要在“扶智”上加大投入。

她建議，還要推動幼兒園教育的公平普及，將3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教育支持服務納入政府公共服務；推動將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相關內容納入家庭教育立法；加強網絡家庭教育的專業支持與便捷服務；建立貧困地區兒童家庭養育環境監測體系和生長發育監測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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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3000元進行早期干預，能否搶救國家未來？

世界銀行發佈的《2016年貧困和共同繁榮：戰勝不平等》報告指出，全世界半數貧困人口是兒童，兒童比成年人更有可能陷入貧困。而高效解決不平等現狀的首要戰略，是在童年早期投入兒童早期發展和營養干預。

全球範圍內，早期干預已有不少探索。美國推出了面向0-3歲幼兒的“早期開端計劃”以及針對處境不利的3-5歲兒童的“開端計劃”。英國推出了涵蓋免費學前教育、兒童保育、家庭支持等服務的“確保開端計劃”。巴西政府在直接向貧困家庭轉移現金的家庭補助金計劃基礎上，推出“關愛巴西計劃”以及“快樂兒童計劃”。墨西哥、印度也有類似項目實施。

在中國，專家們也在呼籲國家將對兒童早期發展階段的干預提上日程。盧邁介紹，2019年中國嬰兒死亡率為5.6‰，與美國5.79‰的嬰兒死亡率十分接近。此外，多數貧困縣的嬰兒死亡率非常低，説明中國兒童的生存權已經得到保障。然而，兒童發展的城鄉差距十分明顯。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幹部培訓中心副主任蔡建華指出，是時候將關注重心從兒童的生存問題轉移至兒童的發展問題上。

不可否認，社會干預存在侷限性，與兒童成長密切相關的原生家庭環境等問題難以輕易改變。但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副主任宋文珍表示，**母親跑路、爹死娘嫁等現象不在少數，監護責任也不能丟。**政府在提供家庭監護指導支持方面還須下大功夫，引導家長正確履行對兒童的養育、教育、保護責任，改變“孩子出生就是父母合格證”的認識。

宋文珍指出，一些西方國家在人均收入達3000美元時，建立起各種兒童福利制度，中國人均GDP已突破1萬美元，如何提高兒童的總體福利水平值得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父母失業，兒童面臨監護缺失，可考慮臨時救助、專項救助。政府還需要將助學政策、生活補助政策等碎片化的政策，統籌設計為一整套兒童福利保障體系。

**實際上，本土化的干預模式已開始在基層探索。**中國貧困農村地區普遍缺幼兒園，東北師範大學蓋笑松等專家組成的課題組對全國175個村莊調研發現，81個村莊沒有幼兒園，佔47.9%。貧困家庭將孩子送去鄉鎮讀幼兒園，往往意味着接送或房租、陪讀的額外成本，許多家長因此被迫放棄了孩子的學前教育。

為此，2009年起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起了“山村幼兒園計劃”，將貧困地區閒置村舍佈置為活動場地，通過培訓幼教志願者“送教入村”。截至2019年6月，1961所山村幼兒園已經在青海、貴州、湖南等省（自治區）落地，容納了近7萬名孩子。干預結果顯示：山村幼兒園的孩子在語言、認知、社會性等測評維度上均優於未入園兒童。

此外，針對撫養人育兒知識不足的問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從2015年起開始啓動“慧育中國·山村入户早教計劃”，通過“一對一”的家訪，針對農村6-36個月的嬰幼兒監護人提供每週一次的入户養育指導，而該計劃已在全國11個縣落地實施。

眼下的問題是：國家“十四五”計劃要不要儘快納入對兒童的早期干預？上述試點探索要不要提升為國家層面的行動？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克曼對甘肅華池的干預效果進行評估發現，接受家訪干預的84%的兒童表現好於對照組兒童，語言和認知能力方面最為明顯。經過計算，入户家訪將會增加參與者38%的大學入學率。在蔡建華看來，對照試驗已經證明干預的有效性，應加快推廣普及干預舉措，讓更多孩子享受到公平的教育資源。

而盧邁介紹，一個兒童一年的干預成本約3000元。****如果對貧困地區0至3歲的兒童實行社會干預，每年投入3000塊錢，個體一生的工資收入可增加約51萬元，提升幅度為11.2%。“國家現在3800多萬元學前教育的經費給誰了呢？我們現在80%多的孩子享受到學前教育，一個人差不多1萬塊錢，但是農村裏面1塊都沒有。”在盧邁看來，將大量扶貧資金用在修路等生產性的領域，不如投資兒童。學前教育到村，養育輔導到户，會更有利於解決中國農村的問題。

而從國家社會的角度看，對兒童早期發展的投資也將產生重大好處。全球跟蹤研究顯示，兒童早期發展階段每投入1美元，將獲得4.1至9.2美元的回報。赫克曼認為，投資兒童發展比投資青年和成人教育培訓更有效。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韓鳳芹指出，從公共投資和國家發展大戰略的角度看，兒童貌似是個體，但也是整個國家人力資本的提升的重要階段。

 如果不投入這3000元會怎樣？

盧邁認為，**經濟發展會受到影響，低發展水平的人恐難適應未來知識經濟的需要；部分孩子可能遭遇無法融入現代社會的挫折，從而滋生不安定的社會因素，甚至出現兒童犯罪問題。**此外，現在一個農村家庭大約2000元至3000元的收入來自純轉移支付，涉及醫療、養老等方面。此種補貼雖然必要，但隨着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難以持久。與其以後做再分配，不如現在投資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兒童，做預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