驍話一下:韓國“經濟總統”李健熙去世,三星帝國尚能飯否?_風聞
王骁Albert-国际关系观察者2020-10-28 20:55
大家好,我是王驍,10月25日,韓國三星前掌門人李健熙去世,享年78歲。6年前他因病卸下權柄,彼時給韓國留下的是一個市值2826億美元的三星電子,什麼概念呢?超過內蒙古自治區一年的GDP。此前講韓國的幾期節目我們聊過,政府扶持出的財閥,反過來影響了韓國方方面面,而三星就是財閥中的財閥。韓國人常説自己生活在三星共和國裏,因為三星的產品和服務包羅萬象,無處不在的覆蓋着韓國人生活。韓國人的一生有四件事兒逃不開,那就是呼吸、税收、死亡和三星。三星創始人李秉喆讓三星成為了一個財閥,而第二代掌門人李健熙把韓國打造成了三星共和國,如今舊王謝幕,隨着世界和韓國格局發生劇烈的變化,財閥在國內國際的生態位,同時受到挑戰,第三代掌門人李在鎔目前進退維谷,三星帝國尚能飯否?本期驍話一下我們就聊聊,李家王朝的成功與困局。
1895年,大清在甲午戰爭中慘敗,老大帝國畫皮被戳破,日本成功將中國擠出朝鮮半島,成了新宗主國,終結了朝清間268年的朝貢體系。1910年日韓合併,日本正式吞併朝鮮半島。這一年李秉喆出生了,在這個特殊歷史年份出生的他,彷彿一生都要在歷史的進程和個人的奮鬥之間博弈。李家位於嶺南地區,是一個年收1000石的鄉賢之家,祖上是兩班貴族。他父親熱衷於支持韓國獨立解放事業,門庭若市。李秉喆小時候讀了新式學校,後來留學日本,1931年因病輟學回家,之後開始創業。李秉喆的創業生涯可以説是一波三折,他很有商業天賦,但朝鮮作為日本殖民地,二等國土上的二等人只能為侵略戰爭服務,每每生意有了起色,就會被日本政策打斷。1945年,美國打爆日本,發明了大韓民國,首任傀儡李承晚和李秉喆的爸爸曾是獨立運動中的同志,本以為可以大幹一場,成立了三星物產,結果隨後爆發的朝鮮戰爭又打亂了節奏。1951年中美開始停戰談判,李秉喆才終於用此前積累的3億韓元,重建三星物產,終於可以好好做生意了。
當時韓國一窮二白,要啥啥沒有,全都要靠進口,所以這一時期韓國的主要經濟政策就是發展進口替代,什麼東西消耗外匯多,就發展什麼東西。這就是痛點,商人只管牟利,而企業家就是要解決痛點。首要問題就是解決生活必需品。當時韓國白糖進口依存度達到百分之百,1953年李秉喆創辦第一製糖,1956年韓國白糖進口依存度就降到百分之7。1954年,李秉喆又創辦了第一毛織,當時韓國每年要花1000多萬美元進口細毛紗,到1960年第一毛織就打破了外國毛料的壟斷地位,成為韓國第一大毛織企業。
李秉喆越戰越勇,韓國人要穿暖,也要吃飽,現代農業爆發的關鍵在於化肥,當時韓國化肥產量幾乎為0,進口化肥是韓國外匯流失最多的產業。但是對於後發工業國來説,化肥投資大,技術要求高。如果產能低,那價格就會高,如果產能高,那就要巨量投資。韓國如果要解決化肥自給自足,那就要以量取勝,薄利多銷,所以要投資就要投資一個超級化肥廠,一算,需要5000萬美元,當時韓國外匯儲備捉襟見肘,在李承晚的支持下,李秉喆去歐美借錢。這裏我們要説一下,其實當時韓國一直實行戰時税收,企業需要把利潤的百分之120都上交給國家,李秉喆順風順水那是和李承晚之間的關係。李秉喆在自己的領域裏面做出了成績,但是韓國整體還是落後,處在低投資,低生產,低收入的惡性循環中。朝鮮戰爭結束以後,和平的環境帶來的人口爆發增長,但是落後的產業結構導致失業率激增,過不下去了。所以李秉喆出國借錢的時候,韓國爆發四一九革命,把李承晚給推了。沒了李承晚,李秉喆覺得事業無望,去東京賦閒了。之後韓國更是一團亂。1961年,天降猛男,“愛捉人的高木同學”,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開始了他18年的獨裁統治。朴正熙為了維持政權穩定,對外實施親美反共的政策,對內鎮壓反對派,大力發展經濟。這一時期的經濟模式,叫做統制經濟。
作為李承晚扶持起來的老人,朴正熙對李秉喆是又愛又恨,他需要一個能搞經濟的企業家,但是他又不完全相信李秉喆。1961年8月,李秉喆回到韓國,幫企業家同行交了罰金,還把三家銀行上交給國家,當上了韓國經濟人協會會長,由於威望太高,他怕被捧殺,當了一年就辭了。之後為了化肥廠的事兒,他又被朴正熙政府坑了兩回。朴正熙支持李秉喆去搞化肥廠,美國人同意了,要求先建特別工業開發區,然後再批貸款,結果朴正熙撤銷了政府的支付保證,李秉喆被迫交了違約金。1963年,朴正熙再次提出希望李秉喆領銜弄化肥廠,李秉喆一開始是拒絕的,但是考慮到韓國真的需要化肥自主,於是硬着頭皮上馬,1966年就在化肥廠快要竣工的時候,某政治人物要求李秉喆交出化肥長3成的股權,老李拒絕了,結果不到一個月,工廠倉儲就爆發了管理問題,幾十噸糖精原料被包裝成建材走私。媒體反覆炒作,他的二兒子李昌熙作為化肥廠常務理事,被迫辭職,此後放棄繼承家業,只希望做好一塊業務。此後李秉喆把化肥廠上交給國家,自己也辭去三星會長職務,三星管理由長子李孟熙接手,但是他和父親那代老人不對付,三星陷入一片混亂,於是丟了“聖眷”。
化肥廠事件後,李秉喆知道,雞蛋不能放到一個籃子裏。他盯上了當時還是雛形的電子行業,打算給日本做配套。1969年,三星電子工業成立。一開始日本同行技術封鎖,韓國同行拒絕合作。不過這畢竟只是70年代的電子產業,不像現在那麼難,李秉喆應對方式我們今天都很熟悉,就是買國外產品,然後搞“逆向工程”,靠着三星旗下的“第一製糖”、“第一毛織”和"三星物產”的利潤反哺,三星電子扛過困難期,實現了技術突破,和21世紀初的Made in China一樣,當時“三星”的產品,多是主打性價比的山寨貨。
朴正熙政權獨裁維持了18年,他在全國推行政商合體的統制經濟和新鄉村運動,扶持起韓國製造業,縮小了城鄉差距,培養出產業工人階層。經濟上實行“出口導向”的發展政策,對具備出口能力的大型企業,給予了大量政策、資金、技術、原料等補助,貸款要多少給多少,還有出口補貼,大型企業就是這個時代逐步走向“財閥”,成了“大而不倒”的經濟支柱。朴正熙模仿日本戰時“40年體制”,以一代韓國國民為代價,成功將韓國從世界邊緣國家帶入半邊緣。而李秉喆胃口也不僅限於重化工和電器製造,三星開始涉及頂端研發。
1987年,李秉喆去世,他留下一個市值9000億韓元的“三星集團”。李健熙要完成的是“三星集團走向三星共和國”。李健熙是家中第七個孩子,在所有兒子裏排老三。從小接受日本教育,和父親一樣讀早稻田,畢業後去喬治華盛頓大學讀了MBA,然後回三星上班。往期節目我們説過,韓國是個沒經歷過全方面社會革命的國家,經濟上實現了發達資本主義,但社會和政治上,封建餘毒時不時就流露一下。對於李健熙這個沉默寡言的老三,其實繼位本來輪不到他,一開始也並非李秉喆心儀繼承人。
在“九子奪嫡”邏輯下,怎麼獲得父親青睞,是他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前面説到1966年三星走私案,長子李孟熙能力不足,失去了繼承權。但如果説長子問題是能力不足,那次子李昌熙的行徑,在老李看來就是“弒君”,化肥案風波過後,李昌熙權慾薰心,向總統朴正熙告發了父親的行賄小金庫,而李孟熙也被懷疑有告密之嫌。
一頓操作猛如虎,回頭一看二百五,李秉喆沒事兒,但是老大老二被逐出家門。老二遁走美國,老大自立門户,接手第一製糖,後來成為CJ集團,財閥的棄子也能成為財閥,什麼叫實力?老大有個女兒叫做李美京,投資了一部電影,揭露韓國的貧富差距與社會矛盾,名叫《寄生蟲》,2020年拿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當然,這都已經是題外話了。一番鬥爭,老三李健熙就成了最後的選擇。1974年,他主動請纓,希望收購在韓的美資半導體企業,為三星帝國加一塊磚。32歲的他打了一場漂亮的收購戰,成功收購美國kamco投資的韓國半導體,成為三星半導體部門的前身,1980年1月,三星電子工業和三星半導體正式合併為三星電子。而李健熙也正式被確立為三星繼承人。
1987年,李健熙正式出任三星集團會長,他的志向不限於韓國。李健熙先抓質量後抓創新,終於把三星打造成了一個品牌。他接班的第二年就宣佈“二次創業”,號稱“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得變”。什麼是二次創業?這要科普一下,這是商業術語,指企業高速發展後都遇到瓶頸,想發展,就要內部改革,也就是“戰略轉型”。不轉型會怎麼樣呢?不少企業常常滿足於舒適區,不想改變現有經營,最後就會被時代遺棄,比如諾基亞。這點上李健熙是個危機意識和行動力都極強的老闆。1995年三星手機因質量問題常被投訴,李健熙很有魄力,承擔一切成本,全部召回15萬部手機。之後改進管理,三星質量重新上去了。但是2016年,他擔子才卸了兩年,三星就造出了Note 7手雷,繼而演變成“電池門”,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李健熙時期,三星發展成了韓國製造、韓國經濟的名片,此時三星在韓國的地位已經非比尋常。目前三星電子股市市值400萬億韓元,韓國股市總盤2000萬億,佔了五分之一。什麼概念呢?9月初,A股總市值大約是63萬億人民幣,A股一哥茅台市值也就2萬億左右,只佔了百分之3。三星在韓國的地位用路透社的話説就是:李健熙雖然説話輕聲細語,但是他一咳嗽,韓國就會感冒。
三星影響力也不僅限於韓國,前些年三星是唯一能對抗蘋果的手機廠商,而蘋果的手機芯片和屏幕,也受制於三星。按照國際數據中心IDC統計,2019年三星手機出貨仍佔全球21.6%,世界第一,比2018年還有所增長,而華為17.6%,蘋果13.9%。
除此之外,三星還是半導體存儲領域巨頭,這個市場主要是日美韓三家唱對手戲。半導體領域中,DRAM內存和NAND閃存是目前最重要的存儲方式之一。兩大領域裏,三星電子分別吃下了百分之46和百分之35的全球市場份額。今年1月,三星華城芯片工廠發生停電事故,3月份又發生大火,當時川財證券認為:疫情疊加火災,再加上此前三星閃存工廠斷電等事故,可能導致存儲器持續漲價。玩硬件的朋友應該深有體會,三星每次出事故的時機都很巧妙,這個懂的都懂。
無論是國際,還是韓國國內,三星都舉足輕重,但是李健熙還是有很深的危機意識,他在2010年就説:“如果一不小心,三星集團十年後可能淪為小攤子。”沒想到,他進醫院後,李在鎔實際控制三星,處理“手雷門”應對失當,讓三星在中國徹底涼涼。三星在華市場,被國產手機全面瓜分,國際市場也開始受中國手機衝擊。到2020年第二季度,包括榮耀在內,華為出貨量比三星多了60萬台,佔了市場2成,奪得第一。芯片製造、DRAM內存和NAND閃存領域,以中芯國際、合肥長鑫和長江存儲為首,中企也開始奮力直追。實際上意味着,三星乃至整個韓國,都在面對中國全產業鏈的衝擊。與此同時,芯片製程已經發展到了5納米級別,人類可能過幾年可能將觸摸到芯片製造業的物理極限,現在擺在三星面前的又是一個未來的五岔路口。
最後還是要講講三星為首的財閥,對韓國國內的影響,我們2月15日驍話一下已經講過了,大家可以找出來複習一下。這裏再一次正本清源,首先我們要明白,財閥沒有控制韓國,韓國國民年金是各大財閥的大股東,是真正控制財閥的。但是首先,很多右翼總統本身就傾向於保護財閥,而財閥和韓國經濟綁定,所以政府也不會無端端去打擊財閥。這就造成了一種韓國財閥控制國家的錯覺。但是在韓國國內,以三星為首的財閥體量過於龐大,對整體發展已經產生了負面影響。韓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略有不同,20世紀80年代世界走向新自由主義,包括社會主義中國在內,各國都在減少政府幹預市場,但韓國還在實行“特色國家資本主義”,熬過軍政府管控的財閥也紛紛抬頭,開始干預不成熟的韓國民主政治。80年代前10大財閥營收佔GDP一半,中小微企業只能賣炸雞冷麪。
政商勾結的結果就是企業無序發展,政府無限兜底,強令銀行發貸,以民為柴燃起經濟發展的引擎。1983年韓國製造業的整體負債水平在百分之360上下,而作為財閥中的財閥,三星負債率高達百分之567左右。韓國人民創造的財富,成了財閥發展的潤滑油,而且由於這種政商勾結式的經濟發展模式,過度依賴國際市場和美元,導致韓國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傷筋動骨。1990年之後20年間,韓國收入不平等水平猛增了六成。我們都知道,有錢人再有錢也不可能一天吃30頓飯,消費帶動作用非常有限,同時財閥發展到極致,創造的就業也難以有效增長,投資下去了國家經濟卻在空轉。2008年金融危機後,韓國經濟雖然從2014年開始恢復,但是根據《世界僱傭趨勢報告》顯示,韓國出現“就業無恢復”現象,而且近些年失業率總體還呈上升趨勢。年輕人的就業環境更加惡劣,2018年25-29歲年輕人佔總失業人口五分之一。除此之外,韓國還打出了“工資無增長”、“分配無增長”的debuff。等於經濟增長和普通人無關,那韓國增量是從哪來的呢?當然是財閥!不完善的再分配機制,帶來了極強的馬太效應,富者愈富貧者越貧,一般人只能去做臨時工和個體户。為了打擊財閥,進步派文在寅此前對三星重拳出擊,讓李在鎔吐出了1萬億人民幣,成為三星史上最大投資計劃,2019年就業同比增加51萬人,創了5年記錄。其實任何國家發展到了這一步,都要設法解決“再分配”的問題,如果放任財富流向社會極少數人手中,結果只能是剩下的絕大多數人內卷加空耗。
今年的《寄生蟲》大家都看過了。市場競爭和經濟結構極度不公平、不合理,讓韓國經濟在懸崖邊上走鋼絲。疫情就是場潮水,潮水褪去後才能發現誰在裸泳。雖然文在寅管控得力,第三季度GDP環比增長1.9%,但同比還是萎縮1.3%。所以説經濟發展的實質是什麼?必須要普惠大眾,這才是國家基本盤。
説了這麼多三星,那三星之於韓國,到底有什麼意義?作為韓國最大財閥,其實三星未來早已和韓國國運綁定,你很難想象三星崩潰,韓國卻能獨善其身的場面。事實上政府控制的韓國國民年金工團,NPS,早已是三星電子第一大股東。三星作為家族企業,已經是字面意義上的富可敵國。但是三星集團的發展,既是政府不斷傾斜的結果,也過度依賴商業天才和時運,這種“人治”以及“撞大運”式發展在當代社會明顯不長久,畢竟沒有人能保證接班人就能是個“守成之主”。
而且以國民血汗鑄就的財富和權力,過度集中於一家一姓,決定了李家一定是全國針對的焦點。不如把最高管理權上交韓國政府,自己保持一定股份和部分領域管理,讓優秀人才去運營管理,李家退而吃股息,低調處事、與國同休,那風險要低得多。中國有句老話叫“貪者必貧”,李氏三星過於追求企業的控制權,最後被精準捉人的文書記丟進監獄,又何苦來哉?所以對於三星為首的財閥家族企業來説,最好的選擇就是模仿歐洲,逐步國有化,納入經理人制度,分離股權與管理,讓這些企業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國企”。
韓國從1950年代開啓高增長,6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還只有80美元,到70年代就已經是“新興工業化國家”,1995年GNP超過1萬美元,直到21世紀初才放緩,成為人類歷史上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之一。靠的是政府市場高度綁定,產業戰略精準,外加經濟全球化,把自己高度嵌入世界體系中。但是國際大環境的當下,是以特朗普為首的老白男搞“逆全球化”,而韓國卻開始面臨後現代社會的惡果,巨型企業都會汲取過多資源,人口負增長老齡化,學生甚至要來中國讀大學,説到底,太捲了。所以其實韓國比日本更需要“東亞自貿區”,這一點我們在2020年6月17日驍話一下也提過。
一方面,韓國全產業鏈都面臨中國挑戰,但中國趕超也需要合理規劃和時間。自貿區如果逐步實現,一定意義上可以協調三國各自產業定位,避免過度競爭;同時,三國市場廣闊,在“逆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可以實現東亞“內循環”。只有這樣,東亞才可以成為東亞人的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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